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联丝路，陕耀全球——当13.74公里的古城墙披上数字科技的“铠甲”，当沉睡两千余年的秦陵地宫在虚拟光影中被唤醒，陕西正以一场前所未有的数字化浪潮，重新定义文化遗产保护的未来图景。7月19日，“数联丝路 陕‘耀’全球”全媒体采访团深入西安城墙数字方舱及《帝国密码——秦始皇陵》XR体验项目，亲身见证了数字科技为历史遗存注入的鲜活生命力。

从“人盯人防”迈向“智慧守护”：为13.74公里古城墙实施“全身CT”

走进数字方舱指挥中心，巨型显示屏上跃动的数据流，犹如一幅流动的“数字心电图”，勾勒出古城墙的每一条脉络。西安城墙以“科技守护遗产、数据激活文化”为核心理念，携手14家联合实验室，构建起涵盖八大类别的海量数据体系。地质雷达、三维激光扫描等十余种尖端技术轮番上阵，完成了一场针对城墙的“全维度体检”，累计沉淀超过24TB的高精度数据，首次实现了对墙体内部结构及隐患分布的全面掌握。

“我们已取得72张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其中包含陕西省首张文化遗产数据模型证书。”西安城墙文物保护数控中心负责人赵彬透露，依托12种AI算法与四色分级预警体系，平台能够全天候监控沉降、裂缝等关键指标，驱动文物保护从“抢救式修复”转向“预防式守护”。

数据的力量远不止于守护——它同样为文旅产业注入了澎湃动能。依托高精度数字孪生模型，西安城墙推出了《金甲卫城》MR互动体验、AR诗词对答等沉浸式项目，让游客在虚实交织的奇妙空间中触摸历史温度。与此同时，经过确权的高质量数据通过“国际古城墙（堡）联盟”向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共享，为全球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了独到的“西安智慧”。

从“人盯人防”到“智慧守护”，西安城墙正以数字为笔触，绘就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崭新篇章。采访团成员们无不感叹，这场跨越时空的“数字对话”，深刻诠释了科技与人文交融的无限可能，为丝绸之路沿线遗产保护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创新样本。

“再次造访西安，古老的城墙依旧青春焕发。以往我们只欣赏到它的庄严外表，今天才真正窥见其背后那套完整的数字支撑系统。从文物保护、文旅运营到防汛安全，数字孪生模式令我深感震撼。”“长安街知事”编辑李治宏如是说。正是得益于科技的加持，古城墙才能永葆生机，向世人呈现一个更加美好、更具活力的西安形象。

从“隔窗观望”到“地宫探秘”：XR技术唤醒千年秦陵

随后，媒体团成员戴上XR头显，瞬间“穿越”至两千多年前的大秦帝国。作为陕文投集团与宏达电（HTC）联合打造、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专业指导的文博标杆项目，该展凭借全球领先的XR技术，首次完整复原了秦陵地宫的宏大奇观。

依托50余年考古研究成果与国家863计划物探数据，项目运用5K超清画质、六自由度动作追踪及手势交互技术，将“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千古绝唱化为可触可感的现实。观众不仅能亲手推开地宫大门，还能在栩栩如生的兵马俑军阵中漫步，尽享一场毫无眩晕感的“考古探险”。

项目品宣专员贺文雪介绍，《帝国密码——秦始皇陵》汇聚了文博、影视及科技领域的顶尖智慧，由考古专家张卫星、导演金铁木、美术大师霍廷霄等跨界联袂，实现了“历史性复刻、电影化叙事、科技化呈现”的完美融合。自2025年试运营启动以来，项目全网播放量已突破亿次大关，累计接待游客近8万人次。

在文化出海层面，《帝国密码——秦始皇陵》同样步履铿锵。目前，项目全球旗舰店已在西安、上海落成，海外首家旗舰店也于2025年底在加拿大温哥华开业。至2026年，项目将陆续登陆英国、法国、美国及东南亚等地，以“百城计划”助推中华文明走向世界舞台。

“没想到能用XR技术如此直观地感受兵马俑与秦始皇帝陵的故事，体验太棒了！”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海外网络达人罗梅花赞叹道。科技的融合让观众无需亲临现场，便能身临其境般领略地宫景象，同时收获丰富的历史知识。

从考古资料的数字化保护，到历史场景的虚拟重绘，从科技赋能的文化体验，到文明互鉴的国际传播，《帝国密码——秦始皇陵》以XR技术为笔触，以历史为墨韵，引领观众从“隔窗观望”迈向“地宫探秘”，为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重新勾勒出一幅可观、可感、可悟的“数字画卷”。它所交付的，不仅是一份“让文物活起来”的技术答卷，更是一份华夏文明在数字时代“扬帆出海”的启示录。

2026年广州青年大学生职业生涯研习交流营的启幕仪式，于7月20日在广州团一大纪念馆正式举办，这场活动由张璐与余冰冰负责记录报道。据悉，此次研习营围绕“工商并举两业融合”这一主题，精心挑选了90名师生，安排他们展开一段为期五天的深度探索之旅。同学们将穿行于越秀、海珠、荔湾、天河、白云、黄埔、番禺、南沙等八个城区，亲自走访29家知名企业与产业园区。

广州市青年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部部长郑先统在受访时透露：“我们坚持市区协同、政企联动，核心聚焦三项任务：引领学子迈入产业前沿、协助他们明晰职业发展路径、搭建实习促进就业的桥梁。”他进一步阐释，本次活动融合“实地探索+岗位对接”模式，已联合15家企业推出近620个优质实习机会，旨在促使青年才俊洞悉广州的发展蓝图，在个人成长轨迹与城市进步脉络之间寻得交汇点。

中山大学团委的曾世豪老师以导师身份参与其中，他着重指出，活动最令人瞩目的特色在于其“实战氛围”——“与精英同龄人并肩踏足车间与生产线，如此沉浸式的体验，远非网络资讯所能比拟。”他承诺，会引导学员体会产业的独特魅力，组织深度对话与思辨，激发创新灵感。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2026届毕业生葛晋熙，早在去年就通过相关活动对广东心生向往。“国内高校毕业生中，平均每十人就有一位选择了广东，这片沃土不仅美食文化诱人，更藏着勃发的产业生机。”他期望凭借实地考察，将线上提交简历产生的那份“隔空模糊感”，转化为对职业环境的真切体悟。

当天午后，学员们分成两支队伍，率先踏入海珠区的研学行程。A组造访树根科技，亲身体验根云平台与根灵工业大模型的实际运作场景；B组则前往清智孵化器琶洲模方，直击人工智能大模型从技术孵育到产业应用无缝衔接的全链条流程。

另据了解，活动落幕当日会举行实习双选会，届时学员将携带个人简历与企业代表面对面沟通，从而打通从研学体验通往职场发展的“最终环节”。

近年来，“人肉搜索”、恶意造谣、群体围攻及流量绑架等网络暴力乱象频频发生，既对公民与法人的正当权益造成严重损害，也妨碍了国家安全与社会公共福祉。为有效预防、遏制及惩戒此类行为，国家网信办于本月29日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这标志着我国在反网暴治理方面即将迎来首部专项法律。究竟哪些行为可被定性为网络暴力？针对反网暴议题，网络平台应履行哪些防御与管控职责？相较于过去分散的治理规则，这一征求意见稿又有哪些创新突破和空白填补？

所谓网络暴力，其具体边界何在？正常的批评监督与恶意攻击之间又该如何划界？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清晰的法律界定，不少恶性攻击事件难以追责，遭网暴侵害的当事人也常常陷入维权困境。此次征求意见稿首次厘清网暴范畴，并细致划定法律红线，成为治理实践中的重要转折。

根据征求意见稿，网络暴力行为被明确定义为四类主要违法情形：其一，集中散布包含侮辱谩骂、造谣诽谤、煽动仇恨、挑起对抗、威胁逼迫或歧视偏见等内容的言论；其二，违规聚量披露他人隐私信息；其三，持续性实施网络恐吓、骚扰等不当举动；其四，其他损害合法权益的网络暴力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指出，该草案对网络暴力所侵害的权益类型作了更为清晰的界定，重点保护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肖像权和个人信息等核心权益。同时，草案尝试引入量化标准，以“集中”或“持续”特征来限定网暴行为范围，将偶发性表述剔除在外。此外，制度安排上兼顾双向保障，力求在惩处网暴与保护正常表达、舆论监督之间寻求合理平衡。

有专家分析，本次明确网暴范畴的最大特色在于“具体化、可操作、可辨识”，所列举的四类行为全面覆盖人身攻击、隐私侵犯、持续骚扰和恶意中伤等主要网暴表现，极具针对性。更为关键的是，征求意见稿坚守法治原则，避免“一刀切”式治理，强调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言论自由亦非毫无限度。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进一步解读，草案明确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实施乃至协助网暴行为。公众在正常评论时，即便观点偏激，也应避免肆意辱骂、恶意贬损或虚构事实，否则可能面临民事赔偿、行政处罚乃至刑事追责。草案不仅严惩直接发起者，还追查协助者的连带责任，并确立失信惩戒机制。参与网暴者或将面临注册新账号或相关互联网服务的限制。

网络平台作为信息传播的主要通道，同时亦是防控网暴的关键闸门。此次征求意见稿针对平台监管短板，系统强化了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的主体责任，构建起涵盖监测、预警、干预、处置与报备的完整防控链条。具体而言，平台需制定网暴信息分类标准，建立典型案例样本库，精确识别各类网暴言论，并动态管理涉暴重点账号，对违规账号及时采取限流、禁言或封禁等举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精武认为，核心目的在于推动平台从形式性履职转向实质性履职，杜绝其以技术能力不足、信息量庞大或治理手段有限等理由规避法律责任。他强调，本次草案对平台义务的升级幅度较大，如第十六条第二款就明确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仅要建立黑名单制度，还需履行禁止网暴者重新注册账号等具体技术处置措施。

专家指出，平台处于网暴治理的第一道关口，也是关键的前端防线。此次征求意见稿摒弃了以往笼统的原则性要求，转而确立可落实、可核查、可追责的强制义务。平台角色从被动删帖转向主动预警与提前干预；处置方式由统一化措施升级为对弱势群体的优先保护，从而全面压缩网暴生存与扩散的空间。

网络暴力的伤害具有高度隐蔽性，且受害者维权成本普遍较高，而施暴者违法代价偏低，长期构成治理难点。对此，征求意见稿构建了从严追责与多元救济相结合的完整闭环。在追责层面，草案明确聚焦打击恶意发起者、组织者及推波助澜者，破除“法不责众”的偏见；依据网暴情节轻重，匹配相应的行政、民事或刑事处罚，形成阶梯化精准惩戒。尤其是针对未成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网暴行为，依法予以从重处罚。李怀胜指出，草案首先精准打击“关键少数”，明确对组织、策划、煽动及教唆者从重惩处，打破过往集体暴力中的侥幸心理。其次，草案推行网络暴力告诫书制度，对情节轻微而未达到行政拘留标准的案件，公安机关可出具告诫书，对行为人进行警示与教育，填补了轻微网暴行为的追责空白，构筑起“轻微有告诫、严重有惩戒”的梯度化问责体系。

专家认为，此次征求意见稿的一大突出亮点在于补齐受害者维权的短板。在救济层面，草案明确法院对网暴自诉案件优先立案，对于取证确有困难的受害者，可协调公安机关协助调查取证。同时，检察机关可依法支持特殊受害群体提起诉讼，为弱势群体提供司法层面的兜底保障。

国家网信办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意味着我国反网暴治理即将迈入专项立法时代。相比于既往零散的治理规范，这一草案实现了哪些实质性突破、填补了哪些治理空白？支振锋认为，通过国家层级的反网暴专项立法，提供了高规格的制度供给，有效整合了分散于各类法规中的相关规定，为网暴治理确立了统一且权威的法律依据。同时，该草案将过往治理经验加以提升与固化，推动网络生态治理迈向更加系统化、法治化与长效化的新阶段。

在5月末的重庆长安望江工业集团一场特殊会议室里，一场别开生面的答辩仪式正在举行。南开大学卓越工程师学院2026届博士研究生邵嵩、张勇，分别就地面无人车野外感知决策及地面无人集群协同方向，展示了他们的创新成果。从静态展示、动态演示到陈述汇报，这场答辩历时4个多小时。6月17日，伴随着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审议通过，两人凭借实践成果顺利获得工程博士学位，成为这一新兴评价模式的先行者。

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关于申请成果基本要求的文件，到学位法进一步明确相关规定，再到2026年毕业季全国多所高校相继推进这一改革，首批以工程技术革新、实体装备研制、行业流程改造及标准工艺优化等实践成果完成学业、获授学位的工程硕博生，正在逐步重塑外界对于“论文作为学位申请硬性条件”的传统认知。

研究生毕业不撰写论文，以实践成果取而代之，培养质量如何保障？成果的认定审核流程与常规论文答辩有何差异？这一机制又如何进一步铺开？带着这些疑问，记者展开了深入采访。

聚焦真实需求，破解实践场景中的核心痛点

“这段历程实在太‘接地气’了，我面对的是真实的河流、真实的排水管网、真实的数据和真切的老百姓诉求。”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生张心阳感慨道。他踏遍广东信宜的18个镇和2个街道办，累计行程超8万公里，完成了4000余页、合计逾百万字的调研报告，从污染源排查、治理模式构建到智慧监管平台开发，全程参与。最终，他携“人工智能驱动的流域水环境智慧监管系统构建与工程应用实践成果”登上答辩台。

“简单来说，这套系统就是为河流装上了一个‘智慧大脑’。”张心阳向记者解释，“过去流域治理往往是‘被动救火’——人力跑不过污染扩散，数据更新滞后于变化，各部门之间信息孤岛严重，等发现水质超标时，污染早已蔓延。如今，通过集成机器学习、大语言模型等前沿人工智能技术，系统将水质监测、污染溯源、预警预判和决策辅助统一整合到一个平台，实现了从‘污染源—管网—污水厂—河流—流域’的全链条智能化管控。”

如果说张心阳的成果扎根于政府行政实践的场景细节，佛山大学环境与化工学院硕士生刘乐乐则将目光投向了企业的“现实痛点”。面对污水厂提升泵能耗大、调度过度依赖人工经验的难题，刘乐乐依托污水厂现有的数字化平台运行数据，构建了单泵能效模型及泵组协同优化模型，通过可视化界面为运行人员提供调度参考。“实际应用验证显示，单泵指导阶段平均节电率达4.80%，泵组协同寻优阶段平均节电率提升至11.50%，节能效果经受了实践检验。”

“‘实践成果替代论文’改革，实质上是对工程技术创新价值的重新审视与肯定。”刘乐乐的导师、佛山大学环境与化工学院教授郜玉楠指出，许多人可能存在认知偏差，误以为只有从0到1的基础性创新才算真正的创新，而从1到100的工程化落地仅是简单复制和推广，“事实上，工程化落地同样是一种高难度的创新。从实验室的小试成果迈向工业化大规模应用，需攻克材料稳定性、工艺可靠性、设备适配性、成本管控、生产安全、环保合规等一系列复杂课题，还要整合上下游产业链资源，应对各种不可预见的现场挑战，其难度往往不亚于基础研究。”

常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徐高明认为，推行“实践成果替代论文”授位，核心在于打破长期以学术论文为唯一标准的单一评价模式，构建更多元、开放、聚焦真实问题解决能力的人才评价体系。“传统学位评价以‘知识生产’为核心，强调理论创新和学术规范；改革后则转向‘问题解决’为导向，聚焦工程实践中的真实痛点和产业技术瓶颈。这一转变，有助于推动高校从‘学科逻辑’迈向‘需求逻辑’，从‘为论文而研究’转向‘为创新而实践’。”徐高明表示，这不仅契合高等工程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能够攻克复杂工程问题的高层次技术人才的关键举措。

现场评鉴，检验工程判断力与系统解决能力

一篇论文从开题、中期检查到答辩，流程清晰；那么一件实践成果又该如何认定？郜玉楠向记者详细介绍了流程：第一步是双导师联合开题，由校内导师和行业导师共同确定实践成果的研究方案；第二步是过程管理，类似论文的中期检查，学校定期与企业对接项目进展，评估学生在项目中的参与贡献和实际解决的问题；第三步是毕业前三个月组织实践成果鉴定会，对学生提交的成果报告、软件产品、发明专利及企业应用情况进行审核鉴定，其中专家组有一半以上来自企业；第四步是答辩，重点展示产品的应用状况、现场运行数据及给企业带来的经济效益，专家围绕其在工程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及应对策略重点质询；最后，答辩委员会依据实践成果的水平、实际贡献及答辩表现，投票决定是否授予学位。

“与写传统论文的同学相比，我感受到研究周期更长，项目并非完成实验就结束，还需持续追踪现场运行效果，并经常与企业导师、现场工程师和运行人员协作。”刘乐乐印象最深刻的环节是数据治理。面对百万级别的数据，他一度感到“有些茫然”，不清楚数据所反映的异常是硬件问题还是数字化平台传输故障所致。通过一次次与企业工程师沟通、赴现场排查异常原因，他终于结合变量间的物理关系构建出数据治理方案，将理论转化为实际应用。

张心阳坦言，做实践成果相比写论文，最大的不同在于“不确定性”。写论文时，研究路线一旦确定，按计划推进实验、分析数据、撰写内容便可，节奏相对可控；而实践成果需面对真实工程中的变量，天气、政策、人为因素都可能影响进度。“我的实验数据是在河流里、管网中、暴雨夜里跑出来的。”采访中，他提到成果鉴定现场的一个细节：专家组并未坐在会议室中只看文字材料，而是沿鉴江流域实地走访了含章桥、竹山河、丰垌桥、高垌桥等断面，观摩无人监测船走航演示，考察治理成效和平台运行状况，随后才召开鉴定会进行质询评议。

“‘打磨’一件实践成果，首先要建立工程思维。以前我只知道如何优化一个模型或提升一个指标，现在则明白怎样将技术嵌入整个治理体系中，从问题诊断、方案设计、技术攻关到落地验证，形成一个完整的工程闭环。其次是锻炼跨界沟通能力。不仅要与导师讨论技术方案，还要向地方政府官员汇报治理对策、与企业工程师对接产品需求、向基层干部解释技术原理，不同对象需要不同的‘话语体系’，这是传统论文训练难以覆盖的。再次是应对不确定性。真实工程中充满计划外情况，面对暴雨内涝、数据异常，如何在‘混乱中寻找秩序’，是实验室中无法习得的。”回顾自身成长，张心阳感受颇深。

徐高明认为，适合替代论文的实践成果应具备四项核心标准——真实性、创新性、实效性和规范性。对工程硕博士而言，这类成果更强调工程判断力和系统解决能力，考核方式更贴近其职业发展路径。

拓展实施，需明标准、强保障、扩合作

从目前各校实施情况来看，通过实践成果认定专业学位的案例仍属少数。采访中，不少导师和专家直言，在确保培养质量的前提下拓展实施范围，还面临诸多现实困难与挑战。

“首先是观念转变难。无论是学校、导师还是学生，‘唯论文’观念根深蒂固。许多导师担忧不发论文会影响职称评审，许多学生担心实践成果的认可度不及论文；其次是校企协同难。不少企业认为培养学生是高校的事，自己只是‘搭把手’，在成果归属、知识产权等方面也存在分歧；再次是认定标准难统一。工程领域分类繁多，不同行业、不同方向的实践成果形态各异，有的是新工艺、新设备，有的是技术改造方案，有的是工程设计报告，很难用‘一刀切’的量化标准衡量，这也导致目前不同学校、不同专业间的认定标准宽严不一、水平参差不齐。”郜玉楠表示。

“学校层面，应建立灵活适配的成果认定机制，组建由校内导师、企业专家和行业代表共同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并完善成果存档、公开、追溯的制度保障。企业层面，应主动开放真实场景与工程数据，配备企业导师参与过程指导，并提供必要的试验条件。社会层面，行业协会、标准化组织可将优秀实践成果纳入行业标准或技术推广目录，形成社会认可与激励机制。”徐高明建议。

不少专家谈道，在校企搭接、平台共享方面，政府和第三方社会机构可更深度参与。例如，粤港澳大湾区（佛山）先进制造业国家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通过设立卓越工程师联合培养综合改革项目，提供经费支持，将高校、企业和政府资源充分整合；广东信宜市政府、水务局、生态环境局开放政务数据、协调各部门配合调研、支持平台部署和试用，这些均为刘乐乐、张心阳的成果“诞生”提供了重要条件。

“下一步应总结梳理、完善相关流程细则，打造实践成果认定学位的标杆案例，向学校各院系及合作企业广泛宣传，增强学校导师和企业工程师的共识，提升帮助学生提炼成果的指导能力。”北京理工大学卓越工程师学院常务副院长王军政表示，“成果提炼得好、创新度高，导师指导有成就感，企业参与有实际效益，就能形成良性循环。”

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孙连鹏表示，今后应在制度体系方面提供更多支持保障，让更多学生带着专业所学走出校园，走进千行百业的广阔实践场景中，“既可以持续深耕于实践，也可以将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和阶段性成果带回实验室，最终再回归到实践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