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中新网报道，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7月29日通过其官方微信公众号“夷陵市场监管”发布了一则情况通报。通报指出，当日下午，一段视频在网络上广泛流传，显示该区一家餐饮店内发生顾客携犬入内用餐，导致另一名顾客的餐食中疑似出现狗毛的情况。

夷陵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获悉后，迅速行动，立即组织执法人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对该涉事餐饮商家进行了现场检查与处理。同时，该局表示，后续将加大餐饮食品安全监管力度，对任何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予以严厉惩处。

广州7月25日电 (程景伟 李银珠)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馆长葛剑雄近日现身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讲堂——名家通识课”，以“何以中国——中国民族与制度的文明逻辑”为题，引领听众踏上了一场追溯文明源流的深度之旅。

讲座甫一开场，葛剑雄便展示了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珍贵文物——何尊的照片。这件1963年出土的青铜重器，其底部镌刻的铭文里，“宅兹中国”四个字赫然在列，被认为是迄今发现的“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三千年前的这句铭文，为“中国”概念此后数千年的演变历程拉开了宏大序幕。

就“中国”概念的历史嬗变，葛剑雄率先从文字学的维度展开了细致阐述。他谈到，“中”字源出于商朝召集部众时所竖立的大旗，由此引申出中心、中央的含义；而“国”字则由城墙(囗)与手持兵器的守卫者(戈)组合而成，其本义是指有武装力量护佑的居民聚居之地。到了西周时期，“中国”一词专指周天子居住的都城，也就是天下万邦中最为显要的“中心之邦”；东周时代礼崩乐坏，各路诸侯纷纷突破旧有规制，竞相将自己的国都冠以“中国”之名；待到秦始皇扫平六合、一统天下，则正式将整个统治疆域统称为“中国”。此后历朝历代，纵使各有专属国号，却无一例外以“中国”作为通称。直至1912年，“中国”一词实现了从地理概念向现代国家名称的根本性飞跃。

葛剑雄着重指出，这一名称的承续使得中国历史迥异于其他文明古国——王朝可以兴替更迭，而“中国”之名却始终如一。正是这种国家名称的连续性与认同感，为中华文明的绵延不绝提供了坚实保障。

在探讨中华民族的塑造过程时，葛剑雄系统梳理了“夏”“诸夏”“华夏”“中华”等概念层层递进的演变脉络。他指出，“中华”一词自西晋以后逐渐流行，意为“中原之华夏”，折射出非华夏民族内迁之后，中原士人为了彰显自身正统地位而刻意建构的身份边界。然而，这一称谓不久便走向泛化。葛剑雄强调，匈奴、鲜卑、乌桓等北方游牧民族，以及南方百越、三苗等族群，伴随人口迁徙的浪潮，相继汇入华夏的洪流之中。

他特别强调，中华民族凝聚的核心驱动力来自文化认同而非血缘承袭，“华夏”之门始终向认同其文化者敞开着。正是这种多元一体的文明特质，催生了多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共荣共生的旺盛生态。

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出发，葛剑雄剖析了中华文明得以长久兴盛的天然根基。黄河流域凭借疏松的土壤与宜人的气候，在早期阶段成为文明的摇篮；随后，随着气候波动与农业开发的推进，长江流域在人口南迁的驱动下逐步崛起，进而形成了“双河文明”交相辉映的格局。

在葛剑雄看来，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完整拥有黄河与长江这两条世界级大河的国家，两条大河在漫长气候变迁中彼此呼应、动态互补，有力推动了人才、文化与技术的流转与升级，从而保障了中华文明的历久弥新。(完)

中新社北京7月31日电 综合外媒报道，当地时间30日，智利外交部与委内瑞拉外交部共同发布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将迈出恢复双边关系的步伐。这一消息由委内瑞拉南方电视台及西班牙埃菲社等多家媒体披露，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转机。

声明明确指出，双方达成一致的第一步便是重启领事合作，这一举措旨在维护两国公民的切身利益，确保领事服务与安全保障得以顺利开展。同时，声明强调，两国将秉持国际法框架，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借助坦诚对话稳步推进关系正常化进程。

智利总统卡斯特对委内瑞拉方面的积极姿态表示赞赏，并指出：“我们正朝着智利与委内瑞拉关系正常化的目标迈出坚实步伐。”他还强调，这标志着两国开启了一段崭新历程，有望在应对大陆共同面临的诸多重大挑战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

智利外交部长弗朗西斯科·佩雷斯·马肯纳透露，早在3月11日，双方便启动了会谈，但相关工作始终在低调中进行，直至7月30日下午协议最终敲定并向外界公布。与此同时，委内瑞拉外交部确认，此次决定旨在推动全面外交正常化的渐进式进程，预计未来将在贸易往来、安全协作及移民治理等领域实现更深层次的合作。目前，两国政府已责成各自外交团队，为协议后续落实积极筹备。

全国首个！不写论文也能拿下医学博士学位——北大医学部创新分类培养路径

今年五月，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答辩现场，2026届外科学（骨外方向）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铁大钊，现场演示了一款智能化术前规划系统如何在真实诊疗环境中操作运用。从自主提出的临床分型体系，到智能化的手术方案设计工具，这些根植于临床一线、又反哺于诊疗工作的创新成果，正是铁大钊此次申请学位所提交的实践成果。

一个月后，经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表决，铁大钊顺利通过审核，成为全国医学领域第一位凭借实践成果获得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的研究生。临床医学研究难道可以脱离真实诊疗场景吗？铁大钊为何能凭一套软件完成博士答辩？这一切，还要从一种少见疾病说起。

先天性颈椎侧凸畸形，作为一种罕见且复杂的脊柱结构异常，因发病率不高，临床医生接触到的病例有限，长期难以积累丰富的诊疗经验。更棘手的是，每位患者的畸形表现千差万别，加之颈椎邻近脑干、脊髓等关键神经构造，手术中任何细微偏差都可能引发严重后果。多年来，国际范围内始终缺乏成熟且统一的临床分型和治疗指南，面对疑难病例，医生们往往依赖个体经验来制定手术策略，难以形成标准化、可复制的诊疗路径。如何精准判断病情，如何为不同患者定制个性化治疗方案，成为该领域亟需攻克的临床难题。

作为一名供职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的青年医师，铁大钊每天所面对的，并非冷冰冰的医学数据，而是一个个鲜活而又迥异的患者个体。从门诊接诊、病房巡查、影像解读，到术前探讨、手术策划、术后康复追踪——随着接诊病例的不断累积，铁大钊逐渐意识到，真正的挑战不仅在于疾病本身的罕见与复杂，更在于每位患者的情况各有差异，现有经验很难被简单地复制套用。

“如果能把多年积累的病例进行系统整理，从中提炼出规律，是不是有可能形成一套通用的判断标准，让医生面对形形色色的患者时能够有据可循，而不是只依赖个人经验？”这个念头驱动铁大钊开始重新翻阅科室十多年来积累的病历资料。依托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建立的先天性颈椎侧凸畸形专病数据库，在导师周非非教授及医院流行病学研究团队的专业指导下，铁大钊对这些病例进行了再分析、比对和归纳，并不断回到临床加以验证。历经反复调整与打磨，他最终构建出一套原创性的先天性颈椎侧凸畸形临床分型体系。

铁大钊坚信，临床医学研究决不能脱离真实的诊疗场景，医学生的科研应当“发端于临床、归宿于临床”。借助信息技术，铁大钊与团队将这一分型体系进一步转化为智能化术前规划软件。只要输入患者的影像数据，系统即可辅助评价畸形特征，为手术计划提供参考依据，既提升了疑难病例判断的规范性，也让不同医生之间能用同一种“语言”进行高效对话。

目前，该软件已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及国内多家高水平脊柱畸形诊疗机构推广应用，并正在全国多个临床研究中心开展验证。在铁大钊看来，这项研究的核心价值，不止于完成一项博士课题，而在于它切切实实帮助医生解决了临床中的实际难题。

2025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施行，以立法形式把“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并列，作为学位授予的依据之一。在周非非看来，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虽然在形式上各有侧重，但绝不是简单的一替一换，而应“透过形式变革，去追问研究生培养的深层命题：究竟什么类型的成果，才配得上‘临床医学专业博士’这一学位”。

临床医学的根本，在于从临床实际中发现难题，在攻克难题中凝练成果。正如周非非所言，在指导铁大钊的过程中，“教师团队始终在引导学生开展深层次的临床思考：什么是真问题？症结到底在哪里？一个有价值的临床分型，应当具备怎样的品质——是逻辑的严密自洽，还是临床的实际可操作性？”

铁大钊所提交的实践成果，正是循着这一路径展开的。从识别临床问题，到建立分型体系，再到研发智能化术前规划软件并投入临床应用，整个研究过程始终围绕真实诊疗场景持续优化与验证。“我们把学位评价的重心，从‘论文是否发表’转向‘临床问题是否解决、解决得是否具有学术水准’。”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医学部分院常务副院长徐明表示，这既是《学位法》施行后的新要求，也是北大医学部推进分类培养改革的一次重要探索。此番改革“并非降低学术门槛，而是重新定义‘学术’的内涵——让临床难题本身成为学术课题”。

以实践成果作为学位申请依据，绝不意味着评价标准的放松。为确保学位授予质量，这一实践成果经历了与传统博士论文同等严格、甚至更为多元的评审流程。铁大钊就其实践成果撰写了详尽的报告，答辩委员会对其进行了严格审议，并结合临床应用情况做了全面评估，最终经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正式授予其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

此次答辩委员会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唐佩福领衔，7位国内骨科领域权威专家共同组成，教育部及全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的相关负责人也到场监督指导。答辩过程中，铁大钊围绕先天性颈椎侧凸畸形临床分型体系的构建、智能化术前规划软件的研发及推广应用情况进行了系统汇报，并逐一回应了专家的质询。最终，经无记名投票，答辩委员会一致同意其通过答辩。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副院长沈宁表示，此次探索构建了一套以临床创新价值、实际诊疗效益、多中心应用成效为核心的评价机制，真正实现了“临床产出成果，实践决定学位”。

“临床医学研究无法脱离真实诊疗场景，其价值不仅在于提出问题，更在于形成可验证、可应用、可推广的临床工具，切实服务于诊疗决策和患者利益。”对于亲历全过程的铁大钊而言，这不仅仅是一场学位答辩，更是一次对临床医学专业博士培养内涵的重新认知。

北京大学医学部副主任唐熠达指出，这一探索既孕育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知识体系，也反哺了教育教学，形成了“临床—科研—转化—教学”全链条育人新模式，为全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北大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