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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成为论文：重新定义（“科学成果”——对话中国科学院院士于贵瑞）
数据成为论文：重新定义“科学成果”
——对话中国科学院院士于贵瑞
在人类科学发展的漫长历程中，科研成果的表达与传播方式始终在演化。从口头传授到手稿传抄，从正式期刊的诞生到如今数字化的即时传播，每一次载体的变革都深刻重塑了科学发现的路径与科学合作的模式。
日前，我国首本英文数据期刊《数据快报(英文)》正式创刊发布。该科技期刊定位为顶级综合性数据出版平台，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主办，中国科学院院士、生态领域战略科学家于贵瑞担任主编。此外，2026年中国科学院还将创办一系列不同领域的数据期刊，它们将与《数据快报(英文)》共同组成数据期刊集群，为科学家提供快速分享数据成果的渠道，搭建起连接国内外的一流科学数据交流与传播桥梁。
《数据快报(英文)》的创刊，并非仅是期刊方阵的简单扩容。它指向一个更深层的时代命题：当科学数据从科研“副产品”跃升为与论文同等重要的战略性成果，学术表达体系又该如何变革？围绕这一命题，记者与于贵瑞院士展开对话，请他深入阐释“论文或论著”与“数据论文或产品”并行发展的时代必然。如于贵瑞所言：“如果说过去一个世纪论文是记录人类科学发现的重要载体，那么未来一个世纪，人类将必然用数据与论文共同书写科学史的新篇章。”
论文不再是唯一终点，科学成果需要多条腿走路
数百年来，科学家竞相追求发表论文，学术优先权、职称晋升、学科评价锚定于此。然而，当科学数据被赋予“成果”地位，能够像论文一样发布、共享、引用时，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浮出水面：我们是否正在经历对科学成果定义权的重新定义？从“论文为王”到“数据并举”，这究竟是一次边界的延展，还是一次内核的重塑？
记者：您提出科研成果正从“论文唯一载体”走向“论文与数据并行”的新时代。对科研人员而言，最直接的一个焦虑是：如果数据也能作为独立成果发布，这是否意味着传统论文的地位将被稀释？两种成果之间是什么关系？
于贵瑞：这不是地位稀释，而是内涵扩容。论文传播的是“发现了什么”与“认知了什么”，它承载着人类对世界的解释与理论建构；数据论文或数据产品则精准传播的是科学观测的确切结果、可供挖掘新知的“原始材料”，以及系统整编的科技信息。两者承担不同使命：论文提供认知结论，数据提供可复用的证据链。并行发展意味着科学成果从“结论发布”延伸到“证据发布”，让知识生产的全链条都能被看见、被检验、被复用。这不是谁取代谁的问题，而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终于同时获得了学术承认。
记者：现代科学数百年形成了一套高度制度化的模式——“提出问题—实验观测—分析论证—发表论文或专著”。在这个链条中，数据长期处于“幕后”。现在要把数据从幕后推向台前，最大的观念障碍是什么？
于贵瑞：最大的观念障碍，恰恰在于这个经典模式太成功了。数百年来，无数学者的思想光辉通过论文体系汇聚成璀璨星河，照亮了人类认知世界的道路，这使得人们下意识地将“成果”等同于“论文”。但过去一个世纪，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这幅图景正在发生深刻改变：科学数据与科学论文双重爆炸式增长，还原论、整体论、系统论、实践论等多元科学思维走向大融合，自然科学已从“象牙塔”走向服务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伟大实践”前沿。在这种变革中，继续将数据视为论文的附属品，无异于用旧地图寻找新大陆。
记者：“数据论文”这个概念，让很多一线科研人员既兴奋又困惑。大家比较关心的是：发布数据论文能否像传统论文一样，获得切实的学术认可？在职称评审、项目申请中，它能成为“硬通货”吗？
于贵瑞：这正是我们推动新型数据出版生态系统的核心关切之一。科学数据长期以来被视为“初级产品”或“副产品”，正是因为它缺乏独立的成果身份和规范的引用评价通道。Data Express期刊群的创建，目标之一就是让数据成果如同重磅学术论文一样，通过国家级平台获得应有的学术显示度与国际传播力。当数据论文拥有了规范的标识注册、标准引用和影响力评价体系，它在学术评价中的“硬通货”属性自然会建立起来。这不是某个机构的一纸文件能解决的事，而是需要基础设施、评价标准、学术共同体共识三者协同推进的系统工程。我们正在铺设的就是这条轨道。
数据用不起来，再多的投入也是沉没成本
任何一场深刻的学术变革，都不是凭空发生的。从国家战略资源的全球竞争，到人工智能对“算料”的饥渴需求，再到开放科学对“可重现性”的严苛要求，三股力量正在从不同方向挤压传统的成果表达体系。问题在于：这些驱动力究竟是口号，还是已经让科研人员感受到切肤之痛的现实压力？
记者：您谈到国家层面需要高水平的数据成果发布平台。现实是，我国大科学装置、野外台站网络产出的海量数据，大部分仍处于“存得下来，但发不出去；发得出去，但影响力不够”的困境。这个困境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于贵瑞：三者皆有，但核心是缺一套完整的、与国际接轨的数据出版与传播基础设施。缺平台，意味着高质量数据没有匹配其价值的展示窗口；缺标准，意味着数据成果的规范描述、质量控制和同行评议尚未形成公认范式；缺意愿则是前两者的必然结果——当科学家的数据贡献无法被有效记录、引用和回报时，共享动力自然会衰减。这恰恰是我们启动Data Express的关键动因：为国家级战略数据资源提供与之匹配的出版渠道，让数据贡献者获得应有的学术回报，形成“生产—出版—复用—再创造”的良性循环。
记者：您刚才提到一个更深层的概念——我们不仅需要数据出版平台，更需要对“数据”本身正本清源。在推进这项工作时，重新厘清“数据是什么”为何如此重要？
于贵瑞：因为如果不厘清这一点，讨论就容易滑入“数据就是计算机里的0和1”这种技术化、窄化的理解。在更广阔的科学语境中，“Data”一词源于拉丁语“datum”，意为“被给予的事物”。其核心含义是“为参考、分析或决策而收集起来的事实、信息或统计资料”。它可以呈现为数字、文字、度量值、观测结果乃至对事物的描述——简而言之，数据是我们用来分析研究，并从中获取新认知的原始材料。当这些经过科学设计、严谨采集与系统整编的“原始材料”本身被赋予成果地位，能够像论文一样被发布、共享、引用和评价时，我们谈论的就不是一个技术升级问题，而是一个崭新的学术交流纪元的到来。正本清源，是为了让学界意识到：数据出版不是“多了一种出版物”，而是科学成果内涵与外延的一次重新定义。
记者：“AI-Ready数据”是当下热门词，但一线科研人员更想知道一个实在的问题：我的数据如果不做成“可机读”的形式，会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价值？这种压力是真实的，还是被夸大了？
于贵瑞：这是真实且正在加速的压力。未来人工智能的国际竞争，本质上也是高质量数据资源的竞争。再先进的大模型，若无大规模、高标准、可计算的数据作为“燃料”，也无法产生可靠的科学发现。“AI for Science”的核心路径是“高维数据+物理模型+神经网络”深度融合，实现从传统模拟预测到智能生成创造的飞跃。传统论文中的数据描述，机器难以直接读取和计算，如同让一个高速引擎去烧未经提炼的原矿。数据论文的使命，恰恰是把科学数据高效转化为可计算、可复用、可机器理解与训练的“AI-Ready”资源，让它成为“机器可读的科学知识载体”。如果你的数据无法被机器高效获取和理解，在AI驱动的科学发现流程中，它很可能会被绕过、被忽略。这不是未来威胁，这是当下正在发生的筛选机制。
建平台易，建生态难，关键在于让数据“活”起来
建设一个数据出版平台相对容易，构建一个让数据真正流动、复用、增值的全球知识生态，则是完全不同的挑战。Data Express提出了三个核心定位和“四个一体化”的蓝图，从刊群矩阵到技术平台，从专家网络到学术共同体。但理想丰满，落地几何？科研人员更关心的是：这个生态系统最终能给我的研究带来什么实际的便利和回报？
记者：Data Express的愿景中，有三个核心定位：国家重大数据成果的首发平台、驱动开放科学运转的关键枢纽、国际学术交流与数据外交的重要窗口。这三个定位之间是什么关系？
于贵瑞：这三个定位是递进且互补的。首发与汇聚平台解决的是“数据有处可发”的问题，这是基础；驱动开放科学运转解决的是“数据发了有用”的问题，这是核心——我们致力于推动科学数据从“保存”走向“共享”，再从“共享”迈向“复用”，促成“数据生产者—数据出版者—数据使用者”三方协同共赢的良性循环；国际交流窗口解决的是“数据有全球影响力”的问题，这是目标——坚持国内与国际稿源并重，让世界看到中国不仅是科学数据资源大国，更将坚定不移地迈向科学数据出版强国。三者缺一不可。只做首发而不激活复用，就是静态仓库；只谈共享而没有国际话语权，就难以吸引全球优质稿源和合作。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记者：过去，论文发表后，数据不可得、代码不可见、模型不可验证，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可重现性危机”。Data Express明确要构建“数据—软件—模型—论文一体化”的新型立体化传播体系，那么，如何从制度设计上确保这种一体化不是“拼盘式”的简单捆绑？
于贵瑞：关键在于平台一体化的技术贯通。我们依托数字出版引擎、科学数据银行、国家科技资源标识等基础设施，把数据存储、标识注册、开放出版、国际传播与学术评价的技术全流程打通。这意味着，一篇数据论文的发表，不是孤立地上传一个文件，而是连带其背后的数据产品、分析软件标识、算法模型链接，共同构成一个可追溯、可验证的完整支撑链条。这不是事后拼凑，而是从提交流程的一开始就被作为整体单元来处理和评议。评审者可以同步审视数据质量、方法逻辑和结论之间的自洽性，这在制度层面就为“可重现性”提供了保障。这是确保科学严谨性、缩短创新周期的关键制度设计。
记者：当前，很多科学家对数据共享仍心存顾虑——怕被抢发、怕被滥用、怕投入巨大心血的数据库被“搭便车”。Data Express在保护数据生产者利益和激励开放共享之间，如何找到平衡点？
于贵瑞：这个顾虑非常真实。我们的设计逻辑是“以确权促共享”。首先，数据论文的发表本身就确立了学术优先权——你的数据集通过同行评议正式出版，带有时间戳和数字对象标识符，这就是你作为数据创造者的学术身份证。其次，我们致力促成“数据生产者—数据出版者—数据使用者”三方协同共赢的良性循环：使用者必须规范引用，引用将被追踪记录，记录将转化为可量化的学术影响力。当数据贡献能被看见、被计量、被回报时，共享就不再是单向的付出，而是一种能带来持续学术回报的战略行为。
我们期待实现的愿景是：让每一份凝结着智慧与心血的高价值科学数据，都能被发现、被共享、被引用、被传承，让数据论文与产品成为连接科学家、连接学科、连接世界的新语言和新纽带。这既是应对范式变革的必然选择，也是为开放科学与人工智能赋能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与工程创新，贡献中国力量、中国产品与中国智慧的必由之路。
(本报记者 崔兴毅)
功能特点
中新健康｜《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发布，新增药品品种116种}
北京7月9日电（记者张静）今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正式对外公布。此版目录共纳入794种药品，其中化学药品与生物制品合计476种，涵盖791种剂型及1355个规格；中成药部分则收录318种，包含544种剂型与888个规格。新版目录定于今年9月1日起全面施行。当天下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就相关细节进行解读。
作为医疗机构药品配置与使用的核心依据，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更新始终紧跟时代步伐。伴随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居民健康诉求不断提升，以及药品研发领域的持续突破，临床用药格局已发生深刻变革。为更精准地回应民众基本用药需求，对原有目录进行适当的修订与优化已成为当务之急。
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在发布会上透露，本次调整在药品品种层面颇具亮点：新版目录新增116种药品，其中化学药品与生物制品新增68种，中成药新增48种；同时，原目录中的2种化学药品及生物制品被调出，中成药则无任何品种遭淘汰。值得注意的是，结核病防治用药的表述被统一归纳为“结核病用药”，不再单独列出具体药物名称。
在剂型与规格的优化上，新版目录同样动作频频：新增药品品种合计增补剂型175个、规格260个；原目录内保留的134种药品也获得了剂型与规格的扩充，累计增加剂型161个、规格200个。此外，保留药品中还有75种剂型及100个规格被移除，主要源于批准文号注销、临床使用率偏低，或已被其他同类药物所取代等因素。
目录规范性方面，本次修订参照世界卫生组织国际通行药物分类准则及国家药品标准的最新变动，对部分分类与剂型规格的表述进行了统一规范；同时，依据药品注册信息的实际变化，将2种药品从化学药品类别划转至中成药类别。
经此番调整，新版目录的覆盖范围已广泛触及各疾病系统的临床主要病种。其中，化学药品与生物制品能够针对世界卫生组织所载的1180种国际通行疾病分类提供用药方案，中成药则覆盖了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中归纳的63个功效类别。初步估算显示，新版目录药品在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品种使用总量中的占比达到71%，基层、二级及三级机构的基药使用占比分别为78%、74%与65%。这些数据充分印证了基本药物在临床实践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其应用的广泛性与普遍性。
使用说明
中《新网评：别再编“爽文”蹭》王虹流量了
北京7月30日电（记者邵萌）近日，《广西日报》刊发的一篇关于菲尔兹奖得主王虹的长篇报道——《王的猜想》，在网络上引发热烈反响，俨然重现了“洛阳纸贵”的当代盛况。
细细品读这篇报道，它并未刻意追求煽情效果，而是以一种从容的笔触，娓娓道来王虹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其中既有自我怀疑时的迷惘，也有遭遇挫折时的迂回徘徊；既有对数学历久弥新的热忱，又有专注笃行的恒心，以及身边师长亲友的扶持与引领。
恰恰是这种尊重成长轨迹中复杂性的视角，这种摒弃了预设剧本的真实感，激起了大众的广泛共鸣。
自获奖消息传出后，有关“王虹在北大期间未受重视”“数学院未为其出具推荐信”等种种说法便在网络上发酵。对此，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近日正式回应：王虹系该院2011届49位优秀毕业生之一；她赴法深造时，曾获得多位教授的推荐信；按其学业成绩完全具备保研资格，但由于她已决定出国深造，故未参与保研流程。
王虹的经历，绝非“天才遭际不公而后逆袭翻盘”的套路化叙事。从某种角度看，《王的猜想》能在全网形成刷屏效应，本身就是对网络杂音的一种强有力回应。一位网友的评论颇具深意：“有些沉静的东西，终究能够穿透喧嚣，直抵人心。”
科研从来不是一篇爽文，治学之路本就没有那么多充满戏剧性的反转。一位数学家从基础训练到攻克前沿课题，往往要经历漫长岁月的积淀——这条路上，有日复一日的潜心钻研，有屡战屡败后的执着坚守，也有来自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悉心引导与鼎力支持。这些真实而具体的细节，远比任何刻意制造的矛盾冲突更具感染力，更能打动人心。
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为非此即彼的归因，无疑是一种过度简化。人才的成长从来都是多方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每一个阶段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如今，流言已随澄清而消散，《王的猜想》却依然激荡人心，这恰恰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真实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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