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昊星 7月30日发自长春报道。7月28日至30日，第二十二届汽车振动噪声先进控制技术研讨会在长春圆满举办。此次盛会由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振动噪声分会与中汽中心工程院共同主办，并得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总院、长春汽车检测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吉林省汽车振动噪声重点实验室的鼎力协办。

本届研讨会的主题定为“擘画声境新篇，共启静谧智行”，紧密围绕电动化与智能化的技术浪潮展开。会议期间，备受瞩目的汽车行业首部NVH专项蓝皮书——《中国智能新能源汽车NVH先进技术发展报告(2026)》正式揭幕。该报告由中汽中心工程院主导，携手全产业链众多专家共同编撰而成，内容涵盖法规标准、整车技术、实车案例、前沿探索及全球对标等六大核心板块，填补了该领域系统性研究的空白，标志着NVH技术从单纯的被动降噪治理，成功转型为提升驾乘体验的正向赋能工具。

在发布环节，中汽中心工程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志国致辞表示，NVH技术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噪音抑制工程，而是跃升为融合多学科知识的核心品质技术。面对产业变革的新周期，中汽中心工程院将持续放大平台效应，一方面夯实全域NVH标准评测的基础支撑，另一方面打通产学研一体化的关键技术攻关路径，并积极构建适应全球化的NVH开发体系，为国内该领域的技术自主创新及全产业链的高质量协同发展规划出清晰的进阶蓝图。

一汽研发总院副院长梁伟朋则强调，NVH是车辆豪华质感最直接的呈现，也是红旗品牌践行“新高尚精致主义”理念的重要依托。目前，红旗的NVH研发模式已彻底告别早期的“问题补救”阶段，全面迈向“正向设计”与“全价值链管控”的新阶段。针对电动化浪潮带来的声振新挑战，他呼吁全行业携手汇聚智慧，合力攻克共性技术难题，不断提升国内整车静谧性开发水准与驾乘声学享受。

中国消费品质量安全促进会秘书长马吉军亦指出，对于智能新能源汽车而言，整车静谧舒适性已成为塑造差异化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由中汽中心工程院牵头制定的《智能新能源汽车静谧舒适性规程(CQCC)》，旨在引导消费者跳出选购误区，破除信息不对称的壁垒，切实达成“技术赋能产业、标准守护消费”的双重目标。

在我们的日常饮食中，有些食物表面看起来完好无损，实则暗藏健康威胁。很多人本着节约的原则，将发霉的面包、发芽的土豆乃至长毛的水果稍加处理便继续食用，却不知这样的做法可能埋下食物中毒的隐患。在此，我们为您盘点7种看似无害却潜藏风险的常见食物，请您务必留意，切勿因小失大，也别忘了分享给家中长辈。

首先，坚果类食品值得高度警惕，尤其是存放不当的坚果。它们不仅容易氧化产生令人不悦的哈喇味，影响口感与营养价值，其氧化分解产物还可能刺激胃肠道，诱发炎症。更严重的是，受潮霉变的坚果可能滋生黄曲霉菌，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是一种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类致癌物的剧毒物质，其毒性强度是砒霜的68倍，且在高达280℃的温度下仍难以破坏。若是苦杏仁，危险更为直接，其所含氢苷在体内可分解为氢氰酸，仅需食用20至60粒便可能引发中毒。因此，一旦坚果出现苦味或哈喇味，应立即丢弃并漱口。选购时，建议优先选择小包装产品，开封后密封存放于避光阴凉处，以减少霉变风险。

其次，泡发过久的木耳也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隐形杀手”。许多人误以为泡得久木耳更厚实，实则泡发时间过长极易滋生米酵菌酸。这种由椰毒伯克氏菌产生的毒素耐热性极强，且无臭无味，即使污染也难以察觉。它在26℃的温暖环境下繁殖最为活跃，因此夏季是高发季节。米酵菌酸主要攻击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摄入1毫克即可能致命，致死率超过40%。以往中毒案例中，泡发时间多超过24小时，若控制在数小时内则风险较低。研究显示，散装木耳更易携带产毒菌株，而在25℃以上环境中泡发，毒素生成速度会显著加快。建议选购正规包装产品，泡发前彻底清洗，时间控制在4小时以内，温度尽量低于25℃，最好冷藏泡发，中途换水1至2次。若发现木耳发黏或有异味，务必丢弃；如需隔夜，应密封冷藏并于次日尽快食用。

土豆也是家庭常备食材，但发芽或变绿的土豆切不可食用。正常情况下，土豆中龙葵素含量仅为5至10毫克每100克，但一旦发芽或表皮变绿，毒素含量会急剧攀升，芽眼周围和绿色部位每100克可高达500毫克。误食后，轻则出现咽喉灼热、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胃肠炎症状，重则可能导致呼吸困难、昏迷甚至死亡。一次性摄入50克已变青发芽的土豆（约含200毫克龙葵素）即可引发中毒。购买时宜挑选表皮光滑、色泽正常的土豆，储存时放置于阴凉干燥通风处，温度不超过10℃，避免阳光直射，以延缓发芽。若土豆已发芽或变绿，最好整颗弃用。此外，未成熟的青番茄同样含有龙葵素，也不建议食用。

瓜果发苦的现象也值得警惕，不少人常以“苦味能败火”为由勉强食用，实则大错特错。瓠瓜、丝瓜、西葫芦、黄瓜等本身不苦的葫芦科瓜类一旦变苦，多因产生了葫芦素——一种热稳定性强的毒素，即使高温烹饪也难以分解。这种毒素会攻击神经系统，引发头晕、呕吐、腹痛，严重时甚至导致器官衰竭。湖南等多个省份的疾控中心已在其官网发布提醒，呼吁公众重视苦味瓜的中毒风险。选购瓜果时，应注意观察表皮有无异常斑点或腐烂痕迹，选择完整无磕碰的产品。一旦发现本不该苦的瓜果出现苦味，务必果断丢弃，切莫心存侥幸。

腐烂或发霉的蔬果同样不能“削掉坏的部分继续吃”。即使去除腐烂部位，看似完好的部分也可能已被细菌和霉菌渗透，产生亚硝酸盐、霉菌毒素等有害物质。例如，腐烂生姜会释放毒性强烈的黄樟素，少量摄入即可损伤肝细胞，影响肝脏功能。实验表明，发霉蔬菜的亚硝酸盐含量可达到未发霉时的2倍，长期食用会影响血液的氧气运输功能，导致皮肤发蓝、贫血等问题。因此，蔬菜应现买现吃，避免久存，一旦发现部分腐烂，最好整颗丢弃，勿食用剩余部分。

红心甘蔗也暗藏危机，其红色并非含糖量高的标志，而是霉变的结果。每年2至4月，随着气温回升，甘蔗易被节菱孢霉菌污染，产生3-硝基丙酸，形成“红心”。这是一种强烈的神经毒素，可损伤中枢神经系统，潜伏期短则数分钟、长则数小时。初期症状表现为恶心、呕吐、腹痛等消化紊乱，随后可能出现头晕、头痛、视力模糊，严重时甚至呼吸衰竭致死。目前尚无特效解毒剂，只能对症治疗。购买甘蔗时，要留意切面颜色，若发现红心或散发酒糟味，切勿购买。若整根甘蔗啃食时发现异常，应立即弃置，其他看似正常的部位也最好不食，因为毒素可能已渗透扩散。

最后，死蟹同样不可食用，尤其是河蟹。这类杂食性水生动物以腐烂食物为食，体内携带大量细菌。一旦死亡，细菌会迅速繁殖，并分解蛋白质产生组胺等生物胺类物质。组胺毒性较强，即便烹饪也无法完全消除。实验显示，在20℃环境下，3小时和12小时后组胺含量分别可达到6.3毫克和7.4毫克每100克，而8毫克即可引发轻微中毒，100毫克则会造成严重中毒。食用死蟹可能导致过敏性中毒，出现皮疹、瘙痒、呼吸困难等症状，严重时甚至引发过敏性休克，危及生命。购买时务必选择鲜活螃蟹，切勿因价格便宜而购买死蟹。若烹饪前发现螃蟹已死亡数小时，应果断放弃。

以上这些看似无碍却隐患丛生的食物，您是否也曾不慎食用过？请立即停止此类行为，并将这篇文章转发至家庭群聊，提醒亲朋好友共同守护饮食安全。

2025年12月，上海一家三甲医院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叶明，做出了一次与毕生医学信念背道而驰的选择。他乔装潜入一个充斥药贩子与“托儿”的病友交流群，潜伏了整整半个月，最终花费逾万元，向一位素不相识的药商购入二十天剂量的“抗肿瘤原料药”。所谓原料药，指药品中最核心的有效成分，既无辅料调配，也未经任何加工流程，更遑论正规批文。叶明比谁都清楚——这粉末纯度堪忧、制造工艺不明，甚至可能只是一团毫无药效的淀粉。然而，他已然没有退路。

他的母亲于2023年初被确诊为胃癌晚期，且伴随罕见的ALK基因突变。化疗未能奏效，靶向药物接连耐药，免疫治疗引发超进展，多脏器功能相继衰竭……国内所能提供的常规治疗手段全部失效，连临床试验也将她拒之门外。“一代、二代、三代靶向药均告失败，唯一的希望只剩下第四代。”身为医者，叶明能够调取的信息远超普通家属。他翻遍国内外文献，查到一款名为NVL-655的四代ALK靶向药正在美国开展临床试验。数据令人振奋：即便针对已对三代靶向药耐药的群体，有效率仍达五成。然而，该药既未在美国正式上市，更遑论进入中国市场。

于是，他开始钻研美国的同情用药机制。在美国，当某些危重患者已穷尽常规治疗手段，却又不符合参加新药试验的资格时，可向药企提出“同情用药”申请，有机会提前使用那些仍处于试验阶段、尚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他用英文撰写函件，附上母亲完整的病历与基因检测报告，发给制药公司。一周后，回复如期而至——先是程式化的关怀与慰问，紧接着是冰冷的拒绝：“本公司在中国未开展同情用药业务，无法提供药品。”

“明明有药，有效率五成，或许还能争取两三年的时光，可偏偏就是拿不到。”望着病榻上因幽门梗阻痛得蜷缩翻滚的母亲，这位见惯生死的ICU医生再也顾不得职业操守，向药贩子购入了NVL-655原料药。“无路可走的时候，狗急了尚且跳墙。”用药三天后，母亲呕吐减少，疼痛缓解，精神明显好转，甚至能进食了。叶明以为奇迹将至。然而两周过去，症状如潮水般卷土重来，病情急转直下，不久后，母亲在家中离世。

“那药确实为母亲争取了至少二十天的生命，也极大减轻了她的痛苦。可是，那是原料药，并非正规药品——精度不足，工艺粗糙，况且用药时母亲已处于多脏器衰竭、幽门梗阻的状态，药物根本无法被有效吸收。”叶明惋惜地说，“太晚了。”

在中国，像叶明母亲这样求药无门的危重症患者，何止千万。常规治疗失败之后，他们被临床试验的大门拒之门外，又卡在同情用药制度的夹缝之中，只能在绝望中摸索出一条条灰色的、危险的野路子。

被拒之门外的“不完美患者”

赵宏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病人。他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主任医师，专注肝癌、胰腺癌、胆管癌——这些癌种恶性度极高，预后极差。常规治疗失败后，二线治疗的有效率不足一成，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仅有三四个月。而那些尚在临床试验阶段、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便成了这些患者最后的救命稻草。

作为国内顶尖肿瘤医院的医生，赵宏手中握有多个新药临床试验项目，每日慕名而来的患者络绎不绝，但真正能如愿入组的却寥寥无几。“一上午门诊五六十名患者，大约只有五六人可以考虑纳入临床研究，最终能成功入组的，可能也就两三个。”赵宏解释，临床试验的入组门槛极其严苛。为了控制变量、获得“干净”的数据，以证明药物在特定人群中的有效性，药企和科研机构需要的是“完美患者”——年龄合适、无严重合并症、身体状况良好、既往治疗史有限。

然而，真实的肿瘤世界里，更多的是“不完美的患者”。山东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科主治医生张欣，对这种无力感习以为常。“在我们这样的地市级医院，临床试验项目凤毛麟角，绝大多数被省级或区域性龙头三甲医院垄断。患者想入组，只能自己去大医院挂号、排队。”她发现，许多肺癌患者历经一二线治疗失败后，身体已是千疮百孔，PS评分（体力状况评分）极差，根本达不到临床试验的门槛。

身处辽宁抚顺的乳腺癌晚期患者王丽，正被困在类似的僵局里。自2025年1月发现乳房肿块以来，她接受了化疗和靶向药曲妥珠单抗的治疗。“效果尚可，但心脏承受不住，心跳飙到每分钟150次，还伴有绞痛。”副作用过于严重，她被迫停药。她早就听说过临床试验。“有位癌症晚期转移的同学进过组，用了新药效果特别好。”她也想去碰碰运气。在网上辗转联系了沈阳某三甲医院的一位教授，对方看了影像资料后说可以入组。她满心欢喜，岂料等待期间的一场感冒，让她被彻底排除在外。

此后，她再也没能触到临床试验的门槛。“普通医生不管入组事宜，主任的号要一两个月才能挂上。”半年间，她接触了不下二十位医药代表，对方起初满口应承，最终要么说名额已满，要么推荐一些毫无科学依据的“野鸡项目”。她还遇到过推销一万七千元一盒来历不明“进口药”的骗子。“说实话，我现在很焦急。我是晚期，时间不多了。才四十八岁，孩子还小，我想活下去。”

这样的绝望，叶明也曾深切体会。二三线靶向药全部失效后，他带着母亲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附近租了房子，开始逐一筛选临床试验，试图尝试新药。筛选了一两个月，没有一个项目匹配。“她病得太重了，又有免疫副反应的病史，许多新药含有免疫成分，他们不敢收。”最终，他只能陪母亲回了家。

面对这样“无药可用”又入不了组的患者，赵宏能做的实在有限。“有的病人当场就哭了，家属陪着掉泪，问我：‘医生，难道我们只能等死吗？’我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说再看看后面有没有其他研究项目。”

相较于求药无门的绝望，对某些血液肿瘤患者而言，眼看曾经可行的道路突然被堵死，或许是另一种残忍的折磨。顾洪飞是患者组织“淋巴瘤之家”的创始人。2010年他确诊霍奇金淋巴瘤，经治疗康复后，从一个人数仅四百多人的QQ群起步，将患者组织发展至注册用户超过十六万。这些年，让他印象最深的患者有两类：紧急危重症患者和复发难治患者；而这些患者打听最多的治疗方式，便是“同情CAR-T”。

CAR-T是一种免疫细胞疗法，对部分复发难治的淋巴瘤和白血病亚型有“奇效”。目前国内已有六款CAR-T产品获批上市，部分产品和适应症的患者十年生存率可超过五成。但CAR-T定价普遍在百万至一百三十万元之间，且未纳入医保，普通家庭根本无力承担。据顾洪飞介绍，此前国内许多顶尖血液病中心通过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IT），患者仅需十几万元便可获得“同情CAR-T”治疗，而这种治疗挽救了大量危重、复发、难治患者的生命。

顾洪飞表示，2026年5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818号令”）正式实施。出于对细胞基因治疗安全性和规范性的考量，以往相对宽松的同情用药通道迎来严格管控。多数医院因合规考量，不再轻易开展此类项目。患者想尝试非商业CAR-T疗法，只能参加正规备案的临床试验。“同情CAR-T”的通道中断，令一批“夹在中间”的患者陷入绝境。

在儿童白血病病友社群“暖白儿童”中，就有一批复发难治、亟待CAR-T治疗的患者。今年2月，华阳九岁的儿子确诊T淋巴母细胞白血病。历经五个疗程化疗，孩子的微小残留病灶（MRD）指标始终卡在0.4%，无法清零。这是一个评估白血病疗效的关键指标：MRD越低，骨髓移植后的复发风险越低；降至0.01%以下才算完全缓解，达到移植标准。“肿瘤细胞没有被彻底清除。如果MRD没转阴就强行移植，医生说基本就是百分之百复发。”华阳做过十年神经外科医生，他比一般家长更清楚，“化疗这条路，基本已经走到头了。”

他查阅了大量资料，也咨询了同行，“像这种情况最合适的就是CAR-T。”但不幸的是，儿子所患白血病对应的CD7靶点CAR-T产品尚未上市，仍在临床试验阶段。华阳听说，以前类似患儿可以通过“同情CAR-T”清除残留、桥接移植，如今这条路已然封闭。而正规的CD7 CAR-T临床试验，“要求MRD必须大于5%或骨髓不缓解才能入组。我们这种残留0.4但还没到复发标准的情况，恰好卡在中间。孩子的身体能撑多久？我不知道。”

刘方十二岁的女儿同样被CD7靶点CAR-T试验的条件困住。今年春节，女儿确诊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三个月化疗后便复发。“医生说已经耐药了，预后很差。如果能通过CAR-T实现完全缓解，再桥接移植，长期存活的机会将大大提升。”但此前化疗引发了脑血栓、脑出血，所有正规临床试验都将女儿拒之门外。刘方坦言，他们了解同情CAR-T治疗的风险，但比起强行移植后“百分之百复发”，他宁愿选择前者。“这不是一道选择题。一个是可能活，一个是肯定活不了。临床试验是免费的，我们用不上。我只想要一个合法的机会，哪怕自费，哪怕签免责协议，能不能有一条审批通道？给孩子一线生机？”

药企不敢做“好事”

当患者求药无门时，一个自然的疑问浮现：那些手里握着新药的药企，为什么不愿意把药物交给这些走投无路的人？“不是药企冷血，而是制度没有兜底。在没有明确法律框架的情况下，谁也不敢贸然把未上市的药物拿出去使用。”国内某头部药企工作人员李彬坦言。2017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拓展性同情使用临床试验用药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适用对象、申请审批程序均做了详细规定。2019年修订的《药品管理法》第二十三条，也确立了同情用药的上位法框架。然而，整整九年过去，那份征求意见稿始终没有变成正式文件。

在李彬看来，对药企而言，同情用药面临两大难题。首先是责任风险。正规临床试验入组的患者，有完备的保险保障——治疗费、不良反应治疗费，甚至死亡赔偿，均由申办方和保险公司承担。但同情用药的患者往往处于疾病晚期、合并症众多，一旦发生严重不良事件甚至死亡，责任归属如何厘清？赵宏曾与药企交流过，对方的顾虑非常现实。“不能排除这样一种情况——申请时患者信誓旦旦‘所有后果我都愿意承担’，真出了不良后果，反过来起诉公司。一旦引发媒体关注，对新药临床研究推进和上市审评都会产生不利影响。”赵宏认为，药企想做善事，却不太敢做善事。

其次是成本与收费的悖论。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试验用药不得收费。李彬觉得这条规定是一把双刃剑。“完全没有经济回报，还要承担风险，企业参与的驱动力从何而来？”他查阅过美国FDA的法规，允许企业收取同情用药的相关成本费用，至少能收回成本。但在国内，如果允许收费，企业又担心暴露真实成本，影响未来的商业化竞争。除了风险与成本，制度落地还有更具体的堵点。赵宏举例道：“比如，病人的分级管理：病情危重到什么程度可以申请？由谁来决定？哪一级医疗机构有资格？伦理委员会设在三甲医院还是县级医院？药品使用后的不良反应如何上报？疗效如何评估？”赵宏认为，这些细则都需要明确。落地之后，从药企到医生再到患者，才能获得法律保障。

据赵宏介绍，药品研发有“三个10”的说法——10%的成功率、10亿美金的投入、10年的周期。在这漫长的流程中，患者等不起。同情用药制度缺位的直接后果，是催生了庞大而危险的灰色产业链。赵宏在调研中发现，从早期的印度仿制药，到后来的地下原料药，甚至还有黑中介拿淀粉灌装胶囊冒充药品。患者为了活命，只能拿自己的身体去试错。

以今年一款名为Daraxonrasib（研发代号RMC-6236）的胰腺癌新药为例，它已成为无数患者的“救星”。素有“癌王”之称的胰腺癌迎来治疗突破——其III期临床数据显示，该药可将患者生存期几乎翻倍，死亡风险降低60%。不过，此药尚未正式上市，美国患者可通过同情用药渠道申请。在国内社交媒体上，已有部分药商声称可以“搞到此药”。《锋面》记者以患者家属身份咨询其中一位，对方表示可以代为申请美国同情用药，药费十几万元人民币/月，另收三千元服务费。更“实惠”的方案是，他推荐记者使用“北京某生物原料实验室”生产的国产原料药，“纯度99.6%，患者吃一个月指标都下降”，月均药费三万四千元，并向记者展示了一张患者用药后“效果良好”的证明报告。

“使用‘原料药’事实上已经涉嫌违法了，原则上我们医生当然不鼓励，但当一个人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你劝不住。”赵宏说。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赵宏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快完善拓展性同情用药制度的提案。目前，这份提案已进入全国政协的重点提案序列。

在赵宏的设想中，中国的同情用药制度应有自己的特色，最好是在已有该新药临床试验的中心来落地执行。“医生用过这个药，知道有没有输液反应、需不需要预处理，患者放心，药企也放心。”“拓展性同情用药不仅造福患者，也能助力企业研发。”赵宏强调，“对于那些被临床试验排除在外的晚期患者，他们的最佳治疗方案是什么？医生想知道，药企也想知道。如果同情用药制度能覆盖这部分人群，收集真实世界数据，对药物未来的临床应用会有更全面的认知，同时实现‘救急一人’与‘造福万人’的双赢。”

然而，制度的落地需要各方协同。作为企业方，李彬同样期待一份具有中国特色的细则出台。他建议允许企业按成本的一定比例收费，政府同时给予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明确各方责任、明确费用分担、明确风险处置。有了这些，药企才敢参与。”在制度之外，顾洪飞认为，还有一个群体的呼声不应被忽视——那些在灰色地带挣扎自救的患者和家属。他特别强调，同情用药的审批流程必须充分考虑患者的急迫性。走到最后一线的病人，生命窗口往往极短。“如果让他们等待层层审批、等待盖章、等待一个月才开一次的伦理委员会审议，等到的时候，命也没了。流程应该为生命让路。”在危重症面前，时间不是成本，时间就是生命本身。

他希望有一天，申请同情用药的流程能够真正清晰、可及，让患者觉得“这个药是我需要的”，而且我知道该怎么申请，也有信心走完流程；多中心能够铺开，让患者就近申请，不必拖着病弱之躯千里迢迢奔赴北上广。“同情用药制度，本质上不是在赋予患者某种特权，而是给那些走到悬崖边上的人，一个合法抓住绳索的机会。”赵宏说。（应受访者要求，叶明、华阳、王丽、李彬为化名）来源：央视网微信公众号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7月30日对外披露，该机构已于近期圆满完成2026年度节水诊断公益服务的一线走访任务。工作人员深入生产前沿，将政策解读、专业技术与实践指导送到基层，旨在协助各类用水主体进一步提升水资源利用效能及日常节水管理能力。

据珠江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年度公益服务锁定火力发电、钢铁冶炼、石油化工三大工业门类，同时覆盖高校校园与宾馆酒店两个服务行业，并从中选定云南、广西、海南三地共计十家用水单位，开展全面而细致的节水诊断工作。为确保服务成效，珠江委精心筹措，从所属单位择优抽调业务精英，同时特邀来自火电、钢铁及化工领域的资深专家，共同组建了一支高水平的节水诊断公益服务团队。

在执行任务前夕，服务团队均与各用水单位签署了公益服务协议书，明确双方责任与目标。进入现场环节后，团队成员借助资料审核、实地勘察及专题座谈等多元手段，围绕用水总量、资源利用效率、关键工序节水措施及管理制度建设等方面进行系统评估，并且针对当前节水政策优惠及技术实施要点向企业进行详尽解读。

受访的用水单位普遍对这项公益举措给予积极评价，认为借助专家“把脉问诊”，能够精准识别自身短板，深度挖掘节约用水潜能，从而切实推动整体用水水平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