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连串科研诚信事件频频引爆舆论场，令学术界内外为之震动。学术造假既是困扰已久的“沉疴顽疾”，却又总能以种种令人瞠目结舌的形式刷新公众认知。症结究竟何在？

“顶层设计并非短板。”谈及科技监督，数位深耕科技管理领域的专家及科研诚信研究者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坦言，执行的“最后一公里”往往才是真正的卡点。针对数据伪造、图表篡改等主观恶意的不端行径，受访者们一致认为，必须在学术界构筑起“不能作假、不敢作假、不想作假”的严密防线。

回溯制度建设，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已勾勒出清晰的治理蓝图。该文件不仅明确了科研诚信管理的运行机制与责任架构，更将各类从事科研活动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界定为“第一责任主体”，要求科研院所与高等院校通过修订单位章程或制定学术委员会章程，清晰界定学术委员会的诚信建设职责与权限范围，并在经费拨付、专职人员配备及办事机构设置上给予充分保障。

这份文件同时设定了严密的核查机制，要求学术委员会自行组织或委托基层学术组织、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本单位科研人员发表的重要论文等成果实施全覆盖式验证，且核查行动须以3至5年为一个周期常抓不懈。文件亦明确规定，项目（课题）负责人、研究生导师等须对重要论文的署名规范、研究数据真实性以及实验可复现性承担诚信审核与学术把关之责。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科研诚信研究中心副主任袁军鹏，以及某高校科技创新管理与科技政策专家李力均表示，我国的科技监督理念已与国际前沿接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评价中心科研诚信研究组负责人郑雯雯则强调，从制度支撑来看，国家层面已为科研诚信建设构筑了相对完整的政策体系。

2022年，科技部会同22个部门联合颁布《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系统界定了八大类科研失信行为，并对调查处理的责任分工、惩处细则等关键环节予以明确。转至2026年2月，科技部再度发布《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调查处理规定》，将科技活动实施单位、科研人员、评审专家及第三方机构等主体的违规行为及相应处理举措纳入规范框架。

然而，长期关注科技创新管理与政策走向的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仲伟俊及前述受访者普遍认为，现实中对规则的漠视与“无畏”心态仍大量存在。科技活动的完整链条涵盖项目立项、研究实施、成果产出、论文投递与发表、项目结题等众多节点，如何让诚信规则真正落地生根，仍是亟待破解的难题。

具体而言：项目负责人该以何种手段对实验数据进行诚信核验？学术委员会又如何为本单位科研成果背书？期刊编辑与审稿人能否守住学术发表的第一道关口？“民间打假”力量又应在监督体系中占据何种位置？

部分受访者指出，项目负责人与学术委员会囿于人力与精力，往往难以对论文中的每一个数据细节进行地毯式排查。至于期刊编辑与审稿人的角色，袁军鹏解释称，其审查重点通常集中在“逻辑自洽性、方法规范性、结果合理性及创新程度”，而非对原始数据展开“司法式鉴定”，绝大多数情况下“审稿人默认作者数据为真实”。他强调，同行评议多为“无偿的业余劳动”，尤其近些年来全球论文投稿量呈爆发式增长，审稿人几乎无暇也无精力去逐条核实原始数据。

在袁军鹏看来，“民间打假”可作为学术监督体系的有益补充与早期预警系统，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倒逼学术生态走向净化。但他同时提醒，这一路径潜藏的风险不容小觑，例如需审慎考量其严谨性与专业性，谨防滑向情绪化的“网络审判”泥潭。

郑雯雯则建议，面对学术监督的诸多难点，一方面要持续完善并严格落实制度要求，另一方面需善用技术手段赋能监督，例如研发推广论文诚信筛查工具，为监管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袁军鹏亦提出，学术出版行业应着力强化编辑部的技术核查能力，借助人工智能审查数据一致性、图片重复及文本剽窃等问题，力图让科研人员“不能作假”成为现实。

在联合惩戒层面，李力、仲伟俊及袁军鹏均认为，促使科研人员“不敢作假”与“不想作假”同样迫在眉睫。他们分析指出，对学术不端后果的“预期”模糊，正是部分人甘愿冒险的深层动因。袁军鹏解读道，《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虽已划定处罚尺度的“底线”，但李力与仲伟俊则主张，对产生重大不良影响的失信行为，应在底线之上从严惩处。仲伟俊特别强调，凡涉及人民生命健康领域的科研失信，惩戒力度必须升级。

今年年初，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发布的《加强医学科研诚信专项治理的工作方案》明确提出，要大幅提高科研失信行为的惩处烈度，力争通过三年集中整治，使论文造假等突出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并初步构建起“不敢失信”的长效机制。方案规定，凡存在从“论文工厂”购买论文、伪造数据、虚构评审人邮箱等行为者，十年内禁止承担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技活动；对方案发布后仍顶风作案者，将从严从重处置，终身禁止承担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技活动。

记者留意到，《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亦提出，应积极推进对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行为的刑事规制理论研究，推动立法与司法机构适时出台相应刑事制裁条款。据袁军鹏透露，国外已有科研人员因学术不端而锒铛入狱的案例。郑雯雯呼吁，有必要在全国层面进一步强化制度宣贯，使社会各界对各类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罚尺度形成统一且清晰的预期。

李力还着重强调，要深入推进“联合惩戒”措施。在他看来，实现“零容忍”须从根上铲除科研失信者所依附的利益链条，切断其与学术地位挂钩的“隐性福利”。记者注意到，2018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41个部门联合签署的《关于对科研领域相关失信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已列明43项惩戒举措，覆盖限制院士提名与被提名、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登记、股权激励乃至银行信贷和融资等多个维度。

《加强医学科研诚信专项治理的工作方案》进一步要求落实上述备忘录，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具体包括撤销通过失信行为获取的职务与职称、减少或暂停研究生招生乃至取消导师资格、取消利用失信行为获得的高层次专家称号，以及移除其在学会、协会、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和学术、学位委员会中的委员或成员资格，切实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震慑格局。

谈及科技监督的固有局限，多位受访者表示，某些短板难以回避。仲伟俊坦言，对于像数据造假这类恶意行为，若造假手法极为隐蔽高明，短期内或难以及时暴露。袁军鹏与李力还补充道，任何监督环节都不应、也无法对所有科研人员预设“有罪推定”，否则既是对广大恪守诚信原则者的不公，也是对有限监督资源的无谓消耗。

因此，受访者们强调，破解学术不端困局还需在科研共同体内部培育深层的诚信自觉，使科技工作者从内心深处“不想作假”。而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气候，与评价体系的“指挥棒”导向休戚相关。仲伟俊与李力认为，由于论文等成果与头衔、待遇、资源、权力高度捆绑，学术不端可能带来的巨大回报往往成为诱使科技工作者迷失方向的“致命诱饵”。

记者注意到，《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与机构评估改革，建立以科技创新质量、实际贡献与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价制度，将科研诚信状况作为各类评价的重要指标，倡导严谨治学，摒弃急功近利。文件强调坚持分类评价，推行代表作制度，不得将论文数量、专利、荣誉头衔、项目承担情况或获奖经历设为限制性条件。同时，须尊重科学研究的内在规律，建立针对重大研究的长周期考核机制，并开展临床医学研究人员评价改革试点，构建设置科学、评价合理、管理规范且服务全面的考核评价体系。

仲伟俊直言不讳地指出，要避免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还需“养得住‘闲人’”。他解释称，“重赏”之下难免催生“勇夫”，因而呼吁对科研人员的管理应当适度“宽松”，激励措施宜止于“体面”层面，让科研真正成为热爱科学者的“生活方式”，而非投机者的“逐利工具”。（应受访者要求，李力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茜

深圳龙华于7月30日迎来了一场聚焦亚太数字化与智能经济未来的盛会——2026亚太数智经济可持续发展创新周在此揭幕。这场以“汇聚亚太数智新动能，共筑国际合作新高地”为主旨的活动，汇聚了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00位嘉宾，涵盖国际组织代表、政府官员、学界翘楚及数智领域的行业先锋。他们共同围绕亚太协作新契机与数字经济演进方向展开深入探讨。

在主旨演讲环节，多位中外重量级嘉宾就数智经济发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区域协作等前沿话题发表了各自洞见。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郑永年通过视频致辞指出，各国需在人工智能及科技创新等关键领域加强沟通与协作，以此推动全球经济实现更加平衡的发展。中小企业合作发展促进中心主任黎志明表示，数字经济正在为中小企业深度融入亚太产业链开辟前所未有的机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太局首席经济学家菲利普·谢莱肯斯则强调，科技发展应以服务社会为根本，包容性应从系统设计初期就纳入考量，公民亦应在人工智能治理中拥有话语权。印尼前驻华大使苏德拉查呼吁，各方须坚守“技术向善”的原则，合力构建安全、普惠且低碳的亚太数智发展新格局。

活动期间，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副院长、秘书长李明波正式对外推介了《亚太城市数字产业十大典型案例》，为区域数字实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随后的两场高端对话中，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与企业代表分别围绕亚太数字经济协作、城市数智化转型等关键命题开展思想碰撞，为区域协同发展建言献策。

会场同步设置了深圳数智领军企业成果展区，集中展示了10家在3D数字制造、生命科技、人形机器人、智能终端等前沿领域中表现突出的科创企业，充分呈现深圳在数智领域的创新活力。

本次创新周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世界创新城市合作组织联合主办，深圳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及龙华区人民政府担任指导单位，深圳（龙华）国际合作中心承办，并获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学术支持。

据主办方介绍，龙华区作为深圳数字经济版图上的重要支点，目前拥有超过两万家制造企业和4100余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近年来持续深入推进全域数智化转型，全力打造具有万亿级规模效应的数智产业集群。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该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总产出已突破6100亿元，占全区GDP比重超过35%。

中新社北京7月30日电 题：中央政治局会议勾勒中国经济“下半场”三大关键信号

中新社记者 王恩博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7月30日在北京召开会议，深入剖析当前经济形势，并对下半年经济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从会议释放的信号来看，今年中国经济后半程的发展方向与政策取向已然清晰浮现。

定调研判：动能焕新，结构升级

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挑战，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成功保持在年度预期区间之内。会议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动能转向创新驱动、结构持续优化的积极态势。

所谓“新”，突出表现为新兴产业的厚积薄发。以集成电路产业为例，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芯片产量同比增长23.1%，总量达到2798亿块，折算后日均产出芯片约达15亿块，展现出强劲的产能跃升势头。

而“优”则体现在质量效益的稳步提升上。作为经济根基的制造业，依然是中国长期竞争力的所在。上半年，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回升至26.2%，较三年前提高了0.4个百分点；同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同比大幅增长18.7%，且已连续多月保持两位数增长水平。

基于此，会议特别提出，需对经济运行中遭遇的困难与挑战给予高度重视，并强调要保持定力，坚定信心，在攻坚克难中把握和利用各种有利条件，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政策导向：宏观调节加力增效

针对下半年经济工作部署，会议重申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并着重提出宏观政策需进一步发力并提升效能。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员庞溟分析认为，预计下半年各类政策工具将加速落实并发挥实效。

在财政政策端，相较于4月政治局会议“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表述，本次会议更加明确地要求“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这预示着专项债券以及“两重”（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两新”（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等相关政策资金，有望在下半年更快落地见效，从而更充分地发挥投资的关键性拉动作用。

此外，会议还强调要“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并“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同时首次提及“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市场普遍预期，下半年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将打出更具主动性、更强有力的“组合拳”，共同致力于扩大国内需求。

针对近期消费与投资领域出现的波动，会议再次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并将服务消费、“六张网”（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以及“人工智能+”等具备高技术含量、高效率运行和高增长潜力的领域列为重点关注对象。

会议还要求，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布局，着力培育新的支柱产业，并持续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市场护航：构建公平有序的竞争生态

本次会议不仅着眼于宏观层面的调控，更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生存与发展给予了高度关切。

国家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琪嘉指出，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叠加国内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与新旧动能转换，对经济体系形成的冲击不容小觑。其中，部分中小微经营主体正面临着成本上升、资金周转不畅等现实困境。

在此背景下，进一步优化市场环境，切实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已成为激发市场活力的关键所在。

在持续强调深入整治“内卷式”恶性竞争的基础上，此次会议更进一步，明确提出“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并部署“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

分析人士观察指出，从治理恶性价格战、打破市场分割与地方保护壁垒，到建立健全企业账款清欠长效机制，这一系列举措正推动市场治理模式由阶段性的专项整治，向法治化、制度化、长效化的方向深刻转变，旨在为各类经营主体的发展营造一个更加稳定、透明且可预期的良好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