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股指今日集体低开并持续震荡，最终以阴线收官。截至收盘，沪指下挫0.62%，深证成指重挫2.73%，创业板指跌幅显著，达3.97%。市场整体交投活跃，两市总成交额攀升至2.36万亿元，然而下跌个股数量超过3600只，市场分化特征明显。

从板块表现来看，资金呈现出明显的防御性偏好。酒类、汽车及银行板块全天保持活跃，成为多方主力的重要阵地；同时，油气、保险、电信、机场及海运等行业也录得上涨，为大盘提供了一定支撑。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及半导体板块领跌市场，CPO及芯片概念股集体走弱，电脑硬件、能源设备、工业机械和互联网等板块也未能幸免，整体承压明显。

整体而言，今日A股呈现出结构性行情，权重蓝筹相对抗跌，而前期热门的科技题材则遭遇显著回调，市场情绪趋于谨慎。

专利权本应成为创新发展的坚实屏障，然而在司法实践的现实中，个别企业却将诉讼异化为干扰竞争对手的工具，借知识产权之名行不正当竞争之实。一家从未涉足相关产品生产的企业，在取得专利权仅五天之后，便对一家正处于上市冲刺阶段的科创企业发起了所谓“闪电诉讼”。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宇某科技与露某美公司围绕两款机器狗产品展开的专利侵权纠纷作出终审裁决。法院在全面查明案件事实后，不仅否定了侵权指控，更在判决书中对背离诚信原则的诉讼行为给予了鲜明而有力的司法回应。

这起纠纷的源头，是一项名为“一种电子狗”的发明专利。在庭审交锋中，露某美公司坚称，宇某科技推出的A2型号机器狗，其金属外壳、足端传感器以及激光雷达等部件，分别对应了其专利中“可变色仿生毛皮”“液位传感器”与“气体传感器”等核心技术要素。然而，随着审理工作逐步深入，该侵权指控所依赖的事实根基开始显露裂痕。

法院经缜密比对后确认，宇某科技的产品并未包含涉案专利所载明的“可变色仿生毛皮”等多项技术特征，露某美公司所主张的侵权事实显然缺乏成立的基础。而在技术争议之外，露某美公司在此案诉讼过程中展现出的若干异常策略，同样引发了合议庭的高度关注。

事实上，此次诉讼并非双方初次交手。此前，双方已因宇某科技另一款Go2机器狗是否落入专利保护范围而对簿公堂。在那场围绕Go2机器狗的诉讼中，露某美公司的索赔方案便已显现出内在矛盾：一审阶段，其诉请的赔偿金额仅为象征性的500元，但同时却附加了一项“以法院审计宇某科技利润为准”的请求，并主张按照侵权获利的三至五倍适用惩罚性赔偿，这使得潜在的索赔总额可飙升至7000万元之巨。

这种看似难以自洽的诉讼请求背后，究竟暗藏着怎样的策略考量？法院在审理中剖析指出，当诉讼请求欠缺充分事实支撑时，原告主张的赔偿额越高，其所需预交的诉讼费用也就水涨船高。露某美公司刻意压低诉请金额，同时保留以利润审计为基础的高额索赔可能，这种安排客观上大大降低了启动诉讼的门槛，但其真实意图显然并非单纯地制止侵权行为或捍卫正当权益。

审理过程中，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浮出水面：露某美公司于2025年6月25日才自案外人处受让取得涉案专利权，仅仅相隔五天，即在7月1日对宇某科技提起诉讼。作为一家主营业务仅限日用百货、从未实际制造或销售过专利产品的企业，其“甫获权利便即刻起诉”的行为模式，难免令法庭对其主张权利的正当性产生合理质疑。

综合全案证据及技术比对结果，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侵权指控不能成立，并于2025年9月26日依法驳回露某美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然而，露某美公司对一审结果并不认同，随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法官邓卓介绍，露某美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将案件推入二审程序。而在这一阶段，其诉讼行为再度出现戏剧性反复：在明知一审已认定不构成侵权的情况下，露某美公司一度请求法院先行判决宇某公司赔偿8000万元；可就在二审询问程序结束后的第二天，又通过书面形式将索赔金额戏剧性地调回至500元。

2026年2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就该案作出终审判决。法官邓卓表示，最高法二审认定宇某公司的Go2机器狗不构成侵权，维持了一审判决结果。

值得关注的是，就在Go2机器狗案一审尚未尘埃落定之际，露某美公司已迫不及待地开辟第二战场。针对宇某科技另一款A2机器狗，露某美公司于2025年9月初另行提起诉讼，此次索赔金额定为1500元，但同样附注“暂计”字样，并声称最终赔偿数额仍须以侵权获利审计结果为准。

面对接踵而至的连环诉讼，宇某科技在第二起案件中主动发起反诉，请求法院认定露某美公司的行为构成恶意诉讼，并要求其承担因应诉所产生的律师费及其他合理支出，总额达8万元。经审理，法院确认宇某科技A2机器狗同样不构成专利侵权，进而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是：露某美公司这一系列诉讼行为是否已逾越正当维权的边界？

法院结合全案事实，从主客观双重维度展开综合评判。一方面，露某美公司提起系列侵权之诉虽具备形式上的权利基础，但显然缺乏实质上的事实依据；另一方面，其选择在宇某科技IPO上市辅导的关键窗口期提起诉讼，并申请调查取证及证据保全，客观上对宇某科技的上市进程形成了显著掣肘。这表明其诉讼目的绝非单纯的维权，而带有超越诉讼本身的不正当意图。

法官邓卓进一步阐述道：“我们从主客观两方面进行判断，主观上存在明显恶意，客观上缺乏事实基础，且诉讼行为反复无常、自相矛盾。在先判决已明确谴责其精于算计、反复无常、有违诚信，但在此案中露某美公司仍继续推进诉讼，主观恶意更为显著。此外，本案作为系列诉讼，需对各诉讼环节中的行为进行整体性考量。”

基于上述事实认定，法院对宇某科技主张的8万元赔偿请求予以全额支持。纵观全案，露某美公司的行为呈现出高度模式化特征：在事实层面，明知被诉产品不具备专利核心特征，却执意推进诉讼进程；在策略层面，利用“500元象征性索赔”与“巨额利润审计要求”的组合拳，以微不足道的诉讼成本向对方施加强大压力；在时机选择上，精准锁定企业IPO的关键节点，意图将司法程序转化为干扰正常经营的筹码。

最高人民法院正是基于对上述系列诉讼行为的整体审查，最终作出清晰定论：宇某科技不构成侵权，露某美公司的行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构成恶意诉讼。据此，最高法终审判决驳回露某美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并责令其赔偿宇某科技因维权产生的合理开支8万元。

中新网天津7月31日电（记者孙翼飞）7月30日，2026海河国际消费论坛在天津举行。期间，毕马威中国副主席吴旭初接受采访时直言：2026年中国消费的关键词并非“V型反弹”，而是“结构性修复”。在他看来，这并非短期脉冲，而是一场深层次的供需重构。

吴旭初以一组数据为佐证：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录得24.87万亿元，同比上升1.3%，其中6月单月增速已成功转正。然而，他特别提醒，仅仅聚焦传统社零口径，可能低估了消费市场的真实热度——若将全口径商品与服务零售纳入统计，涨幅可达2.7%，服务零售更以5.3%的增速领跑，几乎达到商品零售增幅的两倍。消费的韧性，并非源于“买得更多”，而在于“买得更不同”。

体验经济、文旅热潮与餐饮创新，正逐步接棒实物消费，成为拉动增长的新动力。吴旭初指出，当前消费回暖的底气来自四重支撑：超大规模市场的底座效应、服务消费的爆发潜力、政策工具的持续托举，以及物价低位运行下的实际购买力韧性。但他同时提醒，居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仍显谨慎，预防性储蓄尚未显著释放，“复苏更像是一场修复，而非狂欢”。

谈及天津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路径，吴旭初建议，应以服务业提质扩容为支点，做实京津冀协同中的“消费门户”角色——向上承接北京的外溢需求，向下联动河北的规模消费力，同时依托邮轮母港、洋楼文旅与免签政策，将更多国际客源引至海河两岸，让城市真正“以消费会友”。

聚焦2026年的核心消费群体，吴旭初捕捉到一个有趣的现象：Z世代与银发族正形成“两端共振”。两组人群虽在年龄与生活方式上截然不同，但消费逻辑却高度趋同——均从“为功能买单”转向“为意义买单”。年轻人追求“不内卷的真实感”，银发族则在健康、旅游、文化娱乐等赛道中释放出旺盛购买力。

面对这一转变，吴旭初建议跨国品牌推行“本土化2.0”，真正嵌入在地文化语境；而本土老字号则应“年轻化而不失根脉”，借力IP化运营、跨界联名及新消费场景，重新搭建与年轻消费者的情感连接。

天津素有“哏都”之称，这种幽默松弛的城市气质能否转化为消费IP？吴旭初的回答简洁有力：“能。”在他看来，“哏”正是情绪价值时代最难得的“软资产”。当年轻人普遍为精神内耗所困，天津自带的幽默、自嘲与不较劲的市井烟火，恰好成为低成本的“情绪补给站”。关键不在于再造千篇一律的打卡地标，而在于把城市性格本身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的产品——如沉浸式相声茶馆、海河市井漫步路线、方言梗的内容化表达，让消费者愿意为“一种活法”买单。但他也警惕IP空心化风险：“一旦自嘲沦为表演、松弛变成摆拍，IP的生命力便会迅速消退。”

对于当前各地的“首店经济”热潮，吴旭初认为价值与风险并存。首店虽是流量入口与城市品牌的重要符号，但“首店依赖症”却可能导致补贴难以为继、流量一次性消耗、品牌同质化加剧。他提出五条平衡之道：从“首店”延伸至“首展、首秀、首演”的内容生态；将尝鲜型流量转化为复购关系；以本土原创与老字号为抗周期底盘；推动城市竞争从“补贴比拼”转向营商环境优化；分层布局国际首店、区域首店与本土原创品牌。

吴旭初最后以一句话点题：“网红只是‘开场’，长红方能‘留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终极竞争力，不在于首店的多寡，而在于复购率与留客时长。”

据悉，本届论坛以“创新服务新业态激活消费新增长”为主题，由天津市人民政府主办，天津市商务局、中新社国际传播集团承办，交通银行及蔚来作为战略合作企业参与其中。（完）

中新网杭州7月31日电(记者郭其钰)“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这句出自《荀子·劝学》的千年古训，如今正在浙江民营经济的广阔天地间焕发出崭新的时代意蕴。所谓“青蓝接力”工程，实则聚焦于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的培育与传承之道。

民营经济，始终是浙江最鲜明的发展底色、最丰沛的资源禀赋与最强劲的比较优势。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省内“创一代”企业家的平均年龄已然超过六十岁，将近七成的企业正站在代际交替的关键门槛之上。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青蓝接力”工程应运而生，其核心指向，便是为民营经济的高质量跃升筑牢人才根基。

从最初的试点探索，到如今迈向制度化、常态化的育人新格局，“青蓝接力”的深层逻辑始终萦绕着一个“新”字：凭借新视野重构传承版图，依托新机制重塑培养架构，借助新力量激发内生潜能。这三者彼此呼应、层层递进，共同回应了民企如何“交好班、接好棒”这一现实课题。

新视野，意味着民企传承已从“家事”跃升为“国事”。民营企业的交接班，从来不只是关乎一企兴衰的私务，更牵动着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大局。创业固然艰辛，守成亦非易事。如何引导民企实现健康有序的传承，如何打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与政策支撑体系，正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两个健康”的题中应有之义。

2024年，浙江成功获批成为促进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高素质成长的全国试点。为了给新生代企业家铺设成长的“阶梯”，浙江持续深化并创新“青蓝接力”工程的实践路径。在顶层设计层面，2026年初出台的《浙江省促进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高素质成长教育培训规划(2026—2030年)》，将培养任务从“年度安排”擢升为“五年规划”，从“部门行动”升格为“省级战略”，标志着民企代际传承被正式纳入省域发展全局的制度化轨道。

在价值定位上，“青蓝接力”从一开始便将目光投向更为宏阔的图景。它被精心打造为一项涵盖政治引领、支持服务、组织动员与教育培养的综合性体系，矢志锻造一支政治方向坚定、经营本领高强、社会责任厚重、文化素养深厚的新生代企业家梯队。正是这种全新的视野，使得“青蓝接力”成为一项有章可循、持续运转的系统工程，也让新生代企业家的成长路径愈发清晰，未来预期愈发笃定。

新机制，则推动人才培养实现从阶段性向常态化的深刻转变。历经多年的摸索与积淀，“青蓝接力”工程已构筑起一套制度化、常态化的育人机制，促使民企代际传承从依赖“个人自觉”转向依托“制度保障”，从权宜之计化为长久之策。

机制之新，首先体现在制度的刚性约束上。纵观浙江大地，各地纷纷推出制度性安排——从省级层面前瞻性的五年规划，到市县级具体可行的操作指引，再到基层落地生根的实施方案，制度的“四梁八柱”日趋稳固，令新生代企业家的培育工作有据可依、有章可循。数据显示，自“青蓝接力”工程推行以来，全省已建立起各级新生代企业家统战组织逾百个，实现了省市县三级的全面覆盖。

机制之新，也体现在运行的常态化上。从“新生代企业家现代化能力提升计划”到“青蓝新学”，从“青蓝接力薪火传承营”到“青蓝之光”系列主题活动，一批批培养载体相继落地并持续运转。目前，浙江已促成知名浙商与新生代企业家结成师徒对子千余对，交流互动成为常态。导师的身影不仅出现在开班典礼上，更活跃于新生代企业家遭遇迷茫、面临抉择、应对转型的关键时刻。“传帮带”由此超越了“一次握手”的仪式感，演变为“长期陪伴”的深情守望。

机制之新，还体现在培养策略的精准化上。龙头骨干企业的接班人、高成长性企业的创业者、初创科技型企业的掌舵人，他们各自面临的挑战迥异，所需的“养分”也各有侧重。对此，浙江坚持分类指导、精准施教，推动新生代企业家培养从“大水漫灌”迈向“精准滴灌”，让每一位奋进者都能获得恰如其分的滋养。

新力量，则昭示着新生代企业家正从“接棒者”蜕变为“领跑者”。当前，浙江民企的代际交接已步入关键的转折期。这场接力赛中的主角们，不再满足于平稳接棒，更在主动谋划下一程的超越，勇立各自赛道的潮头。

这种“领跑”姿态，鲜明地体现在创新驱动的主动突围上。譬如蒲惠智造的王克飞、新凤鸣的庄耀中、桐昆的陈蕾等“企二代”，他们摒弃简单的守成思维，敢于破局、勇于变革，以数字技术重塑传统制造的模样；又如游戏科学的冯骥、无忧传媒的雷彬艺等新经济领域的翘楚，在游戏科技、直播电商等新兴疆域开辟出全新业态与赛道。

这种“领跑”姿态，亦体现在产业协同的格局重塑上。如果说老一辈浙商更擅长“单兵突进”，新生代则倾向于抱团共进。他们的合作早已跳出传统上下游的购销关系，指向技术共享、配套协同、联合研发的深度捆绑。从竞争者到合伙人，新生代企业家正在重构浙商群体的连接逻辑，也让单个企业的“领跑”升维为整条产业链乃至整个行业的“领跑”。

当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学成归来、扎根实业，他们接过的不仅是企业的经营权与管理棒，更是一种身份的认同、一份责任的自觉担当。截至目前，浙江约两成的上市公司董事长、三成的专精特新及隐形冠军企业主要负责人、四成的独角兽及准独角兽企业合伙人皆为“80后”“90后”。新生代企业家正稳步从“后备力量”走向“中坚力量”，成为民营经济生生不息、薪火相传最坚实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