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路透社7月29日消息，多位知情人士透露，驻扎海外的部分美军士兵或将在不久后被要求交出个人手机。美军负责中东事务的最高将领已向部队发出严正警示，称士兵在网络上分享的视频可能被伊朗情报机构利用，以更精确地锁定美军基地并发动袭击。

报道指出，这项潜在的通信管控举措，将为部署在该区域的数千名美军带来新的困扰。许多士兵目前仍依赖手机与家人保持联络、传递平安，任何限制都将对他们产生深远影响。

据悉，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在一封此前从未公开的信函中阐明，伊朗方面能够借助搜索新闻报道或记者发布的网络内容（其中包含美军士兵拍摄的即时反应、照片及视频），几乎同步掌握伊朗打击行动的成效，从而获得情报上的优势。

库珀在7月28日签署的信件中写道：“这类开源情报所带来的直接且不可避免的后果，可能体现为美军人员伤亡，以及受袭海湾国家无辜平民的生命损失。”

尽管库珀在信中敦促美军人员“进一步加强行动安全防护意识”，但他并未提出具体实施细则。路透社已获取该信函副本。

这一警示折射出当前战争实时报道（往往依赖卫星图像和目击者一手素材）与美军极力限制潜在对伊有利信息之间日益尖锐的冲突。

7月22日，世界脑健康日当天，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精神（心理）科副主任魏钦令向记者发出健康警示：倘若每日沉浸于短视频超过两小时，人脑或将遭受器质性伤害，其中最为直接的后果便是注意力水平的断崖式滑坡——中老年群体若长期重度依赖，则会加速认知功能老化，记忆力持续受损，甚至助推轻度痴呆向更严重阶段演变。魏钦令指出，时长适中、内容精炼的视频或可带来短暂放松、补充信息，但无法自控的沉浸式消费，将从神经结构、认知表现、记忆系统、情绪管理乃至睡眠节律等多元维度，持续侵蚀大脑健康，其中青少年与老年人群体所承受的风险尤为突出。

伴随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深，以及短视频对数字化生活的深度渗透，脑健康危机早已突破年龄界线，贯穿全生命周期：从失眠引发的脑损伤、认知能力滑坡，到青少年大脑发育受损、孤独症干预难题，再到脑卒中后的康复障碍，各类脑健康问题正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健康议题。

短视频缘何令人沉迷到难以自拔？魏钦令从神经科学角度给出解释：其根本在于精准嵌合了大脑的奖励机制。多巴胺系统的失衡是成瘾形成的核心枢纽。短视频以15至60秒的高频反转和永无止境的推送模式，塑造出一种典型的“可变奖励机制”，持续促使大脑大量释放多巴胺——其分泌速率可达阅读、运动等常规愉悦活动的三至五倍之多。长此以往，大脑多巴胺受体逐渐脱敏，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物便再也无法唤起愉悦感，进而形成“越刷越空虚，越空虚越要刷”的恶性循环。

过度刷视频所带来的最直观冲击，便是注意力的急剧退化。魏钦令形容道：“读书、听课、构思方案不到五分钟便走神，对低刺激、慢节奏的内容毫无耐受性，学习与工作的效率也随之不断下滑。”与此同时，情绪调控能力亦会受到波及，焦虑与抑郁的风险攀升。若还习惯在入睡前刷视频，更是对大脑造成双重打击——长期睡眠缺乏将加速脑组织萎缩，加重脑雾现象，并引发情绪失控。

然而，魏钦令亦提醒公众不必全盘否定短视频的价值。倘若每日使用时间能控制在30分钟以内，并对内容加以筛选，适度观看反而可为大脑带来正面刺激。例如，科普知识類短视频能够迅速补充常识储备；舒缓治愈型内容则有助于短暂降低压力水平；手工艺术类视频可轻度激发创造性思维；而亲友间的日常分享，亦能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人际联结，缓解孤独情绪。

对处于大脑发育关键窗口期的10至16岁青少年，魏钦令尤为忧心。研究显示，青春期若长期沉溺短视频，两年后其言语记忆与空间注意力将明显受损。由于前额叶皮层仍在发育过程中，高频刺激将直接干扰自控能力与逻辑思维的正常成型，极易导致延迟满足能力缺失，使青少年难以静心投入长期学习任务。与此同时，睡眠与情绪的双重受损，亦将进一步波及学业表现与人格塑造。

为守护大脑健康，魏钦令提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操作性指引。在时长管理方面，成年人每日娱乐性短视频总时长不宜超过60分钟，单次持续观看则不应超过15分钟；12至18岁的青少年每日上限为30分钟，且睡前1小时内应严禁刷屏；而12岁以下的儿童，则建议单次观看不超过10分钟，以免对尚在发育的大脑造成不可逆影响。

　　北京时间7月23日晚，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虹、邓煜摘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该奖项，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菲尔兹奖中收获两枚奖章。

　　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位，以奖励当年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是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

　　两位获奖者曾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以下简称“北大数院”)。一届双奖，带给中国数学哪些思考？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北大数院原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继平。

　　历史突破，鼓舞人心

　　记者：王虹和邓煜双双荣获菲尔兹奖，放在中国数学发展史中来看，这次突破意味着什么？对中国科研界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张继平：这是中国数学的历史性突破，具有里程碑意义。

　　从历史上看，从大陆走出去或在本土成长起来的数学家，曾取得过很大的成绩，有的甚至做出了顶级的重要成果。比如上世纪50年代，吴文俊先生在拓扑学取得了重大突破，应该说就是菲尔兹奖量级的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获奖，令人遗憾。

　　改革开放以来，大家都憋着一股劲，想尽最大努力做出重要成果，为世界数学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的确有一些成果走到了世界最前沿，像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冯康先生的有限元方法、廖山涛先生在微分动力系统领域的工作等等。但能不能得奖，因素很多。我们一直有一种感受，就是必须做出更大的成绩，让别人无话可说。

　　这一次，王虹与合作者证明了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谷猜想，邓煜与合作者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突破，这些都是数学研究上的重大进展，得到了全世界数学界的公认。能得菲尔兹奖，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两人同时获奖，全世界也没有几个国家能做到，这给整个华人数学界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它证明，只要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做最前沿、最重要的研究，我们完全可以取得比别人更大的成绩。

　　记者：王虹和邓煜同为2007年北大新生：王虹经高考进入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大二转入数学科学学院；邓煜高中时期获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保送北大。他们的成长路径不同，最终都拿到菲尔兹奖，这对我国基础人才的培养有什么启发？该如何让更多的王虹和邓煜涌现出来？

　　张继平：数学研究需要天赋，但更重要的还是后天的努力。艰苦的磨炼和努力，是取得重要成就的唯一途径。想靠天赋走捷径，是没法取得真正成绩的。

　　王虹从地空学院转到数院，在北大的四年极其用功，特别有定力。这种坚持和刻苦的品质，值得广大同学学习。

　　邓煜是奥赛金牌得主，无疑非常聪明。他也是非常刻苦的——他付出的努力超过了常人，这一点被很多人忽视了。他在北大两年扎实学习基础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获奖后他自己也肯定了这一点。

　　要让更多的王虹和邓煜涌现出来，选拔人才的渠道应该更宽一些。过去除了奥林匹克竞赛这条路，中学生直接升入大学的途径很少。现在国家放宽了政策，允许从中学选拔人才直接进入大学，这是很好的举措。不拘一格选才、因材施教育人，本来就是中国教育思想中非常重要的经验。但目前选才的渠道还不够宽，参与的面还不够广，像从中学选拔数学人才，不应仅限于一两所大学，国内排前十几名的大学数学院，都应该允许试点。渠道多了，就更容易发现和培养出更多杰出人才。

　　群星闪耀，因材施教

　　记者：1998年到2008年，您担任北大数院院长。数院1999级到2001级本科生被称为“黄金一代”，后来的2007至2010级也有“白金一代”或“新黄金一代”的说法。这些称呼从何而来？

　　张继平：“黄金一代”的叫法，不是我们自己提的。1998年前后，我们有一个判断，觉得学生从入学到做出惊人成绩大概需要10到15年，而1999、2000、2001这几级的学生成长得比预想还快。到2010年前后，张伟、恽之玮、朱歆文等人已经在国际数学舞台脱颖而出，拿了不少奖项。普林斯顿大学的张寿武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张伟、袁新意、恽之玮、朱歆文……他们可以对数学作出划时代的贡献。”这几届里有六七个人特别强，走到了世界数学最前沿，他们被称为中国数学的“黄金一代”，我一直认为他们的研究工作是菲尔兹奖量级的。

　　后来邓煜、王虹、苏炜杰、唐云清、余越和孙鑫等一批2007级的学生取得了新的杰出成就，又有人称他们为“白金一代”或“新黄金一代”。其实，标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能给大家鼓励和启示，让更多人沉下心来，脚踏实地做研究。

　　记者：从“黄金一代”到“白金一代”，人才成批涌现，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有哪些宝贵经验值得借鉴？

　　张继平：1998年，北大数院提出，用10到15年建成世界一流数学学科。为此，我和主管教学的副院长郑志明院士一起制定并实施了北大数学“黄金一代”培养方案，推出了一系列举措，总结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是发扬北大数学学院几十年来的育人传统。比如北大数学1954级，学生来源广、程度参差不齐，但在时任系主任段学复和江泽涵、程民德、丁石孙等先生的努力下，那一级培养出了7位两院院士和许多重要人才，我们称之为“1954级的辉煌”。我做院长时，就是要好好学习和继承发扬这种扎扎实实培养学生的传统。

　　第二，创新培养模式，推动课程和教材改革。我们首先延续了北大数院建立之初提出的“3+5”培养模式，即前3学期不分专业，夯实通用数学基础，后5个学期自由选择细分方向，给予学生充分选择权。同时，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和学生要求，不断总结，改进完善。从2003年起，“3+5”模式进一步改进为“4+4”模式，并放开名额控制，允许三年级学生在修完学院某一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与学分的前提下，一年时间内在院内调换专业、自由选择毕业出口。我们还大规模加强课程体系改革和教材建设，删减过时过难的内容，打造了北大数学“黄皮书”系列教材，现在这套教材已经成为全国高校数学的经典教学参考书。

　　第三，因材施教，激发主动成长。我们特别强调“独立生活、独立学习、独立思考”。以低年级讨论班为抓手，从自愿报名的学生中选拔，组成两个班，每个班不超过30人，我和郑志明各带一个。讨论班既让学生了解数学理论来源和国际前沿，也重点锻炼学生的组织能力和协作精神。同学们后来自发组织小组讨论班，自己管理本科生阅览室，王虹等人就常去那里自习。关键的一点是，我们不贴标签，参加讨论班的学生没有任何特殊待遇，所有普通学生要学的课程他们必须学好，扎扎实实地全面成长。

　　第四，增强师资力量，营造宽松自由、国际化的学习和研究环境。我们持续引进大批海内外一流学者，如田刚、鄂维南、许进超等，他们每年回北大开设1—3个月短期课程、讲座等，拓宽学生视野；邀请30多位包括菲尔兹奖、沃尔夫奖得主在内的数学大师来访、作前沿报告，促进学生与国际顶级数学家的交流。这些举措成系统地坚持了多年，人才成批涌现也就水到渠成了。

　　沉心静气，再攀新峰

　　记者：王虹和邓煜获奖后，中国数学在当前国际数学格局中处于什么位置？

　　张继平：过去，中国数学是长期追赶，如今在部分领域已经实现并跑甚至领跑，今后几年仍会保持这种态势。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们还需要迈入一个更高的新阶段。

　　放眼世界数学的发展，一个数学强国要在数学的国际前沿产出一批重大研究成果和理论突破，还要拥有一批国际公认的数学大师，建立起数学领域的前沿学派，开拓全新数学理论、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引领世界数学的发展，吸引一批人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前进。这次拿到大奖，意味着我们在现有理论体系内做出了顶级工作，但我们的原创理论还在培育阶段，在建立前沿学派上仍需继续努力。

　　这些年，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持续加大对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支持力度，特别是教育、科技、人才一起抓，给我们创造了非常好的环境和条件，这也正是我们不断追赶并实现突破的底气所在。

　　记者：中国距离在本土完成菲尔兹奖级的成果还有多远？为此我们需要付出哪些努力？

　　张继平：我个人很有信心。从王虹、邓煜2007年进入北大算起，到现在差不多20年。我认为，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恐怕不一定再用20年，我们就能从本土培养出菲尔兹奖获得者，登上世界数学的最高舞台。

　　立足本土培养顶级数学家，我们已经迈出了很好的步伐。包括北大在内的国内很多顶尖高校，都有一批45岁左右甚至更年轻的数学家，已经走到了国际研究的最前沿，有的还是领跑者。我相信，在他们的培养下，学生在国内完成研究生阶段学习，然后取得顶级成果，是完全可期的。

　　人才不断成长，需要科研环境的持续改善。首先体现在育人理念的更新上，国内一流高校都应制定具有本校特色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案。同时，数学是最国际化的学科，全世界研究相同的问题、得出相同的结论，特别需要相互学习和合作，否则很难取得顶级突破。因此，我们要更坚定地推进国际合作与交流，坚持“请进来、走出去”，搭建高水平科研平台，支撑顶尖数学家的全链条自主培养，为青年人才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

　　尤其需要正视的是，学界目前仍存在“唯帽子”“唯论文”的问题，“以刊评文评人”的心态根深蒂固。我们应该引导大家沉下心来做真正能改变学科、引领学科的一流工作，扶持那些心无旁骛深耕重大难题和创新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也常常和青年学者说，职称、待遇、头衔应当是做出真正一流成果之后自然到来的结果，不必本末倒置，去追逐各类帽子。

　　记者：这次获奖在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社会上也有各种声音。您如何看待外界的这些议论？对于数学界的同行和青年学生，您有什么样的期待和寄语？

　　张继平：获奖消息传来后，数学界非常振奋，同时难免有各种各样的议论。但是对一个数学家、一位老师、一名青年学生而言，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地学习、教学、搞科研，才是我们能做而且能做好的事情。对于社会上的舆论，大家可以去了解，但不必太在意。关键是要脚踏实地，做出更好的成绩，这才是对学校和国家最好的回报。

　　这些年，我总和年轻人说，要沉下心来，别人怎么样评价是别人的事，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是自己的事，完全可以做得更好。要做得更好，就必须吃更多的苦，流更多的汗。没有那么多精力顾及杂事，要做的就是教好学生、上好课、做好科研，这样我们才能扎扎实实一步一步往前走。

　　我们已经并将继续总结我们在杰出人才自主培养全链条每个环节的经验和弱项，进一步改进理念，注重细节，把因材施教、不拘一格培养人才做得更好。我们在强化自主培养全链条的同时，要坚决摈弃封闭自守。杰出人才的培养需要一个宽松自由、开放、国际化的环境，一切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举措都应当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

　　王虹、邓煜获得菲尔兹奖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希望大家继续努力，用我们自己的行动，创造中国数学更辉煌的明天。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句古训放在海南，恐怕要让位给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反转叙事。恰恰是这个看似不起眼的“糟粕”，却在互联网上被封为“水煮菜之神”——抖音上相关话题播放量一年突破10亿次，盒马鲜生上架仅两周便跃居品类销量亚军，海底捞、朱光玉等头部餐饮品牌纷纷入局。入口是一抹清酸，落喉则涌起层层辣意，回甘时鲜香萦绕舌尖，这便是“国民酸汤”的独特魅力。它既是海南人私藏的“祛湿神器”，也是全国各地食客争相打卡的“网红锅底”，更成功跻身工信部“2025年度中国消费名品名单”，与山西老陈醋、镇江香醋等传统名醋同台竞技。而真正让它脱颖而出的，是它对年轻一代“轻负担、重口味”饮食诉求的精准契合。

追溯源头，这坛“糟粕”里蕴藏的，是海南人代代相传的发酵智慧。故事始于一座百年渔港，这里也是闻名遐迩的侨乡，无数海南侨胞正是从这里扬帆下南洋。疍家人，这些漂泊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水上居民，在漫长的海上生活中摸索出独特的保鲜之道：将米酒与酒糟以约25:1的比例混合，再经长时间深度发酵，原本的“废料”竟蜕变为风味醇厚的糟粕醋。这一“变废为宝”的民间创举，不仅富含乳酸菌，有效延长了船上的食物保质期，更成就了“名为糟粕，实为精华”的传奇。这碗酸中带辣的汤水，早已超越了“酸水粉”的简单定义——糟粕醋椰奶鸡、糟粕醋海鲜米粉乃至“万物皆可糟粕醋”的创意吃法，正从理想走向现实。它已然成为海洋文化的味觉印记：一碗酸辣，既是人类应对自然的饮食智慧，也是游子心中挥之不去的乡愁符号。舌尖一触及那酸香浓郁的汤液，仿佛便能听见海浪拍打船舷的回响。

“选择”与“塑造”，是糟粕醋传承路上的关键词。从灶台边的“一口瓦罐、全靠经验”，到如今步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殿堂，这条道路走得扎实而深远。2024年，铺前糟粕醋烹制技艺被列入文昌市非遗项目名录；2025年，海口糟粕醋制作技艺也入选海口市非遗项目名录。李肖云、杨翊诚等传承人，成为这口老味道的“守味人”。在铺前三婆糟粕醋品牌第四代传人的作坊里，祖孙二人默契地重复着相同的动作——那味儿，还是记忆深处那个味儿。

产业化与标准化的步伐同步加速。糟粕醋的保质期从过去的7天延长到半年，生产流程日益科学化、规范化。《海南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海南糟粕醋》的出台，让生产、检验和监管有了统一的标尺，彻底告别了“手工作坊”的粗放时代。如今，瓶装火锅底料、即食冲泡米粉、固态调味料乃至创意十足的糟粕醋咖啡，“糟粕醋+”的跨界融合正在不断拓展边界。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都市，数百家餐厅已将糟粕醋菜品纳入菜单；电商渠道覆盖数十个城市，更借力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东风，远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在铺前三婆糟粕醋文化休闲庄园，游客们争相打卡，解锁“一碗醋带火一座城”的流量密码——这碗酸汤，已然撬动了“文旅融合”的宏大叙事。

截至2025年底，海南全省糟粕醋生产企业已达24家，上百个智能发酵罐整齐排列，数字大屏上温度、湿度等数据实时跳动，标志着糟粕醋生产彻底告别了“凭感觉”的传统模式。一个初具规模的产业集群已然成形，预计到2030年，园区全产业链销售收入将达25亿元。科研人员从传统发酵体系中分离出800多株覆盖核心功能菌群的菌种，贵州的菌种甚至“驯化”了海南酸汤，仅需三天便能酿出地道风味，让产品运输不再依赖冷链。然而，如何在规模化生产中保留每家每户的独特风味？如何避免网红品类的“昙花一现”？这仍是摆在产业面前的重要课题。

从疍家渔船上的“救命汤”，到风靡全国的“网红锅底”；从入选非遗名录的“文化符号”，到走向世界的“国民酸汤”——这已不只是一个美食的出圈故事，更是一座小城、一门技艺、一种生活方式的蜕变之旅。在街边火锅店或外卖页面偶然遇见它时，别忘了先喝一口汤，让那抹酸辣鲜香顺着喉咙滑下去，感受这条从南海之滨出发、通往全国乃至世界的发酵之路。中新社“观海潮”工作室出品，图片由王晓斌、曾维康、凌楠、骆云飞、符振航及定安融媒体中心等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