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辽阳灯塔市漫步，处处可见“兆麟”印记——车流穿梭的兆麟路、供市民休憩的兆麟广场、书声琅琅的兆麟小学，以及洋溢着人间烟火的兆麟社区。更有那座静卧乡野间的李兆麟故居。这些地名构筑起一串时光印记，勾勒出一位抗联将领的热血人生，同时也铺陈出家乡人民历经八十余载依然炽热的红色情愫。

这片沃土，正是李兆麟将军的出生之地。1910年，将军诞生于灯塔市铧子镇后屯村的一户农舍。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毅然投身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重要缔造者之一，并担任第三路军总指挥。1946年，年仅36岁的李兆麟惨遭敌特暗杀。英雄虽已远行，故土却始终铭记。家乡人民以最深沉、最质朴的方式珍藏着他的名字。在灯塔，一切“兆麟”地名的源头，都汇聚于铧子镇后屯村那座古朴素雅的李兆麟故居。这里既是英雄启程的起点，如今亦被列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李兆麟的堂侄，现年89岁的李振荣，自1997年起便专职守护这座故居。他常年驻守于此，细心擦拭塑像、整理史料，向各方来客讲述伯父的革命岁月。与此同时，他也亲身参与并见证了村庄的日新月异：后屯村党总支积极争取政策和资金支持，对李兆麟将军故居进行系统性修缮，打造红色展览馆、国防军事博览园、党史教育步道等特色场所，构建起系统规范、标准明晰的红色研学体系；同时牵头组建强村公司，建立村播学院、农文旅数智双创中心，培育本地农民主播团队，助力村民推销本土特色农产品。

如今，村党总支将红色研学、果蔬采摘、电商直播有机融合，充分释放红色资源潜能，延伸产业链条。村庄年均接待各类研学及参观团体超过9万人次，村集体年增收突破30万元。“英雄家乡已今非昔比，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李振荣感慨道。

另据记者了解，近年来灯塔市持续推进乡村建设，常态化开展农村环境整治专项工作，累计创建省级美丽宜居村113个，打造市级试点镇4个、试点村36个、县级示范村13个、示范路13条。五星镇荣获全国文明乡镇称号，亮子口村、后屯村亦获评全国文明村。

坐落于城市核心地带的兆麟广场，是全市最为瞩目的红色地标。广场中央，身着冬装的李兆麟将军举手敬礼，战马昂首欲腾，仿佛复现了他当年驰骋雪原、奔赴战场的英姿。塑像基座之下，是市井烟火；塑像目光所及的远方，则是英雄以生命换来的锦绣山河。

离兆麟广场不远处便是兆麟社区。这里的社区工作者定期开展红色宣讲、老兵座谈、党史学习等活动，将李兆麟的事迹传递给每一户居民。“对于全国民众而言，李兆麟将军是《露营之歌》的作者、是抗联英雄；但对我们社区的每位居民来说，‘李兆麟’这三个字，更是一种浸润于血脉之中的邻里情怀和家乡自豪。”兆麟社区党委书记刘丽华表示，“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将‘兆麟精神’切实转化为治理效能。”

兆麟社区老旧小区众多，老年人口比重较大。曾是军人的社区工作者刘莹，花了整整三个月时间走遍辖区内每一户人家，亲手绘制出一份特殊的“民情地图”——独居老人住哪里、安全隐患在何处、哪个角落需要增加便民设施，她都逐一标注、铭记于心。她把军营中的“沙盘推演”转化为社区治理中的“精准施策”，真正做到了服务无遗漏、关怀到每位群众。

“我们将将军‘一心为民’的信念落实到网格之中。谁家遇到难题，网格员第一时间上门解决。我们常讲，‘将军当年浴血奋战是为了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今天的我们更要解决群众最迫切的难题’。”刘莹如是说。

社区治理越来越精细，灯塔的城市管理水平也在不断升级。近年来，灯塔市成功创建省级文明城市，并获评全国文明城市提名。五年间，累计改造老旧小区90余万平方米，全面完成城区主要道路及交通岗标识的规范化增设，稳步推进重点区域绿化补植。在兆麟社区，文化长廊掩映于绿树繁花之间，成为居民休闲休憩的理想场所。

兆麟社区门前，便是贯通城区的兆麟路。这条以英雄命名的大道，串联起居民区、学校与商圈，日复一日承载着市民的匆忙步履。道路南侧，阵阵读书声从兆麟小学传出，这里是红色薪火代代相传的摇篮。

“学校以英雄之名命名，就是希望我们永远铭记先辈，传承这份赤诚与担当。”兆麟小学副校长刘美莹说。学校将弘扬与践行“兆麟红精神”融入常规教育教学之中，让这一精神深深扎根于孩子的心灵、头脑与课堂。目前，该校已获评全国美育示范校、全国小学生作文教学示范校。学校坚持体育育人，千人球操是最具特色的校本课程之一。“2014年我们创编了魅力篮球操，每年都会举办汇演等活动，这不仅强健了学生体魄，也增强了他们的团队协作意识。”

近年来，灯塔市持续加大教育投入，严格落实“双减”政策，灯塔一高中、燕州小学、中心幼儿园等一批校园新建和改扩建工程全面完成，薄弱的农村小规模学校有序撤并，顺利通过省示范校复检及省体育特色高中验收，义务教育实现了基本均衡。

今天的灯塔市，正全力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产业转型、项目建设、城乡融合、社会治理多点开花，跻身东北县域经济发展潜力十强，先后荣获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称号，淡水鱼亩产稳居全国首位。矿产建材、特色消费品两大产业年产值均突破65亿元，天然脂肪醇产能位列全国第一。佟二堡皮草入选首批中国消费名品区域品牌，全域跻身省重点建设旅游主体功能区。

7月29日澳门电 题：澳门何以成为解码景德镇申遗的“海上丝路密钥”？——独家对话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赵强 中新社记者 郑嘉伟

7月25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正式跻身《世界遗产名录》。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澳门文物保护专家赵强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栏目独家专访时指出，此次申遗的成功，不仅让中国古代对外贸易中“丝、茶、瓷”三大文化载体在世界遗产版图上实现了圆满拼合，更以生动笔触勾勒出一幅中国手工业与早期全球化浪潮深度交融的历史长卷。在他看来，澳门作为16至17世纪串联中国内陆制造体系与全球远洋航线的关键贸易枢纽，正是展现景德镇遗产世界意义、解读中国瓷器环球传播脉络不可或缺的“海上丝路密码”。以下为访谈实录摘要：

中新社记者：为何将澳门视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海上丝路密码”？

赵强：澳门既是历史上景德镇瓷器迈向世界的流转驿站，更是今日理解、诠释其普世价值的关键文化场域。“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完整呈现了从原料开采、燃料供应到烧制成型的全产业链条，核心回应的是“瓷器如何被制造”这一命题。然而，若要满足世界遗产的评判标准——证明其对于人类价值观互通以及全球“中国风”审美潮流塑造的深远影响，景德镇就必须向世人阐明：它的器物究竟如何跨越重洋，成为早期全球化进程中的核心物质载体。

景德镇深处江西内陆，其庞大的产出能力若想转化为跨越大洋的文明对话与文化交流，势必要依靠一个能够无缝衔接全球供应链的离岸中转节点。澳门既非瓷器产地，也非唯一的外销口岸——漳州月港与广州同样扮演过重要角色——但它恰恰是西方远洋航路与东亚近海航路交汇的枢纽之地，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将景德镇的内陆生产体系成功嫁接到欧洲、日本乃至美洲的广阔市场。倘若缺少澳门这一“接驳口”，景德镇瓷器的全球传播链条便将缺失最直观的流转证据。

中新社记者：在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中，澳门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

赵强：自1557年葡萄牙人获准在澳门定居之后，这里便逐步崛起为中国华南沿海举足轻重的国际贸易中转港。与明代隆庆年间开海后兴起的漳州月港民间海商体系、以及广州以官方管控为核心的传统外贸模式相较，澳门依托葡萄牙商人的长期扎根、外贸仓储设施以及成熟的远洋贸易网络，成功跃升为连接中国生产端与全球消费端的关键纽带，并开辟出三条辐射全球的远洋贸易主干通道，深刻重塑了中国瓷器外销的整体格局。

这三条航线具体为：其一，欧亚主通道——从澳门启程，途经印度果阿，终抵葡萄牙里斯本。景德镇瓷器自澳门装船出发，穿越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绕行好望角，源源不绝地输入欧洲，最终步入王室与贵族的珍奇柜及宫廷瓷器厅；其二，东亚枢纽线——澳门与日本长崎直航，顺应了彼时日本茶道界及上层社会对青花瓷的热切追捧，景德镇瓷器经由澳门大量转口至日本，直接激发了17世纪初有田窑等本土陶瓷产业的萌芽；其三，跨太平洋线——澳门至菲律宾马尼拉，再越洋抵达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澳门凭借其华南沿海信息与物资集散中心的优势，深度融入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体系，使景德镇瓷器远销至美洲新大陆。

在这张纵横交错的全球航线网络中，来自美洲与日本的白银经由多元海上贸易渠道持续涌入中国，而景德镇庞大的瓷器产能则借由澳门等海上贸易节点进入环球供应链，由此形成了白银与瓷器双向流转的全球交换格局。

中新社记者：从贸易体量观之，月港与广州同为明代举足轻重的对外港口，澳门在这一全球贸易版图中的不可替代性究竟体现在何处？

赵强：澳门的独特价值核心在于“转换”二字。第一重是空间层面的转换——景德镇窑场烧制的器物，经由昌江、鄱阳湖、赣江汇入长江水系，再抵达东南沿海，由澳门接入印度洋贸易体系，从而由内陆手工业品蜕变为全球流通商品。

第二重是文化层面的转换——自16世纪50年代起，葡萄牙、日本、东南亚及欧洲各国商人汇聚澳门，罗明坚、利玛窦等耶稣会士亦以此为进入中国内陆的基地，欧洲铜版画与宗教图像由此渗透到晚明的视觉环境之中。明代万历至崇祯年间出产的克拉克瓷，虽仍以中国传统的散点透视为根基，但其开光布局与边饰层次已明显融入了全球市场的审美逻辑。澳门虽未让中国瓷绘立即转向西方绘画语言，却为中西视觉资源的交汇与融合提供了开放包容的场域，为清三代外销瓷及广彩中“中西合璧”装饰体系的成型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重是意义层面的转换——瓷器流入欧洲后成为贵族珍藏，抵达日本后推动有田窑对中国克拉克瓷器造型与纹饰体系的竞相模仿，进入美洲后又为当地社会重新定义并赋予其新的用途，甚至被改制为佩饰。器物在流通、典藏、仿制与再演绎的循环中，逐渐超越“中国出口货”的单一标签，升华为世界物质文化交流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新社记者：澳门为景德镇瓷器的世界性传播提供了哪些实证“物证”？

赵强：2010年至2012年间，联合考古团队在澳门圣保禄学院遗址东侧展开系统发掘，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竖井式圆形坑遗迹，深达约9.9米。坑内出土了大量明末清初的陶瓷残片，其中涵盖了丰富的外销瓷与克拉克瓷品类。经科学检测与比对分析，此处出土的克拉克瓷多数为江西景德镇民窑产品，这为澳门作为海上丝路关键中转港的地位提供了坚实的考古佐证。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遗址中还出土了带有象首形流部的克拉克瓷“军持”。这类兼具特殊宗教与文化属性的器物现身于圣保禄学院遗址，表明中国瓷器贸易网络不仅贯通了不同地域的市场，也跨越了宗教与族群的屏障，生动展现了16至17世纪海上贸易体系中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图景。

时至今日，圣保禄学院遗址的重要遗存——大三巴牌坊上，仍可见双手合十的圣母像浮雕，既传达着天主教祈祷与庇佑的寓意，也与澳门港口城市的航海文化遥相呼应，见证了海上贸易、宗教传播与中国物资流通在此交汇的厚重历史。

中新社记者：应当如何理解澳门作为“海上丝路密码”的当代意涵？

赵强：历史上的澳门，是中国通向世界的桥梁，助力景德镇瓷器循着海洋航线走向全球；而今日的澳门，则借助博物馆馆藏、学术探索与数字传播，让这些跨越海洋的文明记忆重新焕发光彩。

近年来，澳门城市大学克拉克瓷展区的设立、“千年瓷都·莲通天下”主题展览的举办，以及“海通镜鉴：16至19世纪中葡文化交流展”等一系列文化实践，正将数百年前的贸易航路转化为当代文明互鉴的沟通纽带。

景德镇申遗的成功，开启了重新审视中国陶瓷文明全球传播历程的新篇章。从景德镇千年窑火孕育的创造伟力，到澳门海洋网络的传播与链接，“景德镇—澳门—世界”这一文明链条，让每一件瓷器背后的交流故事从历史档案、考古发掘和学术论著走向公众视野。“瓷都”象征着中国陶瓷文明持续创新的不竭活力，澳门则见证了中华文化融入世界交流体系的开放胸襟，二者的交汇共同注解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的深邃哲理。

赵强，管理学博士(DBA)、艺术学博士，澳门特区政府科技发展基金资助博士后，研究员。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沈阳故宫博物院文物征集专家组成员，荣膺故宫“景仁榜”题名捐献者。现任澳门文物保护学会理事长，其传略已入编《中国当代文博专家志》。目前受聘为吉林大学艺术学院兼职教授、吉林艺术学院客座教授、广州大学客座研究员，任教于澳门城市大学与澳门理工大学，担任研究生导师。自2010年起，在中央电视台及各省市电视台鉴宝类节目中担任专家，并出任香港凤凰卫视《投资收藏》栏目市场评论人。已出版《中国艺术品收藏鉴赏百科》等专业著作18部，近年来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在SSCI、A&HCl、SCI及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在北京市房山区，一场关于“隐形雇主”与劳动权益的司法前沿交锋引发关注。部分企业利用合同名称的巧妙转换、管理链条的层层嵌套，试图将劳动关系的责任“甩锅”给模糊地带。面对这样的隐蔽用工现象，劳动者是否还能有效维权？近日，房山区人民法院举行了一场专题新闻通报会，聚焦隐蔽用工类劳动争议的审理现状，并发布了典型案例。据《工人日报》报道，近年来该院受理的相关案件多集中在即时配送、网约出行、快递物流等新兴业态。

新闻发言人指出，一些用人单位通过缔结五花八门的协议、构建多级用工框架，将本应属于劳动法的雇佣关系精心装扮成承揽、外包或合作等民事法律关系，使得劳动者在维权之初便陷入迷茫——究竟谁是真正的雇主？该向谁主张权利？对此，法院坚持实质性审查原则，重点探究用人单位是否对劳动者实施了支配性的劳动管理。从审判结果来看，确认劳动关系或判定企业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情形占据主流。

在发布会上，燕山人民法庭庭长针对这批典型案例，剖析了隐蔽用工的常见“套路”，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

第一类情形被形象地称为“自己管人、外包发钱”。2023年3月，暴某经某快递站点工作人员安排，以快递公司员工名义注册了外卖平台APP，从此担任骑手。公司为他配发了电动车和统一工装，日常调度与考勤均由公司负责，但双方既未签署劳动合同，也未缴纳社会保险。一次配送途中的车祸，让工伤认定陷入争议。暴某于2024年2月离职后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劳动关系。

法院调查发现，快递公司与一家管理公司签有《业务外包合同》，外包费用由佣金、管理服务费、税费及返费等构成，其中管理服务费竟为零元。暴某通过平台接单，报酬由管理公司代发，但资金源头却指向快递公司。在平台显示中，暴某的身份明确为快递公司员工。法院认为，暴某所从事的配送工作属于快递公司的业务范畴，站点站长通过微信群对其进行了实质性的工作监督和考勤管理，双方关系表现出强烈的人格从属性。至于管理公司发放报酬，证据表明其仅代发工资。合同对价低、履行过程异常，明显有规避劳动关系、转嫁经营风险的嫌疑，该风险不应由劳动者承担。据此，法院认定暴某与管理公司之间不存在实质管理关系，快递公司以《业务外包合同》为由否认劳动关系的抗辩不被采纳，最终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提示，法律不会容忍借“自己管人、外包发钱”之名行规避法定责任之实。用人单位若企图以此逃避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或承担工伤赔偿等义务，不仅徒劳无功，反而可能招致更重的法律后果和赔偿负担。

第二类情形则是“以承揽合同行用工之实”。自2021年7月起，于某在某配送站担任骑手，为A公司提供商超商品配送服务。2023年底，A公司撤出该站点，由B公司接手，于某随之被解绑并与B公司绑定，由此与A公司产生劳动争议。于某坚称自己是A公司员工，而A公司则主张双方为承揽关系，出示了《项目转包协议》，声称于某系以个体工商户身份承包配送业务，工资经由第三方平台支付。

法院审理后认定，双方均具备法定劳动关系主体资格，于某的配送工作构成A公司业务的一部分。虽然工资按单量计算，但A公司对骑手进行排班、控制接单量，甚至单独派单，显然实施了管理行为。据此，法院判定双方符合事实劳动关系成立条件，确认劳动关系存在。

法官提醒，用人单位通过要求劳动者签署承揽或合作协议来“去劳动关系化”，在司法实践中难逃穿透式审查。只要用工实质符合劳动关系特征，即使披着承揽协议的外衣，也会被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

第三类情形为“名为外包实为派遣”。李某与甲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被安排至乙公司担任销售员。甲、乙两公司间有《劳务外包合作协议》，约定甲公司派驻人员从事营销项目。因乙公司将李某退回，甲公司随即以严重违反制度为由解除合同。李某申请仲裁后起诉甲公司。

法院指出，尽管李某与甲公司签有合同，但其在乙公司工作场所接受乙公司的管理、指挥，且工资、福利由乙公司确认和结算，这暴露出两公司间是典型的假外包、真派遣关系。乙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按约定程序处罚并退回李某，因此其以违纪为由退回的行为缺乏依据。甲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盲目依赖退回决定解除劳动关系，于法不合，最终被判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法官建议，企业必须厘清外包与派遣的界限，不可借外包协议掩盖真实用工关系。用工单位退回劳动者后，派遣单位应独立审查解除条件，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决定，而不能机械跟随用工单位的“退回”指令。

中新网7月31日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于7月31日举行月度新闻发布会。会上，针对内需潜力挖掘的具体路径，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透露，当前该部门正联合多个相关机构，紧锣密鼓地推进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2026-2030年）的编制工作。展望下一步，发改委将与各方协作，以更强劲的力度和更务实的举措，全力促进国内需求的稳步扩张。

在具体部署上，一方面将民生改善与消费提振深度融合，着力激发消费活力。首要任务是增强居民消费能力，通过扎实推行就业优先政策，广泛开展职业技能提升项目，多维度拓宽民众增收渠道。其次，致力于释放服务消费潜能，依据多元群体需求优化供给结构，持续提升生活服务业的质量与丰富度。此外，还将积极培育智能产品消费新热点，加大人工智能手机、电脑、智能穿戴设备及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智能终端的供应，并拓展智能体应用场景，以创新驱动消费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