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广西日报推出的深度特稿《王的猜想》如同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荡起全网热议的涟漪——社交媒体上，这张报纸被炒出高价，印刷厂连夜加印仍供不应求。然而，当大众的狂热追逐不断升温，一个更为深邃的问题浮出水面：人们追捧的，究竟是哪一个“王”？

第一个“王”，是那位卸下神话光环、带着人间烟火气的数学家王虹。公众早已习惯了那些被精雕细琢、一帆风顺的天才传奇，可《王的猜想》却以细腻笔触勾勒出她另一番身影：求学路上的跌宕起伏，内心深处的反复自省，以及年复一年埋首于枯燥算式中的孤寂身影。谁的青春不曾有过迷惘？谁的梦想不曾尝过漫漫长夜里的苦涩？正是这份平凡人共有的挣扎与坚持，让无数读者在她身上照见自己的影子，这种质朴而深沉的共鸣，正是这场热潮最坚实的根基。

第二个“王”，则是大众心中那尊象征着实干精神与科学信仰的偶像之碑。长期以来，娱乐八卦霸占着舆论的风口浪尖，而那些甘守实验室、潜心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却常常像被遗忘的角落，鲜有人问津。可如今，民众竟愿意高价收藏一份报道科学家的报纸，这难道仅仅是出于对一位学者的单纯欣赏吗？显然并非如此。这更像是一场无声的全社会价值投票：相较于浮夸易逝的流量喧嚣，那些安坐“冷板凳”、深耕细作基础研究的实干品格，正在赢得发自肺腑的尊崇与敬意。

而在这股热潮的更深层，还隐匿着第三个“王”：那足以撼动人心、以深度见长的内容之王。当下的互联网空间，早已被碎片化的“速食”资讯填满，厚重而富有立体感的深度报道，反倒成了稀缺的奢侈品。《王的猜想》不事煽情、不靠造势，仅凭扎实的采访功底，忠实还原了科研者那份矢志不渝的坚守。人们争相珍藏这份报纸，何尝不是在为那些有温度、有思想的优质文字，投出最珍贵的一票信任？

正值暑运高峰，全国铁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转，旅客遗失财物、拿错行李的情况屡有发生。近期，各地铁路警方接连处理了多起类似警情，引发公众关注。

近日，一趟从绥芬河开往哈尔滨的D8536次列车上，乘警巡视时注意到，乘客董女士正神色焦急地与乘务员交谈。经询问得知，董女士不慎遗失手机，她怀疑手机可能遗落在车站。随后，乘警依据董女士的回忆，沿着她上车后的行走路径展开搜寻，最终在其座位缝隙中寻回了这部手机。

除了随身物品遗落之外，铁路警方也接报多起错拿行李的事件。日前，由库尔勒驶往阿克苏的T4377次列车抵达终点后，旅客沙女士下车时发现装有黄金和现金的行李箱不翼而飞，随即报警求助。接警后，乘警迅速展开调查，发现行李架上仅剩一件与沙女士描述高度相似的行李箱。结合车厢内公共视频，乘警推断该行李箱很可能被同车厢旅客误拿，最终通过遗落箱中的物品联系上错拿行李的王先生，顺利将行李箱归还给沙女士。

在乘车途中，不少旅客习惯性地随手放置手机、背包等物品，转身便遗忘具体位置，从而引发财物遗失。那么，旅途中哪些区域最容易令人疏忽？又该如何有效防范物品丢失？让我们来聆听铁路民警的专业释疑。

民警提醒，暑运期间客流密集，候车室和车厢内人员众多，旅客在安检、候车、换乘等环节需频繁搬运物品，注意力易被分散。尤其是安检口、候车区、列车行李架等反复取放物品的区域，稍一疏忽，便可能遗落东西。此外，大件与小件行李混放，下车时匆忙收拾，也极易造成遗漏。

民警指出，除客流集中等客观因素外，旅客对随身物品看管不严，也是财物遗失的关键原因。部分旅客在候车或乘车时，将手机、钱包、背包等置于座椅、充电台、窗台等处，起身去接水、上洗手间或走动后便忘记取走；还有人只顾搬运大件行李，忽略了座位、行李架和充电插座周围的小件物品，等到察觉时往往已离开现场。一些旅客下车时仓促，未能仔细辨认行李架上的箱包，从而引发错拿。

在暑运出行期间，旅客应如何有效规避财物遗失风险？除了自身细致看管物品外，铁路部门还提供了哪些便民举措，以助力旅客降低遗失可能？

民警建议，出行前，旅客应核对好车票信息和行程规划，尽量提前1小时抵达车站，为安检、候车、检票留足时间。夏季衣物口袋较浅，切勿将手机、钱包等贵重物品放入外侧口袋，以免滑落丢失。手机、证件、钱包等贵重物品宜单独存放于随身小包中，与大件行李分开，便于随时查看。使用公共充电设施时，应确保手机处于视线范围。同时，建议旅客为行李箱、背包贴上彩色贴纸或悬挂醒目标识，便于快速辨认，降低错拿风险。上车后尽量将行李集中摆放，牢记存放位置，下车前预留充足时间，确认物品齐全后再离车。

除了加强自身防范，旅客也可依据实际需要，选择铁路部门推出的“轻装行”服务，以提升出行便捷性，减少行李遗失隐患。“轻装行”服务可为到达旅客提供“站到门”或“门到站”的行李搬运支持。旅客可在到站前24小时至1小时预约“站到门”，工作人员将从乘车站台或站内指定行李服务柜（服务台）接取行李，承诺在取件后5小时内送达车站周边35公里内的指定地点；已购票的出发旅客，可在开车前48小时至4小时预约“门到站”，工作人员上门收取合规行李并运送至出发站，安检通过后，按旅客要求，在开车前30分钟存入服务柜或在开车前10分钟送至站台。截至目前，该服务已覆盖全国212座车站。

“轻装行”使用教程

在北京近日举行的一场主题论坛上，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妇科主任医师牛诤指出，公众往往将HPV（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的威胁聚焦于女性群体，却忽视了男性同样面临此类病毒感染引发的健康风险。她呼吁监护人不应忽略家中男孩的健康防护问题。

据牛诤介绍，现有研究数据显示，几乎全部宫颈癌病例以及约九成肛门癌的发生都可能与HPV感染存在关联。大多数情况下，HPV感染并不会表现出明显症状，且能被人体免疫系统自然清除；然而，若感染持续存在，则可能诱发相关疾病。

牛诤认为，疾病预防的起点在于提升认知水平。按照我国现行指导规范，健康教育普及与HPV疫苗接种被视为防控HPV相关疾患的有效策略之一。

她进一步阐释，国内外权威指南都将9至14岁女孩列为HPV疫苗接种的首选目标人群。究其原因，一方面，在初次性行为发生前完成接种能带来更理想的防护效果；另一方面，低龄阶段接种更容易激发机体产生较强的免疫应答，从而为青春期女性提供更为坚实的保护屏障。

在青少年成长阶段，涉及身体发育与健康的话题常常成为亲子交流中的敏感地带。由于部分家长缺乏足够的知识储备或沟通技巧，他们往往选择回避此类讨论。

针对这一现实问题，由《嘉人Marie Claire》杂志主办、默沙东中国支持的一场名为“默默爱着你”的专题论坛在北京拉开帷幕。与会专家普遍认为，与一次性向孩子“灌输答案”相比，更重要的是通过长期且连续的对话，引导他们逐步形成对身体与健康的科学认知。

牛诤强调，家长肩负着帮助孩子树立理性健康观念的责任。通过向孩子传授正确的生理常识，能够促使他们更敏锐地察觉身体可能出现的异常变化，并培育主动关注自身健康的意识。

媒体人张泉灵在论坛现场分享观点时建议，家长在与子女探讨此类话题时，不妨尝试以贴近日常、就事论事的语气切入，从而消解尴尬与紧张情绪。她表示，一旦父母率先卸下心理负担，以坦然开放的心态面对健康议题，孩子自然会更容易养成理性判断的习惯，并愿意主动表达自身困惑。

在北京市房山区，一场关于“隐形雇主”与劳动权益的司法前沿交锋引发关注。部分企业利用合同名称的巧妙转换、管理链条的层层嵌套，试图将劳动关系的责任“甩锅”给模糊地带。面对这样的隐蔽用工现象，劳动者是否还能有效维权？近日，房山区人民法院举行了一场专题新闻通报会，聚焦隐蔽用工类劳动争议的审理现状，并发布了典型案例。据《工人日报》报道，近年来该院受理的相关案件多集中在即时配送、网约出行、快递物流等新兴业态。

新闻发言人指出，一些用人单位通过缔结五花八门的协议、构建多级用工框架，将本应属于劳动法的雇佣关系精心装扮成承揽、外包或合作等民事法律关系，使得劳动者在维权之初便陷入迷茫——究竟谁是真正的雇主？该向谁主张权利？对此，法院坚持实质性审查原则，重点探究用人单位是否对劳动者实施了支配性的劳动管理。从审判结果来看，确认劳动关系或判定企业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情形占据主流。

在发布会上，燕山人民法庭庭长针对这批典型案例，剖析了隐蔽用工的常见“套路”，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

第一类情形被形象地称为“自己管人、外包发钱”。2023年3月，暴某经某快递站点工作人员安排，以快递公司员工名义注册了外卖平台APP，从此担任骑手。公司为他配发了电动车和统一工装，日常调度与考勤均由公司负责，但双方既未签署劳动合同，也未缴纳社会保险。一次配送途中的车祸，让工伤认定陷入争议。暴某于2024年2月离职后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劳动关系。

法院调查发现，快递公司与一家管理公司签有《业务外包合同》，外包费用由佣金、管理服务费、税费及返费等构成，其中管理服务费竟为零元。暴某通过平台接单，报酬由管理公司代发，但资金源头却指向快递公司。在平台显示中，暴某的身份明确为快递公司员工。法院认为，暴某所从事的配送工作属于快递公司的业务范畴，站点站长通过微信群对其进行了实质性的工作监督和考勤管理，双方关系表现出强烈的人格从属性。至于管理公司发放报酬，证据表明其仅代发工资。合同对价低、履行过程异常，明显有规避劳动关系、转嫁经营风险的嫌疑，该风险不应由劳动者承担。据此，法院认定暴某与管理公司之间不存在实质管理关系，快递公司以《业务外包合同》为由否认劳动关系的抗辩不被采纳，最终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提示，法律不会容忍借“自己管人、外包发钱”之名行规避法定责任之实。用人单位若企图以此逃避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或承担工伤赔偿等义务，不仅徒劳无功，反而可能招致更重的法律后果和赔偿负担。

第二类情形则是“以承揽合同行用工之实”。自2021年7月起，于某在某配送站担任骑手，为A公司提供商超商品配送服务。2023年底，A公司撤出该站点，由B公司接手，于某随之被解绑并与B公司绑定，由此与A公司产生劳动争议。于某坚称自己是A公司员工，而A公司则主张双方为承揽关系，出示了《项目转包协议》，声称于某系以个体工商户身份承包配送业务，工资经由第三方平台支付。

法院审理后认定，双方均具备法定劳动关系主体资格，于某的配送工作构成A公司业务的一部分。虽然工资按单量计算，但A公司对骑手进行排班、控制接单量，甚至单独派单，显然实施了管理行为。据此，法院判定双方符合事实劳动关系成立条件，确认劳动关系存在。

法官提醒，用人单位通过要求劳动者签署承揽或合作协议来“去劳动关系化”，在司法实践中难逃穿透式审查。只要用工实质符合劳动关系特征，即使披着承揽协议的外衣，也会被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

第三类情形为“名为外包实为派遣”。李某与甲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被安排至乙公司担任销售员。甲、乙两公司间有《劳务外包合作协议》，约定甲公司派驻人员从事营销项目。因乙公司将李某退回，甲公司随即以严重违反制度为由解除合同。李某申请仲裁后起诉甲公司。

法院指出，尽管李某与甲公司签有合同，但其在乙公司工作场所接受乙公司的管理、指挥，且工资、福利由乙公司确认和结算，这暴露出两公司间是典型的假外包、真派遣关系。乙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按约定程序处罚并退回李某，因此其以违纪为由退回的行为缺乏依据。甲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盲目依赖退回决定解除劳动关系，于法不合，最终被判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法官建议，企业必须厘清外包与派遣的界限，不可借外包协议掩盖真实用工关系。用工单位退回劳动者后，派遣单位应独立审查解除条件，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决定，而不能机械跟随用工单位的“退回”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