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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地文博机构达成合作 推）动文化交流
中新网香港7月20日电（记者 刘玥晴）7月20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文明中心于香港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旨在深化双方文化交流，增进彼此理解，并推动展览策划、学术研究及专业人才培训等多维度的战略协作。
在签约仪式上，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表示，乌兹别克斯坦文化底蕴深厚，其历史积淀令人印象深刻。他透露，此前与当地文化工作者的交流中，能感受到他们对中华文化抱有浓厚兴趣。吴志华指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今年已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此次备忘录的签订将进一步巩固两地文化纽带，并为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发展注入新动能。
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文明中心总监Firdavs Abdukhalikov强调，该中心馆藏丰富、展览资源充沛，将全力配合与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多项合作计划。他透露，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文物陈列展示将成为双方合作的全新探索方向，希望通过数字化手段拉近年轻一代与历史遗产的距离，激发更多青年对文化遗产的关注，进而推动文化保护与传承事业。
同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还举办了一场题为“走进乌兹别克斯坦的文化遗产——伊斯兰文明中心”的专题讲座，邀请乌兹别克斯坦文化遗产领域的权威学者，深度解析该国壮丽建筑与文化瑰宝背后的故事。乌兹别克斯坦驻华大使阿尔济耶夫及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一带一路”办公室专员何力治亦出席本次活动。
何力治在致辞中指出，两千多年前，乌兹别克斯坦便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见证并承载了多元文化与思想的交汇融合。如今，该国作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继续扮演连接亚洲的关键桥梁角色。他提到，香港同样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凭借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正日益成为文明互鉴的窗口，期望未来两地能在文物保护、旅游开发、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展开更深层次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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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崴脚频发、严重骨折！“凶手{”多是这款潮鞋}，医生提醒
今年初的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28岁的王云逸（化名）为了图省事，踩着一双洞洞鞋出了门。她万万没想到，这一平常举动竟酿成一场意外——在跨越路边停车桩时，她一脚踏空，脚踝猛地扭伤，当场便无法站立。被120急救送往医院后，诊断结果令人心惊：三踝骨折。如今她的右脚踝内埋着13根钢钉，这些异物要等到明年手术时才能取出。
王云逸家住广州，类似她的遭遇并非个例。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创伤骨科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足踝外科学组副组长徐海林透露，每逢夏季，因为穿洞洞鞋或拖鞋导致崴脚的患者在他门诊中屡见不鲜。他解释，这类鞋履通常太过宽松，无法牢牢贴合脚部，行走时鞋与脚之间容易出现“脱节”，进而埋下隐患。“在家里或平坦地面上穿也许没什么大碍，可一旦下台阶、走凹凸不平的路，或是碰上下雨天，崴脚的风险便骤然攀升。”徐海林补充道。
在社交媒体上，不少网友纷纷晒出自己穿洞洞鞋崴脚的惨痛经历，而拖鞋以及近年来风靡年轻人的勃肯鞋同样被列为“崴脚重灾区”。这些鞋子的共同短板在于对脚踝缺乏足够的支撑力，尤其是那些厚底、带有“踩屎感”的软底洞洞鞋，更是让脚踝在行走时更加摇摆不定，成为意外的高发源头。
据徐海林介绍，崴脚后的损伤程度可划分为三个等级。其中，最严重的三度损伤约占所有崴脚案例的10%。他观察到，如今门诊中三度损伤的患者似乎越来越多，“这可能与运动损伤人数的增加有关。”这类损伤往往让人寸步难行，韧带多半已完全撕裂，少数情况下还会伴随骨折。第二天，伤处常会出现大面积淤青。不过，他特别指出：“理论上，这种程度的损伤也未必非得手术。如果伤后能及时就医干预，比如佩戴合适的护踝或助行靴，将关节固定在正确位置，韧带有望逐步恢复原有的紧张度。”
谈及崴脚后的应急处理，徐海林总结为广为人知的RICE原则：R代表休息（Rest），强调崴脚后必须立刻停下动作，“要顺势休息，千万别咬牙忍痛继续走路，否则恢复周期会被大大拉长。”I代表冰敷（Ice），他指出冰敷越早越好，“越早冰敷，肿胀就越轻。肿胀的核心原因是出血，冰敷能让血管遇冷收缩，从而减少出血量。”C代表加压（Compression），即借助绷带等工具对伤处施加压力，帮助止血、减轻肿胀，但压力须恰到好处，过紧或过松都不可取，这需要一定的专业技巧。E代表抬高（Elevate），将受伤部位垫高有助于促进血液回流，缓解出血和水肿。
最后，徐海林特别提醒，冰敷时温度应控制在10℃至15℃之间，切勿直接拿薄包装的冰袋或冰冻矿泉水瓶贴在皮肤上，否则可能引发冻伤。他建议，在冰冻物外面裹上一条毛巾再敷，方能既安全又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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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赵强：为何说澳门是（景德镇申遗的“海丝密码”？）
7月29日澳门电 题：澳门何以成为解码景德镇申遗的“海上丝路密钥”？——独家对话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赵强 中新社记者 郑嘉伟
7月25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正式跻身《世界遗产名录》。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澳门文物保护专家赵强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栏目独家专访时指出，此次申遗的成功，不仅让中国古代对外贸易中“丝、茶、瓷”三大文化载体在世界遗产版图上实现了圆满拼合，更以生动笔触勾勒出一幅中国手工业与早期全球化浪潮深度交融的历史长卷。在他看来，澳门作为16至17世纪串联中国内陆制造体系与全球远洋航线的关键贸易枢纽，正是展现景德镇遗产世界意义、解读中国瓷器环球传播脉络不可或缺的“海上丝路密码”。以下为访谈实录摘要：
中新社记者：为何将澳门视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海上丝路密码”？
赵强：澳门既是历史上景德镇瓷器迈向世界的流转驿站，更是今日理解、诠释其普世价值的关键文化场域。“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完整呈现了从原料开采、燃料供应到烧制成型的全产业链条，核心回应的是“瓷器如何被制造”这一命题。然而，若要满足世界遗产的评判标准——证明其对于人类价值观互通以及全球“中国风”审美潮流塑造的深远影响，景德镇就必须向世人阐明：它的器物究竟如何跨越重洋，成为早期全球化进程中的核心物质载体。
景德镇深处江西内陆，其庞大的产出能力若想转化为跨越大洋的文明对话与文化交流，势必要依靠一个能够无缝衔接全球供应链的离岸中转节点。澳门既非瓷器产地，也非唯一的外销口岸——漳州月港与广州同样扮演过重要角色——但它恰恰是西方远洋航路与东亚近海航路交汇的枢纽之地，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将景德镇的内陆生产体系成功嫁接到欧洲、日本乃至美洲的广阔市场。倘若缺少澳门这一“接驳口”，景德镇瓷器的全球传播链条便将缺失最直观的流转证据。
中新社记者：在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中，澳门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
赵强：自1557年葡萄牙人获准在澳门定居之后，这里便逐步崛起为中国华南沿海举足轻重的国际贸易中转港。与明代隆庆年间开海后兴起的漳州月港民间海商体系、以及广州以官方管控为核心的传统外贸模式相较，澳门依托葡萄牙商人的长期扎根、外贸仓储设施以及成熟的远洋贸易网络，成功跃升为连接中国生产端与全球消费端的关键纽带，并开辟出三条辐射全球的远洋贸易主干通道，深刻重塑了中国瓷器外销的整体格局。
这三条航线具体为：其一，欧亚主通道——从澳门启程，途经印度果阿，终抵葡萄牙里斯本。景德镇瓷器自澳门装船出发，穿越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绕行好望角，源源不绝地输入欧洲，最终步入王室与贵族的珍奇柜及宫廷瓷器厅；其二，东亚枢纽线——澳门与日本长崎直航，顺应了彼时日本茶道界及上层社会对青花瓷的热切追捧，景德镇瓷器经由澳门大量转口至日本，直接激发了17世纪初有田窑等本土陶瓷产业的萌芽；其三，跨太平洋线——澳门至菲律宾马尼拉，再越洋抵达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澳门凭借其华南沿海信息与物资集散中心的优势，深度融入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体系，使景德镇瓷器远销至美洲新大陆。
在这张纵横交错的全球航线网络中，来自美洲与日本的白银经由多元海上贸易渠道持续涌入中国，而景德镇庞大的瓷器产能则借由澳门等海上贸易节点进入环球供应链，由此形成了白银与瓷器双向流转的全球交换格局。
中新社记者：从贸易体量观之，月港与广州同为明代举足轻重的对外港口，澳门在这一全球贸易版图中的不可替代性究竟体现在何处？
赵强：澳门的独特价值核心在于“转换”二字。第一重是空间层面的转换——景德镇窑场烧制的器物，经由昌江、鄱阳湖、赣江汇入长江水系，再抵达东南沿海，由澳门接入印度洋贸易体系，从而由内陆手工业品蜕变为全球流通商品。
第二重是文化层面的转换——自16世纪50年代起，葡萄牙、日本、东南亚及欧洲各国商人汇聚澳门，罗明坚、利玛窦等耶稣会士亦以此为进入中国内陆的基地，欧洲铜版画与宗教图像由此渗透到晚明的视觉环境之中。明代万历至崇祯年间出产的克拉克瓷，虽仍以中国传统的散点透视为根基，但其开光布局与边饰层次已明显融入了全球市场的审美逻辑。澳门虽未让中国瓷绘立即转向西方绘画语言，却为中西视觉资源的交汇与融合提供了开放包容的场域，为清三代外销瓷及广彩中“中西合璧”装饰体系的成型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重是意义层面的转换——瓷器流入欧洲后成为贵族珍藏，抵达日本后推动有田窑对中国克拉克瓷器造型与纹饰体系的竞相模仿，进入美洲后又为当地社会重新定义并赋予其新的用途，甚至被改制为佩饰。器物在流通、典藏、仿制与再演绎的循环中，逐渐超越“中国出口货”的单一标签，升华为世界物质文化交流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新社记者：澳门为景德镇瓷器的世界性传播提供了哪些实证“物证”？
赵强：2010年至2012年间，联合考古团队在澳门圣保禄学院遗址东侧展开系统发掘，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竖井式圆形坑遗迹，深达约9.9米。坑内出土了大量明末清初的陶瓷残片，其中涵盖了丰富的外销瓷与克拉克瓷品类。经科学检测与比对分析，此处出土的克拉克瓷多数为江西景德镇民窑产品，这为澳门作为海上丝路关键中转港的地位提供了坚实的考古佐证。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遗址中还出土了带有象首形流部的克拉克瓷“军持”。这类兼具特殊宗教与文化属性的器物现身于圣保禄学院遗址，表明中国瓷器贸易网络不仅贯通了不同地域的市场，也跨越了宗教与族群的屏障，生动展现了16至17世纪海上贸易体系中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图景。
时至今日，圣保禄学院遗址的重要遗存——大三巴牌坊上，仍可见双手合十的圣母像浮雕，既传达着天主教祈祷与庇佑的寓意，也与澳门港口城市的航海文化遥相呼应，见证了海上贸易、宗教传播与中国物资流通在此交汇的厚重历史。
中新社记者：应当如何理解澳门作为“海上丝路密码”的当代意涵？
赵强：历史上的澳门，是中国通向世界的桥梁，助力景德镇瓷器循着海洋航线走向全球；而今日的澳门，则借助博物馆馆藏、学术探索与数字传播，让这些跨越海洋的文明记忆重新焕发光彩。
近年来，澳门城市大学克拉克瓷展区的设立、“千年瓷都·莲通天下”主题展览的举办，以及“海通镜鉴：16至19世纪中葡文化交流展”等一系列文化实践，正将数百年前的贸易航路转化为当代文明互鉴的沟通纽带。
景德镇申遗的成功，开启了重新审视中国陶瓷文明全球传播历程的新篇章。从景德镇千年窑火孕育的创造伟力，到澳门海洋网络的传播与链接，“景德镇—澳门—世界”这一文明链条，让每一件瓷器背后的交流故事从历史档案、考古发掘和学术论著走向公众视野。“瓷都”象征着中国陶瓷文明持续创新的不竭活力，澳门则见证了中华文化融入世界交流体系的开放胸襟，二者的交汇共同注解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的深邃哲理。
赵强，管理学博士(DBA)、艺术学博士，澳门特区政府科技发展基金资助博士后，研究员。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沈阳故宫博物院文物征集专家组成员，荣膺故宫“景仁榜”题名捐献者。现任澳门文物保护学会理事长，其传略已入编《中国当代文博专家志》。目前受聘为吉林大学艺术学院兼职教授、吉林艺术学院客座教授、广州大学客座研究员，任教于澳门城市大学与澳门理工大学，担任研究生导师。自2010年起，在中央电视台及各省市电视台鉴宝类节目中担任专家，并出任香港凤凰卫视《投资收藏》栏目市场评论人。已出版《中国艺术品收藏鉴赏百科》等专业著作18部，近年来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在SSCI、A&HCl、SCI及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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