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浙江等地儿童福利机构正积极探索“开门办院”模式，面向社会上有特殊需求的残障儿童提供养护、康复及特殊教育服务。这一创新举措旨在扩展福利院的服务半径，让更多亟需专业支持的孩子受益。

近日印发的《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首次以独立专栏形式明确提出，深入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7月30日，民政部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进一步强调，要完善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相关配套政策。据悉，目前广东等多地儿童福利机构已先行先试，为有康复训练需求的病残儿童提供包括养护、康复、特殊教育在内的综合服务。对于孤独症患儿及其家庭而言，“开门办院”究竟意味着怎样的机遇？福利机构又该如何有效推进这一模式的落地？记者为此专访了广州、杭州两地儿童福利机构的相关负责人。

“开门办院”对儿童福利机构而言，仍处于摸索前行的试点阶段。在广州，市社会福利院于今年4月2日世界提高孤独症意识日当天，启动面向社会的孤独症特殊需求儿童招收试点，资金由福彩公益金和残联共同资助，目前已有8名学龄前儿童参与，福利院在日间为其提供教育与康复服务。而在浙江，杭州市儿童福利院则于2026年争取到省级福彩公益金300万元，面向社会困境儿童实施“儿童养育和康复区域性示范中心服务”的开门办院项目。截至目前，该院已接收26名来自低保或低保边缘等困境家庭的残疾儿童，其中以孤独症儿童为主，提供日托、周托和全托三种模式的照护服务。即便是全托安排，院方也要求父母每周至少探望孩子一次，相关负责人诚恳表示：“我们非常欢迎父母多来探访。”

两家福利院在接收孩子前，都会进行系统评估，据此制定“一人一策”的个性化方案，以充分发挥福利机构的专业优势。广州市社会福利院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院内组建了由特教老师、康复师和社会工作者组成的跨专业服务团队，能为孩子们在社交能力、心理调适、自理水平等维度提供全面训练。短短数月，变化已悄然发生——有的孩子开始开口说话，有的摆脱了纸尿裤，还有的性情变得更为平和。“我们并不把孩子定义为病人，而是视其为需要帮助的服务对象。”这位负责人强调。

对于孤独症儿童来说，环境转变带来的挑战不容小觑，需要福利院与家庭携手应对。杭州市儿童福利院相关负责人指出，从熟悉的家进入全新环境，面对陌生的房间、伙伴、护理员、特教老师和康复师，部分孩子可能出现“信息过载”的现象，需要一段时间方能适应。为此，福利院将持续跟进评估，并与家长保持密切沟通，陪伴孩子平稳度过调适期。

对许多家庭而言，照护孤独症孩子往往意味着至少有一名家长被迫放弃工作。两地福利院负责人均表示，“开门办院”正是希望缓解这一现实困境——既为家长创造喘息机会，又让孩子获得更专业的特殊教育。在试点之外，更大范围的政策与行业行动也在同步推进。今年，广东、浙江等地已将孤独症儿童关爱服务纳入“民生实事”清单：广东计划为超8000名孤独症儿童免费提供个体康复和社会融入等专项服务；浙江则提出为全省0-6岁儿童免费开展孤独症筛查。

今年7月，广州市社会福利院联合杭州市儿童福利院、南宁市社会福利院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儿童福利协会特殊教育专业委员会，并在广州举办了首届学术年会，汇聚全国各地的儿童福利机构负责人、行业专家和一线特教骨干，为特殊儿童关爱保护与融合教育发展搭建了全国性交流平台。值得一提的是，这三家福利院均在2024年入选首批全国儿童福利机构高质量发展改革试点单位。

步入“十五五”时期，广州市社会福利院计划依托面向社区孤独症儿童开设的跨专业融合试点班，为社区家庭提供系统化指导培训与教育服务支持。杭州市儿童福利院则期望以孤独症康复、特殊教育、社工服务等特色业务为核心，持续强化专业能力与人才梯队建设。中国儿童福利协会特殊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相关负责人表示，专委会未来将发挥行业桥梁作用，整合全国优质特教资源，分享各地优秀实践经验，牵头制定统一行业标准，深化专业理论探索，协同推进人才培养，多措并举激活全国儿童福利特殊教育领域的发展动能。

“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特的生命，作为特教工作者，我们要守护他们的尊严，满足他们内心的价值感。”一位拥有近20年特殊教育经验的从业者如是说。

盛夏时节的辽东群山，林木葱郁如海，参香弥漫于谷壑之间。就在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一场传统技艺与青春智慧的激情交融正在生动上演。来自湖南长沙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的“藝力量”社会实践团队，将目光锁定于当地人参产业，以设计之力驱动产业升级，用数智手段为非遗传承注入崭新活力。

数据显示，新宾县森林覆盖率高达75.8%，林下参留存面积超过30万亩，人参品质上乘、生态资源得天独厚。然而，产品市场辐射范围狭窄、品牌影响力不足，长久以来束缚着当地企业和参农的发展步伐，成为亟待破解的产业瓶颈。

在团新宾县委与县农业农村局的统筹协调下，长沙理工的莘莘学子跨越千里奔赴辽东腹地，穿梭于参田林地与加工车间之间，开展细致入微的实地调研。他们依托自身专业特长，精准切入产业发展痛点，为乡村特色产业的高质量腾飞注入了蓬勃的青春动力。

实践团对人参古法炮制的每一道工序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对产品包装设计反复雕琢、臻于至善。团队成员王语妍表示：“我们期盼新宾人参能在货架上脱颖而出，成为一张极具辨识度的地域文化名片。”她透露，团队将课堂所学与产业实际需求无缝对接，重新构建了完整的品牌视觉体系，并全面升级了产品包装，让这份乡土珍品绽放出耳目一新的光彩。

此次实践并未止步于视觉层面的焕然一新，团队更借助数字科技，让人参文化与非遗炮制技艺跨越地域界限，链接更广泛的受众。通过引入增强现实（AR）技术，团队将传统炮制流程进行动态化、可视化呈现，从鲜参入窖、蒸参出锅到晾晒整形、分级包装，十道古法工序被完整复刻为生动的三维动画。消费者只需用手机扫描专属标识，即可沉浸式体验传统工艺的细微之处，感受其中蕴含的匠心与温度。

“祖先留下的手艺不能永远尘封在工坊里，它需要走向大众，代代相传。”团队成员刘芮希感慨道。此次“非遗+科技”的跨界融合，为传统炮制技艺的活态传承开辟了一条全新路径，使古老的技艺挣脱作坊的桎梏，借助数智化浪潮拓宽传播疆域，重新焕发出时代的光彩。

7月16日，一场聚焦大湾区社会服务协同创新的重要启动仪式在广州南沙举行——粤港澳大湾区社会服务融合实验室正式揭牌。该平台将聚合粤港澳三地专家资源，搭建跨区域协作的社会服务创新体系，以“场地+政策+资金”的多维联动方式，实现资源互通与效能叠加，为湾区民生服务注入全新活力。

随着大湾区一体化进程不断提速，港澳地区在社会服务领域积累的先进模式和公益治理经验，正为广州带来极具价值的借鉴意义。三地社会组织间的互动合作与社会服务体系的深度融合，蕴藏着广阔的发展潜力。然而，由于粤港澳三地社会服务标准尚未统一、跨境项目缺乏标准化试点载体、民生领域的科研转化通道相对薄弱，这些现实瓶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大湾区社会服务品质的整体跃升及跨境协同的纵深推进。

广州市民政局市管一级调研员李又文在活动现场表示，从近期试点情况看，实验室已着手承接港澳成熟公益项目，并针对本土需求开展落地适配测试，内容涵盖困境儿童心理关爱、长者乐龄康养等多个民生领域，旨在将港澳先进服务经验转化为符合广州本土民情的实践方案。

与此同时，作为湾区服务标准协同研究的重要阵地，该实验室正积极联动高校科研力量及港澳行业联盟，围绕未成年人保护、养老服务、社区基层治理等重点议题，系统比对粤港澳三地在服务制度层面的差异，致力于研发可在广州全域推广、并为湾区其他城市提供参考的服务指引，以打破跨城服务的制度壁垒，同时培育一支契合大湾区发展需求的复合型民生服务人才队伍。

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马洁红指出，南沙凭借政策叠加、区位优势和产业集聚的独特条件，已然成为大湾区社会服务融合的“桥头堡”。她透露，下一步南沙将进一步放大先行先试的政策红利，聚焦“一老一小”等核心民生领域，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跨境社会服务创新模式，以南沙本土实践作为整个大湾区社会服务融合的示范样板，让港澳居民在南沙享受到均等化、高质量的民生服务保障。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社会组织合作发展中心副理事长徐珊则表示，未来将以实验室为协作枢纽，持续串联大湾区各地市民政主管部门、科研院所和社会组织，构建项目共研、数据互通、人才联训的湾区社会组织与社会服务协作网络，推动广州成为大湾区社会服务协同创新发展的先行示范城市。

活动当天，香港社福界心连心大行动副主席、心连心学院院长谭赣兰结合香港多年跨境服务实践经验，系统回顾了香港社福机构对接内地民生需求的发展脉络，并深入剖析港澳社工在内地落地服务所面临的现实挑战及破解思路，为两地机构建立长效合作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操作指引。

粤港澳大湾区香港社会服务专业联盟副主席黎永开则以《粤港澳大湾区社会服务融合发展的实践与展望》为题发表主旨演讲，全面梳理了湾区社会服务合作从浅层交流迈向深度实务联动的演进历程，总结了现有合作模式的优势所在，并明确指出粤港澳三地将围绕平台建设、人才培育、区域合作与成果转化四大方向协同发力，持续推进社会组织协同发展、高质量项目落地实施以及规则衔接与经验沉淀。

课程交付期限来临的前一夜，宿舍里的灯光依然亮着。屏幕上的登录模块屡次抛出异常，一名同组成员先是翻阅文档，又在群聊中寻求支援。无奈之下，他索性将报错信息直接抛给了人工智能（AI）。仅仅几分钟的等待后，页面便顺利跳转。大家紧绷的神经总算松弛下来，可他却盯住屏幕，若有所思地说：“程序是能跑了，可AI具体改了哪里，我完全摸不着头脑。”

这幕情景，对身为计算机方向学子的我而言，触动极深。它精准戳中我们当前面临的窘境——AI确实能让我们以更快的速度写完代码，却未必能帮助我们深入理解代码本身。我本人也习惯借助AI排查错误、理清思路、翻看示例，它的确有价值，但它的价值越显著，就越容易让人绕过编程学习里那个最缓慢、最枯燥，却又最核心的环节。

试想，若一门编程课程最终只以“程序能否运行”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尺，那么问题便接踵而至——这分数究竟在衡量学生的水平，还是在度量AI产出结果的完成度？放在以前，代码写不出来，知识链条上的薄弱之处便会暴露得一清二楚；而如今，一份在AI辅助之下完成的作业，或许格式工整、注释详尽，甚至比学生亲笔写的代码更显“专业”。然而，这层表面质量的提升，却恰好遮蔽了内在理解力的匮乏。学生在尚未察觉到“我其实并未弄懂”的瞬间，就已经把作业递交了上去。

编程课所培养的，远远不是仅仅熟练语法那么简单，它更是在锻造一种将模糊问题层层拆解为清晰结构的能力。比如，一套管理系统为何要拆分数据表？输入校验的意义究竟何在？函数又为何要采用这样的封装方式？遇上异常状况时又该如何应对？如果这些疑问都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解答，那么哪怕代码运行得再顺畅，它也只是一份被“完成”的作业，而非真正内化于学生身上的本领。

而这种影响，绝不会止步于这一门课程。倘若编程课上的深层理解被“完成度”的外衣所掩盖，那么后续的数据结构、数据库等进阶课程，便极有可能建筑在一种并不牢靠的能力幻觉之上。到那时候，学生所缺失的，可能不再是某个具体的知识点，而是面对全新问题时，独立进行拆解、验证与修正的素养。

正因如此，在AI能够撰写代码的时代，编程课的考核方式不应再局限于“这段程序能否跑通”，更应追问学生“能否讲清楚它为何要这样运行”。不妨设想这样的课堂场景：老师不再只是简单地收走代码，而是随手点开一份作业，请学生详细阐释某个函数的用途；临时变更一项需求，观察他是否懂得调整整体架构；再抛出一段由AI生成的含错代码，看他能否精准定位问题……这样的考核方式，或许没有统一收作业来得省事，却无疑更能磨炼学生的实战功底。

当然，学生依然可以附上设计文档、调试日志以及AI使用情况的说明，但这些材料本身，同样有可能出自AI之手。因此，症结的核心并不在于多提交几份文件，而在于通过课堂上的当堂提问、即席修改与口头答辩，迫使学生重新面对自己写下的代码。只有在那一刻，代码才不再仅仅是屏幕上的一个静态结果，而是变成了学生必须能够说清、能够修改、能够负起责任的东西。

AI能够写代码，绝不意味着大学生就不再需要学习编程了。恰恰相反，这件事给我们敲响了一记警钟：编程教育必须从“培养能交付作业的人”转向“培养懂得该让AI写什么、知道AI可能在何处出错、也清楚自己为何如此设计的人”。

我此后常常回想，假如那个深夜，老师正好站在我们身后，指着那段被AI修复过的代码，轻声问上一句“它究竟改了什么”，也许那个最终跑通的页面，才会真正成为一堂让人难忘的编程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