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7月31日电(记者王庆凯 左登基)在这座城市仅占1.37%的土地上，孕育出接近四成的工业增加值，这一惊人比例背后，是北京亦庄不懈探索的缩影。7月27日，一场以“首都开局起步‘十五五’”为主题的系列新闻发布会在北京经开区专场举行，回望“十四五”征程，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亦庄新城)工委书记孔磊亮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亦庄新城地区生产总值跃升至4012亿元，年均增速达12.1%，工业总产值亦逼近7000亿元大关。

然而，比冰冷数字更触动人心的是这片土地上正在上演的生动篇章。7月10日，长征十号乙一子级火箭成功完成全球首次网系回收，这一壮举在两千多公里之外的亦庄“火箭大街”引发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与欢呼。这条汇聚了超过220家空天企业的街区，其整箭研制企业数量占据了全国总量的75%。仅仅十七天之后，长鑫科技在科创板挂牌上市，首日涨幅高达465.82%，一举创下科创板史上最大IPO纪录，而其北京工厂早在十年前便已布局于此，累计投资规模突破千亿元。

人们不禁要问：亦庄凭什么能取得如此成就？答案或许要从其创新基因说起。一系列数据极具视觉冲击力：集成电路装备产业稳坐全国头把交椅，中试平台数量占全市四分之一，市级以上研发机构已突破400家。正是这种深厚的创新底蕴，催生了全球首创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事，催生了机器人4S店、机器人餐厅和养老驿站等新业态；全国首个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也已迭代至4.0阶段，累计部署车辆超过1500台，行驶总里程突破6200万公里。北京经开区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王磊如此概括：“我们将整座城市视作一个孵化未来产业的城市级试验平台。”新技术并未被禁锢在实验室的高墙之内，恰恰是在寸土寸金的京城，让创新密度与产业效率达到了极致融合。

创新动力的背后，是“两只手”的紧密协作与高效互补。企业负责冲锋陷阵，过去五年间，亦庄企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19%，高价值发明专利累计达1.7万件；目前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超过230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190家。政府则全力保障“弹药供给”，财政科技投入从“十四五”期间的逾50亿元大幅加码至“十五五”期间的百亿级别；在政府引导基金已达200亿元的基础上，新设四只产业基金再注入200亿元，其中30亿元专项聚焦未来产业。此外，每年还发放数据券、算力券、模型券各1亿元，为创新主体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持。

再向深处探寻，便是制度的破冰与突围。北京亦庄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探路者，全国首个地方6G产业政策、“量子科技十条”以及新质生产力“沙盒审批”机制均诞生于此。在开发区2.0版改革框架下，已有20余项首创性举措落地生根。回望发展轨迹，亦庄的路径愈发清晰：从昔日的农田到今天的经开区，再到未来的现代化新城，三十余载光阴里，这个“庄”从未停止改写自身的定义。

更大的宏图已然铺展：到2030年，亦庄将培育形成8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工业总产值剑指1万亿元大关。其核心目标，便是打造新质生产力的典范区。如何实现这一蓝图？靠的是一整套产业体系的协同发力。其中，人工智能被视为总牵引，按规划至2030年，全区智算规模将达到10万P，规上制造业企业AI应用普及率将超过60%，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力争达到2000亿元以上。人工智能时代的竞争，早已演变为底层能力、关键硬件、基础软件、核心要素、场景生态及治理能力的全链条、系统性较量。

更多新兴产业正如雨后春笋般蓬勃生长。从集成电路、医药健康、智能网联汽车这三大优势主导产业，到机器人、智能终端、空天技术、先进能源这四大新兴支柱，再到前瞻布局的6G、量子信息、脑机接口、聚变能源领域，北京亦庄构建起层层递进的产业梯队，清晰的量化目标让宏伟蓝图更具底气。“十五五”时期，乘用车年产量将冲击130万辆，机器人产能剑指50万台套，空天技术瞄准“千企联动、千星入轨、千亿营收”的远景，“亦庄首发”的AI终端数量力争达到1000个。新质生产力究竟以何种面貌呈现？答案，人们将能够在北京亦庄找到。

广州7月27日电 (记者 王坚) 广州市生态环境局27日通报，2026粤港澳大湾区环境健康发展大会已在广州顺利举行。会议期间，广州市粤港澳大湾区环境健康促进会（简称“促进会”）正式揭牌亮相。

据该局介绍，促进会将充分整合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及港澳地区多所高校的优质科研力量，围绕新污染物治理、人居健康保障、跨境环境风险预警、药食同源生态修复四个关键领域展开持续协同攻关。此举旨在推动粤港澳三地在科研数据共享、联合课题研究、成果协同转化等方面实现深度对接，从而将大湾区分散的科研资源凝聚为一股强大的创新合力。

在大会现场，《粤港澳大湾区环境健康协同行动倡议》重磅发布。该倡议呼吁广州、深圳、香港、澳门各界凝心聚力，正视并攻克跨区域环境标准不一、监测体系差异、治理流程割裂等现实问题，为统一环境健康风险评估规范、构建跨境环境健康监测预警体系、促进科研资源共享提供系统的学术方向与智力支撑，助力大湾区真正成为环境健康领域的“创新策源地”。

与此同时，大会还对外披露了广州在探索编制环境健康友好指数方面取得的阶段性进展。该指数从人居空气质量、森林生态康养承载力、绿色生活普及程度、环境风险防控能力等多个评价维度切入，对特定区域的环境健康综合水平进行全方位量化描绘，旨在为国家环境健康管理试点工作提供翔实的科学依据，推动优质生态环境加速转化为民生健康福祉。

值得关注的是，大会同步启动了粤港澳大湾区环境健康典型案例征集计划，面向湾区各大城市群、港澳科研机构及各类市场主体，广泛汇聚治理模式创新、关键技术创新、产业赋能升级等方面的优秀实践样本。该计划的目标在于将点上的成功经验迅速复制并推广至全域，为粤港澳大湾区环境健康协同发展注入新动能，推动整体事业迈向更高台阶。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于7月29日报道，伊朗中央省副省长当日对外透露，美沙两国的战机对伊拉克的迪亚拉省实施了协同轰炸，导致四名隶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军人丧生。这一事件紧随美方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声明——该声明于7月28日指出，美军联合沙特部队对伊拉克境内“与伊朗存在关联的”军事目标展开了袭击行动，但未在当时透露具体伤亡情况。据进一步消息，此次空袭行动针对的目标被美方视为伊朗在该地区影响力的延伸，而伊朗方面则迅速将矛头指向美沙，指控其行动加剧了区域紧张局势。迪亚拉省位于伊拉克东部，毗邻伊朗边境，这一地理位置使得此次打击行动被视为对伊朗势力范围的直接挑战。目前，伊拉克政府尚未就此事件发表正式评论，但地区观察家担忧，此类联合行动可能进一步激化伊朗与美国及其盟友之间的对立情绪。

北京7月10日电（记者 赵方园）7月7日，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前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因癌症离世，终年55岁，令人唏嘘。这一悲痛消息引发社会广泛聚焦，同时使一种鲜少被公众了解的罕见恶性肿瘤——淋巴瘤，浮出水面，成为舆论关注的新议题。

根据社交平台上流传的一份疑似其本人亲笔撰写的病情记录，高善文于一年多前罹患外周T细胞淋巴瘤，2025年1月出现早期症状，同年12月经确诊为T细胞淋巴瘤Ⅳ期，后续病理检查进一步明确其亚型为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病理科主任医师高子芬在接受采访时介绍，淋巴瘤可发生在人体除指甲与毛发之外的任何部位，其临床表现变幻莫测，患者常因身体不适而前往不同专科进行检查——鼻塞可能求诊于耳鼻喉科，腹痛或至消化科，发热则往往首选感染科——很难在初期将病因与淋巴瘤联系在一起。高善文的经历亦是如此，他辗转近一年的时间，历经多次检查与咨询，最终通过活检病理被确诊为该亚型淋巴瘤，属于成熟外周T细胞淋巴瘤的一种，该类型恶性程度高、病情进展极为迅速。

淋巴瘤虽属相对“小众”的肿瘤类别，但却是所有恶性肿瘤中诊断难度最大的类型之一。事实上，淋巴瘤的命名有别于其他实体肿瘤——一旦确诊即为恶性，良性的病变则被称作增生或反应性增生。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血液科淋巴瘤亚专业副主任医师张梅香指出，淋巴瘤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的发病率位居榜首，“大众口中常说的淋巴瘤，绝大多数是指B细胞淋巴瘤，这占据了淋巴瘤的相当比例；而T细胞淋巴瘤则相对罕见，显得更为‘小众’。”

T细胞是免疫系统中执行攻击病毒及异常细胞任务的“精锐部队”，当这些T细胞发生恶性转化、异常增殖时，便演化为T细胞淋巴瘤。高子芬进一步解释说，高善文所患的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在东方人群中更为常见，其诊断难度极高，临床上误诊率居高不下。她提到，淋巴瘤细胞本质上是淋巴细胞正常演化过程中某一特定阶段的形态改变，但若其结构异常、分布区域错位，免疫表型出现紊乱，便可能意味着进入肿瘤阶段。更为棘手的是，在某些感染或免疫功能紊乱的情形下，淋巴细胞同样可能呈现相似形态变化，使得鉴别诊断雪上加霜。因此，淋巴瘤的最终确诊必须依赖于临床表现，并结合流式细胞学、克隆性分析等辅助手段进行综合研判。

高子芬感慨道，业内流传着这样一句玩笑——好好的一个病理大夫，碰上淋巴瘤就“毁了”。这是因为淋巴瘤诊断需要与时俱进的知识体系、深厚的专业积淀和全面的信息整合能力，真正能游刃有余做好这一工作的专家凤毛麟角。根据淋巴瘤之家发布的《2019中国淋巴瘤患者生存状况白皮书》，在近5000例受访患者中，约43%曾遭遇误诊，究其根源，正是淋巴瘤病理复杂、亚型多达近百种、临床表现不特异，且诊断必须依赖病灶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

高子芬强调，具体亚型的鉴别直接引导临床医生进行病情分层和治疗方案的抉择，更关系到患者未来疾病走向的预估。她介绍，淋巴瘤确诊必须借助病理检查，多数病例采用空心针穿刺获取小样本，经显微镜观察细胞形态与组织结构后形成初步判断，最终诊断还需辅以其他检测。若怀疑恶性，应通过免疫组化、克隆性分析、基因检测等手段，进一步辨别究竟是B淋巴细胞还是T淋巴细胞来源，明确具体亚型，并探寻是否存在可供靶向治疗的基因突变。鉴于诊断之艰难，高子芬建议，疑难病例应争取多家医疗中心联合会诊，待明确诊断后再启动治疗；若送检样本不足以支撑确诊，建议重新取非腹股沟肿大淋巴结（短径超过1.5厘米），切开固定于10%中性福尔马林液中送检，必要时同步送流式检测。

张梅香特别提醒公众，对于原因不明的淋巴结肿大务必保持高度警觉。“并非所有淋巴结肿大都意味着淋巴瘤，但若发现颈部、锁骨上或腋窝区域出现包块，应尽快寻求血液科医生帮助进行鉴别。”她给出一个简易的判别方法：“通常按压时若有明显痛感，大多为炎症性病变；但如果淋巴结不痛不痒、质地较硬，触感如鼻尖般的韧度，就要高度警惕恶性可能。若淋巴结呈进行性肿大，经消炎治疗后反而继续增大，更是警示信号。”

在医学上，淋巴瘤有一组经典的全身性症状，被称为“B症状”。高子芬提示，若出现原因不明的发热（体温约38摄氏度）、盗汗、体重无故下降或无明显痛感的肿块，应立即前往血液科或淋巴瘤专科就诊。张梅香补充道，直系亲属中有淋巴瘤病史者，患病风险略高于普通人群，但淋巴瘤并不属于遗传性疾病，并无明确的直接遗传规律，仅存在“遗传易感性”倾向。

针对不同人群，张梅香建议采取差异化的体检策略：40岁以上人群应每年进行一次全面体检；有家族史、免疫缺陷病史或长期接触射线的高危人群，则每半年检查一次。常规项目涵盖血常规、超声以及内科和外科的触诊。她同时强调日常自我检查的重要性，建议公众养成习惯，经常触摸颈部、腋下及腹股沟区域，留意是否出现异常包块。

据国家癌症中心2022年数据，我国每年新发淋巴瘤病例约8.5万例，死亡约4.1万例，且发病率呈逐年攀升之势。高子芬分析，这一上升趋势并非单纯反映患者数量骤增，也与检测技术改进和公众认知提升密切相关，更多早期患者因此获得确诊。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淋巴瘤疾病谱与欧美国家存在明显差异，由于EB病毒感染率更高，T细胞和NK细胞淋巴瘤的发病率相对较高。张梅香从多方面剖析原因：一是遗传易感性，不同人种的基因多态性各异；二是环境因素，亚洲地区EB病毒高发，该病毒与NK/T细胞淋巴瘤的发生密切相关；三是生活方式，长期接触农药、化学染料、有机溶剂等，或吸烟、酗酒、高脂饮食及长期精神紧张，都可能增加患病风险。

近二十年来，淋巴瘤诊疗水平取得长足进展，患者治愈率显著提升。相较于其他恶性肿瘤，淋巴瘤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均有明显改善。目前临床治疗手段多元化，除传统放化疗、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外，小分子靶向药物、双特异性抗体、CAR-T细胞免疫治疗等创新策略已得到广泛应用。然而，不同类型淋巴瘤在治疗难度与手段上差异显著。张梅香坦言：“外周T细胞淋巴瘤病情进展快、恶性程度高，对常规化疗的响应并不理想。”当前针对T细胞淋巴瘤的研究进展相对滞后于B细胞淋巴瘤，临床可选的方案也远未成熟。

这一差距在CAR-T疗法的应用上尤为突出。根据公开信息，高善文曾发布医疗进展，提及一项以CD7为靶点的CAR-T疗法Ⅱ期临床试验。CAR-T治疗的本质是利用改造后的T细胞精准攻击肿瘤，然而T细胞淋巴瘤的肿瘤细胞恰恰源自T细胞——治疗需以“T细胞”对抗“坏掉的T细胞”，极易陷入“敌我不分”的困境。正因如此，CAR-T在T细胞淋巴瘤领域的研发难度远超B细胞淋巴瘤等疾病，至今尚未完全成熟。

尽管如此，T细胞淋巴瘤患者并非束手无策。根据《淋巴结外周T细胞淋巴瘤诊断与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5年版）》，大多数T细胞淋巴瘤的一线治疗通常以CHOP方案为核心——该方案可理解为几种化疗药物加一种激素类药物的联合疗法。高子芬表示，“我们曾遇到过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患者，虽经历复发，却存活了十五六年；五年即可视为临床治愈。”她同时强调，淋巴瘤诊疗需要多学科协作，而患者的信念同样至关重要：“信心本身会影响机体抵抗力，心态乐观、积极配合治疗，往往预后更佳。”

张梅香表示，随着基础研究不断深化，新的治疗手段也在持续拓展。她透露，目前已有针对T细胞淋巴瘤的新药问世，针对T细胞表面分子的抗体疗法正在临床研究中，未来有望像B细胞淋巴瘤一样，实现精准靶向的抗体治疗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