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海口7月31日电 (记者 王子谦) 海南省人民政府于30日正式发布《海南省“十五五”综合交通运输规划》（下称《规划》），其中对琼州海峡对外交通的畅通升级进行了系统性部署，明确将推动湛海高铁建设，并着手研究琼州海峡乌石至临高间的滚装运输备用通道。

按照该《规划》的蓝图，“十五五”期间海南将着力增强与内陆腹地的通达效率，依托湛海高铁工程无缝并入全国高速铁路网络，同时推进粤海铁路轮渡设施的扩容提质。借助G15沈海高速、G75兰海高速等国家级主干道，进一步拉近海南与北部湾城市群、西南陆路走廊及粤港澳大湾区的公路交通联系。

眼下，海南岛与大陆之间仅靠一条滚装航线维系交通往来，运力天花板长期制约着人员与货物流通，已然成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进程中的核心交通短板。为此，《规划》将“黄金水道”的打造置于突出位置，提出以海南至广东为主线、海南至广西为支线的跨海通道总体架构，加速湛海高铁落地，实现客滚轮渡与铁路轮渡的协同调度，从而显著压缩过海耗时。

在滚装运输体系方面，《规划》明确要优化琼州海峡现有通道布局，充分利用既有港址资源，并于海峡两岸适度增设码头点位，近期将重点论证乌石至临高滚装第二通道的可行性。同时，以绿色与智能为方向，稳步推动客滚船舶的运力迭代升级。

值得关注的是，《规划》罗列了“十五五”时期海南对外综合大通道的四大标志性工程：铁路层面为新建湛江至海口跨海轮渡及相关线路的湛海高铁；公路层面是G75兰海高速海口段的建设；滚装层面则聚焦琼州海峡第二通道；低空层面规划构建一主一备的跨海峡航路体系。

据透露，湛海高铁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目前已进入推进阶段，跨海客滚船的招标设计亦已启动，首批涉及6艘船舶。待船舶方案尘埃落定后，码头建设、路基铺设及桥梁施工等前期筹备将同步铺开。

中新网7月31日电 在中国贸促会于7月31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指出，欧盟正加快推进《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与《工业加速器法案》的实施进程，工商界对此有何看法？贸促会新闻发言人杨帆回应称，前者拟在信息通讯、能源、交通等18个关键领域全面排除“高风险供应商”的产品与服务，后者则计划对外国企业在欧投资及参与公共采购施加多重限制。中国工商界对此深表忧虑，认为这些举措明显超越了保障安全的必要边界，与世贸组织的基本准则、国际服务贸易承诺以及投资保护规范背道而驰。

杨帆进一步强调，呼吁欧方在立法进程中广泛吸纳全球工商界的声音，深入评估相关法案对中欧经贸合作、欧盟自身产业进步及全球供应链稳定的潜在影响。他强调，应恪守技术中立与绩效导向的原则，删除或实质调整任何带有国别倾向及歧视性的条款，从而保护既有投资的共同利益，并巩固中欧合作的长远共同利益。中国企业作为欧洲数字化转型及产业升级的关键伙伴，中国工商界愿意持续深化与欧方的协作，携手推进网络安全治理与绿色经济发展，致力于营造一个开放、公正、无偏见的市场环境，共同确保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的稳健与顺畅运行。

7月30日，一场聚焦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的生态大会在广州南沙拉开帷幕，会上正式揭牌成立了广东词元交易和服务中心（以下简称“词元中心”）。这一新平台由广州数据交易所主导发起，其核心目标在于探索词元交易这类新兴交易机制，逐步培育市场对“优质数据付费”的认知，并依托词元应用驱动商业模式的创新突破。

词元中心的布局以南沙为支点，辐射至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其定位涵盖多个维度：既要构建合规且值得信赖的词元交易枢纽，又要充当模型与数据协同共振的价值转化中枢，同时还是AI惠企政策的承接平台，以及跨境词元流通的专业服务据点。针对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AI采购成本居高不下、供需匹配不畅、合规风险难以把控、补贴申领流程迟缓等现实痛点，该中心将致力于推动模型、数据、算力等各类AI资源实现统一以词元计价、集中式汇聚以及公平有序的交易，从而助力广东打造成为全国词元供给的高地、智能应用领域的示范标杆，以及词元出海的战略枢纽。

在大会当天，词元中心携手由中国联通广东省分公司主导运营的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共同发布了词元出海服务包。该服务包内含三大类产品：一是专为中小企业量身定制的跨境电商服务包；二是面向智能体平台商及通用人工智能（AGI）应用所生成的数字员工服务包；三是服务于大型出海企业的综合出海服务包。

在北京市房山区，一场关于“隐形雇主”与劳动权益的司法前沿交锋引发关注。部分企业利用合同名称的巧妙转换、管理链条的层层嵌套，试图将劳动关系的责任“甩锅”给模糊地带。面对这样的隐蔽用工现象，劳动者是否还能有效维权？近日，房山区人民法院举行了一场专题新闻通报会，聚焦隐蔽用工类劳动争议的审理现状，并发布了典型案例。据《工人日报》报道，近年来该院受理的相关案件多集中在即时配送、网约出行、快递物流等新兴业态。

新闻发言人指出，一些用人单位通过缔结五花八门的协议、构建多级用工框架，将本应属于劳动法的雇佣关系精心装扮成承揽、外包或合作等民事法律关系，使得劳动者在维权之初便陷入迷茫——究竟谁是真正的雇主？该向谁主张权利？对此，法院坚持实质性审查原则，重点探究用人单位是否对劳动者实施了支配性的劳动管理。从审判结果来看，确认劳动关系或判定企业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情形占据主流。

在发布会上，燕山人民法庭庭长针对这批典型案例，剖析了隐蔽用工的常见“套路”，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

第一类情形被形象地称为“自己管人、外包发钱”。2023年3月，暴某经某快递站点工作人员安排，以快递公司员工名义注册了外卖平台APP，从此担任骑手。公司为他配发了电动车和统一工装，日常调度与考勤均由公司负责，但双方既未签署劳动合同，也未缴纳社会保险。一次配送途中的车祸，让工伤认定陷入争议。暴某于2024年2月离职后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劳动关系。

法院调查发现，快递公司与一家管理公司签有《业务外包合同》，外包费用由佣金、管理服务费、税费及返费等构成，其中管理服务费竟为零元。暴某通过平台接单，报酬由管理公司代发，但资金源头却指向快递公司。在平台显示中，暴某的身份明确为快递公司员工。法院认为，暴某所从事的配送工作属于快递公司的业务范畴，站点站长通过微信群对其进行了实质性的工作监督和考勤管理，双方关系表现出强烈的人格从属性。至于管理公司发放报酬，证据表明其仅代发工资。合同对价低、履行过程异常，明显有规避劳动关系、转嫁经营风险的嫌疑，该风险不应由劳动者承担。据此，法院认定暴某与管理公司之间不存在实质管理关系，快递公司以《业务外包合同》为由否认劳动关系的抗辩不被采纳，最终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提示，法律不会容忍借“自己管人、外包发钱”之名行规避法定责任之实。用人单位若企图以此逃避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或承担工伤赔偿等义务，不仅徒劳无功，反而可能招致更重的法律后果和赔偿负担。

第二类情形则是“以承揽合同行用工之实”。自2021年7月起，于某在某配送站担任骑手，为A公司提供商超商品配送服务。2023年底，A公司撤出该站点，由B公司接手，于某随之被解绑并与B公司绑定，由此与A公司产生劳动争议。于某坚称自己是A公司员工，而A公司则主张双方为承揽关系，出示了《项目转包协议》，声称于某系以个体工商户身份承包配送业务，工资经由第三方平台支付。

法院审理后认定，双方均具备法定劳动关系主体资格，于某的配送工作构成A公司业务的一部分。虽然工资按单量计算，但A公司对骑手进行排班、控制接单量，甚至单独派单，显然实施了管理行为。据此，法院判定双方符合事实劳动关系成立条件，确认劳动关系存在。

法官提醒，用人单位通过要求劳动者签署承揽或合作协议来“去劳动关系化”，在司法实践中难逃穿透式审查。只要用工实质符合劳动关系特征，即使披着承揽协议的外衣，也会被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

第三类情形为“名为外包实为派遣”。李某与甲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被安排至乙公司担任销售员。甲、乙两公司间有《劳务外包合作协议》，约定甲公司派驻人员从事营销项目。因乙公司将李某退回，甲公司随即以严重违反制度为由解除合同。李某申请仲裁后起诉甲公司。

法院指出，尽管李某与甲公司签有合同，但其在乙公司工作场所接受乙公司的管理、指挥，且工资、福利由乙公司确认和结算，这暴露出两公司间是典型的假外包、真派遣关系。乙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按约定程序处罚并退回李某，因此其以违纪为由退回的行为缺乏依据。甲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盲目依赖退回决定解除劳动关系，于法不合，最终被判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法官建议，企业必须厘清外包与派遣的界限，不可借外包协议掩盖真实用工关系。用工单位退回劳动者后，派遣单位应独立审查解除条件，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决定，而不能机械跟随用工单位的“退回”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