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天津迎来一场医疗界盛会——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第二十二届学术年会（CPA2026）在此间启幕。在会议议程中，一项颇具里程碑意义的专题研讨吸引诸多目光：国内精神医学领域首个非侵入式脑机接口临床建设项目宣告启动。此举被视为无创脑机接口技术由实验室迈向规模化临床应用的关键转折，为我国在该领域走在世界前列擘画了崭新蓝图。

据悉，该项目由国内脑机接口企业杭州虚之实科技领衔，联合天津市安定医院、中南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等六家医疗科研机构共同推进。在架构设计上，项目创新性地提出“一个核心、多学科联动”的发展思路——以精神科为中枢，辐射神经内科与儿科，旨在构建一套跨越全年龄段、覆盖多种精神障碍的临床诊疗应用系统。其核心技术路线围绕神经信号精准诱发展开，打造了“虚拟现实场景刺激＋脑机接口即时解码＋自适应反馈调节”三位一体的闭环回路，以此实现对脑神经环路的主动重塑和动态干预。

会议现场，多位权威专家就技术演进与规范议题展开深度交流。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精神医学系主任、国家精神疾病医学中心主任王小平表示，展望未来，可依托人工智能算法构建动态生物标志物数据库，从而推进精神疾病精准亚型的细致划分；同时，他特别强调，脑电数据的安全防护与伦理框架建设必须同步强化，这是技术可持续应用的根本保障。

广东省人民医院主任医师贾福军则从临床角度指出，无创神经反馈手段因其安全性高、无侵入性损伤等优势，可实现对神经环路的精准靶向调节，对于缺乏明确药物适应症的青少年抑郁患者而言，这一技术展现出无可替代的独特应用价值。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主任医师邓伟、中国科学院杭州医学研究所研究员马宁等与会学者亦表示，将虚拟现实情境与经颅直流电刺激、神经反馈相结合的多模态干预方案，在儿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维护中已初见成效，其任务态脑电信号的稳定表现明显优于传统静息态采集模式，为后续推广应用积累了宝贵数据。

根据项目规划，未来1至2年内，项目团队将全力推进核心设备的三类医疗器械注册审批，并联合多方力量制定行业统一标准。此外，还将牵头组建全国性的临床应用联盟，以推动无创脑机接口技术在各医疗机构的规范化实施，为精神卫生服务体系注入更为精准、高效的全新动能，惠及更广泛的患者群体。

国家医保局今日正式对外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该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总人数达到13.31亿，参保率稳固保持在95%的高位水平。与此同时，2025年度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余达5257.72亿元，整体基金运行态势平稳有序。

从职工医保的具体情况来看，截至2025年底，参保职工人数攀升至38856.12万人，较上一年度净增907.78万人，同比增幅为2.4%。纵观“十四五”时期，职工医保参保规模年均扩容约880万人。值得一提的是，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群体参加职工医保的人数在2025年已达6982万人，与“十四五”开局之初相比，这一数字激增逾2000万人，反映出医保覆盖面的持续拓宽与包容性增强。

在待遇享受方面，2025年职工医保参保人员累计享受各类医疗待遇54.86亿人次，较上年增长3.3%。而“十四五”期间，此类待遇享受人次的年均增速更是高达12.6%，彰显出保障力度的显著提升。与此同时，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在2025年享受待遇共计32.68亿人次，同比攀升7.7%；整个“十四五”阶段，居民医保待遇享受人次的年均增长率也保持在10.1%的稳健水平。

费用负担方面，2025年职工医保参保人员的次均住院费用为11522元，而居民医保对应的次均住院费用则为7339元。在报销比例上，职工医保住院费用目录内报销比例达到84.1%，居民医保的同类报销比例为66.0%，两者之间的差距也反映出不同制度设计的保障层次。

异地就医服务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公报明确指出，“十四五”期间全国累计发生异地就医13.30亿人次，涉及医疗费用总额高达32956.52亿元，医保服务效能获得持续优化。目前，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已攀升至90%的水平。仅2025年一年，异地直接结算便惠及3.08亿人次，有效减轻患者垫付压力达2075.06亿元；全国范围内，可跨省联网结算的定点医药机构数量已达65.58万家。此外，门诊慢特病跨省费用直接结算的病种范围进一步拓展，现已囊括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类风湿关节炎等10种常见慢性病症。

在数字化便民维度，国家医保局持续深耕医保码在就医购药全流程中的应用。截至2025年底，全国医保码激活用户已突破12.5亿人。同时，药品追溯体系也在不断完善，统一医保信息平台迄今已累计归集追溯信息1127.68亿条，接入定点医药机构超103.34万家，这一数字占到全国定点医药机构总量的99.99%。当前，每日通过国家医保App进行扫码验药的频次已超过500万人次。

医保制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赋能效应同样不容小觑。公报数据显示，“十四五”以来，医保基金累计支出规模达到13.67万亿元，年均增速约为7.4%。这笔庞大的资金既为亿万群众的看病就医构筑了坚实后盾，也为医药产业的蓬勃发展与技术创新注入了强劲动能。

在助力医药产业创新方面，我国已建立起以创新药为核心的医保准入及谈判续约机制，新药自上市至纳入医保目录的时间被大幅压缩。据统计，2018年至2025年期间，医保谈判新增药品在协议期内的累计销售额超过7100亿元，其中由医保基金支付的金额逾4900亿元。

针对定点医药机构的扶持同样力度空前。2025年，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均启动了医保基金即时结算改革，结算周期由原先的30个工作日逐步压缩至20个工作日，当年即时结算资金规模超过1万亿元，惠及定点医药机构超60万家。此外，2025年全国向符合条件的定点医疗机构预付的医保基金总额达到906亿元。

对于广大参保人而言，就医购药的便利性与减负效果愈发凸显。近年来，职工医保门诊共济改革持续深化，个人账户共济的人员范畴与资金使用边界不断放宽。目前，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范围已延伸至近亲属，资金使用也实现了从省域内共济向跨省共济的跨越，累计跨省共济金额已突破3亿元。2025年全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济达4.64亿人次，共济使用资金688亿元，此举有效盘活了存量资金，切实缓解了参保人员的就医经济压力。

记者从相关渠道获悉，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部分成员单位组建的质量督察工作组，已于近期正式进驻浙江省，启动实地质量督察行动。此次督察秉持问题导向原则，聚焦源头风险防控，围绕“内卷式”竞争较为突出的行业领域，以及民众关切度高、社会反映集中的关键环节展开针对性抽查与核验。通过这一举措，旨在进一步筑牢质量治理根基，为经济社会迈向高质量阶段提供坚实支撑，同时切实回应公众对优质生活的向往与期待。（总台央视记者 李晶晶报道）

2025年12月，上海一家三甲医院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叶明，做出了一次与毕生医学信念背道而驰的选择。他乔装潜入一个充斥药贩子与“托儿”的病友交流群，潜伏了整整半个月，最终花费逾万元，向一位素不相识的药商购入二十天剂量的“抗肿瘤原料药”。所谓原料药，指药品中最核心的有效成分，既无辅料调配，也未经任何加工流程，更遑论正规批文。叶明比谁都清楚——这粉末纯度堪忧、制造工艺不明，甚至可能只是一团毫无药效的淀粉。然而，他已然没有退路。

他的母亲于2023年初被确诊为胃癌晚期，且伴随罕见的ALK基因突变。化疗未能奏效，靶向药物接连耐药，免疫治疗引发超进展，多脏器功能相继衰竭……国内所能提供的常规治疗手段全部失效，连临床试验也将她拒之门外。“一代、二代、三代靶向药均告失败，唯一的希望只剩下第四代。”身为医者，叶明能够调取的信息远超普通家属。他翻遍国内外文献，查到一款名为NVL-655的四代ALK靶向药正在美国开展临床试验。数据令人振奋：即便针对已对三代靶向药耐药的群体，有效率仍达五成。然而，该药既未在美国正式上市，更遑论进入中国市场。

于是，他开始钻研美国的同情用药机制。在美国，当某些危重患者已穷尽常规治疗手段，却又不符合参加新药试验的资格时，可向药企提出“同情用药”申请，有机会提前使用那些仍处于试验阶段、尚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他用英文撰写函件，附上母亲完整的病历与基因检测报告，发给制药公司。一周后，回复如期而至——先是程式化的关怀与慰问，紧接着是冰冷的拒绝：“本公司在中国未开展同情用药业务，无法提供药品。”

“明明有药，有效率五成，或许还能争取两三年的时光，可偏偏就是拿不到。”望着病榻上因幽门梗阻痛得蜷缩翻滚的母亲，这位见惯生死的ICU医生再也顾不得职业操守，向药贩子购入了NVL-655原料药。“无路可走的时候，狗急了尚且跳墙。”用药三天后，母亲呕吐减少，疼痛缓解，精神明显好转，甚至能进食了。叶明以为奇迹将至。然而两周过去，症状如潮水般卷土重来，病情急转直下，不久后，母亲在家中离世。

“那药确实为母亲争取了至少二十天的生命，也极大减轻了她的痛苦。可是，那是原料药，并非正规药品——精度不足，工艺粗糙，况且用药时母亲已处于多脏器衰竭、幽门梗阻的状态，药物根本无法被有效吸收。”叶明惋惜地说，“太晚了。”

在中国，像叶明母亲这样求药无门的危重症患者，何止千万。常规治疗失败之后，他们被临床试验的大门拒之门外，又卡在同情用药制度的夹缝之中，只能在绝望中摸索出一条条灰色的、危险的野路子。

被拒之门外的“不完美患者”

赵宏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病人。他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主任医师，专注肝癌、胰腺癌、胆管癌——这些癌种恶性度极高，预后极差。常规治疗失败后，二线治疗的有效率不足一成，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仅有三四个月。而那些尚在临床试验阶段、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便成了这些患者最后的救命稻草。

作为国内顶尖肿瘤医院的医生，赵宏手中握有多个新药临床试验项目，每日慕名而来的患者络绎不绝，但真正能如愿入组的却寥寥无几。“一上午门诊五六十名患者，大约只有五六人可以考虑纳入临床研究，最终能成功入组的，可能也就两三个。”赵宏解释，临床试验的入组门槛极其严苛。为了控制变量、获得“干净”的数据，以证明药物在特定人群中的有效性，药企和科研机构需要的是“完美患者”——年龄合适、无严重合并症、身体状况良好、既往治疗史有限。

然而，真实的肿瘤世界里，更多的是“不完美的患者”。山东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科主治医生张欣，对这种无力感习以为常。“在我们这样的地市级医院，临床试验项目凤毛麟角，绝大多数被省级或区域性龙头三甲医院垄断。患者想入组，只能自己去大医院挂号、排队。”她发现，许多肺癌患者历经一二线治疗失败后，身体已是千疮百孔，PS评分（体力状况评分）极差，根本达不到临床试验的门槛。

身处辽宁抚顺的乳腺癌晚期患者王丽，正被困在类似的僵局里。自2025年1月发现乳房肿块以来，她接受了化疗和靶向药曲妥珠单抗的治疗。“效果尚可，但心脏承受不住，心跳飙到每分钟150次，还伴有绞痛。”副作用过于严重，她被迫停药。她早就听说过临床试验。“有位癌症晚期转移的同学进过组，用了新药效果特别好。”她也想去碰碰运气。在网上辗转联系了沈阳某三甲医院的一位教授，对方看了影像资料后说可以入组。她满心欢喜，岂料等待期间的一场感冒，让她被彻底排除在外。

此后，她再也没能触到临床试验的门槛。“普通医生不管入组事宜，主任的号要一两个月才能挂上。”半年间，她接触了不下二十位医药代表，对方起初满口应承，最终要么说名额已满，要么推荐一些毫无科学依据的“野鸡项目”。她还遇到过推销一万七千元一盒来历不明“进口药”的骗子。“说实话，我现在很焦急。我是晚期，时间不多了。才四十八岁，孩子还小，我想活下去。”

这样的绝望，叶明也曾深切体会。二三线靶向药全部失效后，他带着母亲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附近租了房子，开始逐一筛选临床试验，试图尝试新药。筛选了一两个月，没有一个项目匹配。“她病得太重了，又有免疫副反应的病史，许多新药含有免疫成分，他们不敢收。”最终，他只能陪母亲回了家。

面对这样“无药可用”又入不了组的患者，赵宏能做的实在有限。“有的病人当场就哭了，家属陪着掉泪，问我：‘医生，难道我们只能等死吗？’我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说再看看后面有没有其他研究项目。”

相较于求药无门的绝望，对某些血液肿瘤患者而言，眼看曾经可行的道路突然被堵死，或许是另一种残忍的折磨。顾洪飞是患者组织“淋巴瘤之家”的创始人。2010年他确诊霍奇金淋巴瘤，经治疗康复后，从一个人数仅四百多人的QQ群起步，将患者组织发展至注册用户超过十六万。这些年，让他印象最深的患者有两类：紧急危重症患者和复发难治患者；而这些患者打听最多的治疗方式，便是“同情CAR-T”。

CAR-T是一种免疫细胞疗法，对部分复发难治的淋巴瘤和白血病亚型有“奇效”。目前国内已有六款CAR-T产品获批上市，部分产品和适应症的患者十年生存率可超过五成。但CAR-T定价普遍在百万至一百三十万元之间，且未纳入医保，普通家庭根本无力承担。据顾洪飞介绍，此前国内许多顶尖血液病中心通过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IT），患者仅需十几万元便可获得“同情CAR-T”治疗，而这种治疗挽救了大量危重、复发、难治患者的生命。

顾洪飞表示，2026年5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818号令”）正式实施。出于对细胞基因治疗安全性和规范性的考量，以往相对宽松的同情用药通道迎来严格管控。多数医院因合规考量，不再轻易开展此类项目。患者想尝试非商业CAR-T疗法，只能参加正规备案的临床试验。“同情CAR-T”的通道中断，令一批“夹在中间”的患者陷入绝境。

在儿童白血病病友社群“暖白儿童”中，就有一批复发难治、亟待CAR-T治疗的患者。今年2月，华阳九岁的儿子确诊T淋巴母细胞白血病。历经五个疗程化疗，孩子的微小残留病灶（MRD）指标始终卡在0.4%，无法清零。这是一个评估白血病疗效的关键指标：MRD越低，骨髓移植后的复发风险越低；降至0.01%以下才算完全缓解，达到移植标准。“肿瘤细胞没有被彻底清除。如果MRD没转阴就强行移植，医生说基本就是百分之百复发。”华阳做过十年神经外科医生，他比一般家长更清楚，“化疗这条路，基本已经走到头了。”

他查阅了大量资料，也咨询了同行，“像这种情况最合适的就是CAR-T。”但不幸的是，儿子所患白血病对应的CD7靶点CAR-T产品尚未上市，仍在临床试验阶段。华阳听说，以前类似患儿可以通过“同情CAR-T”清除残留、桥接移植，如今这条路已然封闭。而正规的CD7 CAR-T临床试验，“要求MRD必须大于5%或骨髓不缓解才能入组。我们这种残留0.4但还没到复发标准的情况，恰好卡在中间。孩子的身体能撑多久？我不知道。”

刘方十二岁的女儿同样被CD7靶点CAR-T试验的条件困住。今年春节，女儿确诊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三个月化疗后便复发。“医生说已经耐药了，预后很差。如果能通过CAR-T实现完全缓解，再桥接移植，长期存活的机会将大大提升。”但此前化疗引发了脑血栓、脑出血，所有正规临床试验都将女儿拒之门外。刘方坦言，他们了解同情CAR-T治疗的风险，但比起强行移植后“百分之百复发”，他宁愿选择前者。“这不是一道选择题。一个是可能活，一个是肯定活不了。临床试验是免费的，我们用不上。我只想要一个合法的机会，哪怕自费，哪怕签免责协议，能不能有一条审批通道？给孩子一线生机？”

药企不敢做“好事”

当患者求药无门时，一个自然的疑问浮现：那些手里握着新药的药企，为什么不愿意把药物交给这些走投无路的人？“不是药企冷血，而是制度没有兜底。在没有明确法律框架的情况下，谁也不敢贸然把未上市的药物拿出去使用。”国内某头部药企工作人员李彬坦言。2017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拓展性同情使用临床试验用药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适用对象、申请审批程序均做了详细规定。2019年修订的《药品管理法》第二十三条，也确立了同情用药的上位法框架。然而，整整九年过去，那份征求意见稿始终没有变成正式文件。

在李彬看来，对药企而言，同情用药面临两大难题。首先是责任风险。正规临床试验入组的患者，有完备的保险保障——治疗费、不良反应治疗费，甚至死亡赔偿，均由申办方和保险公司承担。但同情用药的患者往往处于疾病晚期、合并症众多，一旦发生严重不良事件甚至死亡，责任归属如何厘清？赵宏曾与药企交流过，对方的顾虑非常现实。“不能排除这样一种情况——申请时患者信誓旦旦‘所有后果我都愿意承担’，真出了不良后果，反过来起诉公司。一旦引发媒体关注，对新药临床研究推进和上市审评都会产生不利影响。”赵宏认为，药企想做善事，却不太敢做善事。

其次是成本与收费的悖论。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试验用药不得收费。李彬觉得这条规定是一把双刃剑。“完全没有经济回报，还要承担风险，企业参与的驱动力从何而来？”他查阅过美国FDA的法规，允许企业收取同情用药的相关成本费用，至少能收回成本。但在国内，如果允许收费，企业又担心暴露真实成本，影响未来的商业化竞争。除了风险与成本，制度落地还有更具体的堵点。赵宏举例道：“比如，病人的分级管理：病情危重到什么程度可以申请？由谁来决定？哪一级医疗机构有资格？伦理委员会设在三甲医院还是县级医院？药品使用后的不良反应如何上报？疗效如何评估？”赵宏认为，这些细则都需要明确。落地之后，从药企到医生再到患者，才能获得法律保障。

据赵宏介绍，药品研发有“三个10”的说法——10%的成功率、10亿美金的投入、10年的周期。在这漫长的流程中，患者等不起。同情用药制度缺位的直接后果，是催生了庞大而危险的灰色产业链。赵宏在调研中发现，从早期的印度仿制药，到后来的地下原料药，甚至还有黑中介拿淀粉灌装胶囊冒充药品。患者为了活命，只能拿自己的身体去试错。

以今年一款名为Daraxonrasib（研发代号RMC-6236）的胰腺癌新药为例，它已成为无数患者的“救星”。素有“癌王”之称的胰腺癌迎来治疗突破——其III期临床数据显示，该药可将患者生存期几乎翻倍，死亡风险降低60%。不过，此药尚未正式上市，美国患者可通过同情用药渠道申请。在国内社交媒体上，已有部分药商声称可以“搞到此药”。《锋面》记者以患者家属身份咨询其中一位，对方表示可以代为申请美国同情用药，药费十几万元人民币/月，另收三千元服务费。更“实惠”的方案是，他推荐记者使用“北京某生物原料实验室”生产的国产原料药，“纯度99.6%，患者吃一个月指标都下降”，月均药费三万四千元，并向记者展示了一张患者用药后“效果良好”的证明报告。

“使用‘原料药’事实上已经涉嫌违法了，原则上我们医生当然不鼓励，但当一个人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你劝不住。”赵宏说。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赵宏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快完善拓展性同情用药制度的提案。目前，这份提案已进入全国政协的重点提案序列。

在赵宏的设想中，中国的同情用药制度应有自己的特色，最好是在已有该新药临床试验的中心来落地执行。“医生用过这个药，知道有没有输液反应、需不需要预处理，患者放心，药企也放心。”“拓展性同情用药不仅造福患者，也能助力企业研发。”赵宏强调，“对于那些被临床试验排除在外的晚期患者，他们的最佳治疗方案是什么？医生想知道，药企也想知道。如果同情用药制度能覆盖这部分人群，收集真实世界数据，对药物未来的临床应用会有更全面的认知，同时实现‘救急一人’与‘造福万人’的双赢。”

然而，制度的落地需要各方协同。作为企业方，李彬同样期待一份具有中国特色的细则出台。他建议允许企业按成本的一定比例收费，政府同时给予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明确各方责任、明确费用分担、明确风险处置。有了这些，药企才敢参与。”在制度之外，顾洪飞认为，还有一个群体的呼声不应被忽视——那些在灰色地带挣扎自救的患者和家属。他特别强调，同情用药的审批流程必须充分考虑患者的急迫性。走到最后一线的病人，生命窗口往往极短。“如果让他们等待层层审批、等待盖章、等待一个月才开一次的伦理委员会审议，等到的时候，命也没了。流程应该为生命让路。”在危重症面前，时间不是成本，时间就是生命本身。

他希望有一天，申请同情用药的流程能够真正清晰、可及，让患者觉得“这个药是我需要的”，而且我知道该怎么申请，也有信心走完流程；多中心能够铺开，让患者就近申请，不必拖着病弱之躯千里迢迢奔赴北上广。“同情用药制度，本质上不是在赋予患者某种特权，而是给那些走到悬崖边上的人，一个合法抓住绳索的机会。”赵宏说。（应受访者要求，叶明、华阳、王丽、李彬为化名）来源：央视网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