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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术《圈“不能假、不敢假、不想》假”
近期，一连串科研诚信事件频频引爆舆论场，令学术界内外为之震动。学术造假既是困扰已久的“沉疴顽疾”，却又总能以种种令人瞠目结舌的形式刷新公众认知。症结究竟何在？
“顶层设计并非短板。”谈及科技监督，数位深耕科技管理领域的专家及科研诚信研究者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坦言，执行的“最后一公里”往往才是真正的卡点。针对数据伪造、图表篡改等主观恶意的不端行径，受访者们一致认为，必须在学术界构筑起“不能作假、不敢作假、不想作假”的严密防线。
回溯制度建设，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已勾勒出清晰的治理蓝图。该文件不仅明确了科研诚信管理的运行机制与责任架构，更将各类从事科研活动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界定为“第一责任主体”，要求科研院所与高等院校通过修订单位章程或制定学术委员会章程，清晰界定学术委员会的诚信建设职责与权限范围，并在经费拨付、专职人员配备及办事机构设置上给予充分保障。
这份文件同时设定了严密的核查机制，要求学术委员会自行组织或委托基层学术组织、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本单位科研人员发表的重要论文等成果实施全覆盖式验证，且核查行动须以3至5年为一个周期常抓不懈。文件亦明确规定，项目（课题）负责人、研究生导师等须对重要论文的署名规范、研究数据真实性以及实验可复现性承担诚信审核与学术把关之责。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科研诚信研究中心副主任袁军鹏，以及某高校科技创新管理与科技政策专家李力均表示，我国的科技监督理念已与国际前沿接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评价中心科研诚信研究组负责人郑雯雯则强调，从制度支撑来看，国家层面已为科研诚信建设构筑了相对完整的政策体系。
2022年，科技部会同22个部门联合颁布《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系统界定了八大类科研失信行为，并对调查处理的责任分工、惩处细则等关键环节予以明确。转至2026年2月，科技部再度发布《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调查处理规定》，将科技活动实施单位、科研人员、评审专家及第三方机构等主体的违规行为及相应处理举措纳入规范框架。
然而，长期关注科技创新管理与政策走向的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仲伟俊及前述受访者普遍认为，现实中对规则的漠视与“无畏”心态仍大量存在。科技活动的完整链条涵盖项目立项、研究实施、成果产出、论文投递与发表、项目结题等众多节点，如何让诚信规则真正落地生根，仍是亟待破解的难题。
具体而言：项目负责人该以何种手段对实验数据进行诚信核验？学术委员会又如何为本单位科研成果背书？期刊编辑与审稿人能否守住学术发表的第一道关口？“民间打假”力量又应在监督体系中占据何种位置？
部分受访者指出，项目负责人与学术委员会囿于人力与精力，往往难以对论文中的每一个数据细节进行地毯式排查。至于期刊编辑与审稿人的角色，袁军鹏解释称，其审查重点通常集中在“逻辑自洽性、方法规范性、结果合理性及创新程度”，而非对原始数据展开“司法式鉴定”，绝大多数情况下“审稿人默认作者数据为真实”。他强调，同行评议多为“无偿的业余劳动”，尤其近些年来全球论文投稿量呈爆发式增长，审稿人几乎无暇也无精力去逐条核实原始数据。
在袁军鹏看来，“民间打假”可作为学术监督体系的有益补充与早期预警系统，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倒逼学术生态走向净化。但他同时提醒，这一路径潜藏的风险不容小觑，例如需审慎考量其严谨性与专业性，谨防滑向情绪化的“网络审判”泥潭。
郑雯雯则建议，面对学术监督的诸多难点，一方面要持续完善并严格落实制度要求，另一方面需善用技术手段赋能监督，例如研发推广论文诚信筛查工具，为监管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袁军鹏亦提出，学术出版行业应着力强化编辑部的技术核查能力，借助人工智能审查数据一致性、图片重复及文本剽窃等问题，力图让科研人员“不能作假”成为现实。
在联合惩戒层面，李力、仲伟俊及袁军鹏均认为，促使科研人员“不敢作假”与“不想作假”同样迫在眉睫。他们分析指出，对学术不端后果的“预期”模糊，正是部分人甘愿冒险的深层动因。袁军鹏解读道，《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虽已划定处罚尺度的“底线”，但李力与仲伟俊则主张，对产生重大不良影响的失信行为，应在底线之上从严惩处。仲伟俊特别强调，凡涉及人民生命健康领域的科研失信，惩戒力度必须升级。
今年年初，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发布的《加强医学科研诚信专项治理的工作方案》明确提出，要大幅提高科研失信行为的惩处烈度，力争通过三年集中整治，使论文造假等突出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并初步构建起“不敢失信”的长效机制。方案规定，凡存在从“论文工厂”购买论文、伪造数据、虚构评审人邮箱等行为者，十年内禁止承担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技活动；对方案发布后仍顶风作案者，将从严从重处置，终身禁止承担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技活动。
记者留意到，《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亦提出，应积极推进对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行为的刑事规制理论研究，推动立法与司法机构适时出台相应刑事制裁条款。据袁军鹏透露，国外已有科研人员因学术不端而锒铛入狱的案例。郑雯雯呼吁，有必要在全国层面进一步强化制度宣贯，使社会各界对各类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罚尺度形成统一且清晰的预期。
李力还着重强调，要深入推进“联合惩戒”措施。在他看来，实现“零容忍”须从根上铲除科研失信者所依附的利益链条，切断其与学术地位挂钩的“隐性福利”。记者注意到，2018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41个部门联合签署的《关于对科研领域相关失信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已列明43项惩戒举措，覆盖限制院士提名与被提名、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登记、股权激励乃至银行信贷和融资等多个维度。
《加强医学科研诚信专项治理的工作方案》进一步要求落实上述备忘录，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具体包括撤销通过失信行为获取的职务与职称、减少或暂停研究生招生乃至取消导师资格、取消利用失信行为获得的高层次专家称号，以及移除其在学会、协会、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和学术、学位委员会中的委员或成员资格，切实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震慑格局。
谈及科技监督的固有局限，多位受访者表示，某些短板难以回避。仲伟俊坦言，对于像数据造假这类恶意行为，若造假手法极为隐蔽高明，短期内或难以及时暴露。袁军鹏与李力还补充道，任何监督环节都不应、也无法对所有科研人员预设“有罪推定”，否则既是对广大恪守诚信原则者的不公，也是对有限监督资源的无谓消耗。
因此，受访者们强调，破解学术不端困局还需在科研共同体内部培育深层的诚信自觉，使科技工作者从内心深处“不想作假”。而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气候，与评价体系的“指挥棒”导向休戚相关。仲伟俊与李力认为，由于论文等成果与头衔、待遇、资源、权力高度捆绑，学术不端可能带来的巨大回报往往成为诱使科技工作者迷失方向的“致命诱饵”。
记者注意到，《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与机构评估改革，建立以科技创新质量、实际贡献与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价制度，将科研诚信状况作为各类评价的重要指标，倡导严谨治学，摒弃急功近利。文件强调坚持分类评价，推行代表作制度，不得将论文数量、专利、荣誉头衔、项目承担情况或获奖经历设为限制性条件。同时，须尊重科学研究的内在规律，建立针对重大研究的长周期考核机制，并开展临床医学研究人员评价改革试点，构建设置科学、评价合理、管理规范且服务全面的考核评价体系。
仲伟俊直言不讳地指出，要避免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还需“养得住‘闲人’”。他解释称，“重赏”之下难免催生“勇夫”，因而呼吁对科研人员的管理应当适度“宽松”，激励措施宜止于“体面”层面，让科研真正成为热爱科学者的“生活方式”，而非投机者的“逐利工具”。（应受访者要求，李力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茜
功能特点
人文素养“{校准”技术温度 文科生}解锁新就业赛道
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渗透各行各业的当下，一场跨领域的就业变革正悄然展开——科技企业纷纷向文科毕业生伸出橄榄枝，这一趋势已然成为人才市场的显著风向。曾经被认为前景有限的文科专业，如今正迎来前所未有的职业机遇：将深厚的人文底蕴与AI技术能力相融合，已然成为求职者脱颖而出的重要筹码，越来越多的高校文科生正主动冲破学科壁垒，积极拥抱技术变革，在新赛道上探寻自身价值。
记者在近期的一场招聘会上发现，人工智能及科技类企业的展位前人头攒动，其中不乏人文社科背景的学子身影。一位受访学生透露，自己身边不少文科同学都在自学编程，力图将人文素养与技术能力合二为一，以此应对日益变化的职场需求。学生张竞夫表示，在接触档案类企业时他发现，如今的档案整理与归档工作更依赖AI技术的辅助，掌握相关技能可显著提升工作效率。另一位学生徐慧娟则指出，文科生天生具备丰富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对产品定位及人际沟通的敏锐洞察，恰恰有助于打造更贴合市场脉搏的软件与服务。
正是这种独特的人文价值，使得“主修人文学科或其他学科＋AI技能”的复合型能力，成为众多学子的修行目标，亦成为企业选拔人才时的核心考量因素之一。清华大学学生职业发展指导中心主任陈超群介绍称，今年该校人文学院、社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及美术学院的毕业生去向落实进展，较去年同期均有显著提速。他强调，人工智能时代恰恰更需要人文精神的烛照，只有凸显人的独特价值，文科生才能在新兴职业版图中绽放不可替代的光彩。
事实上，AI产品的背后，人文素养正悄然“校准”着技术的温度。伴随着AI技术的疾速演进，兼具深厚人文功底的文科从业者，已不再只是行业的旁观者，而是逐步走到台前，在产品设计、模型训练等关键环节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的共情力、审美力与感知力，恰好弥补了技术的冰冷短板，为人工智能赋予了更多温情与关怀。
刘皓琰，一位人文背景出身的产品经理，毕业后即加入一家互联网企业，专注于AI陪伴类产品的研发。由于自幼与爷爷奶奶相伴成长，他对老年人的情感需求有着切肤的体悟。他带领团队为银发群体量身打造了一款智能玩具鹦鹉：不仅能进行日常对话，更可讲方言、唱戏曲，甚至具备紧急呼叫功能，精准回应用户的多元偏好与生活所需。刘皓琰坦言，只有以人本主义的情怀去扎根现实、体察用户，才能真正成就卓越的用户体验。他同时观察到，在模型需要文学创作或情感陪伴的应用场景中，人文学科的价值正日益凸显。
刘皓琰进一步阐释道：“模型训练环节如今也开始广纳人文背景人才。除了那些精于算法修正、懂得打造车轮的工程师，我们也需要有人去思量车辆前行的方向。唯有二者携手，才能让模型真正落地生根，融入日常生活。”互联网公司技术招聘负责人石玉亦持相同观点，他透露许多企业在训练模型时，往往需依赖人工评分以推进强化学习。例如，为强化某一垂直领域的专业能力，拥有相关学科背景的文科生，其审美能力与前瞻性思维便能充分赋能整体模型效能的跃升。
面对AI时代带来的全新命题，校企协同、跨界融合正成为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关键路径。浙江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院长、教授孙凌云指出：“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我们认为当下的前沿知识已不再局限于教材或课堂，而更多蕴藏于产业一线。在杭州，诸如‘六小龙’等创新企业几乎都与浙大的课程形成了一对一的深度联动。比如探讨历史问题时，便可能有人工智能公司与历史系教师合作，以AI的视角共同挖掘史学研究的新可能。”
清华大学学生职业发展指导中心主任陈超群亦强调，人工智能构筑了一个全新的生态体系，亟需教学科研机构与企业界的深度融合与持续迭代。这意味着人才培养的模式必须与时俱进，高校须与企业共建新型平台，使学生的课堂学习与技能提升并重，同时将企业面临的现实问题无缝引入校园，助推课题组展开前沿探索并提出创新解法。中国人民大学则聚焦于AI思维素养的培育，开设相关课程，引导学生确立人工智能向善、为人所用的价值理念。该校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副主任布超表示：“涵盖智能向善、AI伦理、科学安全地使用人工智能工具，以及我们始终坚守的人文价值，这些核心素养永远不会过时。”
使用说明
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长阮青）：沪苏携手共建全球AI高地
7月30日上午，在2026人工智能产品应用博览会现场，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长阮青发表了一场主旨演讲。他指出，上海举办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与苏州的人工智能产品应用博览会之间，形成了深度联动与同频共振的格局，这生动展现了长三角地区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协同发展态势。
阮青在演讲中分析，长三角科创中心的建设正经历从单一城市驱动向区域整体协同的转型。在基础研究层面，当前正浮现出五大趋势性转变：其一，人工智能正从根本上重塑科研范式，其角色已由辅助性工具演变为科研流程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其二，基础学科之间的界线正在加速消融，跨学科交叉融合渐成主流方向；其三，开放科学体系的构建步伐不断加快；其四，来自产业端的技术创新，正反过来催生基础原理层面的突破；其五，颠覆性技术的组织模式正在经历快速演变。
相较国际一流城市群，长三角在基础研究领域仍面临头部力量相对薄弱、参与全球科技竞争的能级有待跃升等短板。对此，阮青呼吁长三角各城市携手推进跨区域、跨学科的深度协作，集中力量开展基础研究的联合攻关。
在跨区域协同路径方面，阮青梳理并归纳了六种典型模式，包括中心外溢型、飞地型、“前研后转”型、跨区域园区合作型、企业联盟型以及行业协会型。他特别提到，上海与苏州之间的紧密互动是中心外溢型的典型案例；而在“前研后转”模式中，研发环节落于上海、成果转化延伸至长三角各地的特征，在生物医药行业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一经验同样可为人工智能领域所借鉴。
阮青强调，面向未来产业布局，跨区域协作的意义愈发凸显。他以两地机器人产业链的供应链协作为例指出，上海与苏州已在上下游环节构建起稳固的配套关系，众多供应商企业扎根苏州并迅速壮大，这为具身智能的产业化落地夯实了供应链根基。
在演讲尾声，阮青对长三角AI产业的协同前行寄予厚望：随着一体化进程不断深化，长三角科创中心的发展空间将愈发广阔；沪苏两地合力共建全球人工智能高地，必将收获更为丰硕的成果，发挥更为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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