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9日，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张金良于总行大厦会晤了印度尼西亚中央银行（Bank Indonesia，简称“印尼央行”）副行长托马斯·吉万多诺，双方围绕深化中印尼双边本币结算机制（LCT）框架下的金融协作展开深入探讨。印尼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西蒙·阿洛伊修斯·曼蒂里亦出席此次会谈。

建设银行始终致力于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未来将携手印尼央行及金融领域的同业伙伴，发挥金融机构作为桥梁与纽带的独特作用，积极投身于双边本币结算金融生态的构建与发展。通过提供全面且高质量的跨境人民币结算及投融资服务，该行旨在为两国企业及市场参与者创造便利，从而进一步促进双边经贸合作的丰硕成果。

广州7月27日电（记者王华 通讯员秦小雅）广州市商务局今日宣布，该市在跨境消费惠民领域再度加码，全面疏通港澳居民使用当地银联卡及手机号码参与家电数码产品国家及省级以旧换新补贴的链路，令港澳消费者能够轻松、便捷地共享政策红利。

为破解港澳用户参与补贴活动的操作壁垒，广州市商务局携手银联等平台，针对三大核心痛点——港澳手机号注册验证、回乡证人脸识别核验以及银联外卡交易核销，进行了集中攻关与流程重塑。如今，港澳居民只需凭借回乡证和本地手机号码，即可顺畅融入国补与省补体系，告别繁琐环节。

此番优化的重点在于流程极简，真正做到“一证在手、到店即享”。港澳同胞无需事前登记，也免去复杂审批程序，仅需在云闪付App上依次完成证件上传、手机号验证和人脸识别三个步骤，最快三分钟内即可完成全部资格审核。抵达门店时，出示付款码便能即时享受补贴立减，同时支持刷卡、手机Pay、二维码支付等多种结算方式，全面兼容银联外卡，契合港澳民众日常支付偏好，最大限度降低消费门槛。

本次补贴覆盖品类丰富多元，聚焦热门消费领域。其中，手机、平板电脑、智能手表（含手环）、智能眼镜等四大数码产品，单价不超过6000元时，可享受15%的国家补贴，单件最高减500元；若单价突破6000元，则可直接适用省级补贴，立减500元。此外，数码相机、小型智能显示屏、迷你智能打印机等便携优品也被纳入专项补贴范围，统一享受15%国补，单件最高可省1500元，选择多样且性价比凸显。

值得关注的是，以旧换新补贴还可与离境退税政策相互叠加，形成“折上折”效应。多项优惠累计下，综合折扣幅度有望超过20%，价格竞争力显著增强，为港澳消费者带来实实在在的购物实惠。

深圳7月20日电（记者 王坚）据中铁二局20日通报，深圳地铁22号线五工区民治北站至明挖段区间左线隧道盾构机已顺利始发，这标志着该项目建设正式跨入盾构掘进的关键阶段。

该工程由深铁集团负责建设管理，中铁南方承担施工总承包职责，中铁二局具体实施建设。此次启动的民治北站至明挖段左线区间，位于深圳市龙华区民治大道核心商业地带，周边商铺密布、人车往来频繁，交通压力极为突出。隧道全长达1.412公里，埋深介于20.6米至25.7米之间，沿途需穿越上软下硬地层、孤石区域以及全断面硬岩等复杂地质条件，被视作深圳地铁22号线中地质状况最为棘手的盾构区间之一。

据中铁二局介绍，始发井坐落于民治北盖挖逆作车站的南端，与在建的深大城际换乘站相接，车站土建工程与盾构始发作业需同步推进。由于地面施工场地仅宽20米，设备运输与吊装操作空间十分受限。始发过程中，必须先完成右线盾体的下井作业，并在井下盖板10米范围内实施盾构机的转体、平移、前移以及人工反力架加固等一系列准备工作。此外，还需应对分体始发时安装调试空间不足、吊装作业区域频繁交叉、场内运输通道狭窄等多重难题，这对现场的技术统筹和组织管理提出了极高要求。

面对这些挑战，项目部秉持“空间占满、时间用足”的施工理念，在逼仄环境中稳妥有序地实现了多工序、多设备的高效穿插协作，为此类狭小场地条件下的盾构施工提供了可借鉴的宝贵经验。

据了解，民治北站至明挖段区间作为深圳地铁22号线一期工程的重要控制性区段，此次左线盾构的成功始发，标志着该区段正式步入盾构施工的新阶段。

在北京市房山区，一场关于“隐形雇主”与劳动权益的司法前沿交锋引发关注。部分企业利用合同名称的巧妙转换、管理链条的层层嵌套，试图将劳动关系的责任“甩锅”给模糊地带。面对这样的隐蔽用工现象，劳动者是否还能有效维权？近日，房山区人民法院举行了一场专题新闻通报会，聚焦隐蔽用工类劳动争议的审理现状，并发布了典型案例。据《工人日报》报道，近年来该院受理的相关案件多集中在即时配送、网约出行、快递物流等新兴业态。

新闻发言人指出，一些用人单位通过缔结五花八门的协议、构建多级用工框架，将本应属于劳动法的雇佣关系精心装扮成承揽、外包或合作等民事法律关系，使得劳动者在维权之初便陷入迷茫——究竟谁是真正的雇主？该向谁主张权利？对此，法院坚持实质性审查原则，重点探究用人单位是否对劳动者实施了支配性的劳动管理。从审判结果来看，确认劳动关系或判定企业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情形占据主流。

在发布会上，燕山人民法庭庭长针对这批典型案例，剖析了隐蔽用工的常见“套路”，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

第一类情形被形象地称为“自己管人、外包发钱”。2023年3月，暴某经某快递站点工作人员安排，以快递公司员工名义注册了外卖平台APP，从此担任骑手。公司为他配发了电动车和统一工装，日常调度与考勤均由公司负责，但双方既未签署劳动合同，也未缴纳社会保险。一次配送途中的车祸，让工伤认定陷入争议。暴某于2024年2月离职后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劳动关系。

法院调查发现，快递公司与一家管理公司签有《业务外包合同》，外包费用由佣金、管理服务费、税费及返费等构成，其中管理服务费竟为零元。暴某通过平台接单，报酬由管理公司代发，但资金源头却指向快递公司。在平台显示中，暴某的身份明确为快递公司员工。法院认为，暴某所从事的配送工作属于快递公司的业务范畴，站点站长通过微信群对其进行了实质性的工作监督和考勤管理，双方关系表现出强烈的人格从属性。至于管理公司发放报酬，证据表明其仅代发工资。合同对价低、履行过程异常，明显有规避劳动关系、转嫁经营风险的嫌疑，该风险不应由劳动者承担。据此，法院认定暴某与管理公司之间不存在实质管理关系，快递公司以《业务外包合同》为由否认劳动关系的抗辩不被采纳，最终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提示，法律不会容忍借“自己管人、外包发钱”之名行规避法定责任之实。用人单位若企图以此逃避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或承担工伤赔偿等义务，不仅徒劳无功，反而可能招致更重的法律后果和赔偿负担。

第二类情形则是“以承揽合同行用工之实”。自2021年7月起，于某在某配送站担任骑手，为A公司提供商超商品配送服务。2023年底，A公司撤出该站点，由B公司接手，于某随之被解绑并与B公司绑定，由此与A公司产生劳动争议。于某坚称自己是A公司员工，而A公司则主张双方为承揽关系，出示了《项目转包协议》，声称于某系以个体工商户身份承包配送业务，工资经由第三方平台支付。

法院审理后认定，双方均具备法定劳动关系主体资格，于某的配送工作构成A公司业务的一部分。虽然工资按单量计算，但A公司对骑手进行排班、控制接单量，甚至单独派单，显然实施了管理行为。据此，法院判定双方符合事实劳动关系成立条件，确认劳动关系存在。

法官提醒，用人单位通过要求劳动者签署承揽或合作协议来“去劳动关系化”，在司法实践中难逃穿透式审查。只要用工实质符合劳动关系特征，即使披着承揽协议的外衣，也会被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

第三类情形为“名为外包实为派遣”。李某与甲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被安排至乙公司担任销售员。甲、乙两公司间有《劳务外包合作协议》，约定甲公司派驻人员从事营销项目。因乙公司将李某退回，甲公司随即以严重违反制度为由解除合同。李某申请仲裁后起诉甲公司。

法院指出，尽管李某与甲公司签有合同，但其在乙公司工作场所接受乙公司的管理、指挥，且工资、福利由乙公司确认和结算，这暴露出两公司间是典型的假外包、真派遣关系。乙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按约定程序处罚并退回李某，因此其以违纪为由退回的行为缺乏依据。甲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盲目依赖退回决定解除劳动关系，于法不合，最终被判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法官建议，企业必须厘清外包与派遣的界限，不可借外包协议掩盖真实用工关系。用工单位退回劳动者后，派遣单位应独立审查解除条件，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决定，而不能机械跟随用工单位的“退回”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