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6日，一场备受瞩目的国际性活动在广东深圳举行——国际红树林中心首次理事会会议暨揭牌仪式，这不仅是该中心发展历程中的里程碑事件，更意味着这一源自全球愿景的倡议已经迈入实体运营的全新阶段。此举充分彰显了中国政府在推动红树林保护跨国协作方面所展现的务实精神与积极担当。

回溯时间轴，2022年11月，中国于《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上率先发出倡议，提议在深圳设立国际红树林中心；次年9月，该中心在第62次常委会上被正式认定为区域动议；2024年11月，来自首批18个意向成员国的代表齐聚深圳，共同签署了《关于成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的协定》；直至2026年6月，这一协定方才正式生效，为后续运作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截至当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已汇聚了8个正式成员国及13个签署国，其合作网络广泛覆盖亚洲、非洲与美洲等全球红树林分布的关键区域，展现出强大的国际凝聚力与代表性。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始终将红树林保护置于重要位置，不仅颁布并实施了专门的湿地保护法律法规，更在其中单列条款，为红树林的保育工作构筑起坚实的法律屏障。得益于这些举措，目前中国红树林总面积已达到3.17万公顷，与21世纪初期相比增幅高达44%，使中国跻身于全球少数几个能够实现红树林面积稳步增长的国家行列。与此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生物多样性水平以及蓝碳固碳效能均获得了显著提升，生态效益日益凸显。

作为世界上首个专注于红树林保护与协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红树林中心的核心使命在于凝聚全球力量，共同推进红树林的保护、修复及可持续利用，深度融入全球生态治理进程，全力守护这一珍贵而脆弱的自然瑰宝。

在会议现场，中方代表郑重承诺，中国政府将与各成员国紧密携手，紧密围绕中心的战略规划，进一步深化信息交流与数据共享机制，协同推进科研攻关、能力建设及示范项目，为各国提升红树林保护管理水平提供有力支持，从而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维护、气候变化应对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贡献积极力量。

各签署国代表亦纷纷强调，国际红树林中心作为《湿地公约》框架下独具特色的区域动议，必将为各国强化政策对话、促进技术协作与经验互鉴提供至关重要的平台，进而有力推动全球范围内红树林的保护修复与可持续利用事业迈向新高度。

中新网香港七月三十日电（张语洽 刘玥晴）一场名为“城中一日——跨越时空的格物实验”的专题展览，三十日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隆重亮相。此次展览汇集了“Labubu”创作者龙家升等九位本地艺术家的匠心之作，旨在将中华传统文化与当代艺术巧妙衔接，邀请观众深入体会古代智慧如何为现代日常注入灵感。展览将于七月三十一日正式迎接公众参观。

步入展厅，观众可目睹一面精心设计的对照墙，一侧是紫禁城恢弘壮丽的殿宇，另一侧则勾勒出香港鳞次栉比的城市轮廓。借助多媒体技术、漫画艺术、三维打印等多元现代媒介，古老智慧与传统瑰宝被赋予全新的视觉语言，焕发出别样生机。

视觉艺术家丘国强以古人观星术为创作原点，围绕“斗转星移”这一主题，打造了一件动态装置，引导观者沉浸于时间流转与物质变迁的韵律之中；作曲家林丰则从“十二时辰”的时间观念中汲取灵思，将作品划分为十二个乐章，巧妙糅合西洋音乐与古典宫廷乐器，并融入五行元素，呈现出多维度的听觉体验。

艺术家陶启安向中新网记者展示了他的三维打印作品《虚幻藏阁》。这一盆景式装置融合了清代永陵的神树纹样与科幻飞船造型，同时将《午门前至正阳桥牌楼拟修各工情形立样全图》转化为立体构架，借助当代材料与科技手段重新诠释传统元素，营造出一种穿越时空的错觉感。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董事局副主席曾德成指出，这次展览不仅搭建起传统文化与本地创意群体之间的桥梁，更凝聚了九位杰出艺术家的智慧与才情，生动展示了中华文化永不褪色的生命力。他同时强调，博物馆将持续以当代视角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使古老传统在现代语境中焕发新的光彩。

为配合此次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还将推出一系列面向公众的工作坊，邀请来自不同领域与社会背景的艺术家和创作者，带领参与者在多样的媒介与材料中，探寻文化传承与当代生活的深层纽带。（完）

来自乔治敦的报道（郭永团）——近日，第21批中国援圭亚那医疗队的妇科肿瘤多学科协作团队，借助手术前缜密的诊断评估以及手术过程中默契无间的配合，成功为一位49岁的患者完成了极具挑战性的肿瘤细胞减灭术，该患者罹患的是复杂盆腹腔肿瘤。

根据相关介绍，患者的CT影像显示盆腔与腹腔内出现巨大肿块，其肿瘤上缘已越过肠系膜下动脉水平，两侧延伸至季肋区，初步高度怀疑是右侧附件来源的巨大多房囊性病灶，倾向诊断为黏液性卵巢恶性肿瘤。

面对这一棘手的病例，医疗队的妇科多学科协作小组迅速组织了联合研讨会。放射科主任郭永团仔细解读影像资料，对肿瘤的涉及范围做出了精准判断，认定该肿瘤符合进行初次肿瘤细胞减灭术的适应指征；病理科主任彭森则从肿瘤的生物学特性入手分析，强调黏液性肿瘤对化疗反应不敏感，且极易引发肠梗阻，鉴于患者当前身体状况尚可，手术无疑是最优先也是最为理想的选择窗口。

作为多学科团队中妇科专业的牵头人，李妍雨医生在整合了病理科、放射科的专业意见，并结合妇科临床检查结果后指出：尽管患者体内的肿块体积庞大，且可能存在淋巴结肿大乃至转移的风险，但病灶边界仍旧比较清晰，Suidan评分小于3分，在完成充分的术前准备之后，完全可以施行外科手术干预。

手术当日，李妍雨医生与当地萨姆拉尔医生所带领的团队并肩作战，共同实施了这场肿瘤细胞减灭术。术中所见与多学科团队术前的评估高度一致——肿瘤波及范围十分广泛，并且与重要血管及脏器的关系极为密切。经过四个多小时精细入微的操作，医疗团队成功实现了肿瘤的满意减灭，整个手术过程平稳顺畅，达成了预期的治疗目标。

业内专家评论认为，这场由影像学、病理学及妇科多学科“联袂护航”的手术能够圆满收官，再一次有力地印证了中国援外医疗队在诊治疑难复杂肿瘤方面所具备的深厚综合实力。

“多学科协作绝非仅仅是一次会议讨论，它更代表了一整套严谨的决策流程闭环。”李妍雨医生在术后接受采访时坦言，“从影像阅片、病理定性，直至手术台前的每一个细微抉择，我们都在依靠团队集体的智慧来为患者生命安全筑起防线。能够借此途径为圭亚那的民众解除病痛折磨，并且为中圭两国间的医疗卫生合作贡献一份力量，这无疑是我们全体医疗队员的共同期许。”（完）

身体不适家中却无药可用，这曾经令无数人头疼不已。然而在信息技术日臻成熟的当下，这一难题似乎已不再棘手——只要在手机上轻点几下，药品便能由骑手送货上门。

近年来，线上医药零售的版图持续扩张，市场规模呈现出惊人的增长态势。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国内药品网络零售总额已然突破八百亿元大关。打开应用软件、检索所需药品、完成在线支付、等待快递送达……这种“指尖购药”的便利性毋庸置疑，甚至连受到严格管制的处方药也未能例外。然而，便利背后潜藏的隐忧不容忽视，诸如“闪电开方”“形式化审核”等违规现象，正悄然威胁着广大患者的用药安全。

针对这一乱象，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司于2026年5月正式发布了《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下称《指南》），围绕处方药线上零售的各个关键节点，明确提出了“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等多项规范化销售要求，将药品安全保障的主体责任贯穿于全流程、覆盖至每一环节。随着政策体系的日趋完善和监管部门执法力度的持续强化，网络售药环境已逐步走向规范，在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公众对便捷购药的现实需求。不过，《法治日报》记者近日实地体验后发现，仍有部分处方药能够在互联网上轻而易举地获取，处方药的线上销售管理尚有进一步完善的余地。

一款原本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物，因在网络上被传具有“神奇”的减脂效果，意外走红，成为不少爱美女性追捧的对象。家住北京市丰台区的杨蕊便是其中之一，她最近又一次在某线上平台购入数支该药品，却遭到丈夫的“截留”。其丈夫感到困惑且不满：“这是处方药，有关部门早前已公开警示过，没有对应疾病的健康人群若擅自服用，将面临极大的副作用风险，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损害。”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本该受到严格管控的处方药品，为何在互联网上竟能如此随随便便地买到手？

带着同样的疑问，记者亲自打开了某款提供线上售药功能的应用软件，尝试购买该款处方药。在输入药品名称后，页面上以醒目的绿色字体标注了“处方药”字样，点击购买按钮，系统随即要求进行实名认证，并需勾选线下确诊的相关疾病。值得注意的是，平台所给出的确诊疾病选项中赫然列有该药的适应证——2型糖尿病，消费者甚至无需自行填写病史，仅需在预设选项中轻轻勾选即可完成操作。实名认证流程结束后，页面自动跳转至医生在线开方对话框。一位显示已通过平台“实人认证”的执业医师，在未曾询问任何病情细节的情况下，瞬间便“秒开”出一份标明2型糖尿病的电子处方。紧接着，系统便进入付款环节，支付完成后，消费者只需在家中静候处方药送上门来。

从选药到结算，整个流程前后不过一分钟，可谓“高效”至极。一个完全不患有相应疾病的普通消费者，竟能毫无阻碍地获取处方并顺利买到处方药，这显然使人对处方审核的真实性、有效性与安全性产生严重质疑。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治研究与创新转化中心主任邓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处方药相较于普通药品具有显著特殊性，倘若网络购药渠道缺乏规范，极易诱发一系列连锁问题。邓勇进一步分析道：其一，处方药的使用必须严格遵循对症施治的基本原则，患者须谨遵医嘱，随意购买不仅容易造成误诊误治，还可能诱发药物过敏、脏器受损等突发状况；缺少专业用药指导的情况下，患者自行增减剂量、混合服用多种药物，也可能使毒副作用叠加，对身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其二，部分平台所采取的“先选药、后补方”模式，从根本上颠倒了“先诊断、后开药”的医疗逻辑，极易导致虚假处方的流转难以监管，扰乱正常的诊疗秩序与监管体系。此外，某些含有特殊成分的处方药在网络渠道被随意出售，存在被滥用的潜在风险，尤其增加了未成年人误服的可能性，进而滋生违法问题和社会安全隐患。

网售处方药管理失范的现状，已然引发了主管部门的高度关注。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坦言，结合日常监测与专项检查所掌握的情况来看，部分药品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及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存在合规管理制度不健全、合规运行机制不完善等突出问题，尤其是违规销售处方药的现象依然屡禁不止。

多位受访律师向记者表示，当前部分平台所呈现出的“无实质问诊”“系统自动匹配病症即迅速开方”等操作模式，不仅埋下用药安全方面的重大隐患，更已触碰法律红线。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郭昊一分析认为，依据医师法的相关规定，执业医师通过互联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其范围仅限于“部分常见病、慢性病的复诊”。鉴于处方药通常具备严格的适应证与禁忌证，若医生在未能全面掌握患者既往病史、用药经历，亦未开展必要体格检查的情形下便草率开具处方，实质上已逾越“复诊”边界，涉嫌违规开展线上首诊。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孔嘉琦则补充指出，若执业医师未切实履行实质问诊义务便轻率开方，明显违反诊疗规范；倘若患者因服用此类随意开具的处方药而遭受健康损害，则可能构成医疗损害侵权。若因执业医师严重疏忽或极端不负责任，致使就诊人死亡或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甚至可能构成医疗事故罪，须承担相应刑事责任。

孔嘉琦进一步阐释，遭受损害的患者可依据民法典相关条款，要求开具处方的执业医师承担赔偿责任。若药品经营企业在明知处方缺乏完整诊疗记录的情况下仍予以调配发药，并与执业医师共同造成损害后果，则属于共同侵权人，应当与开方医师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孔嘉琦还强调，处方药事关消费者生命健康，若平台对医生违规开方的行为属于“已知或应知”其不符合保障人身安全之要求，却未能及时采取暂停该医生接诊权限、健全处方审核机制等必要举措，那么依据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平台同样需要与医生共同承担连带责任。

为更好规范处方药的线上销售、强化用药安全管理，《指南》已就网售处方药所涉问诊、开方、审方等全链条环节作出了细致规范，同时划定了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必须确保处方审核工作由执业药师亲自把关、不得由其他岗位人员或人工智能程序替代执行等多项行为红线。在此基础上，《指南》还鼓励平台建立在线监测预警机制，重点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的药品的异常销售动态，并构建相应的阻断机制。

郭昊一指出，《指南》本身虽不能单独作为行政处罚的直接法律依据，但其作为药品管理法、《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等上位法规的配套细化标准，已成为监管部门判断平台、药品网络零售企业以及执业药师是否履行法定义务、认定其主观过错程度的核心参照尺度。各相关主体若违反《指南》中的相应规定，依然会被依据上位法追究相应责任。

“网络购药，安全始终是不可突破的底线。”邓勇强调，唯有依靠多方协同共治，方能在购药便利与用药安全之间取得平衡。他认为，平台应当严格对照《指南》要求，对入驻药店及医护人员的资质进行严格核验，坚决清退“挂证”人员；同时，重构在线问诊流程，落实实名认证与病史上传制度，严禁人工智能全权代开代审处方，处方终审必须由执业药师人工完成；系统还需对高风险药品订单进行智能预警，杜绝以营销手段诱导处方药消费的行为。

对于入驻平台的医师而言，同样亟须规范线上诊疗行为，全面询问患者病情、过敏史及在服药物，切实履行用药告知义务，明确交代禁忌事项、不良反应及复查要求，坚决拒绝依据购药需求“反向开方”，对不合理处方予以直接驳回。

在监管维度上，应推动卫生健康、药品监管及医疗机构之间的数据互联互通，搭建全国统一的电子处方流转平台，通过核验线下就诊记录从源头上杜绝虚假处方的产生；要依托大数据技术开展常态化线上巡查，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并建立黑名单制度；还应完善覆盖全链条的药品追溯体系，细化各方法定责任清单，切实落实连带追责机制。

在行业层面，则应按照订单数量合理配置在岗执业药师，取消以开单量为主的考核方式，转而将处方合理性与用药服务质量作为核心评价指标，并增设长期用药咨询服务，切实提升药学服务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