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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阿坝马尔康红旗大桥垮塌灾害 《7名涉案人员被立案侦查》、28名公职人员被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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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阿坝马尔康红旗大桥垮塌灾害 《7名涉案人员被立案侦查》、28名公职人员被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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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2026-07-31 22:01:34
作者郭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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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阿坝马尔康红旗大桥垮塌灾害 《7名涉案人员被立案侦查》、28名公职人员被问责

在阿坝马尔康“11·11”红旗大桥垮塌事故发生后,四川省委、省政府迅即部署,全面推动安全隐患治理、道路恢复通行以及灾害原因调查等各项工作。四川省纪委监委机关联合中国电建集团公司纪委、国能大渡河水电开发公司纪委,依据干部管理权限,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纪律规定,对事故背后存在的履职不力、监管不到位及失职失责问题,对28名公职人员实施了严肃的问责追责;同期,四川省公安机关对涉嫌违法犯罪的7名相关人员展开立案调查。

中国电建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简称“成勘院”)原交通分院院长聂大丰等7人,因涉嫌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中4名嫌疑人已移送检察机关进行审查起诉。

针对红旗大桥建设过程中暴露出的失职失责问题,相关部门对成勘院、四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双江口公司”),以及省、州交通运输和水利部门,还有阿坝州和马尔康市两级政府的28名公职人员进行了严格追责。具体处分措施包括:对四川铁能电力开发有限公司(简称“铁能电力公司”)原总经理、双江口公司原董事长唐明给予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对双江口公司原党委书记、副总经理李志强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影响期两年)的处分;对铁能电力公司原副总经理、双江口公司原副总经理肖晓康等2人予以政务记大过处分;对双江口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乔洪波等2人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对成勘院原总经理助理、副总工程师、交通分院院长傅支黔等2人实施党内严重警告和政务记大过的双重处分;对成勘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李明给予党内警告和政务记过处分;对成勘院原交通分院桥梁室主任王维进行党内警告和政务警告处分;对交通运输厅公路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钱育锋等3人予以政务警告处分;对四川公路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原总工办副主任兼咨询部副经理李树鼎给予政务记过处分;对阿坝州交通运输局原党组书记、局长龚明等4人进行党内警告处分;其余10名相关责任人则分别受到诫勉、责令检查、批评教育等形式的处理。此外,还责令阿坝州交通运输局等6个单位以及铁能电力公司等4家企业,向其上一级单位或党组织作出深刻书面检讨。

功能特点

“4+0《”,不出国的留学》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周游

  发于2026.7.6总第1242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6月,白蕊拿着高考成绩,感觉自己站在了人生最大的十字路口。

  这位山东考生在查分之前,就知道自己考砸了,估分520分。“考完那会儿全家人坐一起沉默,按照往年分数线,211院校基本没戏,好一点的‘双非’一本院校也悬了。”白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近日,山东省公布了各类别分数线,其中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以下简称“特控线”)为525分,和白蕊的最终分数一模一样。

  特控线是教育部为“强基计划”、综合评价、高校专项等特殊类型招生划定的最低分数线,也是中外合作办学录取的普遍参考线。“要不要试一下?”白蕊母亲提议。

  她算了下账,直接出国读本科,四年上百万元花销少不了,而中外合作办学的“4+0”本科,可全程在国内就读,费用直接砍半甚至更低。“网上也有报考专家说,中外合作办学毕业生在海外申研方面有天然优势,更容易冲进世界前100的硕士项目。”白蕊很心动。

  一头扎进中外合作办学圈子,白蕊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今年高考前夕,教育部公布了最新一批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审批结果,174所高校新增设立的86家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133个项目获得批准。在此之前,全国已有253个机构和1100余个项目。新批准本科项目中,不乏“4+0”模式,即4年在国内读完本科,获中外双方或外方院校的学位。号称“不出国的留学”的“4+0”模式,真如想象般美好吗?

  来自海南的孙晨皓是宁波诺丁汉大学金融与财务管理专业2026届本科毕业生,他当年的报考之路显然比白蕊有准备得多。

  高二时,孙晨皓就关注到了宁波诺丁汉大学、上海纽约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等中外合作办学院校。这些学校的特点很鲜明:全英文授课,引进海外教育模式和师资,丰富的出国交换机会和第二课堂资源。

  孙晨皓提到的几所大学,都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目前,国内共有11所这样的中外合作大学,统称S11院校。报考这些院校的本科需经高考统招,本科毕业可获三证:国内院校毕业证、学位证以及海外合作院校的学位证。

  宁波诺丁汉大学党委书记沈伟其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中外合作办学有三种形式: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非独立法人机构,独立法人机构。他称独立法人机构为最高形态,代表着整体机制的引进,非独立法人机构通常指大学内的二级学院,属于学科层面的引进。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一般指某专业的联合培养项目。“从探索办学生态的角度,独立法人的中外合作办学形态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孙晨皓的高考成绩是621分,而那年宁波诺丁汉大学在海南的录取分数线也是621。他回忆,宁波诺丁汉大学每年在海南招生12—15名,高分考生之间竞争非常激烈。2023年宁波诺丁汉大学在海南的最低录取分数线达到658分。

  孙晨皓当年的成绩可以进入头部211或是尾部985院校,但他最终选择中外合作办学,最直接的原因是不想浪费英语优势。“我不希望一门语言只停留在纸面上,在宁波诺丁汉大学,英语是‘生存语言’,如果上课都听不懂,就毕不了业。”孙晨皓说。

  宁波诺丁汉大学要求报考考生的外语单科成绩不低于115分,其他S11院校也都有类似要求。招考方式除了全国统招,宁波诺丁汉大学在浙江省有“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部分院校还有文书要求。孙晨皓也曾报考上海纽约大学,交过申请文书,该校施行自主招生,高考成绩、校园开放日表现和校考成绩共同决定考生排名,比例为6:3:1。

  上海纽约大学校长童世骏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该校中国学生以自主招生为主。中国学生参加高考是必要条件,高考成绩是优选条件。一般每年4月就会完成自主招生环节的选拔,考生会被分为ABC三档:预录取、待录取和不录取。A档意味着考生高考成绩只要不低于特控线,便可录取。B档则要看A档招生剩余的名额,再择优录取。每年招生规模是500人,其中中国学生251人。“一般我们吸引的考生,能拿到A档通知的,都不会有高考分数的问题。但今年也发现,有学生拿到A档以后,完全放飞自我,高考成绩出来后发现没过特控线,就录不了。”童世骏说。

  多位受访者提到,校园开放日就像饭店的“试吃大会”,对于考生和院校的双向选择非常重要。童世骏表示,上海纽约大学的校园开放日活动相当于面试,还有试听课,他和美方常务副校长每次都会参加,看考生表现出来的好奇心、探索力、英语能力、自主安排学习的能力。在他看来,高考成绩顶尖的考生也不一定进得了上海纽约大学,有的考生习惯了一切都被安排,或者不太在乎自己的兴趣是否得以实现,或者不适应纯英文授课,这样的学生即使进了学校也并不适合,因为他们的需求和学校所供给的东西不匹配。

  从去年起,教育部审批通过了大批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审批潮”似乎已经来临。沈伟其认为,这说明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经过多年沉淀,越来越被大众接受。实践表明,中外合作办学确实提供了一条高水平建设学科、办大学的捷径,也就是“站在巨人肩膀上办学”,能让大学很快切入世界最前沿。而“4+0”模式最大的价值就是,学生可以把自己放在一个国际化平台上,打造传统大学难以快速培养的竞争力。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陈志文一直关注中外合作办学的集中爆发,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34年前后,高校生源会迎来快速下跌。而当下还在增长期,同时国家需要本科教育的优质扩容,这时中外合作办学就成了一种消纳扩招的渠道。它的好处是,学校能有更多收入,也可以通过定期合作来应对暂时的生源高峰,等到波谷时也能及时退出。

  “但千万不要把中外合作办学看作是所有学校都要努力的方向。”童世骏强调,中外合作办学不会成为主流办学模式,而是满足教育多样性需求的一种补充和探索。

  近期新获批的中外合办机构中,有6家机构由985高校合作设立,在田力看来,这是个喜忧参半的消息。

  “未来985高校可能还会扎堆入局,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整体有所提升,但985、211高校并不一定是中外合办的金字招牌。”田力在上海从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多年,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未经教育部审批的、由学校委培机构开设的各种国际本科项目,不论“4+0”“3+1”还是“2+2”,大概率是“坑”。就算是现行的获批项目,里面也不乏质量低下的案例。

  赵信认为自己就是进了一个“坑”。他是北方某985高校与美国某州立大学合办的“4+0”项目的大三学生。他的高考分数只比当地特控线高不到20分。看到前述项目时,赵信被“一本线读985、四年不出国拿美国学位”的宣传吸引,再加上只要求高考英语成绩超90分,学费四年不到40万元,全家都觉得是“捡漏了”。

  然而,赵信所就读的“4+0”项目是所谓计划外项目,也就是不经过高考统招,绕过高考志愿填报体系,毕业后只颁发海外合作高校学位证的项目,外方学位可以申请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这些项目的招生标准中有的要求高考成绩不低于特控线,有的只需满足校测或英语水平考试成绩要求。

  入学后赵信才发现,现实远没有这么美好。“校园卡和统招生长得一样,但后台权限不同,图书馆部分数据库用不了。我们用独立的选课系统,连宿舍都是单独一栋楼,和统招生分开住。”赵信说。此外,大一时的专业课基本是中方老师中文教学,偶尔夹杂些英文术语。大二开始,美方教授“空降”全英文教学,“全班没几个人能跟得上节奏”。

  孙晨皓身边也有这样的同学。据他了解,有同届生被类似的计划外“4+0”项目录取,体验很差。田力指出,外教授课比例不低于40%是“计划内”项目的普遍标准,但“计划外”项目没有任何硬性要求,师资质量全靠项目方自觉,自然质量堪忧。赵信入学后才注意到,该校海外合作院校的QS世界大学排名在数百名开外。

  沈伟其是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评估专家。他坦言,中外合作办学仍良莠不齐,办得好的真正引进了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但也有一批项目无非多收点学费,成为学校创收渠道。甚至在最近一次全国性中外合作办学交流会上,沈伟其仍看到有国内名校在“挂羊头卖狗肉”。

  在他看来,一所高校里相同的专业,比如工商管理,同时有中外和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时,若前者高考录取分数线更高,才是正常的。而目前不少合作办学项目的分数线却可能低出数十分。

  多位受访者注意到,近年来,计划外“4+0”项目在逐渐缩紧,武汉理工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的项目都已停办,目前经过教育部审批的只剩5所,其中的“顶流”是上海大学悉尼工商学院的“4+0”项目。该项目海外合作院校悉尼科技大学的QS世界大学排名常年位列前100。但田力表示,该院实际录取门槛较上海大学统招低100多分,却能与高考600多分的统招生共享嘉定校区的全部教学与生活资源,实现了“低分高就”。而且,该校报考竞争仍很激烈,“英语低于130分的考生基本不用想了”。

  沈伟其将分数倒置称为“市场面临的系统性挑战”。“劣币驱逐良币,如果一大批‘只创收不办学’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持续存在,会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不管计划内外,我们不能卖文凭。”

  中外合作办学的收费都显著高于普通本科。宁波诺丁汉大学每年学费11万元,上海纽约大学则超过20万元。沈伟其指出,学校为了吸引国外师资要提供有竞争力的薪资,教师完全按照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标准进行全球招聘。他坦言,算上学费和市政府补贴,学校的营收只能算是勉强持平。

  在沈伟其看来,某些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看上去学费低至几万元一学年,是因为在国家生均经费照常拨款的情况下,多年来投入到这所大学中的校舍、仪器、师资都可以共享。目前,中外合作办学的收费标准仍未统一,浙江和江苏仍需审批,宁诺如果要涨学费,需向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教育厅三个部门申请。但据沈伟其了解,大多数省市是备案制,基本等于自主定价。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退出机制早已建立。近年来,每年都有不合格或生源不够、办不下去的项目退出。沈伟其指出,教育部每年都有针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质量评估,“放管服”理应配套,否则市场将持续混乱。

  孙晨皓毕业后决定入职宝洁公司,担任品牌增长部经理。“工资开得很高,可能毕业后两年就可以把大学学费赚回来。”他说。

  毕业时,孙晨皓一口气拿到了宝洁、字节跳动、美团、欧莱雅等9家名企的工作邀约,同时也手握伦敦大学学院、纽约大学、墨尔本大学等院校的硕士录取通知。选择就业是因为宝洁提供的这一岗位几乎不招本科生,机会难得。

  赵信未来的毕业出路也许不会这么美好。他入学时听到的宣传是“毕业生深造率70%”“出国读研优势巨大”,但目前全年级120人,在大三结束时成功申请到QS排名前100硕士项目的不到10人。“我们大部分人毕业后还是会拿着一张外方学位证直接找工作。”田力指出,在进行学历认证后,计划外“4+0”模式的毕业生可报考国内硕士,也可考公考编,但很多岗位在资格审查时会注明“要求国内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很多时候,中外合作办学毕业的身份不会给就业带来正面帮助。

  相比宁波诺丁汉大学毕业生的身份,孙晨皓认为,学校四年带给他的是一些更深层次的收获。应聘过程中,有一个评价令他印象深刻。“面试官说我更加成熟,更加脱离学生思维。”他对此的理解是,大部分应试者会保持低姿态,但他认为跟面试官的交流是完全对等的,应试者不是为了高薪或者公司的名头而来,而是谈论双方在一起可以共同实现什么。

  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孙晨皓回忆,学校的课堂里学生是主角,一个知识点不再是被讲授,而是被讨论和分享。题目拿分没那么重要,更多是在实践中学习。课堂上,学生会模拟公司运作,讨论通过哪些数据可以判断财务状况,判断公司发展有没有可持续性。此外,校内资源非常多,提升简历的工作坊,面试模拟,暑期实习项目,不一而足。合理运用资源的能力也许成了同学之间的重要分水岭。

  “宁波诺丁汉大学让我意识到,我不再是一个只会在试卷上写答案的考生,而是社会上独立且完整的人。我有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孙晨皓说。

  谈起中外合作办学给学生带来的最特别的优势,童世骏认为是自由度。他分析,上海纽约大学在法律上属于中国学校,但学术上完全按照纽约大学的学术管理规范施行管理,课程、培养方案、评价标准都根据外方标准设计和构建。班级规模小、师生比达1:8,外教比例达70%。学生能获得的学术支持密度高,每个同学都会匹配单独的学术顾问老师。支持多了,学生自由度和自主性随之提升。学校招生不分文理科,最晚可以大二下学期才确定专业,大一基本是通识教育。“我认为最好的专业是在学生兴趣专长、学校的学术资源以及社会需求之间的结合点,这样学生能够更从容地探索自我。”

  多位受访者提到,S11院校通常不会硬性要求学生有海外交换经历,但非常鼓励。童世骏表示,上海纽约大学学生在本科期间,有至多两个学期会在上海以外的纽大校区或全球的课程点学习。因此从形式上讲,上海纽约大学本科更像“3+1”,但和一般“3+1”不同,国内三年更具在地留学的味道。中外学生培养完全打通,甚至强制要求宿舍混住,不能出现两个中国学生同住的情况。

  宁波诺丁汉大学学生本科毕业以后90%会读研究生,而其中90%以上会选择出国深造。在沈伟其看来,走完全“4+0”路径,是一种理性且经济的选择,并且近年选择这条路的考生越来越多。

  是否要选择中外合作办学,白蕊仍没有拿定主意。她还站在十字路口上,觉得自己很难在高三毕业时就想清楚未来自己想要什么。田力希望所有考生都擦亮眼睛,仔细查询项目是否获批,以及中外合办双方的办学水平。孙晨皓的建议则是,勇敢尝试,给自己一个看到别样风景的机会。

  (文中白蕊、田力、赵信为化名)

  《中国新闻周刊》2026年第24期

使用说明

锚定教育强国《目标,绘就高质量发展新蓝图 ——专家解》读《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近日,国务院正式发布《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下称《规划》)。这份文件与《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下称《纲要》)紧密对接、有机呼应,在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为未来五年教育改革与发展勾勒出系统而清晰的目标任务。多位专家学者接受采访时,围绕该规划的核心要义展开深入剖析。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晓强认为,《规划》与《纲要》以及《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年)》(下称《三年行动计划》)构成了一条环环相扣的政策脉络。“以长跑作比,《纲要》确立了全程的终点与赛道,《三年行动计划》属于刚起跑时的发力,而《规划》则是关乎整体成绩的途中跑阶段。这一特殊定位,要求《规划》必须扎实筑基、全面推进,为最后的冲刺蓄足势能。”

这种战略上的接续与深化,在具体实践中体现得尤为突出。马晓强举例说,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纲要》提出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三年行动计划》完成了起步阶段的基础铺排,而《规划》则进一步将任务工程化、举措具体化。从目标设定、近期行动到具体执行,三份文件层层递进、彼此嵌套,体现出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耐心。

“如今在校的大中小学生,到2035年将成长为年富力强的社会中坚,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力量。因此,当下的立德树人工作,实际上是在为未来而谋划、为明天而布局。”中国教科院学术委员会执行副主任邓友超如是说。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原部长朱旭东指出,《规划》从四个维度系统部署了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基础教育的提质扩容、高等教育的创新能力锻造、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整体建构,以及在全球教育赛道上的引领式发展。这四重维度,共同回应了公众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深层期待。

——在基础教育方面,朱旭东分析认为,推动学前教育普惠优质发展、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推进、高中阶段多样化办学,意在让更多孩子享有更高质量、更为公平的教育资源,切实缩小区域、城乡和校际差距,让“在家门口就能接受优质教育”成为现实。

——在高等教育层面,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解读称,《规划》明确引导高校由学科导向转向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未来五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规模将扩容逾10万人,同时还将支持建设一批新型研究型大学。从南方科技大学、西湖大学到福耀科技大学,这些新兴学府正在开辟多样化的人才培养路径。

——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方面,《规划》着力推动职业教育深度融入人工智能、数字化等新质生产力要素,精准对接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需求,一套适配新型工业化进程的教育架构正在加速成形。

——在全球教育赛道引领方面,朱旭东表示,中国教育正经历从“追赶借鉴”到“引领创新”的转型。在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的疆域,中国已然跻身世界前列;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教育协作优势也在不断拓展。未来的关键,在于凝练出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

此外,《规划》还重点强化了教师队伍建设。朱旭东将其概括为“三重获得感”:专业层面的获得感,聚焦学历提升与培训体系的完善;职业层面的获得感,落脚于社会保障的落实与尊师重教氛围的营造;个人发展层面的获得感,则关注教师的身心健康与职业幸福。“三方面协同推进,才能真正提高教师的职业幸福感。”他说。

值得注意的是,《规划》首次在教育五年规划中专设章节部署规划布局,其背后是人口结构、产业升级、科技演进三大变量的深层变革。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厚莲透露,基础教育各学段正经历“排浪式”入学高峰。与此同时,城镇化进程中人口持续由乡村向县城、大城市及省会城市聚集,使教育资源调配面临复杂矛盾——农村生源持续缩减,而大城市超级学校的大班额现象依旧突出。

邓友超指出:“若继续沿袭以往惯性思维配置教育资源,难免出现过剩与短缺并存的窘境。《规划》要求各地精准研判人口流向,科学布局校点,这一安排正当其时。”

在高等教育范畴,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已在积极试点技术转移办公室和技术经理人机制,推动更多论文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正如李立国所言:“当科研成果真正对接市场需求时,资本自然会在市场机制引导下跟进。目前,我国在论文和专利数量上已不逊于美国,然而创投资金的投入差距依然显著——这正是《规划》首次提出‘政产学研用金’六要素协同联动的深层考量。”

中国教科院数字教育研究所所长曹培杰观察到,《规划》鲜明提出“推进教育数智化变革”,标志着教育发展迈入数字化与智能化融合并进的新阶段。“《规划》对人工智能这一关键变量着墨颇多。人工智能无疑是战略前沿中的重中之重,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构成,也是大国博弈的制高点。因此,无论是学科专业布局的调整,还是课堂教学模式的革新,归根结底都是为回应人工智能给教育带来的深刻机遇与挑战。”

每一项战略部署的背后,无不承载着千家万户的殷切期待。李立国总结道:“这份施工图所勾勒的,不仅是教育系统自身的面貌更新,更是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所需的人才基石与未来图景。”

(北京6月30日电 记者 姚晓丹 王轩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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