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从云南走出的知名学者、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郑晓云在接受中新网记者电话专访时提出，长江文明绝非笼统的地域文化概念所能概括。在他看来，这是一套由精神信仰、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制度体系与物质建设等多重维度交织而成的宏大文化综合体。

中华母亲河长江蜿蜒六千余公里，滋养出独具一格的文明形态。自巴蜀腹地穿越荆楚大地，直抵江南水乡，沿江两岸风土人情各异却又彼此交融，人文血脉相通，这恰是长江文明特有包容力与整体性的鲜活写照。

郑晓云认为，长江文明的演进历程实质上就是一部人水互动的历史。水不仅是流域内稻作农业和河道水系赖以存在的根基，更是串联长江干支流、沟通全域的经脉，孕育出水乡聚落与农耕生活的独特风貌，塑造了别具一格的人居环境和生产方式。

此外，滔滔江水激发了"上善若水"的道家哲思，催生了浪漫瑰丽的楚辞华章。尤其重要的是，依托水运而兴起的漕运体系，不仅维系了古代王朝的经济命脉，更促进了流域内部多元地域文化的渐进整合，最终凝聚为一个完整的长江文明共同体。

谈及从零散文化向系统文明的跨越，郑晓云指出，其核心驱动力依然源自水——稻作农业的全域推广形成了统一的生产生活范式，水运网络助力青铜、丝绸等特色产业的繁荣腾飞；贯通南北的水系脉络打破了地理阻隔，推动人员、物资与文化要素跨区域流动，促使千里江域内的多元文化碰撞交融。在此基础上，中原文明与长江流域的水系交相辉映，最终锻造出兼容并蓄、一体共生的长江文明格局。

剖析长江大保护与文明传承的内在关联，郑晓云强调，长江文明因水而立，水环境状况与水资源质量直接关乎文明的存续根基。他指出现今公众多聚焦于大保护的生态效益，却往往忽略其真正意义在于守护文明的命脉。

历史上粗放式的开发曾使长江生态不堪重负，千年文明的赓续面临严峻挑战。然而，过去十年间实施的长江大保护战略，不仅使流域生态得以修复重塑，更为古老文明注入了崭新的时代气质。

"长江从前是'天下粮仓'、国家经济命脉，如今更肩负着战略水源地、生态安全屏障和清洁能源基地的多重使命。全新的生态价值极大拓展了长江文明的时代疆域，使传统文脉得以承续并焕发升级。"郑晓云如是说。

站在十年保护的新起点，如何持续激发长江文明的生命活力？郑晓云开出的药方是：核心在于践行"以文明护水"理念，促使文明传承与生态保护形成双向赋能。他认为，长江文明自古蕴含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深邃智慧，古代水利工程治理经验、乡规民约中的水生态观念，皆属珍贵的精神遗产，应当深度挖掘传统水文化精髓，融入当代水伦理构建，培育全民爱水护水的广泛共识。

同时，需树立文明发展的价值标尺，以长远眼光统筹开发与保护的辩证关系，摒弃粗放型增长模式。更进一步，可构建"长江水文明"亚体系，将水衍生的精神文化、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等要素整合赋能，使护江行动从单纯的生态治理升华为全流域的文化自觉。

放眼全球，许多古老的大河文明因水环境恶化而走向没落，唯独长江文明绵延数千年不曾中断。郑晓云分析，其关键奥秘在于中华民族始终能动地调适人与水的关系。

"当前水危机已成为全球性挑战。"郑晓云指出，长江大保护的实践实质上是探索工业文明之后迈向生态文明的新路径。中国率先提出"水文明"这一概念，强调借助文化的力量破解水环境难题，这对多瑙河、湄公河、尼罗河等国际河流的治理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河流保护既是生态工程，更是文化工程、价值工程。通过文明的路径让河流重焕生机，这正是长江文明在当代奉献给世界的中国智慧。"郑晓云总结道。(完)

（本文系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中国正能量网络传播专项基金支持项目）

2025年12月，上海一家三甲医院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叶明，做出了一次与毕生医学信念背道而驰的选择。他乔装潜入一个充斥药贩子与“托儿”的病友交流群，潜伏了整整半个月，最终花费逾万元，向一位素不相识的药商购入二十天剂量的“抗肿瘤原料药”。所谓原料药，指药品中最核心的有效成分，既无辅料调配，也未经任何加工流程，更遑论正规批文。叶明比谁都清楚——这粉末纯度堪忧、制造工艺不明，甚至可能只是一团毫无药效的淀粉。然而，他已然没有退路。

他的母亲于2023年初被确诊为胃癌晚期，且伴随罕见的ALK基因突变。化疗未能奏效，靶向药物接连耐药，免疫治疗引发超进展，多脏器功能相继衰竭……国内所能提供的常规治疗手段全部失效，连临床试验也将她拒之门外。“一代、二代、三代靶向药均告失败，唯一的希望只剩下第四代。”身为医者，叶明能够调取的信息远超普通家属。他翻遍国内外文献，查到一款名为NVL-655的四代ALK靶向药正在美国开展临床试验。数据令人振奋：即便针对已对三代靶向药耐药的群体，有效率仍达五成。然而，该药既未在美国正式上市，更遑论进入中国市场。

于是，他开始钻研美国的同情用药机制。在美国，当某些危重患者已穷尽常规治疗手段，却又不符合参加新药试验的资格时，可向药企提出“同情用药”申请，有机会提前使用那些仍处于试验阶段、尚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他用英文撰写函件，附上母亲完整的病历与基因检测报告，发给制药公司。一周后，回复如期而至——先是程式化的关怀与慰问，紧接着是冰冷的拒绝：“本公司在中国未开展同情用药业务，无法提供药品。”

“明明有药，有效率五成，或许还能争取两三年的时光，可偏偏就是拿不到。”望着病榻上因幽门梗阻痛得蜷缩翻滚的母亲，这位见惯生死的ICU医生再也顾不得职业操守，向药贩子购入了NVL-655原料药。“无路可走的时候，狗急了尚且跳墙。”用药三天后，母亲呕吐减少，疼痛缓解，精神明显好转，甚至能进食了。叶明以为奇迹将至。然而两周过去，症状如潮水般卷土重来，病情急转直下，不久后，母亲在家中离世。

“那药确实为母亲争取了至少二十天的生命，也极大减轻了她的痛苦。可是，那是原料药，并非正规药品——精度不足，工艺粗糙，况且用药时母亲已处于多脏器衰竭、幽门梗阻的状态，药物根本无法被有效吸收。”叶明惋惜地说，“太晚了。”

在中国，像叶明母亲这样求药无门的危重症患者，何止千万。常规治疗失败之后，他们被临床试验的大门拒之门外，又卡在同情用药制度的夹缝之中，只能在绝望中摸索出一条条灰色的、危险的野路子。

被拒之门外的“不完美患者”

赵宏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病人。他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主任医师，专注肝癌、胰腺癌、胆管癌——这些癌种恶性度极高，预后极差。常规治疗失败后，二线治疗的有效率不足一成，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仅有三四个月。而那些尚在临床试验阶段、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便成了这些患者最后的救命稻草。

作为国内顶尖肿瘤医院的医生，赵宏手中握有多个新药临床试验项目，每日慕名而来的患者络绎不绝，但真正能如愿入组的却寥寥无几。“一上午门诊五六十名患者，大约只有五六人可以考虑纳入临床研究，最终能成功入组的，可能也就两三个。”赵宏解释，临床试验的入组门槛极其严苛。为了控制变量、获得“干净”的数据，以证明药物在特定人群中的有效性，药企和科研机构需要的是“完美患者”——年龄合适、无严重合并症、身体状况良好、既往治疗史有限。

然而，真实的肿瘤世界里，更多的是“不完美的患者”。山东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科主治医生张欣，对这种无力感习以为常。“在我们这样的地市级医院，临床试验项目凤毛麟角，绝大多数被省级或区域性龙头三甲医院垄断。患者想入组，只能自己去大医院挂号、排队。”她发现，许多肺癌患者历经一二线治疗失败后，身体已是千疮百孔，PS评分（体力状况评分）极差，根本达不到临床试验的门槛。

身处辽宁抚顺的乳腺癌晚期患者王丽，正被困在类似的僵局里。自2025年1月发现乳房肿块以来，她接受了化疗和靶向药曲妥珠单抗的治疗。“效果尚可，但心脏承受不住，心跳飙到每分钟150次，还伴有绞痛。”副作用过于严重，她被迫停药。她早就听说过临床试验。“有位癌症晚期转移的同学进过组，用了新药效果特别好。”她也想去碰碰运气。在网上辗转联系了沈阳某三甲医院的一位教授，对方看了影像资料后说可以入组。她满心欢喜，岂料等待期间的一场感冒，让她被彻底排除在外。

此后，她再也没能触到临床试验的门槛。“普通医生不管入组事宜，主任的号要一两个月才能挂上。”半年间，她接触了不下二十位医药代表，对方起初满口应承，最终要么说名额已满，要么推荐一些毫无科学依据的“野鸡项目”。她还遇到过推销一万七千元一盒来历不明“进口药”的骗子。“说实话，我现在很焦急。我是晚期，时间不多了。才四十八岁，孩子还小，我想活下去。”

这样的绝望，叶明也曾深切体会。二三线靶向药全部失效后，他带着母亲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附近租了房子，开始逐一筛选临床试验，试图尝试新药。筛选了一两个月，没有一个项目匹配。“她病得太重了，又有免疫副反应的病史，许多新药含有免疫成分，他们不敢收。”最终，他只能陪母亲回了家。

面对这样“无药可用”又入不了组的患者，赵宏能做的实在有限。“有的病人当场就哭了，家属陪着掉泪，问我：‘医生，难道我们只能等死吗？’我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说再看看后面有没有其他研究项目。”

相较于求药无门的绝望，对某些血液肿瘤患者而言，眼看曾经可行的道路突然被堵死，或许是另一种残忍的折磨。顾洪飞是患者组织“淋巴瘤之家”的创始人。2010年他确诊霍奇金淋巴瘤，经治疗康复后，从一个人数仅四百多人的QQ群起步，将患者组织发展至注册用户超过十六万。这些年，让他印象最深的患者有两类：紧急危重症患者和复发难治患者；而这些患者打听最多的治疗方式，便是“同情CAR-T”。

CAR-T是一种免疫细胞疗法，对部分复发难治的淋巴瘤和白血病亚型有“奇效”。目前国内已有六款CAR-T产品获批上市，部分产品和适应症的患者十年生存率可超过五成。但CAR-T定价普遍在百万至一百三十万元之间，且未纳入医保，普通家庭根本无力承担。据顾洪飞介绍，此前国内许多顶尖血液病中心通过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IT），患者仅需十几万元便可获得“同情CAR-T”治疗，而这种治疗挽救了大量危重、复发、难治患者的生命。

顾洪飞表示，2026年5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818号令”）正式实施。出于对细胞基因治疗安全性和规范性的考量，以往相对宽松的同情用药通道迎来严格管控。多数医院因合规考量，不再轻易开展此类项目。患者想尝试非商业CAR-T疗法，只能参加正规备案的临床试验。“同情CAR-T”的通道中断，令一批“夹在中间”的患者陷入绝境。

在儿童白血病病友社群“暖白儿童”中，就有一批复发难治、亟待CAR-T治疗的患者。今年2月，华阳九岁的儿子确诊T淋巴母细胞白血病。历经五个疗程化疗，孩子的微小残留病灶（MRD）指标始终卡在0.4%，无法清零。这是一个评估白血病疗效的关键指标：MRD越低，骨髓移植后的复发风险越低；降至0.01%以下才算完全缓解，达到移植标准。“肿瘤细胞没有被彻底清除。如果MRD没转阴就强行移植，医生说基本就是百分之百复发。”华阳做过十年神经外科医生，他比一般家长更清楚，“化疗这条路，基本已经走到头了。”

他查阅了大量资料，也咨询了同行，“像这种情况最合适的就是CAR-T。”但不幸的是，儿子所患白血病对应的CD7靶点CAR-T产品尚未上市，仍在临床试验阶段。华阳听说，以前类似患儿可以通过“同情CAR-T”清除残留、桥接移植，如今这条路已然封闭。而正规的CD7 CAR-T临床试验，“要求MRD必须大于5%或骨髓不缓解才能入组。我们这种残留0.4但还没到复发标准的情况，恰好卡在中间。孩子的身体能撑多久？我不知道。”

刘方十二岁的女儿同样被CD7靶点CAR-T试验的条件困住。今年春节，女儿确诊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三个月化疗后便复发。“医生说已经耐药了，预后很差。如果能通过CAR-T实现完全缓解，再桥接移植，长期存活的机会将大大提升。”但此前化疗引发了脑血栓、脑出血，所有正规临床试验都将女儿拒之门外。刘方坦言，他们了解同情CAR-T治疗的风险，但比起强行移植后“百分之百复发”，他宁愿选择前者。“这不是一道选择题。一个是可能活，一个是肯定活不了。临床试验是免费的，我们用不上。我只想要一个合法的机会，哪怕自费，哪怕签免责协议，能不能有一条审批通道？给孩子一线生机？”

药企不敢做“好事”

当患者求药无门时，一个自然的疑问浮现：那些手里握着新药的药企，为什么不愿意把药物交给这些走投无路的人？“不是药企冷血，而是制度没有兜底。在没有明确法律框架的情况下，谁也不敢贸然把未上市的药物拿出去使用。”国内某头部药企工作人员李彬坦言。2017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拓展性同情使用临床试验用药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适用对象、申请审批程序均做了详细规定。2019年修订的《药品管理法》第二十三条，也确立了同情用药的上位法框架。然而，整整九年过去，那份征求意见稿始终没有变成正式文件。

在李彬看来，对药企而言，同情用药面临两大难题。首先是责任风险。正规临床试验入组的患者，有完备的保险保障——治疗费、不良反应治疗费，甚至死亡赔偿，均由申办方和保险公司承担。但同情用药的患者往往处于疾病晚期、合并症众多，一旦发生严重不良事件甚至死亡，责任归属如何厘清？赵宏曾与药企交流过，对方的顾虑非常现实。“不能排除这样一种情况——申请时患者信誓旦旦‘所有后果我都愿意承担’，真出了不良后果，反过来起诉公司。一旦引发媒体关注，对新药临床研究推进和上市审评都会产生不利影响。”赵宏认为，药企想做善事，却不太敢做善事。

其次是成本与收费的悖论。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试验用药不得收费。李彬觉得这条规定是一把双刃剑。“完全没有经济回报，还要承担风险，企业参与的驱动力从何而来？”他查阅过美国FDA的法规，允许企业收取同情用药的相关成本费用，至少能收回成本。但在国内，如果允许收费，企业又担心暴露真实成本，影响未来的商业化竞争。除了风险与成本，制度落地还有更具体的堵点。赵宏举例道：“比如，病人的分级管理：病情危重到什么程度可以申请？由谁来决定？哪一级医疗机构有资格？伦理委员会设在三甲医院还是县级医院？药品使用后的不良反应如何上报？疗效如何评估？”赵宏认为，这些细则都需要明确。落地之后，从药企到医生再到患者，才能获得法律保障。

据赵宏介绍，药品研发有“三个10”的说法——10%的成功率、10亿美金的投入、10年的周期。在这漫长的流程中，患者等不起。同情用药制度缺位的直接后果，是催生了庞大而危险的灰色产业链。赵宏在调研中发现，从早期的印度仿制药，到后来的地下原料药，甚至还有黑中介拿淀粉灌装胶囊冒充药品。患者为了活命，只能拿自己的身体去试错。

以今年一款名为Daraxonrasib（研发代号RMC-6236）的胰腺癌新药为例，它已成为无数患者的“救星”。素有“癌王”之称的胰腺癌迎来治疗突破——其III期临床数据显示，该药可将患者生存期几乎翻倍，死亡风险降低60%。不过，此药尚未正式上市，美国患者可通过同情用药渠道申请。在国内社交媒体上，已有部分药商声称可以“搞到此药”。《锋面》记者以患者家属身份咨询其中一位，对方表示可以代为申请美国同情用药，药费十几万元人民币/月，另收三千元服务费。更“实惠”的方案是，他推荐记者使用“北京某生物原料实验室”生产的国产原料药，“纯度99.6%，患者吃一个月指标都下降”，月均药费三万四千元，并向记者展示了一张患者用药后“效果良好”的证明报告。

“使用‘原料药’事实上已经涉嫌违法了，原则上我们医生当然不鼓励，但当一个人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你劝不住。”赵宏说。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赵宏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快完善拓展性同情用药制度的提案。目前，这份提案已进入全国政协的重点提案序列。

在赵宏的设想中，中国的同情用药制度应有自己的特色，最好是在已有该新药临床试验的中心来落地执行。“医生用过这个药，知道有没有输液反应、需不需要预处理，患者放心，药企也放心。”“拓展性同情用药不仅造福患者，也能助力企业研发。”赵宏强调，“对于那些被临床试验排除在外的晚期患者，他们的最佳治疗方案是什么？医生想知道，药企也想知道。如果同情用药制度能覆盖这部分人群，收集真实世界数据，对药物未来的临床应用会有更全面的认知，同时实现‘救急一人’与‘造福万人’的双赢。”

然而，制度的落地需要各方协同。作为企业方，李彬同样期待一份具有中国特色的细则出台。他建议允许企业按成本的一定比例收费，政府同时给予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明确各方责任、明确费用分担、明确风险处置。有了这些，药企才敢参与。”在制度之外，顾洪飞认为，还有一个群体的呼声不应被忽视——那些在灰色地带挣扎自救的患者和家属。他特别强调，同情用药的审批流程必须充分考虑患者的急迫性。走到最后一线的病人，生命窗口往往极短。“如果让他们等待层层审批、等待盖章、等待一个月才开一次的伦理委员会审议，等到的时候，命也没了。流程应该为生命让路。”在危重症面前，时间不是成本，时间就是生命本身。

他希望有一天，申请同情用药的流程能够真正清晰、可及，让患者觉得“这个药是我需要的”，而且我知道该怎么申请，也有信心走完流程；多中心能够铺开，让患者就近申请，不必拖着病弱之躯千里迢迢奔赴北上广。“同情用药制度，本质上不是在赋予患者某种特权，而是给那些走到悬崖边上的人，一个合法抓住绳索的机会。”赵宏说。（应受访者要求，叶明、华阳、王丽、李彬为化名）来源：央视网微信公众号

盛夏酷暑，热浪席卷大地，竟有人还裹着电热毯安然入睡？近期，数人因高温被“逼”进重症监护室，这种中暑危机不容小觑。自7月9日至21日，短短不到两周时间，镇江江大附院（江滨医院）的急诊重症监护室（EICU）已接连收治4名热射病重症患者。院方于29日透露，这些患者入院时均伴有不同程度的肝肾功能损伤及心肌受损。急诊内科副主任胡振奎指出，热射病作为重度中暑中最凶险的类型，其致死率高达30%至70%，且从发病到多器官衰竭，常常只需短短数小时。

“闲不下来”的习惯，竟酿成劳力型热射病。不少老年务农者秉持着“不怕烈日、停不下手”的固有观念，总觉得夏季暴晒出汗不过是寻常光景。7月15日下午，75岁的孔大爷（化姓）顶着烈日下田劳作，连续挥汗两小时后，回家仍未开启空调消暑。直到晚上8点，孔大爷突感发热，双手不由自主地颤抖，意识逐渐模糊。家人急忙将其送往江大附院急诊中心。经检查，孔大爷呈现中枢神经系统受损体征，血液中白细胞与血小板双双减少，肝肾功能亦受损害，这正是重症热射病的典型表现，医疗团队当即将其收治入EICU。

同样的悲剧也发生在55岁的田师傅（化姓）身上。酷暑时节，他独自坚持搬运货物。7月10日卸完一车货物后，田师傅感到头晕目眩、浑身乏力、四肢酸软，他以为是劳累过度，稍作休息便无大碍。次日他继续高强度作业，直至持续恶心呕吐、尿量骤减等症状接连涌来，才匆匆赶赴医院。检查结果显示，他已出现急性肾功能不全、高钾血症，符合重症热射病诊断，随即被送入EICU抢救。

“这两起病例均为典型的劳力型热射病，多发生在高温条件下进行重体力劳动或剧烈运动的人群中。”胡振奎解释，此类患者极易出现横纹肌溶解、急性肝肾衰竭等严重并发症，若救治不及时，可能危及生命。

然而，没有暴晒、也没有劳作，竟也能“捂出”热射病。炎炎夏日，怎会有人铺着电热毯？77岁的王阿姨（化姓）因髋关节问题在骨科就诊后，医生建议她进行局部热疗（即用理疗灯在患处照射）。王阿姨却误解了医嘱，为追求“热疗”效果，不仅穿上长袖长裤，还在床上铺了电热毯，同时未开启空调或风扇任何降温设备。在持续高温的包围下，王阿姨陆续出现大汗淋漓、恶心不适、全身乏力等症状，最终昏厥过去。入院检查提示全身内环境紊乱、多脏器功能受损，结合病史与体征，被确诊为重症热射病，随即转入EICU救治。

而在王阿姨入院之前，EICU恰好转出另一位年龄相仿的热射病患者，其发病缘由与王阿姨几乎如出一辙：因基础疾病较多，这位患者秉持“宁可保暖勿受凉”的原则，盛夏时节依旧穿着外套长裤，且不愿开空调或风扇，最终导致热射病突袭。

胡振奎介绍，这两名患者属于经典型热射病，多发于年老体弱人群。他们虽未外出从事高强度劳作，但由于长时间身处密闭不通风且持续高温的环境中，中暑便悄然来袭。

热射病绝非普通中暑可比，并非稍作休整便能痊愈。许多人对于中暑存有误解，认为这只是小事一桩，歇一歇、喝口水就能挺过去。实则不然，中暑按严重程度分为三个层级，热射病正是最危重的一层。中暑先兆表现为口干舌燥、大量出汗、耳鸣、胸闷、恶心、注意力涣散——这是身体发出的“求降温、求休息”的警示信号，及时避入阴凉处补水休整，便能迅速恢复。而轻度中暑则在此基础上症状进一步加重，体温攀升至38℃以上，面色潮红或苍白、皮肤灼热、大汗淋漓、脉搏加速。此时除转移至阴凉通风处并补水外，还需解开衣扣，以湿毛巾冷敷额头及腋下等部位。若休息降温后半小时至一小时内症状未见明显缓解，或出现意识淡漠，则必须立即送医就诊。

广州7月26日电（记者 蔡敏婕）凭借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雄厚的产业根基、充沛的人才储备以及精准的政策支撑，粤港澳大湾区正崛起为中国生物医药产业未来十年最具潜力的增长高地与创新发源地之一。在这片热土上，广州则依托扎实的产业底盘、丰富的临床资源和领先的科创载体，扮演着引领湾区生物医药迈向创新突破与能级跃升的关键角色。

近日，广州市委金融办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联合发布了《金融支持广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若干措施》，围绕全产业链条推出十二项精准扶持举措，旨在以高效适配的金融活水疏通行业痛点、激发创新活力。

“若想锁定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下一个增长突破口，粤港澳大湾区无疑是绕不开的战略高地。”广药集团战略科学家刘建指出，大湾区手握三大难以复制的竞争优势。首先，依托港澳通道连接东南亚市场，这里是国内生物医药跨境协作与对外合作独一无二的窗口；其次，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地带，区域内经济体量庞大、资源禀赋充裕，与生物医药产业“高投入、长周期、高门槛”的天然属性高度契合；再者，广州与北京、上海共同构成全国三大生物医药人才重镇，密集的高校和科研平台持续为行业输送尖端智力与创新动能。

作为国家级生物医药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广州的产业汇聚效应日益显著，发展根基愈发牢固。截至目前，全市已集聚超过6500家生物医药企业，其中包括12家世界500强关联企业，形成了层次分明、业态多元的完整产业生态。

在科研与临床维度，广州布局了广州国家实验室、生物岛实验室等一批国家级战略科创平台，并坐拥7600余家医疗卫生机构、逾50家三甲医院，年诊疗量接近2亿人次。海量的真实临床场景与成熟的成果转化机制，为药物研发试验、技术迭代升级和产品落地应用构筑了天然的“试验场”。

“未来，广州将持续放大临床资源、科创平台、产业配套和制度创新等方面的综合优势，牵头整合湾区产业要素，构建跨城协同生态，着力破解行业碎片化布局、创新转化梗阻等共性难题。”刘建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将以广州为战略支点，联动港澳、辐射华南，深化全球产业协作，全力推动中医药现代化、创新药规模化和产业布局全球化向纵深迈进。

在产业创新竞速中，AI与中医药的深度交融正成为广州乃至全国实现差异化突围的关键路径。长期以来，中药成分庞杂、作用机制多样，难以套用西药评价体系完成药效验证和临床转化，致使大量传统中医药瑰宝难以释放现代化价值。而AI技术的持续演进，正彻底打破这一长期束缚行业前行的瓶颈。

“AI本质上是工具，但先进的工具足以引发产业的革命性蜕变。”刘建强调，当前中成药图谱技术已步入实际应用阶段，能够精准关联中药方剂、化合物与药效机制，依托超强算力和自主学习能力，完成人工难以企及的海量数据解析与药理推演，全面深度挖掘传统中医药的潜在价值。“通过AI与中医药的融合创新，可推动传统医学从经验驱动向精准循证转型。”

相较海外药企，中国企业手中握有海量独家中医药临床记录、方剂积累和应用数据，这既是不可复制的核心战略壁垒，也是本土药企实现“弯道超车”的最大比较优势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