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总该有一次把脚步交给昆仑。那不是一座山，而是一道大地隆起的脊骨，扎进了风雪和冰川的深处。你站在它脚下，心会被一种说不清的力道按住——不是因为它高得让人仰望，而是因为它稳得让人不敢喧哗。那是一种沉静的力量，像一位不言的老人，沉默千万年后，依然能把你的呼吸调慢半拍。它被称为“万山之祖”，不只在典籍里，更在和田大地尽头铺展的秩序中——雪峰之下、戈壁之上、草场之间，昆仑像一位不动的坐标，悄悄标定了整片土地的纬度。

走进新疆昆仑山景区，辽阔就不再是形容词，而是可以踏进去的实景。沿着315国道一路向南，策勒县的村庄和戈壁在车窗外一帧帧掠过，直到板兰格草场忽然在眼前摊开。海拔三千米之上，雪山与草原猝然相遇——一边是刀锋般冷峻的天际线，一边是牛羊缓步踩出的柔软起伏。站在地乳峰观景台，180度昆仑横陈眼前，你才明白：这是一座不能只靠眼睛读懂的山。你得慢下来，让风灌进山谷的回声落进耳里，让戈壁滩被太阳晒透的土腥气钻进鼻尖，看云在山腰如何徘徊不去，看阳光如何在雪峰上缓缓铺展，像有人把一把碎金轻轻撒在山顶。这时候你才懂得：昆仑的辽阔，是可以走进去的。

在和田，昆仑从来不是背景板，而是主角。城市、村庄、河流、道路、草场，都像围绕着它展开的章节。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于阗佛教文化，三脉在此交汇，织成了这片土地最厚重的底色。昆仑文化研究中心静立于此，昆仑文化论坛年复一年如期举办，不为热闹，只为这一脉精神需要有人接住、传下去。昆仑像一位沉默的长者，不喧哗，不张扬，却让整个地方有了骨架、有了气场、也有了故事。千百年来，人们从未停止讲述它，神话与史诗一层层叠加上去，让这座山本身，就是一部不断被书写却始终沉默的经典。

“一座昆仑山，半部神话诗。”这句话放到今天，依然沉甸甸。昆仑之为昆仑，不因其高、因其大，而因其身上天然带着故事感。很多山是地理，昆仑是文学；很多地方是风景，昆仑是想象。它串起了国人对山河、神灵、秩序和远方所有的浪漫。古人写它，写的不是一座山，而是一种精神向上、向远、向高处的方向去。那是一种不满足于眼前的气魄，一种要把天地纳入胸中的雄心。脚下的石砾可能被西王母的传说磨过，目光所及的山脊可能被周穆王的轮辙碾过。神话不是装饰，是这座山的骨血。

和田之所以动人，恰恰在于它把神话感和生活感放在同一个空间里。你可以在上午仰望昆仑的雪峰与云海，下午坐下来吃一碗热腾腾的抓饭，晚上再在街边要一串刚出炉的烤肉。生活也不是低到尘埃里的。它们就在这儿，安安稳稳地并排站着。昆仑山脚下的美食，有它自己的分量。碗大的烤包子，外皮焦香，内里滚烫；一碗酸奶，清爽解腻，像给味蕾降了一场薄雪；还有传承了一千多年的“唐”粽子；一盘手抓肉，肉香扎实，嚼劲十足，吃的也是当地人那种豪爽踏实的生活态度。以及新疆最正宗的盐水烤肉——炭火香一冒出来，整条街都有了灵魂。当你从和田策勒的草场走进昆仑，山脚下的人间烟火，都以热忱迎着你。吃饱了，心就安了；心安了，山就住进来了。

我见青山多妩媚，今日方知我是我。很多人旅行，是为了看见世界。你到了这里，往往会顺便看见自己。在城市里待久了，人被各种信息推着走，每天都像赶路，心却未必在前行。到了昆仑山脚下，你会突然慢下来——环境本身在告诉你：别急，先抬头看看。昆仑的“高”，会把人的目光带上去，也把心往上提一提。你开始思考平时没空想的问题：我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什么才是真正值得坚持的？一盘抓饭、一碗酸奶、一串烤肉，又会让你觉得答案其实不必复杂。但一口热饭、一阵山风、一段路途，已经足够把人重新安顿好。你望着昆仑，昆仑也望着你。它安静地站在那里，像一面巨大的镜子——映出你的急躁、疲惫、渴望，也映出心里那一点还没被磨平的勇气。

人这一辈子，一定要去一趟昆仑山。因为它够大，能装下你的疲惫；够高，能抬起你的眼界；够远，能放大你的格局；眼下焦虑的许多事，放到时间长河里，不过是一阵风。它从新疆的草场延伸到青海的雪峰，从西王母的瑶池延伸到今天的你我脚下。需要你把脚步放慢、把心打开，才能接住那份震撼与安定。作者：陶拴科 孙莉萍 徐安芬，图片来源：和田地区融媒体中心供图，视频来源：策勒县融媒体中心。

　　北京时间7月23日晚，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虹、邓煜摘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该奖项，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菲尔兹奖中收获两枚奖章。

　　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位，以奖励当年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是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

　　两位获奖者曾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以下简称“北大数院”)。一届双奖，带给中国数学哪些思考？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北大数院原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继平。

　　历史突破，鼓舞人心

　　记者：王虹和邓煜双双荣获菲尔兹奖，放在中国数学发展史中来看，这次突破意味着什么？对中国科研界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张继平：这是中国数学的历史性突破，具有里程碑意义。

　　从历史上看，从大陆走出去或在本土成长起来的数学家，曾取得过很大的成绩，有的甚至做出了顶级的重要成果。比如上世纪50年代，吴文俊先生在拓扑学取得了重大突破，应该说就是菲尔兹奖量级的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获奖，令人遗憾。

　　改革开放以来，大家都憋着一股劲，想尽最大努力做出重要成果，为世界数学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的确有一些成果走到了世界最前沿，像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冯康先生的有限元方法、廖山涛先生在微分动力系统领域的工作等等。但能不能得奖，因素很多。我们一直有一种感受，就是必须做出更大的成绩，让别人无话可说。

　　这一次，王虹与合作者证明了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谷猜想，邓煜与合作者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突破，这些都是数学研究上的重大进展，得到了全世界数学界的公认。能得菲尔兹奖，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两人同时获奖，全世界也没有几个国家能做到，这给整个华人数学界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它证明，只要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做最前沿、最重要的研究，我们完全可以取得比别人更大的成绩。

　　记者：王虹和邓煜同为2007年北大新生：王虹经高考进入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大二转入数学科学学院；邓煜高中时期获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保送北大。他们的成长路径不同，最终都拿到菲尔兹奖，这对我国基础人才的培养有什么启发？该如何让更多的王虹和邓煜涌现出来？

　　张继平：数学研究需要天赋，但更重要的还是后天的努力。艰苦的磨炼和努力，是取得重要成就的唯一途径。想靠天赋走捷径，是没法取得真正成绩的。

　　王虹从地空学院转到数院，在北大的四年极其用功，特别有定力。这种坚持和刻苦的品质，值得广大同学学习。

　　邓煜是奥赛金牌得主，无疑非常聪明。他也是非常刻苦的——他付出的努力超过了常人，这一点被很多人忽视了。他在北大两年扎实学习基础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获奖后他自己也肯定了这一点。

　　要让更多的王虹和邓煜涌现出来，选拔人才的渠道应该更宽一些。过去除了奥林匹克竞赛这条路，中学生直接升入大学的途径很少。现在国家放宽了政策，允许从中学选拔人才直接进入大学，这是很好的举措。不拘一格选才、因材施教育人，本来就是中国教育思想中非常重要的经验。但目前选才的渠道还不够宽，参与的面还不够广，像从中学选拔数学人才，不应仅限于一两所大学，国内排前十几名的大学数学院，都应该允许试点。渠道多了，就更容易发现和培养出更多杰出人才。

　　群星闪耀，因材施教

　　记者：1998年到2008年，您担任北大数院院长。数院1999级到2001级本科生被称为“黄金一代”，后来的2007至2010级也有“白金一代”或“新黄金一代”的说法。这些称呼从何而来？

　　张继平：“黄金一代”的叫法，不是我们自己提的。1998年前后，我们有一个判断，觉得学生从入学到做出惊人成绩大概需要10到15年，而1999、2000、2001这几级的学生成长得比预想还快。到2010年前后，张伟、恽之玮、朱歆文等人已经在国际数学舞台脱颖而出，拿了不少奖项。普林斯顿大学的张寿武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张伟、袁新意、恽之玮、朱歆文……他们可以对数学作出划时代的贡献。”这几届里有六七个人特别强，走到了世界数学最前沿，他们被称为中国数学的“黄金一代”，我一直认为他们的研究工作是菲尔兹奖量级的。

　　后来邓煜、王虹、苏炜杰、唐云清、余越和孙鑫等一批2007级的学生取得了新的杰出成就，又有人称他们为“白金一代”或“新黄金一代”。其实，标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能给大家鼓励和启示，让更多人沉下心来，脚踏实地做研究。

　　记者：从“黄金一代”到“白金一代”，人才成批涌现，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有哪些宝贵经验值得借鉴？

　　张继平：1998年，北大数院提出，用10到15年建成世界一流数学学科。为此，我和主管教学的副院长郑志明院士一起制定并实施了北大数学“黄金一代”培养方案，推出了一系列举措，总结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是发扬北大数学学院几十年来的育人传统。比如北大数学1954级，学生来源广、程度参差不齐，但在时任系主任段学复和江泽涵、程民德、丁石孙等先生的努力下，那一级培养出了7位两院院士和许多重要人才，我们称之为“1954级的辉煌”。我做院长时，就是要好好学习和继承发扬这种扎扎实实培养学生的传统。

　　第二，创新培养模式，推动课程和教材改革。我们首先延续了北大数院建立之初提出的“3+5”培养模式，即前3学期不分专业，夯实通用数学基础，后5个学期自由选择细分方向，给予学生充分选择权。同时，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和学生要求，不断总结，改进完善。从2003年起，“3+5”模式进一步改进为“4+4”模式，并放开名额控制，允许三年级学生在修完学院某一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与学分的前提下，一年时间内在院内调换专业、自由选择毕业出口。我们还大规模加强课程体系改革和教材建设，删减过时过难的内容，打造了北大数学“黄皮书”系列教材，现在这套教材已经成为全国高校数学的经典教学参考书。

　　第三，因材施教，激发主动成长。我们特别强调“独立生活、独立学习、独立思考”。以低年级讨论班为抓手，从自愿报名的学生中选拔，组成两个班，每个班不超过30人，我和郑志明各带一个。讨论班既让学生了解数学理论来源和国际前沿，也重点锻炼学生的组织能力和协作精神。同学们后来自发组织小组讨论班，自己管理本科生阅览室，王虹等人就常去那里自习。关键的一点是，我们不贴标签，参加讨论班的学生没有任何特殊待遇，所有普通学生要学的课程他们必须学好，扎扎实实地全面成长。

　　第四，增强师资力量，营造宽松自由、国际化的学习和研究环境。我们持续引进大批海内外一流学者，如田刚、鄂维南、许进超等，他们每年回北大开设1—3个月短期课程、讲座等，拓宽学生视野；邀请30多位包括菲尔兹奖、沃尔夫奖得主在内的数学大师来访、作前沿报告，促进学生与国际顶级数学家的交流。这些举措成系统地坚持了多年，人才成批涌现也就水到渠成了。

　　沉心静气，再攀新峰

　　记者：王虹和邓煜获奖后，中国数学在当前国际数学格局中处于什么位置？

　　张继平：过去，中国数学是长期追赶，如今在部分领域已经实现并跑甚至领跑，今后几年仍会保持这种态势。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们还需要迈入一个更高的新阶段。

　　放眼世界数学的发展，一个数学强国要在数学的国际前沿产出一批重大研究成果和理论突破，还要拥有一批国际公认的数学大师，建立起数学领域的前沿学派，开拓全新数学理论、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引领世界数学的发展，吸引一批人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前进。这次拿到大奖，意味着我们在现有理论体系内做出了顶级工作，但我们的原创理论还在培育阶段，在建立前沿学派上仍需继续努力。

　　这些年，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持续加大对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支持力度，特别是教育、科技、人才一起抓，给我们创造了非常好的环境和条件，这也正是我们不断追赶并实现突破的底气所在。

　　记者：中国距离在本土完成菲尔兹奖级的成果还有多远？为此我们需要付出哪些努力？

　　张继平：我个人很有信心。从王虹、邓煜2007年进入北大算起，到现在差不多20年。我认为，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恐怕不一定再用20年，我们就能从本土培养出菲尔兹奖获得者，登上世界数学的最高舞台。

　　立足本土培养顶级数学家，我们已经迈出了很好的步伐。包括北大在内的国内很多顶尖高校，都有一批45岁左右甚至更年轻的数学家，已经走到了国际研究的最前沿，有的还是领跑者。我相信，在他们的培养下，学生在国内完成研究生阶段学习，然后取得顶级成果，是完全可期的。

　　人才不断成长，需要科研环境的持续改善。首先体现在育人理念的更新上，国内一流高校都应制定具有本校特色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案。同时，数学是最国际化的学科，全世界研究相同的问题、得出相同的结论，特别需要相互学习和合作，否则很难取得顶级突破。因此，我们要更坚定地推进国际合作与交流，坚持“请进来、走出去”，搭建高水平科研平台，支撑顶尖数学家的全链条自主培养，为青年人才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

　　尤其需要正视的是，学界目前仍存在“唯帽子”“唯论文”的问题，“以刊评文评人”的心态根深蒂固。我们应该引导大家沉下心来做真正能改变学科、引领学科的一流工作，扶持那些心无旁骛深耕重大难题和创新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也常常和青年学者说，职称、待遇、头衔应当是做出真正一流成果之后自然到来的结果，不必本末倒置，去追逐各类帽子。

　　记者：这次获奖在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社会上也有各种声音。您如何看待外界的这些议论？对于数学界的同行和青年学生，您有什么样的期待和寄语？

　　张继平：获奖消息传来后，数学界非常振奋，同时难免有各种各样的议论。但是对一个数学家、一位老师、一名青年学生而言，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地学习、教学、搞科研，才是我们能做而且能做好的事情。对于社会上的舆论，大家可以去了解，但不必太在意。关键是要脚踏实地，做出更好的成绩，这才是对学校和国家最好的回报。

　　这些年，我总和年轻人说，要沉下心来，别人怎么样评价是别人的事，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是自己的事，完全可以做得更好。要做得更好，就必须吃更多的苦，流更多的汗。没有那么多精力顾及杂事，要做的就是教好学生、上好课、做好科研，这样我们才能扎扎实实一步一步往前走。

　　我们已经并将继续总结我们在杰出人才自主培养全链条每个环节的经验和弱项，进一步改进理念，注重细节，把因材施教、不拘一格培养人才做得更好。我们在强化自主培养全链条的同时，要坚决摈弃封闭自守。杰出人才的培养需要一个宽松自由、开放、国际化的环境，一切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举措都应当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

　　王虹、邓煜获得菲尔兹奖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希望大家继续努力，用我们自己的行动，创造中国数学更辉煌的明天。

酷暑难当，简直令人难以招架！最近，自华南一路延伸至东北，全天候无休止的湿闷热浪，让每一次迈出家门都宛如一次严峻的试炼。这股横扫南北逾20个省份的“牛舔”般黏腻的蒸笼天，究竟要到何时才会偃旗息鼓呢？

先来揭晓答案：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副热带高压与大陆高压联手驻留、鲜有移动，至少在接下来的一周内，这种炙热难耐的闷热气候将在总体上延续，只不过会在不同区域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微妙差异。

长江中下游及其邻近地带的高温版图正逐步扩张：到了8月1日至2日，江苏、浙江、上海、安徽以及福建北部、江西北部、湖南大部分区域、湖北东部、重庆中西部等地，都将普遍陷入高温的笼罩之中。

北方的高温则呈现持续态势，部分地区极端高温特征显著：未来数日，河南、山东、河北中南部及东部等地同样会有高温天气蔓延，甚至辽宁中西部、吉林的部分地区也难以幸免。内蒙古中部、辽宁、吉林、山东西北部等地的局部区域，日最高气温有望逼近或刷新历史纪录。

西北地区的高温也将卷土重来：8月3日至5日，从新疆到甘肃、内蒙古西部一带，将相继受到另一大陆高压脊的掌控，迎来又一轮炽热的高温酷暑时段。

由于副热带高压属于海洋性高压系统，加之低空持续有季风气流北上，导致大气环境呈现出高温高湿的特征。从东北到华南，午后相对湿度普遍维持在40%至70%之间，即便最高气温未能突破35℃，体感温度也几乎都会超越35℃甚至达到40℃以上，闷热难耐的感受尤为突出，必须高度警惕中暑风险。

尤其是在7月底至8月初的这几天，四川盆地中东部、长江中下游地区直至华北平原大部分区域、辽宁大部、吉林中西部等地，夜间最低气温也将攀升至25℃以上，局部地区甚至可能逼近30℃。在大城市中，上海、杭州、重庆未来七天的夜间最低气温均有望冲击30℃，这对上海和杭州而言，也是较为罕见的现象。

那么，究竟什么力量才能驱散这股热浪？答案难道只能寄托于“风”的到来吗？

中国天气网的气象分析师孙倩倩指出，就目前形势来看，5日过后可能会有台风对南方高温起到缓解作用，但北方仍将处于高压系统的掌控之下。不过，由于预报时效较为遥远，后续台风的移动路径仍存在诸多变数。

这里所提到的，正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它在太平洋赤道附近的暖池区域诞生，一路不断增强并西行推进，跨越国际日期变更线，进入西太平洋后，成功获得了台风“身份”，从某种意义上讲，也算是一个“舶来品”台风了。

依据过往经验，这类“进口”台风大多在长途跋涉途中遭遇海温偏低、风切变等不利因素，从而减弱或发生性质转变，远道而来的它们通常难以对我国产生实质性影响。例如2023年的第8号台风“多拉”和2014年的第13号台风“吉纳维芙”，均是在东太平洋生成并获得飓风编号命名后，又西行跨越国际日期变更线，重新取得台风编号（保留原名），随后一番漫长奔波，最终消散于高纬度的太平洋腹地。

然而，“白海豚”却与众不同。经过昨天的眼壁置换过程，台风“白海豚”已重新攀升至超强台风级别，其眼区既大且圆，中心附近的云顶温度较低，表明对流活动极为旺盛，堪称一个标准意义上的超强台风。

从目前情况来看，其北侧的副热带高压呈东西走向的带状分布，因此“白海豚”当前的行进路径整体偏向西北方向。相较于消散于太平洋腹地的命运，“白海豚”更有可能靠近我国东海海域。根据中央气象台的中期预报，8月5日之前，我国近海不会受到台风影响；6日之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则有靠近我国东部海域的可能性。

由于距离遥远、预报时效亦较长，“白海豚”未来的路径走向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信欣表示，当前集合预报对“白海豚”的潜在路径给出了多种可能性，登陆我国、日本或韩国均有可能。后期台风自身的强度变化、副热带高压的强度及形状位置，都将是决定其路径的关键要素，下周形势才会逐渐明晰，目前尚无法给出定论。

一边是千里迢迢逼近的实力强悍的台风，另一边则是漫长难熬的湿热桑拿酷暑，这还真是让人无从选择啊。

澳门七月二十四日电（中新社记者 郑嘉伟）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深耕澳门文物领域的专家赵强，今日在澳门博物馆完成了一桩文化盛事——他郑重地将六十九件（套）瓷器及佛教文献无偿赠予该馆。这一举动，距其六月向故宫博物院捐出五十五件明清瓷器仅一月有余，再度彰显了他对公立文博机构的拳拳之心与慷慨情怀。

这批捐赠的文物，时间跨度与地域广度皆令人瞩目，覆盖了海上丝路贸易、陶瓷工艺演进、跨文化互动以及宗教典籍等多个维度。其中，明清时期的瓷器尤为亮眼，囊括了漳州平和窑所产“汕头器”的青花与红绿彩佳品，以及景德镇窑系风靡海外的克拉克瓷；澳门本土烧造的彩瓷，则囊括粉彩、青花加彩、织金广彩等多元技法，尽显地方匠艺风采。此外，两册缅甸贡榜王朝时期的巴利文漆金羯磨经与一札贝叶经，亦为此次馈赠增添了浓郁的宗教与文化气息。

澳门博物馆馆长卢可茵对这批藏品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极大充实并优化了馆内的收藏架构。她指出，从明清时期的外销瓷器，到澳门本地彩瓷，再到珍贵的佛教文献，这些看似独立的文物实则彼此呼应、互为佐证，构成了一幅描绘澳门在环球贸易、瓷器外销、文化交融与宗教传播中独特角色的历史长卷。它们为深入探究澳门乃至中西交流史，提供了更为严密、周详的实证体系，具有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捐赠瓷器曾于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与葡萄牙里斯本澳门科学文化中心联袂举办的“镜海融光：澳门与中西文明互鉴五百年”展览中亮相，早已在国际舞台上生动诠释了澳门作为中西文明交汇枢纽的非凡历史地位。

谈及此次捐赠初衷，赵强言辞恳切，希望这批瓷器和佛教文献能够永久留存于澳门这片土地。他期待借助博物馆的典藏、研究、展览与教育传播功能，让文物真正“活”起来，发挥其应有的公共文化价值，引导公众更清晰地触摸中国陶瓷外销的辉煌轨迹、澳门城市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佛教文化东渐的悠远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