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6日，一场备受瞩目的国际性活动在广东深圳举行——国际红树林中心首次理事会会议暨揭牌仪式，这不仅是该中心发展历程中的里程碑事件，更意味着这一源自全球愿景的倡议已经迈入实体运营的全新阶段。此举充分彰显了中国政府在推动红树林保护跨国协作方面所展现的务实精神与积极担当。

回溯时间轴，2022年11月，中国于《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上率先发出倡议，提议在深圳设立国际红树林中心；次年9月，该中心在第62次常委会上被正式认定为区域动议；2024年11月，来自首批18个意向成员国的代表齐聚深圳，共同签署了《关于成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的协定》；直至2026年6月，这一协定方才正式生效，为后续运作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截至当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已汇聚了8个正式成员国及13个签署国，其合作网络广泛覆盖亚洲、非洲与美洲等全球红树林分布的关键区域，展现出强大的国际凝聚力与代表性。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始终将红树林保护置于重要位置，不仅颁布并实施了专门的湿地保护法律法规，更在其中单列条款，为红树林的保育工作构筑起坚实的法律屏障。得益于这些举措，目前中国红树林总面积已达到3.17万公顷，与21世纪初期相比增幅高达44%，使中国跻身于全球少数几个能够实现红树林面积稳步增长的国家行列。与此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生物多样性水平以及蓝碳固碳效能均获得了显著提升，生态效益日益凸显。

作为世界上首个专注于红树林保护与协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红树林中心的核心使命在于凝聚全球力量，共同推进红树林的保护、修复及可持续利用，深度融入全球生态治理进程，全力守护这一珍贵而脆弱的自然瑰宝。

在会议现场，中方代表郑重承诺，中国政府将与各成员国紧密携手，紧密围绕中心的战略规划，进一步深化信息交流与数据共享机制，协同推进科研攻关、能力建设及示范项目，为各国提升红树林保护管理水平提供有力支持，从而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维护、气候变化应对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贡献积极力量。

各签署国代表亦纷纷强调，国际红树林中心作为《湿地公约》框架下独具特色的区域动议，必将为各国强化政策对话、促进技术协作与经验互鉴提供至关重要的平台，进而有力推动全球范围内红树林的保护修复与可持续利用事业迈向新高度。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时刻于7月25日悄然到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跻身《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至此，丝绸、茶叶与瓷器这三大古代中国对外贸易的文化符号，终于在遗产保护的宏大版图中实现了全景式的集结。然而，此番申遗的深层意涵，绝非仅仅是为旅行者的地图上增添一枚崭新的打卡坐标。真正耐人寻味的核心在于：景德镇此次递交的并非某个孤立的景点，而是一套覆盖手工制瓷全流程的"产业链全景"。

据相关介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涵盖五大片区——镇区瓷业生产核心区、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以及蛟潭窑柴燃料产区，它们共同勾勒出10至19世纪间手工制瓷完整产业生态的鲜活轮廓。或许有人要问：所谓"全产业链"，究竟蕴藏着怎样的分量？不妨换一个视角来审视——辉煌的文明从来不是仰赖个别天才的灵光一现便能铸就，它需要一套严谨且坚韧的底层支撑系统。景德镇将原料开采、燃料供给、生产制作直至运输流通编织成一个无懈可击的闭环，这不仅使其超越了单纯制瓷场域的范畴，更升华为一份产业实践的典范样本。正因如此，任何志在申报陶瓷类遗产的国家，恐怕都难以绕过景德镇这一参照体系，它已然成为衡量同类遗产的标尺。而这，恰是申遗背后真正的国际话语权所在——这不单是对自身文化的守护，更是在为全球文明提供一种可供评估的标准范式。

线上平台的统计显示，2022年至2024年间，赴景德镇体验陶艺手作的用户数量以年均350%的复合增长率飙升，本地陶艺门店规模亦扩张逾五倍之多。目前，45处遗产构成要素中已有43处向公众敞开大门；2024年，各遗产点累计接待游客突破600万人次。昔日的窑炉遗址、矿坑与码头正以一种崭新的姿态融入当代人的日常，而申遗成功无疑为它们注入了更蓬勃的生机。

然而，比这些数字更令人深思的是：当人工智能能在瞬息之间生成一幅精美图像时，年轻人为何仍愿将整个午后时光交付给一块沉默的泥土？或许，手掌与泥坯之间那种原始而直接的"触觉对话"，正成为数字洪流中日益稀有的珍贵体验。"慢工业"非但未被高速时代湮没，反而在喧嚣中彰显出无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当全球都在追逐算力的极限时，景德镇却在手作的坚守中开辟出一方新天地，这种对本质与过程的回归，恰恰是年轻心灵投身创作的深层驱动力。

当然，在掌声如潮之际，更需要一份冷静的审视。陶艺体验的热潮固然可喜，但它同时也昭示我们：申遗的真谛，不是将制瓷简化为流水线上的表演，而是让"制瓷的那份心境"得以薪火相传。在拥抱体验经济的浪潮时，那些以三年光阴打磨一门技艺的拉坯师傅，才是更值得珍视的"慢资产"。如何在热潮中守护匠心，如何在快与慢之间寻得平衡，这才是申遗之后最富挑战性也最具意义的命题——而这种平衡本身，正是景德镇献给世界最精彩的答卷。

若这个夏天你有闲暇，不妨前往景德镇，亲手捧起一把泥土。在那些质朴的作坊深处，依然有人在心无旁骛地、不疾不徐地，只为把一件事做到极致。

继东方卫视推出全流程AI短剧《太阳坠落之时》、浙江卫视播出上星AI短剧《中国传说·白蛇》之后，电视荧屏再度迎来一部全新AI剧作——安徽卫视自7月22日起开播国内首部获得网络剧片发行许可证的全AI非遗题材剧《桃花潭记》，标志着AI剧集正式登陆电视大屏。

这部共20集、每集约10分钟的剧集，在片头醒目标注了“AI制作”与“AIGC导演”等字样。自播出以来，该剧迅速引发网友热烈讨论，相关话题如“AI剧集从短视频小屏迈向卫视大屏”等频频登上热搜榜单，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从短视频平台的初步试水，到各大卫视的常态化播出，AI剧集频繁亮相电视大屏，究竟传递了怎样的深层信号？对此，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副教授李啸洋认为，这是传统媒介在融合创新进程中的一次大胆尝试，也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AIGC视听创作向主流化方向迈进。

李啸洋在梳理网友对《桃花潭记》的反馈时发现，支持者视其为一种“超前”的探索，认为电视台成功将传统非遗与新技术表达相结合，并实现了“降本增效”的目标。而持质疑态度的网友则倾向于将AI剧集与真人表演的电视剧进行比较，指其缺乏视觉艺术美感。具体而言，剧情方面，安徽泾县宣纸古法造纸非遗与权谋故事之间的逻辑衔接略显牵强；视觉层面，画面光线与声音处理不够专业，AI演员的表演细腻度不足，难以令观众沉浸其中。此外，还有部分网友将讨论延伸至AI影视对真人演员生存空间的潜在影响等更广泛议题。

“省级电视台本身具有权威性，而AI剧集则源于‘小屏’端、偏重娱乐属性的新兴事物，这种传统与新颖、权威与娱乐之间的碰撞，既让观众眼前一亮，也折射出AI影视主流化所面临的多重现实挑战。”李啸洋进一步解释，《中国传说·白蛇》与《桃花潭记》均将剧情内容与本地非遗元素深度融合，观众接受度相对较高。一方面，相较于以往常规的文旅短片，AI剧集无疑是文旅宣传方式的一次革新与升级；另一方面，正如反对者所指出的，当前AI剧集仍存在明显短板，与成熟电视剧的制作标准尚有较大差距。

长期专注于数字媒介与智能影像艺术研究的重庆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教授黄勇军则表示，AI剧集登上“大屏”标志着主流媒介对“AI+影视”的权威验证与强力加持。这从技术层面证明了AIGC长内容在大屏上的适配性，为中小成本创作开辟了新路径，是新质生产力赋能传统媒介转型的具体体现。

“然而，AI影视若要真正扎根电视‘大屏’，不能仅凭一时的新鲜感。观众不会因为作品由AI制作便降低审美标准。”黄勇军指出，AI影视的主流化进程不可避免地要与真人演绎的电视剧同台竞争，若缺乏扎实的叙事逻辑、精美的画面呈现以及情感充沛的表演，便难以实现真正的“增效”，更无法长久赢得观众关注。此外，AI影视主流化还可能面临一系列法律层面的争议，例如AI演员“克隆”真人演员面部特征是否构成侵权等问题。

黄勇军认为，未来AI影视的主流化发展需从四个维度着力推进：技术上，应提升AIGC制作水准，切实解决播放卡顿、表情僵硬、画面粗糙等突出问题；美学上，需构建AI特有的叙事语法，避免对真人表演的简单模仿，同时规避AI“恐怖谷效应”；法律伦理层面，则需完善版权归属界定与演员权益保障机制；传播策略上，应积极探索人机协同创作模式，防止过度依赖技术炫技而忽视人文内涵的沉淀。

李啸洋补充强调，AI剧集归根结底只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种新型载体，其呈现的内容与文化底蕴才是决定传播成效的关键所在。AI剧集不应止步于“技术复现”，而应借助技术力量深挖传统文化中尚未被充分表达的精神内核，进而演变为真正富有生命力的艺术形态。AI剧集“上星”所传递的信号并非“替代真人”，而是在AI影视主流化的进程中，对技术突破与人文深耕深度融合路径的全新探索。

中新网北京7月27日电（徐皇冠）日前，一场名为“笃行者经贸文史”的线上分享盛会于北京拉开帷幕，聚焦“三趟快车奔香江：回望半个世纪的香港生命线”主题。所谓“三趟快车”，指的是自1962年至2010年间，内地专为保障香港、澳门地区鲜活冷冻食品供应而开通的三列快速货运列车，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它宛如一条输送养分的动脉，被亲切地誉为“香港生命线”。

这场别开生面的活动由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联合指导，笃行者论坛组委会具体承办，吸引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亲历者、学术研究者及文化传播者齐聚一堂。与会嘉宾围绕“三趟快车”的演进脉络及其深远价值展开了热烈的思想碰撞，共同回溯了那段跨越1962年至2010年的国家记忆，并就如何进一步深挖史料、赓续传承以及创新展示等议题，提出了前瞻性的思考与规划。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会长、原外经贸部负责港澳供应“三趟快车”协调工作的办公室主任金旭亲临现场并发表致辞。他以深情的笔触，描绘了这条“香港生命线”背后所承载的家国情怀与基层工作者默默奉献的动人篇章，并对本次活动的成果进行了精辟总结。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9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金旭便曾向全国亿万观众讲述过“三趟快车”三十五载的风雨兼程与峥嵘岁月。

香港史领域的资深权威、香港地方志中心副总编辑刘蜀永教授，在分享中着重阐述了“三趟快车”相关研究的关键节点与紧迫课题。他明确指出，这一专列的开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基于“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战略考量而对港澳实施的重要部署。它不仅切实满足了港澳同胞的日常生活所需，有效降低了当地劳动力成本，进而提升了港澳产品角逐国际市场的能力，同时还为国家建设换回了宝贵的外汇储备，堪称内地与港澳之间“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生动写照。刘教授强调，深化对“三趟快车”的研究，对于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以及促进港澳同胞的国家认同，具有无可替代的现实意义与历史紧迫性。

华南师范大学的唐富满教授，则结合其正大力推进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中国对港澳供应制度研究》，深刻剖析了内地对港澳供应体系形成的历史逻辑及其对当下的启示价值。郑州铁路局原局长徐宜发以“三趟快车传真情”为切入点，生动讲述了铁路系统为确保专列高效运转而付出的不为人知的幕后努力。此外，原深圳动植物检疫局副局长唐桂章、武汉海关干部徐共和以及湖南粮油集团原副总经理何万兵等老同志，也纷纷分享了他们当年服务“三趟快车”的感人经历与点滴往事。三趟快车博物馆馆长万朝林，则向与会者介绍了博物馆从筹建到落成开放的过程，及其在公共展示层面所产生的广泛社会反响。

文化和旅游部香港青年中华文化传播大使梁家僖指出，明年将迎来香港回归祖国三十周年的重要时刻，这无疑是推动相关文化传播与交流的绝佳契机。他认为，“三趟快车”的历史经验，对于当下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亟需借助新媒体平台的强大传播力，让更多香港年轻一代深入了解这段弥足珍贵的历史脉络，从而在时代变迁中汲取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