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香港7月28日电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于28日在特区立法会首次主持“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共67位立法会议员踊跃参与，就经济前景、民生改善及社会发展等议题畅所欲言，并一同回顾了此前赴京参与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的心得体会。

李家超于会中指出，举办此类对谈交流会，目的在于加深行政与立法两机关之间的相互认知，凝聚共识；并以此创意机制，开拓“爱国者治港”的崭新价值；同时通过分享各自践行“爱国者治港”的感悟，推动体系内的持续改革。

李家超提到，自履新以来，他已采取多样化途径强化行政立法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包括设立立法会前厅交流会，为政府各司局长与议员搭建常态化的交流桥梁；将传统的行政长官答问会升级为双向互动的“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在本届立法会议员宣誓就职之日亲临立会，向全体议员送上祝贺与期许；并在本届立法会首次会议上发表讲话，积极促进行政与立法协同发力，共同发挥“爱国者治港”的制度优势，为香港的建设携手努力。

“我视特区立法会为特区政府的改革伙伴，特区政府与立法会同属‘香港队’，目标一致，均为市民排忧解难。”李家超强调，“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作为一项创举，让双方能以队友身份，展开既富温度又具深度的交流。

会后，李家超与特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共同会见传媒。李家超指出，行政与立法机关既相互制约又相互支持，透过坦诚对话，可融合多方观点、促进换位思考，有利于凝聚共识，探寻切合实际的方案破解香港面临的各种难题。他重申，此类对谈交流并不会取代现行行政立法的各沟通机制。

李慧琼介绍，当日的对谈交流会历时约90分钟，15位立法会议员先后发言，围绕助力香港更主动融入国家“十五五”规划、加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促进经济发展及改善民生福祉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李慧琼表示，深信行政与立法机关通过持之以恒的多元渠道与方式，维持良性互动与高效协作，坚持以民为本，善用国家发展的成功经验，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必将有效解决市民的迫切问题，为香港注入更强发展动力。(完)

　　北京7月30日电（记者 张尼）小鹏X9在高温环境下“趴窝”一事，如今终于有了明确落幕。近日，隶属于小鹏集团的肇庆小鹏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已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正式递交召回备案，决定自2026年8月28日启动，针对2023年8月8日至2025年8月11日间出厂的小鹏X9车型展开召回行动，涉及总量达33473辆。

　　根据召回公告披露，此次涉及的车辆中，部分产品因生产工艺波动，导致前空气弹簧气密性不佳。在长期面对高温高湿等恶劣气候条件时，前悬架空气弹簧或出现缓慢泄气，进而触发故障提示灯与文字报警。极端情形下，或对车辆的操控稳定性带来不利影响，存在潜在行车风险。

　　尽管官方措辞颇为谨慎克制，但实际上，小鹏X9的空气悬挂问题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据公开报道回溯，早在2025年夏季，该车型便曾爆出空气悬架“塌陷”案例。时隔一年，这一隐患最终演变为涉及三万余辆的大规模召回行动。

　　需要强调的是，X9并非一款寻常车型——它是小鹏集团目前唯一全系起步价超过30万元的高端产品，堪称品牌形象的“脸面”。这一事件的爆发，无异于给小鹏汽车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深入剖析故障频现的根源，技术短板与品控疏漏无疑首当其冲。有汽车行业资深专家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指出，空气悬挂系统对橡胶密封件的耐热性能有着极为苛刻的要求，尤其对新能源汽车而言，电池组的散热机制会进一步推高底盘环境的温度。传统燃油车的空悬故障往往在行驶里程超过五万公里后才逐渐显现，而小鹏X9却在不足五千公里的范围内便暴露此类问题，这反映出供应链端品控体系存在明显薄弱环节。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小鹏汽车近年来首次实施召回。回顾过往，2021年G3车型因逆变器安全隐患召回13399辆；2025年P7+又因转向系统风险召回47490辆。叠加此次X9的召回事件，短短五年间，小鹏已累计三次启动召回，涉及车辆总数直逼十万辆大关。

　　翻阅小鹏集团去年披露的财报，账面数据确实亮眼：交付量实现翻番增长，且首次达成单季度盈利。然而，全年超过42万辆的销售规模，在极短时间内被市场消化，技术验证、质量把关、供应链协同——任何一环出现闪失，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酿成严重事故。

　　与此同时，小鹏集团在造车主业之外，仍在重金布局机器人及飞行汽车等前沿领域。今年3月的业绩发布会上，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何小鹏曾透露，2025年公司研发投入中，AI相关支出达到45亿元，而2026年物理AI方向的研发预算预计将攀升至70亿元。

　　并非否认这些战略布局的必要性，但企业在豪掷巨额资金的同时，作为普通消费者，不禁要心生疑问：造车的基本功，真的已经过关了吗？毕竟，汽车属于耐用消费品，底盘是否稳健、转向是否精准、电池是否安全——这些最基础的素质，才是用户每日驾驶中最直接的体验。

　　当然，召回并非行业中的罕见现象。几乎每一个享誉全球的汽车品牌，在自身发展征程中都曾经历过大规模召回的洗礼。近年来，无论是传统车企巨头还是新兴造车势力，类似事件均屡见不鲜。譬如2024年8月，特斯拉因安全隐患在中国市场发起超过168万辆的大规模召回；同年9月，比亚迪也因起火风险召回逾9万辆电动汽车。相较于讳疾忌医、回避问题，主动启动召回程序恰恰体现了一种负责任的企业态度。

　　然而，回望小鹏汽车此番在高速前进途中遭遇的“塌陷”，本质上仍是企业在成长阶段所必须付出的学费，同时也为整个行业敲响了一记警钟。如何在追求速度与控制品质之间找到平衡点，已经成为摆在所有车企面前的一道共性考题。数据显示，2026年1月至5月，国内新车上市数量高达550款，平均每天便有至少三款新车推向市场。在价格战与速度战愈演愈烈的背景下，不少车企争先恐后地推出“早产”产品，由此埋下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中新社广州7月28日电（记者 蔡敏婕）28日，世界体量最大的散索鞍——狮子洋大桥散索鞍顺利完成吊装，此举标志着该桥主索鞍与散索鞍的全部吊装任务圆满收官。

作为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通道，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横贯广州市南沙区与东莞市沙田镇、虎门镇。其核心组成部分——主桥狮子洋大桥，更是全球首座主跨突破2000米的双层悬索桥，工程意义非同凡响。

散索鞍作为安装于锚碇前端的关键构件，扮演着连接主缆与锚碇的“桥梁”角色。直径约1.5米的主缆在通过散索鞍后，被精准分解为380根索股。可以说，散索鞍既是主缆的“转向枢纽”，又是主缆的“分束利器”，它一手承接着传力方向的改变，一手确保主缆荷载均匀且安全地传递至锚碇，其受力性能直接关乎桥梁结构的长期健康与稳定运营。

此次吊装的狮子洋大桥散索鞍共设4件，每一件均由鞍头、鞍体、底块等核心部件构成。单件尺寸高达9.2米、宽度达7.2米，重量超过320吨，毫无悬念地登顶世界最大规模散索鞍的宝座。

鉴于狮子洋大桥散索鞍需承受近4万吨的主缆压力，项目团队开创性地推出了高精度三维弧形定位索槽方案，这一设计灵感恰如为主缆索股量身定制的“专属轨道”。该定位索槽历经21层精密加工，未来主缆索股将被逐一安放至预设凹槽内。狮子洋通道项目总工办副主任郭峰超透露，这一创新性方案不仅优化了索股的弯曲线形，还有效分散了主缆转向产生的径向力，从而大幅改善了整体结构的受力状况。

目前，狮子洋通道各项建设正有条不紊地推进。主桥狮子洋大桥已全面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猫道架设工作正紧锣密鼓地展开，预计于今年年底前收官；引线工程进度过半，箱梁架设与钢桁梁顶推等工序正有序进行。整个项目计划于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实现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的横向串联，辐射带动东西两翼发展，进一步强化“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的枢纽效能。（完）

北京7月10日电（记者 赵方园）7月7日，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前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因癌症离世，终年55岁，令人唏嘘。这一悲痛消息引发社会广泛聚焦，同时使一种鲜少被公众了解的罕见恶性肿瘤——淋巴瘤，浮出水面，成为舆论关注的新议题。

根据社交平台上流传的一份疑似其本人亲笔撰写的病情记录，高善文于一年多前罹患外周T细胞淋巴瘤，2025年1月出现早期症状，同年12月经确诊为T细胞淋巴瘤Ⅳ期，后续病理检查进一步明确其亚型为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病理科主任医师高子芬在接受采访时介绍，淋巴瘤可发生在人体除指甲与毛发之外的任何部位，其临床表现变幻莫测，患者常因身体不适而前往不同专科进行检查——鼻塞可能求诊于耳鼻喉科，腹痛或至消化科，发热则往往首选感染科——很难在初期将病因与淋巴瘤联系在一起。高善文的经历亦是如此，他辗转近一年的时间，历经多次检查与咨询，最终通过活检病理被确诊为该亚型淋巴瘤，属于成熟外周T细胞淋巴瘤的一种，该类型恶性程度高、病情进展极为迅速。

淋巴瘤虽属相对“小众”的肿瘤类别，但却是所有恶性肿瘤中诊断难度最大的类型之一。事实上，淋巴瘤的命名有别于其他实体肿瘤——一旦确诊即为恶性，良性的病变则被称作增生或反应性增生。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血液科淋巴瘤亚专业副主任医师张梅香指出，淋巴瘤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的发病率位居榜首，“大众口中常说的淋巴瘤，绝大多数是指B细胞淋巴瘤，这占据了淋巴瘤的相当比例；而T细胞淋巴瘤则相对罕见，显得更为‘小众’。”

T细胞是免疫系统中执行攻击病毒及异常细胞任务的“精锐部队”，当这些T细胞发生恶性转化、异常增殖时，便演化为T细胞淋巴瘤。高子芬进一步解释说，高善文所患的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在东方人群中更为常见，其诊断难度极高，临床上误诊率居高不下。她提到，淋巴瘤细胞本质上是淋巴细胞正常演化过程中某一特定阶段的形态改变，但若其结构异常、分布区域错位，免疫表型出现紊乱，便可能意味着进入肿瘤阶段。更为棘手的是，在某些感染或免疫功能紊乱的情形下，淋巴细胞同样可能呈现相似形态变化，使得鉴别诊断雪上加霜。因此，淋巴瘤的最终确诊必须依赖于临床表现，并结合流式细胞学、克隆性分析等辅助手段进行综合研判。

高子芬感慨道，业内流传着这样一句玩笑——好好的一个病理大夫，碰上淋巴瘤就“毁了”。这是因为淋巴瘤诊断需要与时俱进的知识体系、深厚的专业积淀和全面的信息整合能力，真正能游刃有余做好这一工作的专家凤毛麟角。根据淋巴瘤之家发布的《2019中国淋巴瘤患者生存状况白皮书》，在近5000例受访患者中，约43%曾遭遇误诊，究其根源，正是淋巴瘤病理复杂、亚型多达近百种、临床表现不特异，且诊断必须依赖病灶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

高子芬强调，具体亚型的鉴别直接引导临床医生进行病情分层和治疗方案的抉择，更关系到患者未来疾病走向的预估。她介绍，淋巴瘤确诊必须借助病理检查，多数病例采用空心针穿刺获取小样本，经显微镜观察细胞形态与组织结构后形成初步判断，最终诊断还需辅以其他检测。若怀疑恶性，应通过免疫组化、克隆性分析、基因检测等手段，进一步辨别究竟是B淋巴细胞还是T淋巴细胞来源，明确具体亚型，并探寻是否存在可供靶向治疗的基因突变。鉴于诊断之艰难，高子芬建议，疑难病例应争取多家医疗中心联合会诊，待明确诊断后再启动治疗；若送检样本不足以支撑确诊，建议重新取非腹股沟肿大淋巴结（短径超过1.5厘米），切开固定于10%中性福尔马林液中送检，必要时同步送流式检测。

张梅香特别提醒公众，对于原因不明的淋巴结肿大务必保持高度警觉。“并非所有淋巴结肿大都意味着淋巴瘤，但若发现颈部、锁骨上或腋窝区域出现包块，应尽快寻求血液科医生帮助进行鉴别。”她给出一个简易的判别方法：“通常按压时若有明显痛感，大多为炎症性病变；但如果淋巴结不痛不痒、质地较硬，触感如鼻尖般的韧度，就要高度警惕恶性可能。若淋巴结呈进行性肿大，经消炎治疗后反而继续增大，更是警示信号。”

在医学上，淋巴瘤有一组经典的全身性症状，被称为“B症状”。高子芬提示，若出现原因不明的发热（体温约38摄氏度）、盗汗、体重无故下降或无明显痛感的肿块，应立即前往血液科或淋巴瘤专科就诊。张梅香补充道，直系亲属中有淋巴瘤病史者，患病风险略高于普通人群，但淋巴瘤并不属于遗传性疾病，并无明确的直接遗传规律，仅存在“遗传易感性”倾向。

针对不同人群，张梅香建议采取差异化的体检策略：40岁以上人群应每年进行一次全面体检；有家族史、免疫缺陷病史或长期接触射线的高危人群，则每半年检查一次。常规项目涵盖血常规、超声以及内科和外科的触诊。她同时强调日常自我检查的重要性，建议公众养成习惯，经常触摸颈部、腋下及腹股沟区域，留意是否出现异常包块。

据国家癌症中心2022年数据，我国每年新发淋巴瘤病例约8.5万例，死亡约4.1万例，且发病率呈逐年攀升之势。高子芬分析，这一上升趋势并非单纯反映患者数量骤增，也与检测技术改进和公众认知提升密切相关，更多早期患者因此获得确诊。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淋巴瘤疾病谱与欧美国家存在明显差异，由于EB病毒感染率更高，T细胞和NK细胞淋巴瘤的发病率相对较高。张梅香从多方面剖析原因：一是遗传易感性，不同人种的基因多态性各异；二是环境因素，亚洲地区EB病毒高发，该病毒与NK/T细胞淋巴瘤的发生密切相关；三是生活方式，长期接触农药、化学染料、有机溶剂等，或吸烟、酗酒、高脂饮食及长期精神紧张，都可能增加患病风险。

近二十年来，淋巴瘤诊疗水平取得长足进展，患者治愈率显著提升。相较于其他恶性肿瘤，淋巴瘤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均有明显改善。目前临床治疗手段多元化，除传统放化疗、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外，小分子靶向药物、双特异性抗体、CAR-T细胞免疫治疗等创新策略已得到广泛应用。然而，不同类型淋巴瘤在治疗难度与手段上差异显著。张梅香坦言：“外周T细胞淋巴瘤病情进展快、恶性程度高，对常规化疗的响应并不理想。”当前针对T细胞淋巴瘤的研究进展相对滞后于B细胞淋巴瘤，临床可选的方案也远未成熟。

这一差距在CAR-T疗法的应用上尤为突出。根据公开信息，高善文曾发布医疗进展，提及一项以CD7为靶点的CAR-T疗法Ⅱ期临床试验。CAR-T治疗的本质是利用改造后的T细胞精准攻击肿瘤，然而T细胞淋巴瘤的肿瘤细胞恰恰源自T细胞——治疗需以“T细胞”对抗“坏掉的T细胞”，极易陷入“敌我不分”的困境。正因如此，CAR-T在T细胞淋巴瘤领域的研发难度远超B细胞淋巴瘤等疾病，至今尚未完全成熟。

尽管如此，T细胞淋巴瘤患者并非束手无策。根据《淋巴结外周T细胞淋巴瘤诊断与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5年版）》，大多数T细胞淋巴瘤的一线治疗通常以CHOP方案为核心——该方案可理解为几种化疗药物加一种激素类药物的联合疗法。高子芬表示，“我们曾遇到过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患者，虽经历复发，却存活了十五六年；五年即可视为临床治愈。”她同时强调，淋巴瘤诊疗需要多学科协作，而患者的信念同样至关重要：“信心本身会影响机体抵抗力，心态乐观、积极配合治疗，往往预后更佳。”

张梅香表示，随着基础研究不断深化，新的治疗手段也在持续拓展。她透露，目前已有针对T细胞淋巴瘤的新药问世，针对T细胞表面分子的抗体疗法正在临床研究中，未来有望像B细胞淋巴瘤一样，实现精准靶向的抗体治疗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