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7月，天津港内一派繁忙景象。一列满载货物的中欧班列缓缓驶出，向西奔赴千里之外的欧洲腹地；而在港区的另一侧，一艘来自地中海航运的大型货轮正稳稳靠岸，船上货物经由多式联运网络迅速分流至京津冀各地。一出一进之间，陆海双向协同发力，构成了天津开放画卷的生动缩影。

2026年上半年，天津港集团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逾2%，集装箱吞吐量增幅超过6%，双双刷新历史纪录。截至目前，天津港已开辟150余条集装箱航线，与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个港口保持着密切贸易往来。这些不断攀升的数字，不仅印证着港口的繁忙节奏，更反映出天津在全球资源配置与国际产业分工中日益增强的参与能力和竞争力。

港口，既是天津最具辨识度的城市名片，也是其高水平开放的坚实根基。放眼全球，世界级港口的较量早已超越单纯的吞吐量比拼，转而聚焦于资源配置效率、产业组织能力以及供应链掌控力的综合竞争。近年来，天津港在智慧化与绿色化转型上持续发力，全球首个“智慧零碳”集装箱码头正式投产运营，海铁联运网络不断织密，中欧班列保持稳定开行，多式联运体系日趋完善，枢纽功能持续跃升。与此同时，港口角色也在悄然转变——从单纯的物流节点，逐步进化为开放型发展平台。

如今，天津约七成货物吞吐量和超过半数口岸进出口货值均来自市外，服务腹地延伸至京津冀及“三北”地区，成为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战略支点。这意味着，港口带来的早已不止于货物的流转，更带动了资金、技术、产业与人才等高端要素在此加速汇聚。

如果说港口为天津打开了通向世界的窗口，那么产业则决定了这座城市开放的深度与广度。开放从来不是简单地引入项目，而是在更高层次的开放中重塑产业竞争优势。近年来，天津加速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信创、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不断壮大，传统产业则在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改造中重焕生机。

数据有力佐证了这一转型。2026年上半年，天津市外贸进出口总额达4059亿元，同比增长2.4%；其中出口2266亿元，增幅达9.2%，进出口及出口规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新三样”出口产品持续成为外贸增长的核心引擎，融资租赁等特色产业亦有力助推外贸新业态蓬勃发展。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天津展现出规模稳中有进、结构持续优化、动能加速转换的外贸发展韧性与活力。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纵深推进的大背景下，天津充分发挥港口集疏运优势承接全球资源，依托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吸纳科技成果转化，逐步构筑起“港口+产业+创新”三位一体的发展格局。开放与创新相互驱动，产业与城市共生共荣，正成为天津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更高水平的开放，归根结底依赖制度层面的创新突破。当前，国际竞争日益体现为规则、制度与营商环境之间的较量。谁能营造更加开放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发展生态，谁就能在全球资源争夺中占据先机。作为中国北方首个自贸试验区，天津自贸试验区不断深化制度创新探索，在投资便利化、贸易便利化、跨境金融、政务服务等多个领域屡开先河。截至目前，已有50余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一批首创性改革举措持续落地，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与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等政策协同发力，标志着天津正稳步迈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

制度创新所带来的，远不止审批提速与办事便捷，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发展逻辑的根本转变。过去，开放多依赖于区位禀赋；如今，开放越来越仰仗制度供给。昔日竞争聚焦于资源集聚的规模，今天则比拼资源整合与配置的效率。这一从“政策驱动型开放”向“制度保障型开放”的跃迁，正成为天津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核心支撑。

一座世界一流的开放城市，不仅需要世界级港口作硬支撑，更须具备链接全球、调配资源、创造增值的综合软实力。从港口吞吐量再攀高峰，到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成型；从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持续突破，到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深化——天津开放发展的内涵愈发丰富，开放能级持续攀升。

向海而生，因开放而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天津正加紧将港口禀赋、产业基础与制度红利转化为发展动能与竞争优势，在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局中彰显更大担当。一座更具国际竞争力、更富创新活力、更加深度开放的津门新图景，正徐徐展开。

中新网南宁7月30日电（林浩）7月3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透露，为贯彻党政机关厉行节约、过紧日子的政策导向，该厅近日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联手，对《广西壮族自治区本级会议费管理办法》（下文简称《办法》）展开系统性修订，在承袭既有管理架构的同时，注入多项刚性约束，为规范会议经费管理、优化财政资源配置筑牢制度屏障。

《办法》推崇精简高效的办会理念，倡导简化会议形式，强化对议题相近或参与人员重叠会议的归并整合，凡可合并召开或压缩日程者，应果断精简，剔除冗余环节。同时，鼓励优先采用线上模式，在确保保密义务与网络安全合规的前提下，尽可能以视频形式举行会议，原则上不邀请外地人员赴主会场现场参与。此外，文件强调充分挖掘现有资源潜力，若单位自有办公设施齐备，线下活动应首选内部场地，线上会议则优先依托内部电视电话系统、政务内网视频平台等既有技术手段。

针对基层负担问题，《办法》着力削减会议频次，已通过文件部署的事项不再重复开会，杜绝“传达不过夜”的形式主义，各系统各领域的年度综合性会议原则上限制为一次。会期控制亦更加严格，二类会议的时长由原先的“最多两天”缩短至“不超过一天半”，不设分组讨论的会议则压缩至“半天以内”，报到与离会时间也由“两天”上限降至“一天半”。

在预算管控层面，《办法》明令禁止发放公文包、记事本等用品及纪念品、赠礼，不提供茶歇服务，严禁借助外部机构代办的途径虚增会议支出，同城住宿审批亦从严把关。文件进一步细化了各类会议的预算编报要求与开支标准，线下费用实行分类型、分档次的综合定额管控，报销结算须严格遵守定额上限，未发生支出的项目应从定额中剔除，且不得随意调整预算。

对于临时性会议，《办法》规定了审批流程与资金渠道，此类会议须依规报批后纳入整体计划，若年初未列入部门预算，则应优先在单位既有会议费预算中调剂解决。同时，文件首次厘清了线上会议的界定、费用范围与报销规范，相关支出涵盖设备租借、网络传输等项，不纳入综合定额核算，在年度预算内按实列支，此举填补了线上办会管理的制度空白。

暑期来临，正值我国主汛期与“三伏天”叠加，暴雨、高温、强对流天气频繁造访，外出旅行或商务出行时，安全意识与避险技能不可或缺。在全球极端天气日益频发、强度渐增的大背景下，掌握必要的防灾知识显得尤为重要。本期我们特别邀请了四位长期奋战在防灾减灾一线的工作者，结合各自领域的实践经验，为大家梳理当前各类自然灾害的风险要点，送上实用的出行安全指南。

“预”字当先，“防”字为要——这是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副首席杨继国反复强调的理念。他认为，面对极端天气，学会看懂预警、善用预警，是规避风险的第一道防线。气象灾害预警信号是气象部门面向社会发布的警示信息，也是防御气象灾害的核心依据。暑期出行，尤其要留意暴雨、台风、高温以及雷暴大风、冰雹等对户外活动影响显著的强对流天气预警。目前，气象部门通过国家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可将预警精准推送至受影响区域，公众可通过手机、广播、电视、社区显示屏、乡村大喇叭等多种途径实时获取风险提示。出行前，务必提前查阅目的地天气状况，让预警信息成为随身的“安全顾问”。

收到预警时，需重点把握四个核心要素：类别、等级、影响区域和影响时间。我国的预警信号种类涵盖暴雨、台风、暴雪、寒潮、大风等14大类，各地可根据本地灾害特点灵活增减。预警级别依据灾害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及发展态势，划分为Ⅳ级（一般）、Ⅲ级（较重）、Ⅱ级（严重）、Ⅰ级（特别严重）四级，分别以蓝、黄、橙、红四色标示。那么，收到预警后该如何行动？首先要辨别灾害类型，明确影响时段与区域，再判断等级。蓝、黄两色属于“提前警告”，例如暴雨黄色预警意味着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此时应调整出行计划，避免进入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橙、红两色则是“最强警示”，暴雨红色预警表明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此时非必要不外出，若身处高风险区域，必须听从指挥果断撤离。需特别留意，预警采用属地化发布机制，关注所在区县或目的地区县的预警信息，防范指导更具针对性。

暑期正值台风和强对流天气多发期，台风期间应避免涉海涉岛旅游，远离危险区域。强对流天气防御的核心在于“避”而非“抗”，及时获取预警并采取相应措施才是关键。严防溺水与山洪同样不容忽视，切勿私自前往水库、河流等水域游泳戏水。在山区活动时，若听到山谷中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的声响，或发现溪水突然变浑浊、断流，这可能是山洪暴发的前兆，应立即向两侧高地转移。此外，高温作为“隐形杀手”，同样值得警惕。高温天气下，中暑和热射病风险陡增，户外活动需做好防晒、足量补水，并随身携带防暑药品。总之，暑期出行务必在出发前及行程中持续关注沿途和目的地的预报预警，特别是临近预警，遇到橙、红两色预警果断调整行程，切勿冒险涉足“野生景区”或未开发区域。安全不“放假”，警惕需“在线”，唯有将预警信息视为“护身符”，方能安然度夏。

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副教授李巧玲则从专业视角解答了一个常见困惑：为何降水量相近，有的地方洪水滔天，有的地方却波澜不惊？她解释道，我国地域辽阔，从湿润的东南沿海到干旱的西北内陆，水文气象、地形地貌、土壤植被等下垫面条件差异显著，使得每场洪水都有独特的“个性”，也给洪水预报预警带来巨大挑战。同样的降雨，为何形成的洪水千差万别？首先，取决于流域对雨水的再分配能力。降雨落地后，并非全部汇入河流，一部分被土壤颗粒吸附、孔隙滞留，一部分被水库塘坝和洼地拦蓄，还有一部分蒸发返回大气，剩余部分才形成径流。在湿润半湿润地区，通常要等土壤含水量达到田间持水量（即蓄满，水可在重力作用下移动）后，后续降雨才会产流；而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往往是降雨强度超过土壤下渗能力，雨水来不及入渗便迅速形成地表径流。产流多少、快慢，既取决于天上降下多少雨，也取决于流域能容纳多少水。

其次，流域状态同样关键。同一流域，汛期前期与主汛期对同一场降雨的响应截然不同。汛期前期，土壤偏干、库塘坑洼蓄水较少，流域蓄水空间充裕，即使降雨持续时间长、强度大，也能存得住，不易成灾。然而进入主汛期，连续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库塘坑洼蓄满，此时再遇降雨，几乎有多少降雨就有多少产流，洪水极易快速形成，内涝风险大增。这就好比一块干海绵与一块湿海绵，倒入同样多的水，结果天壤之别。流域的干湿状态直接决定了洪水的规模与速度。

再者，降雨位置与径流路径也至关重要。同一场雨，落在流域上游与中下游，洪水响应时间和过程差异显著。上游来水需经流域坡面汇流、河道传播，受流域坡度、河床阻力、传播路径、水库蓄泄等因素影响，洪峰往往滞后数小时甚至数天，这正是暴雨过后洪水不会立即到达的原因，也为预报预警和避险争取了宝贵时间。而降雨若落在中下游，汇流路径短，洪水来得快，留给人们的反应时间便短得多。因此，预报预警不仅要算准洪峰有多大、何时到，还要预判洪水可能影响的范围。我国河流众多，大江大河监测基础较好，预报方案相对成熟；中小河流源短流急、站网稀疏，预报难度较大；山洪灾害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对预警时效性提出极高要求。20世纪70年代初，河海大学赵人俊教授研制了我国首个流域水文模型——新安江模型，至今仍广泛用于实时洪水预报。李巧玲团队师承赵教授，几十年来从流域实际出发，建立了30余种模型方法，集成到水利部洪水预报平台以及河北、北京等地防汛业务系统，近年来还参与研发了“安澜”水灾害防御系统。

收到洪水预警或发现积水时，应立即向高处转移，严格遵守疏散命令，切勿涉水。相关研究表明，“水深及踝”（约15厘米深）的快速水流就可能将成年人冲倒并卷走，“水深及膝”（约30厘米深）时能冲走一辆小型汽车。夜间视线受限，水下路况更难判断，遇到积水路段请果断绕行，宁可多走些路，也绝不拿生命冒险。请牢记：宁绕百步远，不涉一步险。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地质灾害防治处处长胥良则聚焦地质灾害防范。面对突如其来的地质灾害，如何做到临危不乱、科学应对？他介绍，汛期最常见的地质灾害是滑坡，其最大特点是“偷偷变形，雨后发作”。切坡建房的屋后边坡、修路开山形成的陡边坡、工地弃土堆积的坡地、山脚居民区后方山体等，都是滑坡高发区域，汛期务必多盯多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上报。切坡建房、临坡居住的群众，要牢记“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屋后有高陡边坡、山体隐患的房屋，汛期坚决不靠山居住、不在坡下滞留，优先选择房前开阔、地势更高的安全区域避险。

与滑坡不同，崩塌来得极快，几秒内就会落石垮岩，尤其雨天、凌晨风险最高，是山区道路、崖下住户的头号隐患。汛期坚决不要在崖下避雨、乘凉、休息、堆放物资；雨天、夜间尽量不走临崖险路。遇到落石，千万别顺着山坡往下跑，应立即向山体两侧平坦开阔地带快速撤离；崖下住户接到预警，要第一时间转移，彻底远离危险区域。“山沟暴雨莫逗留，水浑轰鸣是洪流；不沿沟跑往高爬，远离河滩保无忧。”汛期坚决不要进入深山山沟、河滩、河道；住在沟口、河滩的群众，暴雨天气应提前转移，绝不抱侥幸心理。

胥良介绍，这些年他每次到灾害现场，都会反复勘察、找准问题症结，哪些防灾办法管用，就及时总结推广。2021年，木里县发生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经过实地复盘研判，他和专家们创新提出“上游下雨、中游吹哨、下游开跑”的联动防灾机制。这一机制简单实用，基层干部群众一听就会、一用就灵，有效打通了防灾避险的“最后一米”。针对基层地灾防治力量薄弱这一关键难点，四川在国内首创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专职监测制度，拧紧群测群防责任链条。同时，充分发挥全省地勘单位技术人才聚集优势，推动专业技术人员驻县、进乡、入村开展地灾防治技术服务。为了让防灾减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四川探索开展“青春志愿·守护生命”地灾志愿服务行动，精心编摄宣传警示教育片、动画视频和科普读物等，广泛推进防灾宣传培训“七进”和“小手拉大手”开学第一课等活动，多年浸润之下，群众的避险意识与实操能力不断提升。针对预案外灾害占比高、防控难的痛点，近年来，四川在全国率先推动将地质灾害风险调查成果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加强隐患风险源头管控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开展镇村级地质灾害风险防御一张图和山洪泥石流“沟长制”建设，通过编制“一镇一村一张图”“一沟一点一预案”并加强培训演练，让基层干部群众知道身边的隐患风险在哪里、如何防。面对地质环境复杂多变、地质灾害隐蔽突发的客观现状，防灾减灾既要依靠“人技结合”夯实防治救基础，更要“烟火熏腊肉”——把防灾减灾知识“种”在百姓心间。

黑龙江省地震局宣传教育中心主任仇尚媛从事防震减灾科普工作多年，她发现很多人总觉得地震离自己很远，平时不怎么关注防震知识，这种“侥幸心理”要不得。筑牢日常防范底线，可分三步走：第一步，提前做好家庭防震准备，制定应急方案、规划疏散路线，常备饮用水、应急食品、手电筒、急救用品等家庭应急包；第二步，主动参与社区、单位、学校组织的地震疏散演练，掌握“伏地、遮挡、手抓牢”标准动作；第三步，关注中国地震局、各地地震局官网及公众号，或走进防震减灾科普馆亲身体验，认准官方渠道学知识，切莫轻信网上来历不明的“独家逃生技巧”。

近期，手机地震预警受到广泛关注。仇尚媛强调，我们首先需厘清：地震预警≠地震预报。预警无法预判地震何时发生，而是地震发生后利用电磁波快于地震波的原理，抢在破坏性波到达前发出警报，争取宝贵避险时间。只要预警来源标注“中国地震预警网”，即为官方权威信息。中国地震局已初步构建起涵盖专用终端、广播电视、手机内置程序和官方微信小程序等多渠道的地震预警信息公共服务体系，并持续免费向社会提供预警服务。当然，客观上也存在预警盲区、预估烈度与实际震感有偏差等局限。切勿下载来路不明的第三方预警App，以免误报漏报、泄露隐私。

仇尚媛推荐两种免费开通地震预警的方式：一是微信搜索“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点击“开启地震预警”，允许通知和位置权限，添加关注城市即可。全国各省份亦有各自官方小程序，均对接地震系统统一标准。二是一些品牌的手机内置系统预警，已接入国家地震预警网，在设置中对应开启即可。手机要打开定位和通知权限，关闭后台省电限制，以免错过预警弹窗。收到预警后，先看等级和倒计时。蓝色（预估烈度小于3度）基本无感；黄色（3至5度）有轻微震感，做好避险准备；橙色（5至7度）震时就地避险，震动停止后撤离；红色（7度及以上）优先就地防护，震后迅速转移至开阔处。除了看预警等级，还要结合预警时间的长短及自身所处空间位置等，采取不同措施。在一楼且门外空旷、倒计时充足时，可护头快速撤离；时间不充裕，处于室内中高层切勿乘电梯或跳楼，应就近躲进承重墙墙角、卫生间或结实桌下，牢记“伏地、遮挡、手抓牢”；户外远离高楼、广告牌、电线杆等，就近空旷地蹲下护头；驾车时缓慢靠边停车，避开桥梁隧道，留在车内系好安全带，待震动结束后再下车。需要注意的是，震动停止不等于危险结束，余震风险不可忽视。撤离时条件允许，可关闭电闸燃气。

防震避险，功夫在平时。仇尚媛呼吁大家从现在起就行动起来——打开手机里免费的官方预警功能，给家人多添一份安全保障；带孩子去一趟防震减灾科普馆，让避险知识不再停留在纸上；定期检查家里的应急包、熟悉疏散通道位置，把这些小事变成生活习惯。多一分准备，就少一分危险。面对自然灾害，唯有未雨绸缪、科学应对，才能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安然度过每一个假期。

据国家文物局官方微信平台消息，该局日前正式发布《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该规划指出，文物作为无法复制、无法替代的珍贵资源，深刻印证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血脉。为有力推动文物事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特制定本规划。

规划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落实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坚持文物工作基本方针与具体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始终将保护置于核心位置，着力增强文物保护综合效能，深入挖掘并高效运用文物的多元价值，统筹协调文物保护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为铸就文化强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力量。

规划明确，到2030年，要构建起完善的文物系统性保护与统一监管督察体系，文物保存状况不断向好，考古工作在实证中华文明历史方面的作用得到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加广泛惠及公众，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显著增强，文物工作的价值感召力与国际影响力实现大幅跃升。

在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机制方面，规划提出，要依托法治推进文物保护，统筹强化文物实体资源与数字资源管理，促进文物保护跨部门协作与区域协同。具体措施包括：夯实文物保护法治根基，制定中长期文物立法规划，协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制定，修订相关实施条例和管理办法，推动地方性法规规章完善，加强文物法学研究，普及文物保护法；健全文物资源调查管理体系，完成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建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完善认定公布和名录动态更新机制，遴选第九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强化“四有”工作及未定级文物保护基础，开展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加强民间收藏文物管理服务，健全国家文物鉴定体系，落实国有文物资源资产报告制度；强化文物保护空间管控，完成不可移动文物资源“一张图”和省级以上文保单位“两线”矢量化数据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系统，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等技术定期监测，推进地下文物埋藏区和水下文物保护区划定，全面落实“先考古、后出让”和“先调查、后建设”制度，加强历史文化资源富集区保护；优化文物数据管理应用，建设国家文物资源大数据库，整合现有数据平台，完善数据管理制度和标准体系，建立跨部门跨区域共享机制；深化文物保护协同，发挥不可移动文物主体作用，协同推进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的保护管理，建立古镇古街“白名单”机制，推广保护利用示范样板，推动文物与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周边环境整体保护，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文物保护，加强援疆援藏工作，协同公布各类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在加强文物安全监管督察方面，规划强调预防为主、重点治理，强化执法督察、责任落实与安全管理，健全安全长效机制。具体措施包括：深化文物督察和行政执法，协同开展文化遗产保护督察，依法查处违法案件，实施卫星遥感执法监测，推动全流程闭环管理，规范执法行为，畅通“12359”举报平台等监督渠道；完善文物安全责任体系，压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鼓励多种方式加大投入，履行部门监管责任，提升文博单位安全保卫和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进安全责任人公示，宣传“文物安全守护人”；强化文物安全风险防控，完善风险识别评估制度，出台隐患判定标准，配置安全防护设施，加强行业安全生产监管，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和消防培训演练；实施常态化联防联控，发挥部际联席会议作用，联合打击文物犯罪，用好被盗文物信息平台，依法严惩各类犯罪，推动行刑衔接，在重点区域设立派出所或警务室，开展联合巡查。

在实施文物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战略方面，规划将创新视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着力提升文物科技赋能水平，推进人才队伍扩优提质。具体措施包括：加强技术攻关和研发应用，聚焦原位无损检测、病害监测、本体修复、考古调查测绘等关键技术及装备研发，深化基础研究揭示病害机理，开展技术应用示范形成系统方案；加快标准化数智化建设，完善急需标准，研制检验检测关键标准，制定国际标准，建设文物图像知识图谱，加强人工智能在防灾减灾、安全监管等领域的应用；完善科技创新体系，促进多学科交叉研究，培育重点实验室和技术创新中心，建设国家文化遗产科技创新中心，推动科研基地扩容增效，支持联合实验室建设，发挥国际科技合作平台作用；健全教育培养体系，推动学科建设，支持高校设置相关专业，优化职业教育结构，建设联合研究生院，试点人才培养模式，建强网络学院，加大基层培训力度，实施国际交流项目；优化人才发展机制，建设人才梯队，实施考古人才振兴计划和青年支持行动，完善职业技能培训与等级认定机制，举办技能大赛，宣传“全国文物大工匠”，完善保障机制，推动基层机构建设。

在强化文物古迹保护管理方面，规划坚持保护第一、最小干预原则，分级分类统筹施策，维护文物古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具体措施包括：加强文物建筑保护管理，实施“中国营造”计划，开展研究性保护工程，推进首都功能核心区和央属文物保护，编制细分类型管理制度，制定未定级文物建筑修缮政策，实施彩票公益金支持项目；提升石窟石刻保护水平，建成区域中心，推广“以大带小”模式，实施中小石窟系统保护工程，公布第二批古代名碑名刻名录，规范数字化工作，建设河西走廊文化遗产线路和川渝石窟寺国家遗址公园；加强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和保护管理，推进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三星堆-金沙遗址申遗，培育预备项目，规范跨省联合申遗，实施保护提升专项行动，支持敦煌研究院建设；统筹预防性和抢救性保护，实施预防性保护项目，加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完善应急预案和技术导则，强化部门协作，建设灾情数据库，完善气候变化应对机制；推进文物保护工程改革，优化管理制度，强化专业人员主导，实施质量提升行动，健全技术监督体系，提高审批效率，规范资质管理，完善报告制度，建设研究机构，试点建立工程队伍和物料储备场所，设立实训基地，推广“文物+非遗”模式。

在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方面，规划要求完善考古管理体系和学科体系，统筹考古研究与阐释、遗址保护与发展，深化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具体措施包括：深化考古研究，聚焦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重大问题，实施“考古中国”项目和夏商文明研究工程，控量提质主动性发掘，加强长江文明溯源研究，推进区域性专题性项目，完善边疆布局，加强资料档案管理，完成重点报告出版；优化基本建设考古，有序开展国家重大工程等考古工作，推动历史文化名城完成考古资源统一底图规划，健全协作机制，加强勘探管理，建好探掘工队伍；加强遗址保护利用，规范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优化布局，推进核心遗址和都城遗址保护，加强边疆遗产展示，统筹古遗址墓葬保护，加强出土文物阐释，规范展示设施和研学活动；强化考古工作基础支撑，完善机构建设制度，加强重点机构建设，提升学术科研和国际合作水平，建设科技考古实验室和科研平台，支持标本库房建设，提升技术装备标准化水平。

在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革命文物方面，规划强调服务大局、资政育人，健全保护格局和管理体系，提升传承弘扬效能。具体措施包括：加强革命文物系统保护，保护反映革命史、党史、新中国史等文物，提升各类遗址遗迹保护水平，加强新中国成立以来文物保护，开展市县全域保护试点，实施维修和修复计划，制定技术导则，提升工程质量，改善保管条件；提质革命文物整体展示，构建主题鲜明的纪念馆体系，提升展陈水平，形成以“四史”等为主题的展陈矩阵，举办主题活动季，推出精品展览，开展“共和国印记”活动，编制展示导则，建好用好协同研究中心；拓展革命文物教育效能，制定纪念馆开放导则，优化讲解服务，增强服务可及性，支持建设教育营地，讲好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和精神。

在推进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方面，规划提出控制增量、优化布局，释放活力、直达基层，统筹推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博物馆发展。具体措施包括：完善博物馆管理制度，制定建设标准，规范设立退出管理，优化免费开放政策，提升补助资金效益，完善定级评估制度，建立质量管理体系，深化国有博物馆改革；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建好中央地方共建重点博物馆，健全对口帮扶机制，坚持“大带小、上带下、东带西”，加大帮扶力度，支持中小博物馆和非国有博物馆发展，盘活基层资源，加强边疆和民族地区博物馆建设；构建藏品保护管理体系，健全安全管理制度，规范建账出入库和盘库清点，推进定级建档备案，强化动态监管，加强病害调查和评估，实施保护修复计划，加强环境监测和日常养护，深化数字化保护和资源共享；提升博物馆公共服务质效，策划精品展览，推动资源共享和馆际交流，鼓励借展、联合策展、巡展和线上展览，推动资源直达基层，优化预约机制，规范讲解和研学管理，完善分众化服务，深化馆校合作，推动资源融入教育。

在优化社会文物管理服务方面，规划要求规范管理、创新服务，加强文物流通领域诚信建设，提升鉴定服务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收藏鉴赏需求。具体措施包括：深化文物市场综合治理，健全流通经营管理制度，完善市场准入退出、公平竞争和信用建设机制，加快自贸区集聚发展和交易中心建设，规范引导网络交易发展，创新事中事后监管，健全执法协同机制；提升文物鉴定服务能力，完善鉴定机构管理，加强鉴定人才培养，规范鉴定行为，提升服务质量，为公众提供便捷的鉴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