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乌兰察布市应急管理局最新通报，截至7月31日正午时分，中铁建位于卓资县的压缩空气储能项目施工现场——由中铁十五局负责的隧道标段，其塌方事故的救援行动已圆满收尾。目前，与此次事件相关的责任人已被依法管控，善后处置工作正有条不紊地推进中。同时，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已正式组建专项调查组，着手对事故原因展开全面彻查。

回溯事发经过，7月31日凌晨3时50分左右，该隧道标段突发坍塌，酿成悲剧。这场意外最终导致4人不幸罹难，另有6人不同程度受伤。

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传来消息，记者于7月30日了解到，截至当前，面向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群体推行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计划已在全国各地落地见效。数据显示，该项目累计完成消费券核销次数高达1079.92万次，涉及资金总额达65.12亿元，由此显著拉动了养老服务相关消费，总金额攀升至290.93亿元。受益于此项政策的约200万名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生活质量得到了切实改善。

广州7月26日电（记者 蔡敏婕）凭借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雄厚的产业根基、充沛的人才储备以及精准的政策支撑，粤港澳大湾区正崛起为中国生物医药产业未来十年最具潜力的增长高地与创新发源地之一。在这片热土上，广州则依托扎实的产业底盘、丰富的临床资源和领先的科创载体，扮演着引领湾区生物医药迈向创新突破与能级跃升的关键角色。

近日，广州市委金融办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联合发布了《金融支持广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若干措施》，围绕全产业链条推出十二项精准扶持举措，旨在以高效适配的金融活水疏通行业痛点、激发创新活力。

“若想锁定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下一个增长突破口，粤港澳大湾区无疑是绕不开的战略高地。”广药集团战略科学家刘建指出，大湾区手握三大难以复制的竞争优势。首先，依托港澳通道连接东南亚市场，这里是国内生物医药跨境协作与对外合作独一无二的窗口；其次，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地带，区域内经济体量庞大、资源禀赋充裕，与生物医药产业“高投入、长周期、高门槛”的天然属性高度契合；再者，广州与北京、上海共同构成全国三大生物医药人才重镇，密集的高校和科研平台持续为行业输送尖端智力与创新动能。

作为国家级生物医药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广州的产业汇聚效应日益显著，发展根基愈发牢固。截至目前，全市已集聚超过6500家生物医药企业，其中包括12家世界500强关联企业，形成了层次分明、业态多元的完整产业生态。

在科研与临床维度，广州布局了广州国家实验室、生物岛实验室等一批国家级战略科创平台，并坐拥7600余家医疗卫生机构、逾50家三甲医院，年诊疗量接近2亿人次。海量的真实临床场景与成熟的成果转化机制，为药物研发试验、技术迭代升级和产品落地应用构筑了天然的“试验场”。

“未来，广州将持续放大临床资源、科创平台、产业配套和制度创新等方面的综合优势，牵头整合湾区产业要素，构建跨城协同生态，着力破解行业碎片化布局、创新转化梗阻等共性难题。”刘建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将以广州为战略支点，联动港澳、辐射华南，深化全球产业协作，全力推动中医药现代化、创新药规模化和产业布局全球化向纵深迈进。

在产业创新竞速中，AI与中医药的深度交融正成为广州乃至全国实现差异化突围的关键路径。长期以来，中药成分庞杂、作用机制多样，难以套用西药评价体系完成药效验证和临床转化，致使大量传统中医药瑰宝难以释放现代化价值。而AI技术的持续演进，正彻底打破这一长期束缚行业前行的瓶颈。

“AI本质上是工具，但先进的工具足以引发产业的革命性蜕变。”刘建强调，当前中成药图谱技术已步入实际应用阶段，能够精准关联中药方剂、化合物与药效机制，依托超强算力和自主学习能力，完成人工难以企及的海量数据解析与药理推演，全面深度挖掘传统中医药的潜在价值。“通过AI与中医药的融合创新，可推动传统医学从经验驱动向精准循证转型。”

相较海外药企，中国企业手中握有海量独家中医药临床记录、方剂积累和应用数据，这既是不可复制的核心战略壁垒，也是本土药企实现“弯道超车”的最大比较优势所在。

广州7月25日电 (程景伟 李银珠)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馆长葛剑雄近日现身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讲堂——名家通识课”，以“何以中国——中国民族与制度的文明逻辑”为题，引领听众踏上了一场追溯文明源流的深度之旅。

讲座甫一开场，葛剑雄便展示了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珍贵文物——何尊的照片。这件1963年出土的青铜重器，其底部镌刻的铭文里，“宅兹中国”四个字赫然在列，被认为是迄今发现的“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三千年前的这句铭文，为“中国”概念此后数千年的演变历程拉开了宏大序幕。

就“中国”概念的历史嬗变，葛剑雄率先从文字学的维度展开了细致阐述。他谈到，“中”字源出于商朝召集部众时所竖立的大旗，由此引申出中心、中央的含义；而“国”字则由城墙(囗)与手持兵器的守卫者(戈)组合而成，其本义是指有武装力量护佑的居民聚居之地。到了西周时期，“中国”一词专指周天子居住的都城，也就是天下万邦中最为显要的“中心之邦”；东周时代礼崩乐坏，各路诸侯纷纷突破旧有规制，竞相将自己的国都冠以“中国”之名；待到秦始皇扫平六合、一统天下，则正式将整个统治疆域统称为“中国”。此后历朝历代，纵使各有专属国号，却无一例外以“中国”作为通称。直至1912年，“中国”一词实现了从地理概念向现代国家名称的根本性飞跃。

葛剑雄着重指出，这一名称的承续使得中国历史迥异于其他文明古国——王朝可以兴替更迭，而“中国”之名却始终如一。正是这种国家名称的连续性与认同感，为中华文明的绵延不绝提供了坚实保障。

在探讨中华民族的塑造过程时，葛剑雄系统梳理了“夏”“诸夏”“华夏”“中华”等概念层层递进的演变脉络。他指出，“中华”一词自西晋以后逐渐流行，意为“中原之华夏”，折射出非华夏民族内迁之后，中原士人为了彰显自身正统地位而刻意建构的身份边界。然而，这一称谓不久便走向泛化。葛剑雄强调，匈奴、鲜卑、乌桓等北方游牧民族，以及南方百越、三苗等族群，伴随人口迁徙的浪潮，相继汇入华夏的洪流之中。

他特别强调，中华民族凝聚的核心驱动力来自文化认同而非血缘承袭，“华夏”之门始终向认同其文化者敞开着。正是这种多元一体的文明特质，催生了多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共荣共生的旺盛生态。

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出发，葛剑雄剖析了中华文明得以长久兴盛的天然根基。黄河流域凭借疏松的土壤与宜人的气候，在早期阶段成为文明的摇篮；随后，随着气候波动与农业开发的推进，长江流域在人口南迁的驱动下逐步崛起，进而形成了“双河文明”交相辉映的格局。

在葛剑雄看来，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完整拥有黄河与长江这两条世界级大河的国家，两条大河在漫长气候变迁中彼此呼应、动态互补，有力推动了人才、文化与技术的流转与升级，从而保障了中华文明的历久弥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