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经历过这样的场景：熄灯之后，随手点开几条短视频，心里默念“再看一条就睡”，可转眼间时间悄然流逝，双眼酸涩、头脑昏沉，直到手机不经意滑落砸在脸上，才依依不舍地结束这场“夜间的较量”。短视频不仅重塑了我们的日常习惯，更在潜移默化中重塑着大脑的运作方式。7月22日，恰逢“世界脑健康日”，这个关乎“头”等大事的话题，值得我们每个人认真审视——大脑究竟在承受怎样的变化？

“睡前抱着手机不放，大脑会日渐萎缩”“熬夜刷屏，脑子越用越小”——这些说法究竟是为博眼球而夸大的噱头，还是确有其事的健康预警？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雷鸣给出了他的解读：真正威胁大脑健康的元凶，并非手机本身，而是被这些屏幕偷走的睡眠，正悄然侵蚀着脑部机能。

长期熬夜沉迷于手机，会诱发程度严重的睡眠剥夺现象。白天，大脑处于高强度运转状态，亟需充足的休息时段来排除代谢产物、修复受损细胞，并强化记忆的存储。然而，当本该进入睡眠的深夜，我们却仍沉浸在短视频带来的兴奋感中，让大脑持续紧绷，被迫超负荷加班，丝毫未能获得喘息之机。短时间来看，或许只是头晕乏力、难以集中精神；但若长此以往，大脑长期处于过劳状态，确实可能提升脑组织出现病理性变化的风险。

那么，在这个“屏幕时间”早已融入日常生活肌理的时代，我们究竟该如何为大脑筑起一道保护屏障？神经外科专家、上海冬雷脑科医院院长宋冬雷教授提出了几项切实可行的策略：首先，可以关掉那些纷繁冗杂的消息通知，降低生活中注意力被打断的频率。社交媒体、短视频以及各类弹窗提醒，无时无刻不在争夺我们的注意力——这是神经系统最珍贵的资源。每一次任务的切换，都意味着大脑要经历一次“神经网络重组”，需要数十秒乃至数分钟来关闭旧有的神经通路、搭建新的连接，而频繁的切换则会让认知变得支离破碎。

其次，不妨为自己设定一个使用手机的时间界限，用“硬性规定”督促自己放下手中的设备。睡觉时，千万记得让手机远离床头，更不要将其放在枕边充电，尽量保持1.5米以上的距离，为大脑营造一个无干扰的休憩环境。同时，也可以用翻阅读物来替代滑动屏幕，为自己量身定制一个循序渐进的书香计划，每天多捧起纸质书或报刊杂志，减少对手机的依赖。

此外，规律的运动同样不可或缺。锻炼能够有效激发大脑分泌一种被誉为“神奇营养液”的物质——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这种自带修复效能的成分，如同大脑专属的超级肥料，能够加速受损脑细胞的复原与重新联结，不仅有助于平息脑内的炎症反应，还能显著改善睡眠质量，为大脑的健康运转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自然资源部近日正式发布《临时用海管理办法》（下称《办法》），取代原有的《临时海域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该文件即刻废止。新《办法》共二十条，旨在对临时用海管理制度作出系统性升级，并在三大领域实现突破：分类施策、流程精简及全周期监管。

在分类管理层面，《办法》开创性地引入临时用海分类框架，清晰界定三种情形——须许可、可备案及禁办理。具体而言，凡触碰生态保护红线、改变自然岸线形态或功能，抑或对国防安全、海上交通秩序及其他合法海洋利用产生重大干扰的活动，必须申请临时用海许可；而海洋文旅、生态修复、防灾减灾、海洋监测、科研教育等非敏感用途，在不涉及红线或岸线变动的前提下，豁免许可，仅需备案即可；至于填海造地、跨海桥梁、海底隧道、海砂开采等旨在长期占用海域的项目，则一律排除于临时用海管理范畴之外。此外，《办法》针对各类情形配套了差异化管控细则，以便自然资源（海洋）主管部门及用海单位直观参照、精准执行。

就审批流程而言，《办法》将高效便民置于核心位置，综合前期实操经验及修订征询意见，仅当项目涉及岸线形态功能改变或建设非透水构筑物时，方要求提交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表，从而避免论证范围过度延展。同时，审批环节得到大幅压缩，取消临时海域使用证发放步骤，确保用海主体在取得许可后即可动工，显著提升落地效率。

在全链条监管方面，《办法》强调依托自然资源管理与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平台进行审核，一旦核发临时用海许可或完成备案，相关信息将即时嵌入“一张图”监督系统，并同步通报执法部门，面向社会公开披露，以接受广泛监督。对于用海期满后的清理义务，《办法》亦予以强化，要求及时拆除所有临时设施与构筑物；而对涉及生态保护红线或岸线变动的项目，则进一步压实生态修复责任，督促用海主体严格履行修复承诺，确保海洋环境得以恢复。

在北京市房山区，一场关于“隐形雇主”与劳动权益的司法前沿交锋引发关注。部分企业利用合同名称的巧妙转换、管理链条的层层嵌套，试图将劳动关系的责任“甩锅”给模糊地带。面对这样的隐蔽用工现象，劳动者是否还能有效维权？近日，房山区人民法院举行了一场专题新闻通报会，聚焦隐蔽用工类劳动争议的审理现状，并发布了典型案例。据《工人日报》报道，近年来该院受理的相关案件多集中在即时配送、网约出行、快递物流等新兴业态。

新闻发言人指出，一些用人单位通过缔结五花八门的协议、构建多级用工框架，将本应属于劳动法的雇佣关系精心装扮成承揽、外包或合作等民事法律关系，使得劳动者在维权之初便陷入迷茫——究竟谁是真正的雇主？该向谁主张权利？对此，法院坚持实质性审查原则，重点探究用人单位是否对劳动者实施了支配性的劳动管理。从审判结果来看，确认劳动关系或判定企业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情形占据主流。

在发布会上，燕山人民法庭庭长针对这批典型案例，剖析了隐蔽用工的常见“套路”，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

第一类情形被形象地称为“自己管人、外包发钱”。2023年3月，暴某经某快递站点工作人员安排，以快递公司员工名义注册了外卖平台APP，从此担任骑手。公司为他配发了电动车和统一工装，日常调度与考勤均由公司负责，但双方既未签署劳动合同，也未缴纳社会保险。一次配送途中的车祸，让工伤认定陷入争议。暴某于2024年2月离职后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劳动关系。

法院调查发现，快递公司与一家管理公司签有《业务外包合同》，外包费用由佣金、管理服务费、税费及返费等构成，其中管理服务费竟为零元。暴某通过平台接单，报酬由管理公司代发，但资金源头却指向快递公司。在平台显示中，暴某的身份明确为快递公司员工。法院认为，暴某所从事的配送工作属于快递公司的业务范畴，站点站长通过微信群对其进行了实质性的工作监督和考勤管理，双方关系表现出强烈的人格从属性。至于管理公司发放报酬，证据表明其仅代发工资。合同对价低、履行过程异常，明显有规避劳动关系、转嫁经营风险的嫌疑，该风险不应由劳动者承担。据此，法院认定暴某与管理公司之间不存在实质管理关系，快递公司以《业务外包合同》为由否认劳动关系的抗辩不被采纳，最终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提示，法律不会容忍借“自己管人、外包发钱”之名行规避法定责任之实。用人单位若企图以此逃避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或承担工伤赔偿等义务，不仅徒劳无功，反而可能招致更重的法律后果和赔偿负担。

第二类情形则是“以承揽合同行用工之实”。自2021年7月起，于某在某配送站担任骑手，为A公司提供商超商品配送服务。2023年底，A公司撤出该站点，由B公司接手，于某随之被解绑并与B公司绑定，由此与A公司产生劳动争议。于某坚称自己是A公司员工，而A公司则主张双方为承揽关系，出示了《项目转包协议》，声称于某系以个体工商户身份承包配送业务，工资经由第三方平台支付。

法院审理后认定，双方均具备法定劳动关系主体资格，于某的配送工作构成A公司业务的一部分。虽然工资按单量计算，但A公司对骑手进行排班、控制接单量，甚至单独派单，显然实施了管理行为。据此，法院判定双方符合事实劳动关系成立条件，确认劳动关系存在。

法官提醒，用人单位通过要求劳动者签署承揽或合作协议来“去劳动关系化”，在司法实践中难逃穿透式审查。只要用工实质符合劳动关系特征，即使披着承揽协议的外衣，也会被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

第三类情形为“名为外包实为派遣”。李某与甲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被安排至乙公司担任销售员。甲、乙两公司间有《劳务外包合作协议》，约定甲公司派驻人员从事营销项目。因乙公司将李某退回，甲公司随即以严重违反制度为由解除合同。李某申请仲裁后起诉甲公司。

法院指出，尽管李某与甲公司签有合同，但其在乙公司工作场所接受乙公司的管理、指挥，且工资、福利由乙公司确认和结算，这暴露出两公司间是典型的假外包、真派遣关系。乙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按约定程序处罚并退回李某，因此其以违纪为由退回的行为缺乏依据。甲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盲目依赖退回决定解除劳动关系，于法不合，最终被判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法官建议，企业必须厘清外包与派遣的界限，不可借外包协议掩盖真实用工关系。用工单位退回劳动者后，派遣单位应独立审查解除条件，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决定，而不能机械跟随用工单位的“退回”指令。

钱晨菲 杭州报道 7月30日——据浙江海警局消息，该局下属的台州海警机构近日在本地三门与大陈邻近水域接连破获两宗非法捕捞海产案件，行动中共拘捕涉案者16人，收缴渔获量约6000斤。首起案件发生于7月24日凌晨1时25分左右，台州海警局组织警力突袭三门洞港码头一带，雷霆行动当场擒获11名嫌疑人，现场缴获梭子蟹等各类海鲜102筐，总重量接近5000斤，并发现藏匿于嫌疑车辆内的网具近100张。紧接着，在27日清晨4时左右，该局接到线报后迅速派遣海警明北艇及工作站执法人员协同作战，对目标水域展开地毯式排查，成功发现两艘正在使用地笼网非法捕鱼的可疑船只，当场查获地笼网40张，并控制5名涉案人员，同时查扣海蟹、爬虾等水产品约800斤。目前，这两起案件均处于进一步侦查阶段。在伏季休渔期背景下，浙江海警局正严格执行休渔规定，加大对各类涉渔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展望未来，该局将持续强化对休渔期海域的监管强度，保持高压态势，坚决遏制违法捕捞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