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7月31日发布的消息，该机构于当日披露了2026年7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PMI）的运行情况，并由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丽慧对相关数据进行了专业解读。

数据显示，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以及综合PMI产出指数分别录得49.2%、49.0%和49.3%，较上月依次下滑1.1个、1.2个和1.3个百分点，整体经济景气程度呈现出明显的回落态势。

在制造业领域，由于前期行业增长迅速导致基数偏高，加之部分细分行业步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PMI当月回落至49.2%的水平。尽管如此，装备制造业与高技术制造业依然展现出强劲的支撑作用，二者PMI分别达到51.4%和53.3%，显著高于制造业总体水平，持续保持较快扩张步伐，有力推动制造业朝着更高质量、更优结构的方向转型升级。相比之下，消费品行业与高耗能行业则表现疲软，PMI分别为47.8%和47.0%，环比分别下降2.4个和0.1个百分点，景气度明显走弱。

从生产与需求端观察，制造业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49.9%和48.5%，较上月分别下滑1.5个和2.7个百分点，反映出企业生产活动与市场需求同步收缩。具体行业表现分化明显，通用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领域的两项指数均高于53.0%，显示市场交投活跃，产需增长动力充足；而非金属矿物制品、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汽车等行业的两项指数则跌破临界点，供需两端景气度低迷。

价格方面，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与出厂价格指数分别降至53.2%和47.8%，受近期部分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已连续四个月呈现下行趋势。其中，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两项价格指数均低于45.0%，价格波动的不确定性抑制了企业的采购热情，当月采购量指数因此跌至49.4%。

尽管面临多重压力，市场预期仍保持总体稳定。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显示企业对未来发展抱持乐观态度。具体来看，食品及酒饮料精制茶、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等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攀升至60.0%以上，表明相关企业对近期行业前景信心增强。

非制造业领域同样面临下行压力。7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较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整体景气水平有所回落。其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3%，环比下滑1.1个百分点，市场活跃度走低。值得关注的是，受暑期消费热潮带动，居民休闲娱乐与旅游出行需求增加，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实现较快增长；然而，批发、货币金融服务等行业降幅较大，成为拖累服务业景气度下滑的主要因素；此外，资本市场服务、房地产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依然低于临界点。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0%，与上月持平，显示企业对近期市场信心保持稳定。

建筑业景气水平则呈现下行态势。受近期部分地区遭遇高温、暴雨及洪涝灾害等不利条件影响，建筑施工进度放缓，当月商务活动指数降至47.0%，环比下降2.0个百分点。不过，建筑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1.8%，较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表明企业对行业未来发展信心有所增强。

综合来看，7月份综合PMI产出指数低于临界点，反映出整体经济产出活动有所收缩，各领域景气度呈现复杂多变的分化格局。

7月9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药政司司长龚向光就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相关情况向媒体作了通报。据他介绍，新版目录实现了对各类疾病系统临床主要病种的全面覆盖，其中化学药品及生物制品覆盖了世界卫生组织国际通行疾病分类体系中的1180个具体病种，中成药则对应了临床应用指导原则所归纳的63个功效类别。

龚向光进一步阐释，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在医疗机构药品配备与使用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实质上构成了群众就医问药、医生处方开具时优先考虑药物的重要参照基准。他指出，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居民健康诉求的日益攀升，加之药品研发领域的快速进步，当前的临床用药格局已然发生深刻变迁。为了更精准地契合人民群众的基本用药需求，对现行目录实施适时而恰当的修订与更新，已显得尤为必要且紧迫。

为确保临床用药选择得更加精准、恰当且优质，国家卫健委集结了涵盖临床医学、药学、卫生政策及经济学等多个领域的近千名专家。专家团队基于对我国近年来疾病谱演变趋势、病种分布特征、国内外临床诊疗规范以及海量用药数据的深度剖析，正式启动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系统性更新工程。

在此次目录调整过程中，国家卫健委精准把握基本药物的政策定位，紧密围绕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疾病谱系，着重凸显临床首选地位、倡导中西药并重策略、适宜基层医疗机构使用等核心导向。与此同时，充分考量了临床实际应用反馈、药品标准的动态变化、创新药物的研发进展，以及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价格合理性和供应保障能力等多维度因素，并参考了世界卫生组织基本药物示范目录的最新动态，依法依规、有条不紊地推进了目录的更新优化，最终形成了2026年版方案。该版本目录总计收录794种药品，具体来看，化学药品与生物制品部分涵盖476种，涉及791个剂型和1355个规格；中成药部分则收录318种，包含544个剂型和888个规格。

关于目录的主要调整内容，龚向光也作了详细说明。在品种增减方面，新版目录共新增116种药品，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新增68种，中成药新增48种；同时，原目录中有2种化学药品或生物制品被移出，中成药则无品种遭到淘汰。值得注意的是，结核病防治领域的用药表述被统一规范为“结核病用药”，不再单独列明具体药品名称。

在剂型与规格优化方面，新增药品共增加剂型175个、新增规格260个。对于原目录中予以保留的药品，其中134种获得了剂型或规格的扩充，累计新增剂型161个、规格200个；另有部分原保留药品的75个剂型和100个规格被调整出目录，这主要归因于相关药品批准文号的注销、临床使用率偏低，或是已被其他更优品种所替代等因素。

在目录规范化建设层面，本次调整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通用药物分类标准以及国家药品标准的最新变化，对部分分类归属和剂型规格的表述予以了系统规范；同时，基于药品注册信息的变动，有2个品种从化学药品类别转划至中成药类别，以确保目录结构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2025年12月，上海一家三甲医院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叶明，做出了一次与毕生医学信念背道而驰的选择。他乔装潜入一个充斥药贩子与“托儿”的病友交流群，潜伏了整整半个月，最终花费逾万元，向一位素不相识的药商购入二十天剂量的“抗肿瘤原料药”。所谓原料药，指药品中最核心的有效成分，既无辅料调配，也未经任何加工流程，更遑论正规批文。叶明比谁都清楚——这粉末纯度堪忧、制造工艺不明，甚至可能只是一团毫无药效的淀粉。然而，他已然没有退路。

他的母亲于2023年初被确诊为胃癌晚期，且伴随罕见的ALK基因突变。化疗未能奏效，靶向药物接连耐药，免疫治疗引发超进展，多脏器功能相继衰竭……国内所能提供的常规治疗手段全部失效，连临床试验也将她拒之门外。“一代、二代、三代靶向药均告失败，唯一的希望只剩下第四代。”身为医者，叶明能够调取的信息远超普通家属。他翻遍国内外文献，查到一款名为NVL-655的四代ALK靶向药正在美国开展临床试验。数据令人振奋：即便针对已对三代靶向药耐药的群体，有效率仍达五成。然而，该药既未在美国正式上市，更遑论进入中国市场。

于是，他开始钻研美国的同情用药机制。在美国，当某些危重患者已穷尽常规治疗手段，却又不符合参加新药试验的资格时，可向药企提出“同情用药”申请，有机会提前使用那些仍处于试验阶段、尚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他用英文撰写函件，附上母亲完整的病历与基因检测报告，发给制药公司。一周后，回复如期而至——先是程式化的关怀与慰问，紧接着是冰冷的拒绝：“本公司在中国未开展同情用药业务，无法提供药品。”

“明明有药，有效率五成，或许还能争取两三年的时光，可偏偏就是拿不到。”望着病榻上因幽门梗阻痛得蜷缩翻滚的母亲，这位见惯生死的ICU医生再也顾不得职业操守，向药贩子购入了NVL-655原料药。“无路可走的时候，狗急了尚且跳墙。”用药三天后，母亲呕吐减少，疼痛缓解，精神明显好转，甚至能进食了。叶明以为奇迹将至。然而两周过去，症状如潮水般卷土重来，病情急转直下，不久后，母亲在家中离世。

“那药确实为母亲争取了至少二十天的生命，也极大减轻了她的痛苦。可是，那是原料药，并非正规药品——精度不足，工艺粗糙，况且用药时母亲已处于多脏器衰竭、幽门梗阻的状态，药物根本无法被有效吸收。”叶明惋惜地说，“太晚了。”

在中国，像叶明母亲这样求药无门的危重症患者，何止千万。常规治疗失败之后，他们被临床试验的大门拒之门外，又卡在同情用药制度的夹缝之中，只能在绝望中摸索出一条条灰色的、危险的野路子。

被拒之门外的“不完美患者”

赵宏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病人。他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主任医师，专注肝癌、胰腺癌、胆管癌——这些癌种恶性度极高，预后极差。常规治疗失败后，二线治疗的有效率不足一成，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仅有三四个月。而那些尚在临床试验阶段、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便成了这些患者最后的救命稻草。

作为国内顶尖肿瘤医院的医生，赵宏手中握有多个新药临床试验项目，每日慕名而来的患者络绎不绝，但真正能如愿入组的却寥寥无几。“一上午门诊五六十名患者，大约只有五六人可以考虑纳入临床研究，最终能成功入组的，可能也就两三个。”赵宏解释，临床试验的入组门槛极其严苛。为了控制变量、获得“干净”的数据，以证明药物在特定人群中的有效性，药企和科研机构需要的是“完美患者”——年龄合适、无严重合并症、身体状况良好、既往治疗史有限。

然而，真实的肿瘤世界里，更多的是“不完美的患者”。山东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科主治医生张欣，对这种无力感习以为常。“在我们这样的地市级医院，临床试验项目凤毛麟角，绝大多数被省级或区域性龙头三甲医院垄断。患者想入组，只能自己去大医院挂号、排队。”她发现，许多肺癌患者历经一二线治疗失败后，身体已是千疮百孔，PS评分（体力状况评分）极差，根本达不到临床试验的门槛。

身处辽宁抚顺的乳腺癌晚期患者王丽，正被困在类似的僵局里。自2025年1月发现乳房肿块以来，她接受了化疗和靶向药曲妥珠单抗的治疗。“效果尚可，但心脏承受不住，心跳飙到每分钟150次，还伴有绞痛。”副作用过于严重，她被迫停药。她早就听说过临床试验。“有位癌症晚期转移的同学进过组，用了新药效果特别好。”她也想去碰碰运气。在网上辗转联系了沈阳某三甲医院的一位教授，对方看了影像资料后说可以入组。她满心欢喜，岂料等待期间的一场感冒，让她被彻底排除在外。

此后，她再也没能触到临床试验的门槛。“普通医生不管入组事宜，主任的号要一两个月才能挂上。”半年间，她接触了不下二十位医药代表，对方起初满口应承，最终要么说名额已满，要么推荐一些毫无科学依据的“野鸡项目”。她还遇到过推销一万七千元一盒来历不明“进口药”的骗子。“说实话，我现在很焦急。我是晚期，时间不多了。才四十八岁，孩子还小，我想活下去。”

这样的绝望，叶明也曾深切体会。二三线靶向药全部失效后，他带着母亲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附近租了房子，开始逐一筛选临床试验，试图尝试新药。筛选了一两个月，没有一个项目匹配。“她病得太重了，又有免疫副反应的病史，许多新药含有免疫成分，他们不敢收。”最终，他只能陪母亲回了家。

面对这样“无药可用”又入不了组的患者，赵宏能做的实在有限。“有的病人当场就哭了，家属陪着掉泪，问我：‘医生，难道我们只能等死吗？’我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说再看看后面有没有其他研究项目。”

相较于求药无门的绝望，对某些血液肿瘤患者而言，眼看曾经可行的道路突然被堵死，或许是另一种残忍的折磨。顾洪飞是患者组织“淋巴瘤之家”的创始人。2010年他确诊霍奇金淋巴瘤，经治疗康复后，从一个人数仅四百多人的QQ群起步，将患者组织发展至注册用户超过十六万。这些年，让他印象最深的患者有两类：紧急危重症患者和复发难治患者；而这些患者打听最多的治疗方式，便是“同情CAR-T”。

CAR-T是一种免疫细胞疗法，对部分复发难治的淋巴瘤和白血病亚型有“奇效”。目前国内已有六款CAR-T产品获批上市，部分产品和适应症的患者十年生存率可超过五成。但CAR-T定价普遍在百万至一百三十万元之间，且未纳入医保，普通家庭根本无力承担。据顾洪飞介绍，此前国内许多顶尖血液病中心通过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IT），患者仅需十几万元便可获得“同情CAR-T”治疗，而这种治疗挽救了大量危重、复发、难治患者的生命。

顾洪飞表示，2026年5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818号令”）正式实施。出于对细胞基因治疗安全性和规范性的考量，以往相对宽松的同情用药通道迎来严格管控。多数医院因合规考量，不再轻易开展此类项目。患者想尝试非商业CAR-T疗法，只能参加正规备案的临床试验。“同情CAR-T”的通道中断，令一批“夹在中间”的患者陷入绝境。

在儿童白血病病友社群“暖白儿童”中，就有一批复发难治、亟待CAR-T治疗的患者。今年2月，华阳九岁的儿子确诊T淋巴母细胞白血病。历经五个疗程化疗，孩子的微小残留病灶（MRD）指标始终卡在0.4%，无法清零。这是一个评估白血病疗效的关键指标：MRD越低，骨髓移植后的复发风险越低；降至0.01%以下才算完全缓解，达到移植标准。“肿瘤细胞没有被彻底清除。如果MRD没转阴就强行移植，医生说基本就是百分之百复发。”华阳做过十年神经外科医生，他比一般家长更清楚，“化疗这条路，基本已经走到头了。”

他查阅了大量资料，也咨询了同行，“像这种情况最合适的就是CAR-T。”但不幸的是，儿子所患白血病对应的CD7靶点CAR-T产品尚未上市，仍在临床试验阶段。华阳听说，以前类似患儿可以通过“同情CAR-T”清除残留、桥接移植，如今这条路已然封闭。而正规的CD7 CAR-T临床试验，“要求MRD必须大于5%或骨髓不缓解才能入组。我们这种残留0.4但还没到复发标准的情况，恰好卡在中间。孩子的身体能撑多久？我不知道。”

刘方十二岁的女儿同样被CD7靶点CAR-T试验的条件困住。今年春节，女儿确诊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三个月化疗后便复发。“医生说已经耐药了，预后很差。如果能通过CAR-T实现完全缓解，再桥接移植，长期存活的机会将大大提升。”但此前化疗引发了脑血栓、脑出血，所有正规临床试验都将女儿拒之门外。刘方坦言，他们了解同情CAR-T治疗的风险，但比起强行移植后“百分之百复发”，他宁愿选择前者。“这不是一道选择题。一个是可能活，一个是肯定活不了。临床试验是免费的，我们用不上。我只想要一个合法的机会，哪怕自费，哪怕签免责协议，能不能有一条审批通道？给孩子一线生机？”

药企不敢做“好事”

当患者求药无门时，一个自然的疑问浮现：那些手里握着新药的药企，为什么不愿意把药物交给这些走投无路的人？“不是药企冷血，而是制度没有兜底。在没有明确法律框架的情况下，谁也不敢贸然把未上市的药物拿出去使用。”国内某头部药企工作人员李彬坦言。2017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拓展性同情使用临床试验用药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适用对象、申请审批程序均做了详细规定。2019年修订的《药品管理法》第二十三条，也确立了同情用药的上位法框架。然而，整整九年过去，那份征求意见稿始终没有变成正式文件。

在李彬看来，对药企而言，同情用药面临两大难题。首先是责任风险。正规临床试验入组的患者，有完备的保险保障——治疗费、不良反应治疗费，甚至死亡赔偿，均由申办方和保险公司承担。但同情用药的患者往往处于疾病晚期、合并症众多，一旦发生严重不良事件甚至死亡，责任归属如何厘清？赵宏曾与药企交流过，对方的顾虑非常现实。“不能排除这样一种情况——申请时患者信誓旦旦‘所有后果我都愿意承担’，真出了不良后果，反过来起诉公司。一旦引发媒体关注，对新药临床研究推进和上市审评都会产生不利影响。”赵宏认为，药企想做善事，却不太敢做善事。

其次是成本与收费的悖论。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试验用药不得收费。李彬觉得这条规定是一把双刃剑。“完全没有经济回报，还要承担风险，企业参与的驱动力从何而来？”他查阅过美国FDA的法规，允许企业收取同情用药的相关成本费用，至少能收回成本。但在国内，如果允许收费，企业又担心暴露真实成本，影响未来的商业化竞争。除了风险与成本，制度落地还有更具体的堵点。赵宏举例道：“比如，病人的分级管理：病情危重到什么程度可以申请？由谁来决定？哪一级医疗机构有资格？伦理委员会设在三甲医院还是县级医院？药品使用后的不良反应如何上报？疗效如何评估？”赵宏认为，这些细则都需要明确。落地之后，从药企到医生再到患者，才能获得法律保障。

据赵宏介绍，药品研发有“三个10”的说法——10%的成功率、10亿美金的投入、10年的周期。在这漫长的流程中，患者等不起。同情用药制度缺位的直接后果，是催生了庞大而危险的灰色产业链。赵宏在调研中发现，从早期的印度仿制药，到后来的地下原料药，甚至还有黑中介拿淀粉灌装胶囊冒充药品。患者为了活命，只能拿自己的身体去试错。

以今年一款名为Daraxonrasib（研发代号RMC-6236）的胰腺癌新药为例，它已成为无数患者的“救星”。素有“癌王”之称的胰腺癌迎来治疗突破——其III期临床数据显示，该药可将患者生存期几乎翻倍，死亡风险降低60%。不过，此药尚未正式上市，美国患者可通过同情用药渠道申请。在国内社交媒体上，已有部分药商声称可以“搞到此药”。《锋面》记者以患者家属身份咨询其中一位，对方表示可以代为申请美国同情用药，药费十几万元人民币/月，另收三千元服务费。更“实惠”的方案是，他推荐记者使用“北京某生物原料实验室”生产的国产原料药，“纯度99.6%，患者吃一个月指标都下降”，月均药费三万四千元，并向记者展示了一张患者用药后“效果良好”的证明报告。

“使用‘原料药’事实上已经涉嫌违法了，原则上我们医生当然不鼓励，但当一个人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你劝不住。”赵宏说。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赵宏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快完善拓展性同情用药制度的提案。目前，这份提案已进入全国政协的重点提案序列。

在赵宏的设想中，中国的同情用药制度应有自己的特色，最好是在已有该新药临床试验的中心来落地执行。“医生用过这个药，知道有没有输液反应、需不需要预处理，患者放心，药企也放心。”“拓展性同情用药不仅造福患者，也能助力企业研发。”赵宏强调，“对于那些被临床试验排除在外的晚期患者，他们的最佳治疗方案是什么？医生想知道，药企也想知道。如果同情用药制度能覆盖这部分人群，收集真实世界数据，对药物未来的临床应用会有更全面的认知，同时实现‘救急一人’与‘造福万人’的双赢。”

然而，制度的落地需要各方协同。作为企业方，李彬同样期待一份具有中国特色的细则出台。他建议允许企业按成本的一定比例收费，政府同时给予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明确各方责任、明确费用分担、明确风险处置。有了这些，药企才敢参与。”在制度之外，顾洪飞认为，还有一个群体的呼声不应被忽视——那些在灰色地带挣扎自救的患者和家属。他特别强调，同情用药的审批流程必须充分考虑患者的急迫性。走到最后一线的病人，生命窗口往往极短。“如果让他们等待层层审批、等待盖章、等待一个月才开一次的伦理委员会审议，等到的时候，命也没了。流程应该为生命让路。”在危重症面前，时间不是成本，时间就是生命本身。

他希望有一天，申请同情用药的流程能够真正清晰、可及，让患者觉得“这个药是我需要的”，而且我知道该怎么申请，也有信心走完流程；多中心能够铺开，让患者就近申请，不必拖着病弱之躯千里迢迢奔赴北上广。“同情用药制度，本质上不是在赋予患者某种特权，而是给那些走到悬崖边上的人，一个合法抓住绳索的机会。”赵宏说。（应受访者要求，叶明、华阳、王丽、李彬为化名）来源：央视网微信公众号

国际权威科学期刊《自然》近日刊发一项古生物研究新成果，我国科研人员在陕西省南部距今约5.2亿年的寒武纪早期地层中，发掘出32件微型管状壳体化石，其年代可追溯至寒武纪早期，推测为迄今已知的最原始头足类生物遗存。这些化石个体极小，长度仅数毫米，却保存着一根细长的管状构造，该结构被认为具备维持浮力的功能，恰是壳类头足动物所特有的生理特征。这项发现为探索鱿鱼、章鱼以及鹦鹉螺等软体动物的演化脉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科学视角。

据论文披露，具壳头足动物的典型特征在于其壳体内部存在一系列腔室，腔内通常充满气体或液体，而一根名为“体管”的细长管道贯穿其中，通过调控腔内水体的排出或吸入来实现浮力调节。既有化石证据显示，头足类动物的起源可追溯至约5.6亿至5.2亿年前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阶段，然而其祖先谱系的具体面貌，学界至今仍存不少争议。

在此次研究中，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长安大学教授郭俊锋协同研究团队，对采自陕西省南部寒武纪早期地层的32件微型壳体化石展开细致分析，这些标本的体长介于1.5毫米至4.4毫米之间。借助高精度观察手段，团队在多腔室壳体内识别出一条连贯的管状构造，并据此将其判读为体管结构，从而为化石的生物学属性提供了关键证据。

基于上述形态特征，研究者将这些化石归类为一个全新属种，命名为“始角石”（Eoceras），并推断其极可能属于一种极为原始的头足类生物。从演化链条来看，始角石属或许扮演着承前启后的重要角色，代表了早期具腔室壳体形态与后来拥有完备浮力调控系统的现代头足类群之间的过渡环节，为理解该类生物身体构型的演进提供了难得的实证。

郭俊锋进一步指出，当前所获化石尚未展现出后期头足类所具备的诸多衍生特征，同时软体部分的结构因保存条件所限仍难以还原。因此，未来若能发现更多寒武纪时期的类似化石，或将为厘清头足动物最早期演化路径提供关键线索，并有望揭示其独特壳体构造的起源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