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区政府去年组建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一站式综合服务为定位，迄今已助力逾二百家内地出海企业选择香港作为设立据点或扩展业务的首选之地。日前，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于“大湾区环球业务拓展高峰论坛”中披露此一重要进展，旋即引发各界广泛关注与热议。

该专班成立尚不足一年，便有如此众多内地企业纷纷“借港出海”，无疑再次印证了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所具备的雄厚实力、独特魅力与巨大潜能。透过这一现象，不难察觉香港的专业服务能力正经历一场系统性的深度转型，整体而言，正呈现出以下三大显著趋势：

出海：由“货品输出”向“企业输出”跃迁

长期以来，香港在“内联外通”中扮演的角色，重点在于将国际资本“引入”，并将内地商品“输送”至海外市场。“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的设立，则标志着这一功能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据相关统计，202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度已突破1900亿美元，年增长率超过8%。然而，内地企业迈向国际的征途绝非坦途。笔者作为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成员，上月曾实地调研该公司在北非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及意大利米兰等地的大型基建项目，深切体会到内地企业在海外拓展中所面临的法律体系陌生、商业文化迥异等客观障碍，以及由此衍生的诸多风险。

“内地所需”恰为“香港所长”。香港具有三方面无可比拟的独特优势：

其一，市场联通的优势。香港实行与全球多个金融中心接轨的普通法体系，专业人才熟稔国际及内地商业运作模式，并精通“两文三语”，足以成为内地企业“走出去”的理想跳板。其二，资本汇聚的优势。香港身为全球前三位的国际金融枢纽，能够为内地企业提供坚实的资金保障，令创新有源头活水，令发展有坚实后盾。其三，标准对接的优势。香港在法律、会计、检测认证、知识产权保障等专业服务领域均接轨国际规范，其服务水准位居全球前列，可辅助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有效规避风险、实现合规运营并塑造良好品牌形象。

内地充沛的实体经济实力与香港高水平的专业服务相融合，不仅有望扭转内地企业过往“单打独斗”闯海外的困局，也为香港专业服务行业带来“规模增长”与“素质提升”的双重契机。正是基于此战略性考量，李家超在2025年施政报告中首次提出设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该专班被定位为内地企业出海的“一站式平台和最佳合作伙伴”，由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丘应桦亲自督导，统筹协调跨政策局、跨部门、跨机构及跨界别的资源投入，为内地企业提供自前期规划至落地运营的全链条支援。

启航：由“停泊码头”向“增值引擎”转化

若将“出海专班”视作一艘远洋航母，那么今年4月应运而生的“出海全球通”跨界别专业服务电子平台，则恰如航母上高效运转的指挥中枢。此平台绝非简单的信息发布载体，而是成功实现了香港专业服务资源与内地企业实际需求的精准匹配。其一，协助企业在港设立地区总部、企业财资中心及研发部门；其二，提前完成企业出海所需的架构规划设计；其三，为企业就融资、法律咨询、会计服务、检测认证、知识产权保护等专业领域做好充分准备。

对内地出海企业而言，香港的角色已远非传统“码头”那般简单，而是华丽转身为“增值引擎”。企业驻足香港，不仅能获得“后勤补给”，更能在此升级装备、优化航线、寻获志同道合的伙伴。香港不但能助力企业“走出去”，更能协助其在全球版图中确立自有品牌与标准，营造有利于持续发展的良性生态。

站在内地企业的视角审视，选择以香港作为出海起点，其深远意义不仅限于“借道”的便捷，更在于经由“拼船”共航的历程，锻造并提升自身“造船”的实力。“大湾区环球业务拓展高峰论坛”的热烈场面亦印证了此判断。此次峰会汇聚了约300名商界领袖及企业代表，其中八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企业的创办人或最高决策层。论坛同时释放出一项重要信号：除大型央企及国企外，越来越多的中小型企业与科创公司正逐步成为“拼船出海”的新兴力量。

放眼长远，逾两百家企业选择从香港启航仅仅是一个序幕。当更多内地企业迈出第一步——“走出去”；继而跨出第二步，深耕并融入投资目标国家及地区——“走进去”；最终实现第三步，练就搏击国际市场的过硬本领——“走上去”，香港作为“出海首选平台”的核心地位必将愈发牢固。

角色：由“湾区城市”向“全球节点”演进

上个月，香港特区政府率领了本届政府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香港与内地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这两个中亚大国。此行成果丰硕，与两国共达成多达96项合作协议及谅解备忘录，涉及金额超过16.5亿美元，范畴涵盖金融、创新科技、航空、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更令人振奋的是，已有数家随团的内地企业正积极筹备于香港上市。此外，香港特区政府亦正积极推动直航开通、放宽互免签证入境安排，以及税务与投资协议的磋商，旨在进一步深化与中亚地区“枢纽对枢纽”的战略合作。

“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具有非凡的战略远见，它并非“点对点”的单一线性对接，而是“网对网”的立体化深度交融。以哈萨克斯坦为例，该国在构建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时，直接引入了以英国普通法为基础的司法体系并设立独立的金融法庭，这使得香港的律师、会计师及合规专家能够无缝隙地服务于中亚企业。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背后依托的是庞大中亚市场，而香港金融中心则背靠中国内地、东南亚等活力经济圈，两大枢纽的强强联合，彼此呼应、协同共振，将产生巨大的“对接放大效应”。

香港助力内地企业出海的亮眼“成绩单”，正是香港精准挖掘自身优势，将“拼船出海”这篇宏篇文章做深、做透、做广的最佳力证。

过敏并非免疫力低下，而是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换句话说，这是身体防御机制的“防卫过当”，而非“防线失守”。在“敏宝”的养育旅程中，从婴儿期的湿疹、食物过敏，到学龄阶段的过敏性鼻炎乃至哮喘，家长容易陷入诸多认知误区。针对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中日友好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惠秦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变态反应科主治医师邵明军，共同探讨儿童过敏的本质、常见误区以及科学育儿之道。

许多家长一听到“过敏”二字，便会下意识地归咎于“孩子免疫力太差”。邵明军指出，这是一种普遍的误解。她强调，过敏恰恰源于免疫系统的“矫枉过正”——将本无害的物质，如花粉或食物，错误识别为威胁，从而触发过度的防御反应。她提醒家长们，切勿轻信所谓能增强免疫力以缓解过敏的药物，“临床上并无此类特效药”。过敏的演进常遵循一条“过敏进程”路径：婴幼儿期以特应性皮炎或湿疹起步，继而可能发展为食物过敏；学龄前期，过敏性鼻炎初露端倪；进入学龄期及青少年阶段，哮喘的风险随之上升。惠秦解释，人体与外界接触的第一道防线是皮肤与呼吸道、消化道黏膜，而过敏往往源于这些屏障的损伤。婴幼儿的皮肤和肠道黏膜细胞间隙较宽，屏障功能尚不成熟，使得花粉、尘螨、牛奶、鸡蛋蛋白等过敏原能轻易穿透破损屏障，进入体内完成致敏。

惠秦进一步阐释，过敏分为“致敏”与“发敏”两个阶段。当孩子皮肤或肠道黏膜屏障薄弱时，过敏原便能趁机渗入，持续刺激免疫系统，如同“给子弹上膛”。当积累到一定程度，某个瞬间便会“扣动扳机”，症状骤然显现，这也是为何家长常感到孩子过敏“来得出乎意料”。不过，邵明军提醒，并非所有孩子都会走完湿疹—食物过敏—鼻炎—哮喘的完整轨迹，“许多孩子仅在婴幼儿期出现湿疹，随年龄增长自愈；也有的孩子以鼻炎或喘息首发，全程未见湿疹。家长无需过度焦虑。”

在门诊实践中，邵明军还发现一个高频误区：家长将过敏原检测报告奉为确诊的金标准。她解释道，当前临床检测手段相对有限，常用的皮肤点刺试验和血清特异性IgE检测仅能捕捉IgE介导的速发反应。检测结果阳性仅代表“致敏”状态，并不等同于实际接触或摄入后必然引发症状，“检测结果不能作为诊断的唯一依据”。她特别强调，市面上流行的“食物不耐受检测”或“IgG抗体检测”并不足以诊断食物过敏，“IgG抗体阳性只是说明孩子曾接触过该物质，并不代表它引发了过敏反应”。那么，家长如何科学判断过敏？邵明军建议，可借助“饮食日记”进行记录，详细追踪每次可疑症状与饮食的关联性。例如，若孩子患有湿疹，可记录每日进食时间、食物种类及皮肤症状的演变，这样能更精准地锁定诱发因素。结合过敏原检测，医生可更准确地评估过敏风险与反应类型。对于迟发型过敏，如进食后一两天才出现的腹泻、便血等消化道症状，家长的细致观察与记录尤为关键，必要时应在医生监护下进行口服食物激发试验或回避—再引入试验。

惠秦认为，阻断过敏进程的首要关口在于守护婴幼儿的皮肤屏障。她在门诊常强调，保湿是湿疹患儿最基础且最重要的日常护理。她惋惜地指出，许多家长在孩子湿疹发作时涂药，好转便急于“罢手”，这十分可惜。即便皮肤表面光滑，只要存在湿疹病史，便提示基因层面的易感性，日常务必足量涂抹保湿霜，以维持皮肤屏障的完好。唯有砌好这堵“墙”，才能减少过敏原入侵的机会，降低未来呼吸道过敏的隐患。

食物过敏亦是家长焦虑的重心。当孩子出现湿疹或腹泻，部分家长便“一刀切”式地剔除所有“高风险”食物，甚至哺乳期母亲也盲目忌口，最终可能导致孩子营养失衡、生长受限。惠秦痛心地说：“门诊中不乏因过度避食而骨瘦如柴、身材矮小的孩子，甚至需要注射生长激素来补救。”她强调，科学的策略并非“彻底隔离”，而是“诱导耐受”。在一些国家，医生会为食物过敏患儿实施口服食物激发试验，目的不仅在于确诊，更在于探寻个体对特定食物的“耐受阈值”。例如，一个摄入30毫升牛奶便出现症状的患儿，可能对2毫升毫无反应。在医生的严密监护下，可从阈值以下剂量开始，每日规律摄入，逐步引导免疫系统建立耐受，并定期评估与调整。

在婴儿辅食添加的“黄金窗口期”（4至6个月），这一策略尤为重要。惠秦指出，多项研究证实，适时、规律地引入所谓的高致敏食物，反而有助于促进免疫耐受的形成。“孩子的食谱应尽量多元，每周最好能覆盖超过20种食材。”她呼吁家长摒弃盲目回避，转而用心记录饮食日记，为医生提供可靠判断依据。

对于已确诊过敏性疾病的孩子，药物安全是许多家长的关注焦点：“用药多久能停？”“激素会影响身高吗？”邵明军解释，湿疹的一线治疗药物为外用糖皮质激素，中、弱效激素对儿童相对安全。医生会根据年龄、皮损部位、面积及严重程度选择合适的强度与剂量；面部、眼周、皱褶及尿布区通常采用弱效短程方案。遵循医嘱规范、间歇、足量使用，总体安全性良好，家长不必因“激素恐惧”而贻误炎症控制。对于过敏性鼻炎，首选二代抗组胺药与鼻喷糖皮质激素。邵明军说：“鼻喷激素每喷剂量仅为微克级，局部作用于鼻黏膜，对全身的影响微乎其微。”哮喘治疗则以吸入激素为首选。她补充道，儿童规范使用低剂量吸入激素总体安全，研究显示连续使用5年对最终身高的影响仅约1厘米，用药期间或会暂时减缓生长速度，但减量或停药后可出现“追赶性生长”。

“如果因担忧而不用药，导致过敏频繁发作，反而会损害生活质量、妨碍体育活动和生长发育。”邵明军强调。惠秦则提醒，药物仅是治疗的一部分，环境管理同样不可或缺。她打了个生动的比方：若过敏原未能控制，犹如阴雨连绵，药物不过是手中的那把“伞”。“不管理环境，雨势不停，这把伞便难以收起。”她举例，曾有一位尘螨过敏患儿的家长起初怀疑环境干预的价值，但在医生劝说下认真实施除螨防霉措施后，孩子症状竟告消失，连药物也停用了。惠秦建议，家长应将精力放在“让雨变小”上：针对尘螨，可选用防螨寝具、用热水清洗床单；针对霉菌，需降低室内湿度；花粉季出行佩戴口罩与护目镜，归家后清洗鼻腔，皆可从源头上削减“致病子弹”的累积。

“养育孩子，不必执着于绝对‘无菌’。”惠秦表示，现代父母责任感强烈，但切勿因焦虑而被网络上的纷杂信息所裹挟。当孩子出现疑似过敏症状时，求助于专业医生，进行科学判断与规范管理，才是通往健康的正途。

中新网南宁7月31日电（记者 陈秋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于31日对外发布了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专项检查报告。报告指出，自2012年该条例正式实施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之后，自治区政府及有关部门与桂林市紧密协作，忠实履行法定职责，不断健全配套法规体系，深入推进漓江全流域污染治理攻坚与生态系统优化工作，促使流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其生态治理实践已入选全国典型案例，为桂林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奠定了坚实的生态基础。

在重大生态工程推进方面，总投资达54.91亿元的漓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与修复项目正稳步实施，目前83个子项目中已有82个顺利完成建设，累计完成投资52.33亿元，投资完成率高达95.3%，生态保护修复总面积达9万公顷。广西生态环境厅针对漓江流域环境风险点开展了三轮全面排查，累计发现并反馈问题186个，其中167个已完成整改，整改率达到89.8%。此外，漓江风景名胜区内所有采石场均已关停并取缔，核心景区内的25处跨江线缆已全部迁移整治完毕，城市段洲岛沿岸的鱼餐馆及违法建筑被彻底拆除，重点水域的网箱养鱼活动得到全面清理，1210艘游览排筏全部完成“油改电”改造，困扰漓江多年的“四乱”顽疾得到有效解决。

截至2026年5月，漓江南溪河等四条支流水质已全面达标，“消劣返清”整体建设任务基本收官。漓江干流水质稳定维持在国家地表水Ⅱ类标准，国控及区控断面水质达标率连续三年保持100%，漓江生态环境质量连续五年被评为“优”，并成功入选全国首批美丽河湖治理提名案例。

然而，执法检查同时揭示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协同管护机制仍存在壁垒、规划衔接不够紧密、环保基础设施尚存短板、绿色转型发展力度有待提升，以及条例本身亟需进一步修订完善等。

针对上述问题，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提出了多项建议：一是提升依法治理能力，进一步汇聚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整体合力；二是强化规划的引领、衔接与约束作用，加快构建“山水城市”发展新格局；三是加大保护修复力度，切实筑牢漓江流域生态安全屏障；四是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动绿色转型提质增效；五是积极推进地方立法工作，夯实生态保护与发展的法治根基。（完）

中新社北京7月30日电（记者 吕少威）根据30日发布的《北京市“十五五”时期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规划》，北京将着力打造一个以生产性服务业为引领、战略性产业为支柱、生活性服务业为活力来源、未来产业加速成长、科技农业稳步推进、高精尖结构优势鲜明的现代产业新格局。预计到2030年，高精尖产业增加值占全市GDP的比重将从2025年的34.6%攀升至40%。

据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介绍，这是北京市首次针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制定的五年专项规划。该规划设定了清晰愿景：到2030年，具有首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将基本成型，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发展特征愈发显著，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攀升，产业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实现大幅跃升，届时北京将崛起为全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引擎。

在规划中，共设立了16项量化指标，其中4项为五年规划中的首次亮相，这些新指标精准映射出“十五五”时期北京产业发展的核心导向：到2030年，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预计将达到65%左右；新增生产用电量中绿色电力占比将提升至80%；中试平台数量将扩充至300个；两业融合发展指数则将保持逐年上升态势。

此外，规划还明确了其他关键目标：到2030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将稳居10%以上，国家级智能工厂数量将达到100家，每万人机器人拥有量将提升至100台，而全员劳动生产率则有望攀升至人均58万元人民币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