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青蓝(接力”何以生)生不息
中新网杭州7月31日电(记者郭其钰)“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这句出自《荀子·劝学》的千年古训,如今正在浙江民营经济的广阔天地间焕发出崭新的时代意蕴。所谓“青蓝接力”工程,实则聚焦于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的培育与传承之道。
民营经济,始终是浙江最鲜明的发展底色、最丰沛的资源禀赋与最强劲的比较优势。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省内“创一代”企业家的平均年龄已然超过六十岁,将近七成的企业正站在代际交替的关键门槛之上。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青蓝接力”工程应运而生,其核心指向,便是为民营经济的高质量跃升筑牢人才根基。
从最初的试点探索,到如今迈向制度化、常态化的育人新格局,“青蓝接力”的深层逻辑始终萦绕着一个“新”字:凭借新视野重构传承版图,依托新机制重塑培养架构,借助新力量激发内生潜能。这三者彼此呼应、层层递进,共同回应了民企如何“交好班、接好棒”这一现实课题。
新视野,意味着民企传承已从“家事”跃升为“国事”。民营企业的交接班,从来不只是关乎一企兴衰的私务,更牵动着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大局。创业固然艰辛,守成亦非易事。如何引导民企实现健康有序的传承,如何打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与政策支撑体系,正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两个健康”的题中应有之义。
2024年,浙江成功获批成为促进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高素质成长的全国试点。为了给新生代企业家铺设成长的“阶梯”,浙江持续深化并创新“青蓝接力”工程的实践路径。在顶层设计层面,2026年初出台的《浙江省促进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高素质成长教育培训规划(2026—2030年)》,将培养任务从“年度安排”擢升为“五年规划”,从“部门行动”升格为“省级战略”,标志着民企代际传承被正式纳入省域发展全局的制度化轨道。
在价值定位上,“青蓝接力”从一开始便将目光投向更为宏阔的图景。它被精心打造为一项涵盖政治引领、支持服务、组织动员与教育培养的综合性体系,矢志锻造一支政治方向坚定、经营本领高强、社会责任厚重、文化素养深厚的新生代企业家梯队。正是这种全新的视野,使得“青蓝接力”成为一项有章可循、持续运转的系统工程,也让新生代企业家的成长路径愈发清晰,未来预期愈发笃定。
新机制,则推动人才培养实现从阶段性向常态化的深刻转变。历经多年的摸索与积淀,“青蓝接力”工程已构筑起一套制度化、常态化的育人机制,促使民企代际传承从依赖“个人自觉”转向依托“制度保障”,从权宜之计化为长久之策。
机制之新,首先体现在制度的刚性约束上。纵观浙江大地,各地纷纷推出制度性安排——从省级层面前瞻性的五年规划,到市县级具体可行的操作指引,再到基层落地生根的实施方案,制度的“四梁八柱”日趋稳固,令新生代企业家的培育工作有据可依、有章可循。数据显示,自“青蓝接力”工程推行以来,全省已建立起各级新生代企业家统战组织逾百个,实现了省市县三级的全面覆盖。
机制之新,也体现在运行的常态化上。从“新生代企业家现代化能力提升计划”到“青蓝新学”,从“青蓝接力薪火传承营”到“青蓝之光”系列主题活动,一批批培养载体相继落地并持续运转。目前,浙江已促成知名浙商与新生代企业家结成师徒对子千余对,交流互动成为常态。导师的身影不仅出现在开班典礼上,更活跃于新生代企业家遭遇迷茫、面临抉择、应对转型的关键时刻。“传帮带”由此超越了“一次握手”的仪式感,演变为“长期陪伴”的深情守望。
机制之新,还体现在培养策略的精准化上。龙头骨干企业的接班人、高成长性企业的创业者、初创科技型企业的掌舵人,他们各自面临的挑战迥异,所需的“养分”也各有侧重。对此,浙江坚持分类指导、精准施教,推动新生代企业家培养从“大水漫灌”迈向“精准滴灌”,让每一位奋进者都能获得恰如其分的滋养。
新力量,则昭示着新生代企业家正从“接棒者”蜕变为“领跑者”。当前,浙江民企的代际交接已步入关键的转折期。这场接力赛中的主角们,不再满足于平稳接棒,更在主动谋划下一程的超越,勇立各自赛道的潮头。
这种“领跑”姿态,鲜明地体现在创新驱动的主动突围上。譬如蒲惠智造的王克飞、新凤鸣的庄耀中、桐昆的陈蕾等“企二代”,他们摒弃简单的守成思维,敢于破局、勇于变革,以数字技术重塑传统制造的模样;又如游戏科学的冯骥、无忧传媒的雷彬艺等新经济领域的翘楚,在游戏科技、直播电商等新兴疆域开辟出全新业态与赛道。
这种“领跑”姿态,亦体现在产业协同的格局重塑上。如果说老一辈浙商更擅长“单兵突进”,新生代则倾向于抱团共进。他们的合作早已跳出传统上下游的购销关系,指向技术共享、配套协同、联合研发的深度捆绑。从竞争者到合伙人,新生代企业家正在重构浙商群体的连接逻辑,也让单个企业的“领跑”升维为整条产业链乃至整个行业的“领跑”。
当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学成归来、扎根实业,他们接过的不仅是企业的经营权与管理棒,更是一种身份的认同、一份责任的自觉担当。截至目前,浙江约两成的上市公司董事长、三成的专精特新及隐形冠军企业主要负责人、四成的独角兽及准独角兽企业合伙人皆为“80后”“90后”。新生代企业家正稳步从“后备力量”走向“中坚力量”,成为民营经济生生不息、薪火相传最坚实的根基。
依{托湾区叠加优势 广州以科创}与金融双轮驱动医药产业升级
广州7月26日电(记者 蔡敏婕)凭借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雄厚的产业根基、充沛的人才储备以及精准的政策支撑,粤港澳大湾区正崛起为中国生物医药产业未来十年最具潜力的增长高地与创新发源地之一。在这片热土上,广州则依托扎实的产业底盘、丰富的临床资源和领先的科创载体,扮演着引领湾区生物医药迈向创新突破与能级跃升的关键角色。
近日,广州市委金融办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联合发布了《金融支持广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若干措施》,围绕全产业链条推出十二项精准扶持举措,旨在以高效适配的金融活水疏通行业痛点、激发创新活力。
“若想锁定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下一个增长突破口,粤港澳大湾区无疑是绕不开的战略高地。”广药集团战略科学家刘建指出,大湾区手握三大难以复制的竞争优势。首先,依托港澳通道连接东南亚市场,这里是国内生物医药跨境协作与对外合作独一无二的窗口;其次,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地带,区域内经济体量庞大、资源禀赋充裕,与生物医药产业“高投入、长周期、高门槛”的天然属性高度契合;再者,广州与北京、上海共同构成全国三大生物医药人才重镇,密集的高校和科研平台持续为行业输送尖端智力与创新动能。
作为国家级生物医药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广州的产业汇聚效应日益显著,发展根基愈发牢固。截至目前,全市已集聚超过6500家生物医药企业,其中包括12家世界500强关联企业,形成了层次分明、业态多元的完整产业生态。
在科研与临床维度,广州布局了广州国家实验室、生物岛实验室等一批国家级战略科创平台,并坐拥7600余家医疗卫生机构、逾50家三甲医院,年诊疗量接近2亿人次。海量的真实临床场景与成熟的成果转化机制,为药物研发试验、技术迭代升级和产品落地应用构筑了天然的“试验场”。
“未来,广州将持续放大临床资源、科创平台、产业配套和制度创新等方面的综合优势,牵头整合湾区产业要素,构建跨城协同生态,着力破解行业碎片化布局、创新转化梗阻等共性难题。”刘建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将以广州为战略支点,联动港澳、辐射华南,深化全球产业协作,全力推动中医药现代化、创新药规模化和产业布局全球化向纵深迈进。
在产业创新竞速中,AI与中医药的深度交融正成为广州乃至全国实现差异化突围的关键路径。长期以来,中药成分庞杂、作用机制多样,难以套用西药评价体系完成药效验证和临床转化,致使大量传统中医药瑰宝难以释放现代化价值。而AI技术的持续演进,正彻底打破这一长期束缚行业前行的瓶颈。
“AI本质上是工具,但先进的工具足以引发产业的革命性蜕变。”刘建强调,当前中成药图谱技术已步入实际应用阶段,能够精准关联中药方剂、化合物与药效机制,依托超强算力和自主学习能力,完成人工难以企及的海量数据解析与药理推演,全面深度挖掘传统中医药的潜在价值。“通过AI与中医药的融合创新,可推动传统医学从经验驱动向精准循证转型。”
相较海外药企,中国企业手中握有海量独家中医药临床记录、方剂积累和应用数据,这既是不可复制的核心战略壁垒,也是本土药企实现“弯道超车”的最大比较优势所在。
已有25个港澳外用中成药获批《在内地注册上市》
7月28日,广州传来消息,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王玲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港澳地区的中成药进入内地市场的审批流程已显著简化,目前共计25款来自港澳的外用中成药已成功取得内地注册许可,其中包括澳门6款和香港19款。
当天,该局召开了一场以“中药传承创新发展工作成效”为主题的专题发布会。会上披露,广东为促进港澳企业更顺畅地融入内地广阔市场,率先开创了“港药粤产”与“澳药粤产”的独特合作模式。王玲解释说,这一模式的核心在于,港澳企业持有的药品可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中符合条件的制药企业进行生产。目前,已有4款港澳药品借此模式在广东落地投产。
此举不仅充分发挥了港澳地区在国际注册和品牌运营上的既有优势,也充分挖掘了广东雄厚的制造业潜力,从而在粤港澳大湾区构建起一条优势互补、协同共进的中药产业链。此外,针对澳门居民对中医诊疗和用药的特定需求,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澳门特区政府药物监督管理局携手合作,支持广东省中医院和佛山市中医院等机构的10种优质中药制剂,通过“以医带药”的创新路径,跨境进入澳门镜湖医院供临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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