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重庆7月30日电 题：大巴山深处药草芬芳 林间石隙皆蕴财富

　　炎炎夏日，地处大巴山腹地的重庆市城口县满目苍翠，草木葱茏。松林之下，淫羊藿绿意盎然，即将迎来采收期；在仿野生栽培基地的岩壁之上，曲茎石斛正悄然生长。这片土地上，“大巴山药谷”建设热火朝天，林下与石缝间不断演绎着“点绿成金”的精彩篇章。

　　“咱们村在家的务农者，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泡在山林里，忙着照料淫羊藿、黄连这些中药材。”城口县高燕镇星光村党支部副书记胡晓猛介绍道。该村通过发展林下中药材种植，成功实现了生态资源向经济收益的转化。

　　村民胡建森回忆说：“老辈人常讲‘秦巴无闲草’，我们这儿历来就有采药、种药的习惯。”淫羊藿在当地颇为常见，早年间多靠野外采集，采药人深入深山采回后，再经由经销商转销至各地药材市场。

　　如今，城口的淫羊藿产品已远销至湖南以及安徽亳州等地的药材集散地。然而，旺盛的市场需求仅凭野外采摘难以满足，于是当地药农开始尝试人工种植淫羊藿。城口县属于典型的“九山半水半分田”山区县，耕地资源匮乏，林地却十分充裕。为了发展淫羊藿种植产业，当地采取“向山要地”“向林拓地”的策略，积极探索林下种植中药材的全新模式。

　　“所谓林下种植，绝非单纯把药材撒进树林就完事，其中蕴含着一整套严密的科学规范。”胡晓猛表示，“从山林海拔的选取、树木间距的把控，再到病虫害的防治，各个环节都缺一不可。”他提到，GAP（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成为了破解难题的关键所在。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星光村成功建成了淫羊藿GAP基地，占地超过500亩，目前正值丰产期，为当地提供了60至80个稳定的就业岗位。同时，该村还在探索林下套种黄连、黄柏等品种，持续挖掘林下经济的潜力。

　　与此同时，河鱼乡的曲茎石斛仿野生种植基地也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乡党委委员代海春指着那些附着在石壁、树干上的植物说：“我们正致力于破解曲茎石斛在石头上的生长奥秘。”据了解，曲茎石斛药用价值极高，曾被誉为长在悬崖峭壁上的“仙草”，野生资源极为稀缺。

　　重庆裕品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组培负责人罗成向记者坦言，曲茎石斛对环境要求极为苛刻，生长周期漫长，仿野生栽种难度相当大。为此，公司组织了专业团队，历经多年攻关，在组培繁育、种苗驯化和仿野生移栽等方面不断突破技术瓶颈，终于实现了规模化的人工繁殖。据他介绍，一株曲茎石斛从组培开始到最终成熟，需要经历大约六年的漫长过程：组培阶段一年，驯化阶段两年，仿野生种植阶段三年。

　　考虑到其独特的生长习性，城口在选择仿野生种植场地时，特意选用了当地富含多种微量元素与矿物质的岩石作为“基质”，并精心匹配适宜的海拔高度、坡度、温湿度等自然条件，以确保其健康生长。“正是由于这份稀缺性，我们对曲茎石斛的市场前景十分看好。”罗成透露，目前公司的组培室已全力运转，年育苗能力达到100万株，除满足自有基地种植需求外，这些种苗还会销售给周边农户。

　　在代海春看来，石上“生金”仅仅是曲茎石斛全产业链中的一环。从组培、驯化到仿野生种植，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近年来，当地创新推行“公司+科研+基地+农户”的合作模式，实现了多方共赢的良好局面。

　　根据城口县人民政府2026年工作报告的部署，该县今年将深化“大巴山药谷”产业联盟协作，大力推进“城八味”道地药材的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积极创建木香、川贝母新品种GAP基地，抢抓药食两用开发的新机遇，力争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23亿元大关。据县中药产业专班办公室透露，近年来，城口县摆脱了过去分散种植的旧有模式，立足市场需求与本地实际，精选淫羊藿、连翘、曲茎石斛、天麻、川贝母、独活、大黄、木香这八个道地优势品种，成功打造出“城八味”品牌，走出一条差异化、规模化的发展道路，有效推动了拳头产品的品质提升与效益增长。

　　业内专家指出，淫羊藿、曲茎石斛等林下和石上“生金”的成功案例，正是城口县全力推进“大巴山药谷”建设的生动缩影，也为山区县如何依托生态优势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有益借鉴。(完)

一则医学病例日前登上社交平台热搜，引发广泛关注：一位常年以生腌淡水鱼为食的陈先生，因胆道结石住院接受手术，医生竟在其结石表面发现一条长达7毫米的活体肝吸虫。眼下正值暑期出游高峰，医学专家发出警示——南方地区备受追捧的生腌淡水鱼、醉虾醉蟹、凉拌螺肉等风味佳肴，暗藏着不容忽视的健康隐患，即食源性寄生虫感染。若出现相关不适症状，务必主动向医生说明旅居和饮食经历，并及时接受寄生虫筛查。

肝吸虫，学名华支睾吸虫，是我国分布范围最广、感染人数最多、危害最为隐匿的食源性寄生虫之一。其成虫形态纤细修长，呈淡黄褐色，外形酷似葵花籽，寄居在人体肝脏的各级胆管内，依靠胆管黏膜分泌物维持生存与繁殖。

人体不过是肝吸虫的“终末宿主”，其繁复的生命周期包含三个关键阶段：虫卵随感染者的粪便排出，进入河流或池塘后，先行侵入淡水螺体内完成初步发育；随后，成熟的尾蚴脱离螺体，穿入草鱼、鲤鱼、麦穗鱼及淡水虾等水产的肌肉和皮下组织，形成具有感染性的囊蚴——这是威胁人体的核心环节；当人生食或半生食携带囊蚴的淡水鱼虾后，囊蚴进入消化道，穿透肠壁，经由门静脉系统抵达肝脏胆管，大约一个月即可蜕变为成虫，并开始持续排卵。

肝吸虫成虫可在人体内寄居长达10至30年，对肝胆系统造成持续、缓慢且隐蔽的损害。感染初期往往缺乏剧烈疼痛或急性症状，但经年累月之下，肝胆功能将被逐步侵蚀殆尽。

就新闻中的案例而言，患者体内的肝吸虫附着在胆道结石表面，这表明虫体和虫卵已成为结石形成的核心因素。这是一例典型的长期慢性重度感染：多年间频繁摄入生腌淡水鱼，大量囊蚴不断入侵体内，虫体、虫卵与炎症渗出物长期积聚，最终催生胆管结石，而寄生虫随结石共生，持续引发炎症损伤。

结合临床经验观察，暑期出行中，高风险饮食行为主要可归纳为三类。其一，特色生食：例如鱼生、生腌虾、生腌鱼、盐水浸泡的淡水鱼等。其二，半生不熟的烹饪方式：涮火锅时仅将鱼片涮烫数秒，清蒸淡水鱼火候欠缺，或烧烤淡水鱼虾时外层焦脆而内部仍生。其三，辅助食材风险：用生鱼榨汁，或制作生鱼粥时鱼肉仅经简单滚烫处理。

值得警惕的是，肝吸虫囊蚴生命力极为顽强，即便用高浓度白酒、食醋或芥末浸泡数小时，也无法将其杀灭。仅靠蘸料短时接触，完全达不到杀虫目的，充其量只能掩盖腥味，毫无防护功效。少量摄入囊蚴时，人体可能处于隐性感染状态，无明显不适，但虫体长期滞留在肝胆系统中，会悄然损伤胆管；若反复多次食用，虫体负荷将不断累积，数年后可能逐步发展为胆管增厚或结石形成。

那么，生食海鱼就绝对安全吗？事实并非如此。海鱼同样可能携带异尖线虫或受到细菌污染，生食亦可诱发急性胃肠道绞痛、呕吐等症状。因此，无论淡水鱼还是海鱼，生食均伴随着不可忽视的健康风险。

肝吸虫病的临床表现颇为复杂多样，其病程通常可分为几个阶段。在轻度或隐匿期，体内仅有少量虫体寄生，无特异性急性症状，可能出现持续性乏力、午后上腹隐胀、食欲减退、厌食油腻、偶发轻微恶心等表现，临床上极易被误诊为慢性胃炎或疲劳综合征。多数患者甚至毫无异样感，仅在体检时发现肝功能轻度异常。

急性期一般出现在感染后2至4周。若一次性摄入大量囊蚴，虫体发育对胆管的刺激将引发全身过敏反应与胆道炎症同时爆发，症状表现为持续性发热、右上腹持续性刺痛或胀痛、肝脏肿大伴压痛、皮肤和巩膜轻度黄染。抽血化验可见嗜酸性粒细胞显著升高，这是寄生虫感染的标志性指标。

进入慢性或晚期阶段，虫体在数十年间持续刺激胆管黏膜，最终诱发器质性病变：反复发作的胆管炎、胆结石、肝内胆管壁增厚逐渐演变为胆汁性肝硬化，甚至发展为胆管癌。儿童若长期感染，将妨碍肝脏的消化代谢与营养吸收功能，导致身高体重发育迟缓，智力发育也可能受到轻微波及。

并非所有感染肝吸虫者都会呈现明显临床症状，但以下几类高危人群需格外提高警觉。短期高危人群主要指暑期前往两广、福建、湖南、江西等肝吸虫流行地区，食用了生腌或鱼生的游客，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群体。长期高危人群则包括常年网购淡水生鲜、习惯性生食淡水水产的人士，以及南方水乡的本地居民。基础病高危人群涵盖患有胆结石、慢性胆囊炎或有过胆道手术（包括胆囊切除）经历者。不少人误以为切除胆囊就能杜绝肝吸虫病，实则肝吸虫主要寄生于肝内胆管，胆囊摘除并不能阻断其在胆道系统中的寄生。

肝吸虫囊蚴进入人体后，需历经约4周方能发育成熟并持续排卵，因此，在生食淡水鱼虾满4周后，是进行筛查的理想时间节点。若短期内出现发热、腹痛、黄疸等急性症状，则无需等待时间窗口，应立即前往急诊就医。凡有明确旅游生食经历者，无论有无症状，均建议在4周时进行筛查。

筛查手段主要有三种。首先是粪便集卵检查，建议连续3天留取粪便送检，因虫卵排放具有间歇性，单次检测容易漏诊。其次是血清抗体检测，即肝吸虫IgG抗体检测，仅适用于初筛，无法区分现症感染与既往感染，若呈阳性，还需辅以粪便集卵检查加以确诊。最后是腹部B超，可观察肝内胆管是否增宽、管壁是否增厚，或呈现特征性的“双轨征”（虫体刺激胆管壁增厚所致），部分患者还能发现胆管内泥沙样结石或微小虫体回声。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怀疑感染肝吸虫者切勿自行服用驱虫药。吡喹酮虽是临床一线驱虫特效药，但绝不能作为预防性药物擅自使用。该药可能引发一系列不良反应，如头晕头痛、恶心呕吐、心慌心悸、皮肤瘙痒过敏等，重度过敏者甚至会出现皮疹和喉头水肿。此外，孕期全阶段及哺乳期女性，以及严重肝肾功能衰竭、严重心律失常患者，均禁用此药。

对于确诊或高度疑似肝吸虫感染的患者，应由医生依据虫体负荷和肝胆损伤程度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通常为单剂或短程治疗，治愈率较高），并规范服药。需要明确的是，治疗肝吸虫不会产生终身免疫抗体，即便体内虫体被彻底清除，再次生食携带囊蚴的淡水鱼虾，依然会面临二次感染的威胁。

在某些情况下，肝吸虫感染可能引发急症，必须高度警惕。若在生食淡水鱼虾后，同时出现以下症状中的两种或以上，则高度提示急性梗阻性胆管炎：持续寒战高热、全身皮肤和巩膜黄染、右上腹剧烈绞痛、恶心呕吐无法进食。此时应立即就医，延误治疗可能导致感染性休克、化脓性胆管炎等危及生命的严重后果。

暑期南方之行，既要尽享美食，又需守住安全底线，务必牢记以下六条饮食“防虫”准则。第一，管住嘴：在肝吸虫流行区内，坚决不食用未经煮熟的淡水鱼虾。第二，生熟分开：若在民宿自行烹饪，应严格区分生食与熟食的处理流程；条件有限时，切过生鱼的刀具和砧板须彻底清洗消毒后方可接触熟食或水果。处理完水产品后，务必用肥皂和流水洗手，防止手上残留的囊蚴入口。第三，主动告知：返程后若出现乏力、腹痛、黄疸等症状，就医时务必主动向医生说明南方旅居史和饮食史。第四，同行共查：全家若共同食用了生腌或鱼生，无论大人儿童有无不适，建议返程后同步进行寄生虫筛查。儿童脏器娇嫩，感染后的损伤更加隐蔽。第五，注意时间窗：生食后2至4周可能出现急性期表现，1至2个月内若有不明原因的肝胆不适，均需及时回顾饮食经历。第六，定期随访：确诊肝吸虫感染并完成驱虫治疗者，治疗结束1个月后需复查粪便虫卵及肝脏B超，确认驱虫是否彻底、胆管损伤有无恢复。

除了肝吸虫，在南方湿热环境中，还有数种食源性寄生虫也常常借特色美食之机“偷袭”游客，同样不可小觑。肺吸虫主要藏身于淡水溪蟹和东北蝲蛄体内，囊蚴分布于蟹肉和蟹钳之中。典型临床表现为反复咳嗽、咳出铁锈色似烂桃样的血痰、持续性胸痛，极易被误诊为肺结核。虫体还可穿透人体组织游走，在皮下形成无痛性滑动结节，甚至侵入中枢神经系统，引发反复头痛、癫痫抽搐。需要强调的是，白酒浸泡无法杀灭肺吸虫囊蚴，必须经高温彻底烹熟方可食用。

广州管圆线虫则藏匿于福寿螺、田螺和非洲大蜗牛体内，典型症状为剧烈“电钻样”头痛、颈部僵硬、喷射性呕吐、持续发热，重症患者可出现意识模糊乃至昏迷。福寿螺是高危载体，切勿食用凉拌或爆炒未熟的螺肉。姜片虫附着于菱角、荸荠（马蹄）、莲藕等水生植物表面，典型表现包括慢性腹痛、反复腹泻、面部四肢浮肿、缺铁性贫血，儿童重度感染会导致消瘦和生长迟缓。水生植物最好削皮或煮熟后食用，切勿用牙齿啃咬外皮。

若将人体比作一座繁华都市，基因组便如同城市的建筑设计蓝图，而真正驱动城市脉动的，则是蛋白质组这一庞大系统。每一次心脏的搏动、肝脏的代谢解毒、大脑的认知运作，事实上都源自不同蛋白质的精确协同，它们如精密工匠般各司其职，共同支撑起这座名为“生命”的宏大城池。

面对全球老龄化进程日益加深、慢性疾病高发的现实，公共健康体系正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现代医学正在发生深刻转向——由被动“治已病”逐步迈向主动“治未病”的前瞻模式。在此背景下，如何在症状尚未显现的数年前便捕捉到病变的“蛛丝马迹”？又该如何针对不同患者定制个性化诊疗策略？新药研发能否找到更高效的突破口？这些长期困扰医学界的关键问题，正在蛋白质组学的革命性进展中找到全新答案。

中新健康特邀西湖大学郭天南教授与赛默飞精准医学高级经理轩玥博士，围绕蛋白质组学技术突破、临床应用发展前景以及中国方案对全球医学的深远影响，展开深度对话与解读。

从“静态蓝图”迈向“动态明镜”

提及蛋白质，公众并不陌生；然而“蛋白质组”这一专业概念，却鲜为大众所熟悉。轩玥博士向中新健康阐释道，基因承载着遗传密码，它诉说着生命的各种“可能性”；而蛋白质组学则聚焦于人体内那些时刻活跃变化的蛋白质网络，能精准映射身体当前的运转状态——正常抑或异常。绝大多数疾病并非一朝一夕所致，而是长年累积的产物。基因层面的变异进展缓慢，早期不易察觉；相比之下，蛋白质的变化往往出现得更早、也更敏感，仿佛是疾病初露端倪时发出的第一声警报。

生命科学界流传着一句经典箴言：“生在基因，命在蛋白。”郭天南教授对这句话的内涵进行了深入解读：从呱呱坠地到生命终章，每个人的基因组大体恒定，但健康状态却始终处于流动变化之中。运动习惯、饮食结构、用药情况及身心波动，均能在短时间内引起蛋白质表达的显著变化。

正是凭借这种“即时反馈”的独特能力，蛋白质组学在疾病早筛领域彰显出无可替代的临床价值。以阿尔茨海默症等神经退行性疾病为例，轩玥指出，相关蛋白标志物在疾病极早期浓度极低，有时仅为百万分之一量级，传统检测手段往往“无能为力”。而蛋白质组学技术凭借超高的灵敏度，已在部分疾病研究中成功实现了“症状显现前数年锁定征兆”的突破。

在肿瘤诊疗维度，蛋白质组学同样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以被称为人体“指挥中枢”的甲状腺为例，面对甲状腺结节，仅凭影像学或基因检测很难精准判定其良恶性——不同患者的基因突变特征可能大相径庭，但病变所对应的蛋白质变化却往往呈现出清晰的规律性。郭天南表示，当基因数据与蛋白质数据交叉验证，便能更早、更准地作出判断，为医患双方提供坚实决策依据。

即便是同一种癌症，患者对治疗方案的个体反应也可能千差万别。轩玥解释，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每个人体内蛋白质组的独特性——正是基于这种差异，通过对大规模患者队列进行蛋白质组学分析，可以将患者精准划分为不同亚型，再针对各自特征匹配最适宜的药物，由此实现从“一刀切”到“量体裁衣”的转变，这正是精准医疗的核心追求。在新药研发领域亦是如此，一旦明确了疾病究竟激活了哪些蛋白质通路，科研人员便能更有针对性地设计新药进行阻断，从而显著缩短开发周期。

这一切的落地，离不开技术的强力支撑。近年来，质谱检测技术的跨越式进展，为蛋白质组学的规模化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2023年，赛默飞推出Orbitrap Astral质谱仪，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蛋白质组学从技术验证阶段向规模化应用的历史性跨越，为临床研究、药物开发及生物标志物发现等领域注入了全新动力。“新一代质谱设备能在极短时间内从血液样本中检出成千上万种蛋白质，动态范围横跨六个数量级，即便在低丰度标志物中也能实现有效检测，”轩玥介绍道。在2025年6月落幕的ASMS大会上，赛默飞再度推出Thermo Scientific™ Orbitrap™ Tribrid™ Apex及Orbitrap™ Excedion™质谱系统，旨在协助科研人员借助结构生物学、代谢组学等多维手段，更为全面地揭示疾病作用机制，并加速潜在药物靶点的筛选与验证。

技术进步正大幅提升研究效率。郭天南回忆道，二十年前攻读博士期间，“一周不眠不休，仅能解析一个蛋白质组；而如今，一天之内便可完成一百多个样本的检测。与此同时，质谱仪的稳定性也获得了质的飞跃，过去常担心设备随时可能‘罢工’，如今却可连续数月稳定运转而无需频繁维护。”

在他看来，高通量、低成本、高稳定性的质谱平台，为临床试验和药物研发的数据采集提供了坚实保障，也将对中国乃至全球药物创新的进一步突破产生重要推动作用。

蛋白质组学：从实验室迈向临床

基础科研的终极旨归，在于造福民生、守护公众健康。当下，中国的蛋白质组学研究已突破单一实验室的边界，正加速从前沿科学走向临床应用及大众健康管理。

今年6月，郭天南团队携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哈尔滨医科大学等单位在《自然》期刊发表重磅论文，成功绘制出迄今分辨率最高、覆盖范围最广的人体蛋白质组空间图谱。该研究涵盖了58种人体正常组织、251种组织亚型及25类癌症，定量解析超过1.3万种蛋白质，系统描绘了胎儿发育、健康组织及不同肿瘤中蛋白质表达的动态演变特征。

“蛋白质是绝大多数药物的直接作用靶点，”郭天南强调，“蛋白质靶点分布不明确，导致众多抗癌创新药在临床试验阶段因意外副作用而黯然折戟。”这张全新蛋白质“地图”的问世，或将为精准医学及药物开发揭开崭新篇章。

相较于癌症精准诊疗的高阶应用，两位专家一致认为，慢性病早期筛查与大众健康管理将成为蛋白质组学最快落地的应用方向。

“中国正逐步迈入老龄化社会，每个个体对自身健康的关注度都在攀升。”郭天南指出，常规体检常常遗漏重要的早期信号，而蛋白质组学检测则能比传统血常规和常规体检更早、更灵敏地捕捉亚健康状态及慢病萌芽迹象，实现疾病的前置预警。

轩玥则提出，若能对每个人的蛋白质组进行持续追踪，便可推动医疗模式从“有病才就医”向“未病先防、早控干预”转变。她透露，目前已有技术可实现指尖血样采集于滤纸片上，患者居家完成采样后寄回实验室，即可实现术后疗效及用药情况的远程监测。

“人体蛋白质状态时刻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运动、饮食、作息、用药乃至情绪波动，都会直接影响蛋白表达。”轩玥表示，通过阶段性持续检测与动态数据跟踪，能够实时掌握身体代谢和健康波动，提前干预潜在风险，真正达成主动健康管理目标。

展望未来，蛋白质组学的想象空间远不止于人体健康领域。郭天南介绍，其团队已开启跨学科前沿探索，积极推动蛋白质组学与AI、多组学数据的深度融合，致力于构建“虚拟细胞”模型。未来，新药研发或可依托虚拟细胞进行模拟实验，大幅减少对动物试验的依赖，显著压缩研发周期、降低研发成本。

回到文章开头所描绘的那座“城市”——蛋白质组犹如城市的实时监控大屏，清晰显示此刻哪条道路拥堵、哪栋建筑存在隐患、哪个区域亟需维护。随着技术门槛和成本不断下探、AI深度赋能，这块“监控屏”正逐步走出科学家的实验室，迈向更为广阔的临床实践与健康管理场景。(完)

嬉水消暑、骤雨积水，均可能潜藏致命危机，溺水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一种风险。伴随盛夏高温与汛期水量增大，溺水事件的发生频率显著攀升。

为有效遏制溺水悲剧的频发，公众亟需强化急救素养，系统掌握科学规范的溺水急救方法，在紧急关头做到冷静应对、精准施救。那么，面对溺水者，我们究竟该如何正确采取行动？首先，有必要厘清“溺水”的基本概念。

从医学角度看，溺水是指因液体进入气道而引发呼吸障碍的病理过程，可细分为非致命性淹溺与致命性淹溺两类。若淹溺者被成功救起、呼吸得以恢复，则被界定为非致命性淹溺；反之，若因淹溺直接或间接导致死亡，则属于致命性淹溺。简言之，界定标准在于是否发生死亡——存活即非致命，死亡即为致命。

美国野外医学会对此作出进一步阐释：“当人体气道完全没入液面之下（即淹没状态），或水花溅至面部（即浸湿状态）时，均可引起呼吸功能受损。然而，若将淹没与浸湿统摄于同一概念框架内，则易与大量针对冷水浸泡的救援与生存研究相混淆——后者更侧重于低体温症的应对，而非溺水本身。”通俗而言，人体完全沉入水中方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溺水；仅身体浸于水中、面部保持于水面之上，虽可能引发一定程度的呼吸障碍，却不能与溺水划等号。

溺水发生初期，人体会本能地屏住呼吸，此阶段内溺水者不断将水吞咽入胃。随着屏气时间的延续，机体逐渐陷入缺氧状态。此时，反射性喉痉挛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水分进入肺部，但呼吸需求终将压倒一切，水仍会被吸入气道深处。研究显示，多数成年溺水者肺内液体量约为150毫升，这一容量（相当于每公斤体重2.2毫升）足以诱发严重的全身性缺氧反应。

不论肺内积水多少，亦不论吸入的是海水抑或淡水，在临床视角下，诸类情形并无本质区别——它们的共同病理基础均为缺氧。因此，若能及时逆转缺氧状态，便有望阻止心搏骤停的演进。不少溺水者在心跳停止前，会因低氧血症出现明显的心动过缓，此时通过有效通气纠正缺氧，对于挽救生命具有决定性意义。

当前，关于溺水的权威指导主要源自美国野外医学会及国内专家共识类文件，下文将据此梳理各项指南中的救治精要。溺水急救可划分为水下复苏与水上复苏两大环节，后者亦常被称为初期复苏。

溺水造成的主要生理损伤源于缺氧，故快速逆转缺氧是复苏工作的核心靶点。水中复苏即指在水环境中为溺水者实施通气支持，但胸外按压则不适用于水下操作——在水中，施救者与被救者均难以完成有效按压，故此类尝试应坚决杜绝。仅当施救者经过充分专业培训、具备相应技术能力及装备保障，能够在水下安全高效地执行通气操作时，才可考虑实施水下通气。

谈及水上复苏，许多人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往往是“控水”这一概念。然而，对溺水者施以倒挂、拍背、按压腹部等控水手段的做法，实为不妥之举。

水上复苏应遵循心肺复苏与气道优先的双重原则。在初期复苏阶段，若忽视气道管理，持续缺氧将大大降低患者存活几率；此外，不当的人工呼吸手法可能延误救治时机，并诱发胃胀气、增加肺部误吸风险。因此，施救者应将焦点置于建立并维持畅通气道之上，同时尽量给予最高浓度的氧气，若有条件，可借助机械设备辅助患者呼吸。

对于非专业施救人员而言，若未经培训、无法或不愿实施人工呼吸，单纯的胸外按压仍不失为值得推荐的替代选择。但需特别强调，在溺水复苏中，仅靠胸外按压可能不足以挽救患者生命——这一策略仅适用于未具备专业技能的普通施救者。而专业救援人员则应优先处理气道、呼吸及正压通气：先检查溺水者意识与呼吸状态，使其平卧于坚硬地面，采取仰头抬颏法确保气道畅通，随后实施5次人工呼吸，继以30次胸外按压，再行2次人工呼吸，如此循环交替推进。

鉴于氧气在缺氧救治中的关键作用，即便在缺乏专业设备的条件下，若能获取任何形式的供氧装置，如便携式氧气瓶或氧气袋等，对患者生存均具有重大意义。复苏过程中，建议自始至终以最高浓度供氧。

自动体外除颤器（AED）虽为临床常见救治设备，但需明确：虽然缺氧是溺水者死亡的主因，长时间低氧血症亦可能引发心脏损伤，且溺水者心律变化常由心动过速逐步过渡至心动过缓乃至停搏，然而室颤在溺水人群中的发生率不足10%。因此，AED的应用应置于人工呼吸与胸外按压之后，前两者才是溺水急救的首选策略。

关于腹部冲击法，即所谓的控水法，无论在2014、2019还是2024年版的美国野外医学会指南中，均未被推荐用于溺水救援。海姆立克博士本人亦曾一度倡导在溺水者中推行该法，其初衷是认为必须先从气道清除吸入水分方能保证有效通气。诚然，少量水吸入肺部可能引发肺不张等并发症，但在急救现场，真正亟待解决的通常是水阻塞气道所致的缺氧问题。此时贸然使用腹部冲击法，反而可能延误通气时机、延长缺氧时间。

因此，在溺水复苏过程中，应通过规范吸引技术清除上气道内水分及呕吐物，而非依赖腹部冲击法。此外，复温同样不容忽视——溺水多伴随重度体温流失，这直接影响患者的生存率与神经系统恢复质量。然而现实操作中，复温往往被施救者忽略。

文末附上国内外主流指南对溺水急救措施的推荐汇总表，供读者学习对照。至此，溺水基础知识及核心急救技术已悉数呈现。相信各位已清晰认识到，面对溺水者时施救的正确路径，同时也应意识到，民间流传的控水法并未获得医学界认可。溺水救治的第一要义，始终是畅通气道、保障氧气供给。一言以蔽之：在水中有能力时给予通气支持，在岸上则遵循气道通畅、人工呼吸、胸外按压的A-B-C顺序稳步推进；若条件受限，切勿将宝贵时间耗费在寻找除颤器或清除分泌物等次要环节上，更不可迷信所谓控水法。永远铭记——复温对于溺水者同样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