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7月31日电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于31日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针对上半年该机构在助力企业获取订单、拓展海外市场方面的举措，发言人杨帆透露，贸促会正积极推动全国范围内的“千团出海”专项计划。据统计，今年1至6月，贸促会及其下属单位已成功组织出访代表团共132批，足迹遍及37个国家和地区。

在这些访问行程中，亮点纷呈：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亲自与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进行了深入交流；肯尼亚副总统金迪基、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白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等多国政要亦积极参与相关经贸活动，为双方合作提供了高层次、高规格的支撑。贸促会充分发挥桥梁作用，积极撮合企业间的伙伴关系，推动了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取得显著成效。

香港特区政府去年组建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一站式综合服务为定位，迄今已助力逾二百家内地出海企业选择香港作为设立据点或扩展业务的首选之地。日前，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于“大湾区环球业务拓展高峰论坛”中披露此一重要进展，旋即引发各界广泛关注与热议。

该专班成立尚不足一年，便有如此众多内地企业纷纷“借港出海”，无疑再次印证了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所具备的雄厚实力、独特魅力与巨大潜能。透过这一现象，不难察觉香港的专业服务能力正经历一场系统性的深度转型，整体而言，正呈现出以下三大显著趋势：

出海：由“货品输出”向“企业输出”跃迁

长期以来，香港在“内联外通”中扮演的角色，重点在于将国际资本“引入”，并将内地商品“输送”至海外市场。“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的设立，则标志着这一功能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据相关统计，202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度已突破1900亿美元，年增长率超过8%。然而，内地企业迈向国际的征途绝非坦途。笔者作为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成员，上月曾实地调研该公司在北非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及意大利米兰等地的大型基建项目，深切体会到内地企业在海外拓展中所面临的法律体系陌生、商业文化迥异等客观障碍，以及由此衍生的诸多风险。

“内地所需”恰为“香港所长”。香港具有三方面无可比拟的独特优势：

其一，市场联通的优势。香港实行与全球多个金融中心接轨的普通法体系，专业人才熟稔国际及内地商业运作模式，并精通“两文三语”，足以成为内地企业“走出去”的理想跳板。其二，资本汇聚的优势。香港身为全球前三位的国际金融枢纽，能够为内地企业提供坚实的资金保障，令创新有源头活水，令发展有坚实后盾。其三，标准对接的优势。香港在法律、会计、检测认证、知识产权保障等专业服务领域均接轨国际规范，其服务水准位居全球前列，可辅助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有效规避风险、实现合规运营并塑造良好品牌形象。

内地充沛的实体经济实力与香港高水平的专业服务相融合，不仅有望扭转内地企业过往“单打独斗”闯海外的困局，也为香港专业服务行业带来“规模增长”与“素质提升”的双重契机。正是基于此战略性考量，李家超在2025年施政报告中首次提出设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该专班被定位为内地企业出海的“一站式平台和最佳合作伙伴”，由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丘应桦亲自督导，统筹协调跨政策局、跨部门、跨机构及跨界别的资源投入，为内地企业提供自前期规划至落地运营的全链条支援。

启航：由“停泊码头”向“增值引擎”转化

若将“出海专班”视作一艘远洋航母，那么今年4月应运而生的“出海全球通”跨界别专业服务电子平台，则恰如航母上高效运转的指挥中枢。此平台绝非简单的信息发布载体，而是成功实现了香港专业服务资源与内地企业实际需求的精准匹配。其一，协助企业在港设立地区总部、企业财资中心及研发部门；其二，提前完成企业出海所需的架构规划设计；其三，为企业就融资、法律咨询、会计服务、检测认证、知识产权保护等专业领域做好充分准备。

对内地出海企业而言，香港的角色已远非传统“码头”那般简单，而是华丽转身为“增值引擎”。企业驻足香港，不仅能获得“后勤补给”，更能在此升级装备、优化航线、寻获志同道合的伙伴。香港不但能助力企业“走出去”，更能协助其在全球版图中确立自有品牌与标准，营造有利于持续发展的良性生态。

站在内地企业的视角审视，选择以香港作为出海起点，其深远意义不仅限于“借道”的便捷，更在于经由“拼船”共航的历程，锻造并提升自身“造船”的实力。“大湾区环球业务拓展高峰论坛”的热烈场面亦印证了此判断。此次峰会汇聚了约300名商界领袖及企业代表，其中八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企业的创办人或最高决策层。论坛同时释放出一项重要信号：除大型央企及国企外，越来越多的中小型企业与科创公司正逐步成为“拼船出海”的新兴力量。

放眼长远，逾两百家企业选择从香港启航仅仅是一个序幕。当更多内地企业迈出第一步——“走出去”；继而跨出第二步，深耕并融入投资目标国家及地区——“走进去”；最终实现第三步，练就搏击国际市场的过硬本领——“走上去”，香港作为“出海首选平台”的核心地位必将愈发牢固。

角色：由“湾区城市”向“全球节点”演进

上个月，香港特区政府率领了本届政府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香港与内地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这两个中亚大国。此行成果丰硕，与两国共达成多达96项合作协议及谅解备忘录，涉及金额超过16.5亿美元，范畴涵盖金融、创新科技、航空、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更令人振奋的是，已有数家随团的内地企业正积极筹备于香港上市。此外，香港特区政府亦正积极推动直航开通、放宽互免签证入境安排，以及税务与投资协议的磋商，旨在进一步深化与中亚地区“枢纽对枢纽”的战略合作。

“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具有非凡的战略远见，它并非“点对点”的单一线性对接，而是“网对网”的立体化深度交融。以哈萨克斯坦为例，该国在构建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时，直接引入了以英国普通法为基础的司法体系并设立独立的金融法庭，这使得香港的律师、会计师及合规专家能够无缝隙地服务于中亚企业。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背后依托的是庞大中亚市场，而香港金融中心则背靠中国内地、东南亚等活力经济圈，两大枢纽的强强联合，彼此呼应、协同共振，将产生巨大的“对接放大效应”。

香港助力内地企业出海的亮眼“成绩单”，正是香港精准挖掘自身优势，将“拼船出海”这篇宏篇文章做深、做透、做广的最佳力证。

近期，多家学术期刊陆续宣布推行或提倡论文独立署名制度，这一动向在学术界引发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支持者认为，此类举措有助于遏制“挂名作者”“人情署名”等长期困扰科研诚信的乱象；反对者则表达了忧虑，担心这种“一刀切”的硬性规定有可能干扰正当的科研协作，并给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以及青年学者的职业成长带来更大阻力。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一场关乎论文署名形式的专业探讨，但实质上，它触及了科研评价机制、人才培育模式、学术伦理规范以及整个学术生态系统等深层次问题。我们真正需要反思的，或许并非“谁有资格署名”这一表面问题，而是署名现象背后所折射出的价值导向——究竟应当构建一种怎样的科研评价体系，才能更加科学、公正地衡量学术贡献？

论文署名所承载的，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学术荣誉范畴，它与项目申报、职称晋升、人才选拔、博士毕业条件以及高校绩效评估等现实利益紧密相连。一篇高质量的论文，往往能够左右一名博士能否顺利获得学位、一位青年教师能否成功留校任教，甚至决定一位科研人员能否争取到更多的研究资源。正因如此，署名这一行为早已不再是纯粹的学术贡献记录，而演变为与个人前途命运息息相关的“关键凭证”。

正是因为署名与利益之间形成了高度绑定关系，原本应当忠实反映学术贡献的署名机制，逐渐沦为利益分配的博弈工具。于是，挂名作者、馈赠署名、影子作者等种种学术失范行为便应运而生。有些人并未做出实质性贡献，却堂而皇之地占据作者席位；另一些人则付出了大量艰辛劳动，却未能获得应有的署名认可。这种乱象不仅严重损害了科研活动的公平公正，也极大地削弱了学术共同体在公众心目中的公信力。

在此背景下，对论文署名进行规范整顿、维护科研诚信，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然而，我们也不能矫枉过正，简单地将联合署名与学术不端划上等号。现代科学研究的开展，正日益呈现出团队协作、学科交叉和技术深度融合的鲜明特征。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即便是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愈发离不开多学科视角的共同参与。从理论框架的搭建、实验数据的采集分析，到专业技术的支撑保障，不同成员各司其职、各展所长，合作攻关已然成为当下知识创新的一种核心模式。

与此同时，导师与学生之间的科研合作，同样是高层次人才培养链条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导师不仅承担着学术方向引领与知识传授的职责，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具体科研项目的共同参与，帮助学生逐步构建独立研究能力、熟悉学术行为规范，并最终融入学术共同体。对于这类确有实质贡献的合作研究而言，联合署名不仅合理合法，更是尊重科学研究客观规律的应有之义。

因此，我们真正需要治理的对象，并非联合署名这一形式本身，而是脱离实际贡献的虚假署名；我们需要反对的也并非合作研究，而是被“利益绑架”所扭曲的合作关系。这场关于署名的论争，其本质上是“破四唯”改革进程中不可回避的核心议题。事实上，当前围绕署名问题所衍生的诸多矛盾冲突，其根源并不在于署名制度自身的设计缺陷，而在更深层次的科研评价导向。

近年来，国家层面持续深化科技评价体系改革，明确提出了“破四唯”的指导方针。这一改革的核心要义，并非否定论文的价值，而是坚决反对将论文数量、署名排序等单一量化指标奉为衡量科研水平的唯一标尺，力图引导评价体系真正回归到对创新质量、实际贡献及社会价值的综合考量上来。倘若评价体系未能实现根本性转变，即便在形式上全面推行单独署名制度，也难以避免催生出新型的形式主义问题。今天取消了联合署名，明天便可能出现其他形式的利益交换与替代方式。唯有将“四唯”的根基彻底破除，才能从源头上弱化围绕论文署名展开的利益博弈，从而使科学研究回归到探索真理、服务社会的初心与本位。

展望未来，一个更加科学合理的署名机制，应当始终坚持以实际贡献为准绳，而非单纯追求排名次序。目前，国际上许多权威期刊已经开始推行作者贡献声明制度，要求每位署名作者明确列出其在研究设计、实验执行、数据分析、论文撰写、项目管理等环节中所承担的具体工作。这样一来，署名便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排序标签，而是承载了明确的责任归属和事实依据。相较于简单地规定“单署”还是“合署”，此种机制显然更能真实、客观地还原每位作者的科研贡献，也更有利于从制度层面杜绝挂名等不良现象。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着力构建一套更加科学多元的科研评价体系。在评价科研人员时，既要审视其论文成果，也应综合考量其原创性思想、科技创新能力、人才培养成效、社会服务贡献以及成果转化应用等多维度表现；既要重视标志性成果的引领作用，又要充分尊重不同学科在知识生产方式上的固有差异。对于文史哲这类以学者独立钻研为主要工作方式的学科，评价导向可以更加侧重于原创思想的深度与厚度；而对于人工智能、工程技术、生物医学等以团队合作、协同创新为显著特征的领域，则理应充分认可集体贡献的价值，避免运用整齐划一的标尺去衡量所有学科门类。

更为关键的是，评价的重心应当切实落脚于“解决了哪些实际问题、创造了何种社会价值、培育了怎样的优秀人才”之上。只有当高质量创新真正成为评价体系的核心导向，而非论文发表数量或署名顺序的简单比拼，才能有效缓解青年学者与博士生群体中长期弥漫的“论文焦虑”，也才能从根源上遏制挂名、争抢署名等学术乱象的滋生蔓延。

论文署名，犹如一面镜子，映射出整个科研生态的健康状况。它既关乎学术伦理的底线坚守，也关系到人才梯队的接续培养；既展现了科研协作的基本模式，也折射出评价制度运行的深层逻辑。归根结底，今日所争论的“署名权归属”，其焦点并非那一个个名字本身，而是与名字紧密捆绑的权益分配规则。一个真正健康、充满活力的学术生态，应当确保每一位作出真实贡献的科研工作者都能获得应有的尊重与认可，让开放合作、协同创新的精神得到充分的鼓励与弘扬，让学术诚信在完善的制度保障下蔚然成风。 （作者系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兼职教授）

北京7月30日电 　综合外电报导，欧洲正遭遇大规模野火侵袭，希腊多地火情告急。据希腊消防机构当地时间29日通报，已有三名消防人员在执行灭火任务时不慎殉职。

根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的消息，29日正午时分，位于南部的克里特岛雷西姆农地区突然燃起山火。由于持续高温、干旱缺水以及强劲阵风的叠加效应，火焰迅速蔓延至失控状态，火舌绵延约二十公里，扑救行动面临巨大挑战，而两名消防员在奋力救灾时不料献出了宝贵生命。

为确保民众安全，当地政府已通过112紧急预警系统发布疏散指令，敦促居民及游客紧急转移至安全区域。同时，海岸警卫队也在海上同步展开应急援救工作。目前约有200名消防精英、40辆消防车及各类工程机械人员正全力奋战，试图遏制火势的进一步扩散。

路透社消息指出，克里特岛以北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同样遭遇火灾威胁，且有一名消防员在救援过程中不幸遇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