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于7月25日至29日在古都西安拉开帷幕。来自港澳特别行政区的参赛队伍在比赛间隙接受媒体访谈时，难掩对国家科技实力与创新能力的由衷赞叹。香港圣保罗男女中学的范卓敏不禁感慨道："看到香港航天员在国家空间站执行任务，以及春晚上那些活灵活现的机器人表演，这些都无疑是世界顶尖科技水平的生动展现。"而来自澳门培正中学的黄鉦軒则流露出对内地风土人情的向往："澳门的生活节奏偏城市化，我一直渴望亲身走进内蒙古的辽阔草原，感受那份壮美；同时也梦想着能像表哥那样，踏入上海交通大学的校门。"港澳学子们一致表示，为国家科技能力的飞速提升备感骄傲，并期望特区能借助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共建之势，深度融入国家发展的时代洪流。

初次参加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范卓敏坦言，此前她虽已在香港本地赛事中历练，也曾赴内地参与各类创新营活动，但此番体验截然不同。她最大的收获在于结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优秀同龄人："这些选手个个实力超群，学识广博，让我大开眼界。"在团体竞技环节，她被分到与内地及美国队友随机组队，深切体会到各人独特所长。她认为，尽管赛题极具挑战性，但通过团队成员间的充分研讨与默契协作，最终成功破解难题，这一过程让她对团队合作的价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对澳门培正中学的黄鉦軒而言，此次西安之行已是故地重游——此前他刚随澳门青年交响乐团在此巡演。他惊讶地发现，比赛内容与赛前预期大相径庭："一些基础性考题，竟然涉及课堂上容易被忽视的知识点，这提醒我赛后必须认真温习，夯实根基。"他特别提到，长达八小时的团队赛既考验专注力，也挑战沟通协调能力。由于队友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他意识到必须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在互相接纳中取长补短、共同进步。黄鉦軒自认性格偏内向，但这次比赛让他收获了四位新朋友："我们互加了微信，以便日后保持联络。其中一位队友来自内蒙古，我特别想去体验那里的草原风光，感受蒙古族的独特文化魅力。"

香港代表队领队、香港新一代文化协会的周洛鏵对香港航天员进驻国家空间站一事倍感振奋。她表示，这一里程碑式的成就不仅令全体港人引以为豪，更标志着香港在融入国家航天事业进程中迈出了关键一步。在她看来，这一事件在香港青少年中点燃了新一轮的航天热潮，激励更多年轻学子关注国家发展，追逐航天梦想与科技抱负。她还强调，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深入推进，为香港青年提供了更多贡献国家的宝贵机遇。曾多次率队参赛的周洛鏵对赛制改革给予高度评价："改革后的赛制让选手们拥有更多与世界各地同龄人深入互动的机会，双选会环节则为作品分享搭建了良好平台，这无疑是卓有成效的创新举措。"

澳门代表队领队、澳门工程师学会的陳少婷也对赛制改革持有相似见解。她认为，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革新方向与国家发展大势愈发契合，这对澳门特区的中小学基础教育改革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她指出："教育本质上是在塑造未来。我们今天培养的学生，所要面对的是十年后国家乃至世界的发展图景。因此，课程设计绝不能固步自封，必须与时俱进，帮助学生做好准备迎接未知的挑战，这正是科创大赛的核心价值所在。"

即将升入高三的黄鉦軒已开始规划高考志愿。他透露，表哥当年从澳门保送至上海交通大学攻读计算机专业，两人交流时表哥常分享在上海的精彩生活与课程点滴："那些故事让我心驰神往，我也期盼能循着表哥的足迹，成为交大的一员。"而范卓敏则对香港航天员在空间站的成就深感自豪，更敬佩他们追逐梦想的毅力："我希望以他们为榜样，将来学有所成，为香港和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她透露，自己目前对计算机领域怀有浓厚兴趣，正在自学编程，渴望在计算机科学及人工智能模型方向深耕发展："未来我也有意投身内地市场，致力于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创新。"

近日，在第十四届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与同济大学附属蓝十字脑科医院携手举办的神经医学国际高峰论坛上，一份关于复发性颅内动脉瘤治疗的前沿学术报告引发广泛关注。《中国未破裂颅内动脉瘤临床管理指南(2024版)》披露，35至75岁成人群体中，未破裂颅内动脉瘤的患病比例约为7%。此类动脉瘤一旦破裂，后果不堪设想——可能导致偏瘫、失语、昏迷乃至植物人状态，致残率和致死率均处于极高水平。正因如此，如何为复发病例量身定制既安全又持久的干预策略，始终是神经介入学界持续热议的核心命题，也是蓝生脑科旗下上海蓝十字脑科医院着力攻克的重点攻关方向。

在论坛上，上海卒中学会神经内科分会委员、蓝十字脑科医院王贵平博士以《血流导向装置在复发性颅内动脉瘤治疗中的应用》为题作了学术演讲，聚焦二次治疗中的决策瓶颈与技术抉择，系统阐述了复发性及复杂性颅内动脉瘤血流导向治疗的要点与规范。王贵平指出，动脉瘤在接受血管内治疗后，部分患者仍面临瘤颈残留、弹簧圈压缩或瘤腔再度显影等复发现象。他比喻道，传统介入手段的核心逻辑是“填塞”，但复发风险相对较高；而二次干预好比修补一件已打过补丁的衣物，既要修复新的破损，又不能损及原有补丁，操作之难远非初次手术可比。

当前，针对复发性动脉瘤的主流治疗选项包括显微外科夹闭、再次弹簧圈栓塞、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及血流导向装置植入等。相较于传统路径，血流导向装置通过重塑载瘤动脉的血流动力学、促进瘤内血栓形成及血管内皮重建，为复杂宽颈及复发性动脉瘤开辟了一条别开生面的新思路。其核心价值在于实现从“填塞”到“重建”的理念跃升。通俗而言，血流导向装置植入后横跨于动脉瘤的开口处，宛如在脆弱的血管壁上加装了一层内衬。有了这层屏障，血流不再直接冲击瘤壁，瘤内血液逐渐停滞并凝结成血栓，最终促成瘤颈的生物性封闭，从源头上显著降低复发概率。

二次介入手术往往伴随着操作空间受限和影像干扰显著等棘手的挑战，因此必须依据个体化血管解剖特征进行细致评估与分层决策。王贵平在报告中分享了两例复发性动脉瘤分层精准治疗的实战案例——一例采用单纯血流导向实现血管重建，另一例则结合栓塞与血流导向进行分层干预，生动展现了该技术的临床优势。第一例为破裂宽颈后交通动脉瘤，在弹簧圈栓塞术后一年出现复发，二次治疗选择单纯植入血流导向装置，成功完成血管解剖重建。第二例为左侧大脑中动脉巨大血栓性动脉瘤，同样在弹簧圈栓塞术后一年复发，采用“再次弹簧圈栓塞+血流导向装置植入”的联合方案，术后分支血流保持通畅。

这两例患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初次治疗均采用了弹簧圈栓塞手段，这也印证了复杂性颅内动脉瘤单纯依赖填塞疗法存在复发的可能。相比之下，血流导向装置促使动脉瘤自然闭塞，完成了从被动填充瘤腔到主动重建载瘤动脉的质变，为二次干预提供了更安全、更持久的解决之道。王贵平强调，在已经存在弹簧圈或支架的血管内再度植入血流导向装置，既要确保新装置充分贴壁，又不能破坏旧有器械，堪称“在螺蛳壳里做道场”。术中可能遭遇三大难题：显微结构遮挡导致支架展开不全、导丝意外穿入“网眼”、新旧器械互相缠结，概括起来就是“看不清、走错路、理还乱”。针对这些痛点，他提出了标准化应对策略：对于原有器械干扰X线透视的情况，可将球囊后扩张作为常规的“双重保险”；若微导丝误入原支架网眼，则需跟进中间导管实时验证“正道”；至于新旧器械的缠结与锚定，务必精准定位、一步到位，尽量减少推拉调整的频率。

在报告交流环节，中外专家围绕复发性病例的治疗时机、适应证选择及围手术期管理等多个维度展开了深入探讨。与会者一致认为，血流导向装置的临床推广必须建立在精准病例评估、规范操作流程及长期随访管理的基础上。尤其对于曾接受弹簧圈栓塞的患者，更应依据个体化血管解剖特征制定分层干预方案，以确保疗效最大化。

医学技术的每一次迭代，终极指向始终是患者的生命安全和健康福祉。王贵平博士的学术分享不仅是对前沿临床技术的深度探讨，也彰显了医院在脑血管病精准介入领域的扎实实力。展望未来，蓝生脑科旗下医院将继续深耕脑病诊疗技术的创新与升级，持续将医学成果转化为可及、安全、普惠的医疗服务，让更广泛的脑病患者从中受益。

港铁公司于七月二十三日对外披露，旗下运营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在半年度业绩报告中迎来亮眼数据——今年前六个月累计旅客运送达一千六百余万人次，较去年同期攀升逾一成，这一成绩刷新了自二零一八年九月线路启用以来的同期最高水平。期间，日均客流量稳定在九万二千人次之上，而四月四日当天更录得近十五万人次的峰值，一举打破历史单日载客纪录。

当前，旅客自香港西九龙站启程，可直抵内地多达一百一十三个目的地。为契合出行需求，该站自七月一日起已加密多趟短途列车服务，其中往返深圳福田与香港西九龙的车次每天最多增至一百一十二班。此外，针对暑期跨境旅游热潮，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三日间的五个周末，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将额外增开十三对列车，专门服务于香港西九龙与深圳福田之间的往返乘客。

广州7月25日电 (程景伟 李银珠)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馆长葛剑雄近日现身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讲堂——名家通识课”，以“何以中国——中国民族与制度的文明逻辑”为题，引领听众踏上了一场追溯文明源流的深度之旅。

讲座甫一开场，葛剑雄便展示了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珍贵文物——何尊的照片。这件1963年出土的青铜重器，其底部镌刻的铭文里，“宅兹中国”四个字赫然在列，被认为是迄今发现的“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三千年前的这句铭文，为“中国”概念此后数千年的演变历程拉开了宏大序幕。

就“中国”概念的历史嬗变，葛剑雄率先从文字学的维度展开了细致阐述。他谈到，“中”字源出于商朝召集部众时所竖立的大旗，由此引申出中心、中央的含义；而“国”字则由城墙(囗)与手持兵器的守卫者(戈)组合而成，其本义是指有武装力量护佑的居民聚居之地。到了西周时期，“中国”一词专指周天子居住的都城，也就是天下万邦中最为显要的“中心之邦”；东周时代礼崩乐坏，各路诸侯纷纷突破旧有规制，竞相将自己的国都冠以“中国”之名；待到秦始皇扫平六合、一统天下，则正式将整个统治疆域统称为“中国”。此后历朝历代，纵使各有专属国号，却无一例外以“中国”作为通称。直至1912年，“中国”一词实现了从地理概念向现代国家名称的根本性飞跃。

葛剑雄着重指出，这一名称的承续使得中国历史迥异于其他文明古国——王朝可以兴替更迭，而“中国”之名却始终如一。正是这种国家名称的连续性与认同感，为中华文明的绵延不绝提供了坚实保障。

在探讨中华民族的塑造过程时，葛剑雄系统梳理了“夏”“诸夏”“华夏”“中华”等概念层层递进的演变脉络。他指出，“中华”一词自西晋以后逐渐流行，意为“中原之华夏”，折射出非华夏民族内迁之后，中原士人为了彰显自身正统地位而刻意建构的身份边界。然而，这一称谓不久便走向泛化。葛剑雄强调，匈奴、鲜卑、乌桓等北方游牧民族，以及南方百越、三苗等族群，伴随人口迁徙的浪潮，相继汇入华夏的洪流之中。

他特别强调，中华民族凝聚的核心驱动力来自文化认同而非血缘承袭，“华夏”之门始终向认同其文化者敞开着。正是这种多元一体的文明特质，催生了多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共荣共生的旺盛生态。

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出发，葛剑雄剖析了中华文明得以长久兴盛的天然根基。黄河流域凭借疏松的土壤与宜人的气候，在早期阶段成为文明的摇篮；随后，随着气候波动与农业开发的推进，长江流域在人口南迁的驱动下逐步崛起，进而形成了“双河文明”交相辉映的格局。

在葛剑雄看来，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完整拥有黄河与长江这两条世界级大河的国家，两条大河在漫长气候变迁中彼此呼应、动态互补，有力推动了人才、文化与技术的流转与升级，从而保障了中华文明的历久弥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