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7月30日电(记者 陈林)河北省生态环境厅于30日对外披露，截至“十四五”规划收官之际，全省已成功完成约3.19万个行政村的污水治理工程，治理覆盖率从“十三五”末期的28%跃升至逾64%。进入今年上半年，这一比例再攀升至67.4%，同时农村卫生厕所的普及率也达到72.89%。

据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土壤生态环境处处长崔立昌介绍，近年来，河北秉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大力推进农村地区生活污水、黑臭水体等环境问题的综合整治，并以整县为单位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切实提升农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使农村环境治理成效得到持续巩固。

崔立昌进一步指出，河北已启动设施分类整改行动，首批在石家庄、雄安新区等地选定83个试点站点，利用电量监测、流量检测、视频监控及出水水质数据分析等手段，积极探索污水处理设施的数智化监管新模式，从而实现对设备运转状态的实时监控与精准管理。

近日，《全民健身计划（2026—2030年）》正式对外公布，围绕“十五五”时期全民健身事业的高质量推进，提出了一系列系统性部署，标志着我国全民健身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根据《计划》设定的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构建起更加完善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服务水平与产品质量稳步提升。群众身边的基础健身设施将更加丰富、便捷，体育赛事和全民健身活动将更加多元，公共服务的安全性和规范性也将显著增强。届时，各类体育组织将实现有序发展，全民健身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运动逐渐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具体指标方面，《计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将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将提升至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将迈向40%左右的水平，国民体质将得到持续改善。

为实现上述目标，《计划》明确了十项重点任务，涵盖完善制度体系、加强场地设施建设、丰富群众赛事活动、优化组织服务网络、提升科学指导能力、推动人工智能与全民健身深度融合、满足不同人群的差异化需求、弘扬健身文化、发挥多元综合价值以及强化安全管理等多个维度。

在场地设施建设方面，《计划》特别强调“小而美”的建设思路。未来几年，各地将充分挖掘城市闲置空间，打造更多贴近群众的便捷健身点，同时严格控制新的大型场馆项目。统计显示，2025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3.11平方米，而2030年的目标则较之增长近三成，体现出对群众健身需求的高度关注。

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指出，场地设施建设不仅要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更要破解“好不好”的难题。他强调，应当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之中，切实提高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在具体实施上，《计划》鼓励各地结合常住人口的变化趋势，合理布局场地资源，优先向人口集中、供需矛盾突出的区域倾斜。同时，要充分利用城市的“金角银边”，盘活工业厂房、高架桥下、建筑屋顶等存量空间，因地制宜打造覆盖全龄段的健身场所。此外，球类、冰雪等运动项目人口增长迅速，相关场地供给也将同步增加；乒乓球台等小型设施将更多进入城市社区和公园绿地。

值得注意的是，《计划》在服务精细化方面也做出了针对性安排。面对人口老龄化趋势，将创新老年运动健康模式，开发适合老年人的健身项目与产品，并推广“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等社区多功能场所。针对儿童青少年，则加强科学健身普及和健康干预。同时，新就业群体的健身需求也被纳入考量，未来将在工作场所和休息站点配置便捷健身设施，提供更贴心的服务。

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教授殷恒婵表示，这一系列举措体现了“精准适配、以人为本、全生命周期”的精细化发展理念，旨在让公共体育服务更加均等、温暖、贴近民生实际。

　　北京时间7月23日晚，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虹、邓煜摘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该奖项，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菲尔兹奖中收获两枚奖章。

　　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位，以奖励当年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是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

　　两位获奖者曾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以下简称“北大数院”)。一届双奖，带给中国数学哪些思考？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北大数院原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继平。

　　历史突破，鼓舞人心

　　记者：王虹和邓煜双双荣获菲尔兹奖，放在中国数学发展史中来看，这次突破意味着什么？对中国科研界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张继平：这是中国数学的历史性突破，具有里程碑意义。

　　从历史上看，从大陆走出去或在本土成长起来的数学家，曾取得过很大的成绩，有的甚至做出了顶级的重要成果。比如上世纪50年代，吴文俊先生在拓扑学取得了重大突破，应该说就是菲尔兹奖量级的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获奖，令人遗憾。

　　改革开放以来，大家都憋着一股劲，想尽最大努力做出重要成果，为世界数学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的确有一些成果走到了世界最前沿，像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冯康先生的有限元方法、廖山涛先生在微分动力系统领域的工作等等。但能不能得奖，因素很多。我们一直有一种感受，就是必须做出更大的成绩，让别人无话可说。

　　这一次，王虹与合作者证明了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谷猜想，邓煜与合作者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突破，这些都是数学研究上的重大进展，得到了全世界数学界的公认。能得菲尔兹奖，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两人同时获奖，全世界也没有几个国家能做到，这给整个华人数学界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它证明，只要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做最前沿、最重要的研究，我们完全可以取得比别人更大的成绩。

　　记者：王虹和邓煜同为2007年北大新生：王虹经高考进入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大二转入数学科学学院；邓煜高中时期获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保送北大。他们的成长路径不同，最终都拿到菲尔兹奖，这对我国基础人才的培养有什么启发？该如何让更多的王虹和邓煜涌现出来？

　　张继平：数学研究需要天赋，但更重要的还是后天的努力。艰苦的磨炼和努力，是取得重要成就的唯一途径。想靠天赋走捷径，是没法取得真正成绩的。

　　王虹从地空学院转到数院，在北大的四年极其用功，特别有定力。这种坚持和刻苦的品质，值得广大同学学习。

　　邓煜是奥赛金牌得主，无疑非常聪明。他也是非常刻苦的——他付出的努力超过了常人，这一点被很多人忽视了。他在北大两年扎实学习基础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获奖后他自己也肯定了这一点。

　　要让更多的王虹和邓煜涌现出来，选拔人才的渠道应该更宽一些。过去除了奥林匹克竞赛这条路，中学生直接升入大学的途径很少。现在国家放宽了政策，允许从中学选拔人才直接进入大学，这是很好的举措。不拘一格选才、因材施教育人，本来就是中国教育思想中非常重要的经验。但目前选才的渠道还不够宽，参与的面还不够广，像从中学选拔数学人才，不应仅限于一两所大学，国内排前十几名的大学数学院，都应该允许试点。渠道多了，就更容易发现和培养出更多杰出人才。

　　群星闪耀，因材施教

　　记者：1998年到2008年，您担任北大数院院长。数院1999级到2001级本科生被称为“黄金一代”，后来的2007至2010级也有“白金一代”或“新黄金一代”的说法。这些称呼从何而来？

　　张继平：“黄金一代”的叫法，不是我们自己提的。1998年前后，我们有一个判断，觉得学生从入学到做出惊人成绩大概需要10到15年，而1999、2000、2001这几级的学生成长得比预想还快。到2010年前后，张伟、恽之玮、朱歆文等人已经在国际数学舞台脱颖而出，拿了不少奖项。普林斯顿大学的张寿武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张伟、袁新意、恽之玮、朱歆文……他们可以对数学作出划时代的贡献。”这几届里有六七个人特别强，走到了世界数学最前沿，他们被称为中国数学的“黄金一代”，我一直认为他们的研究工作是菲尔兹奖量级的。

　　后来邓煜、王虹、苏炜杰、唐云清、余越和孙鑫等一批2007级的学生取得了新的杰出成就，又有人称他们为“白金一代”或“新黄金一代”。其实，标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能给大家鼓励和启示，让更多人沉下心来，脚踏实地做研究。

　　记者：从“黄金一代”到“白金一代”，人才成批涌现，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有哪些宝贵经验值得借鉴？

　　张继平：1998年，北大数院提出，用10到15年建成世界一流数学学科。为此，我和主管教学的副院长郑志明院士一起制定并实施了北大数学“黄金一代”培养方案，推出了一系列举措，总结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是发扬北大数学学院几十年来的育人传统。比如北大数学1954级，学生来源广、程度参差不齐，但在时任系主任段学复和江泽涵、程民德、丁石孙等先生的努力下，那一级培养出了7位两院院士和许多重要人才，我们称之为“1954级的辉煌”。我做院长时，就是要好好学习和继承发扬这种扎扎实实培养学生的传统。

　　第二，创新培养模式，推动课程和教材改革。我们首先延续了北大数院建立之初提出的“3+5”培养模式，即前3学期不分专业，夯实通用数学基础，后5个学期自由选择细分方向，给予学生充分选择权。同时，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和学生要求，不断总结，改进完善。从2003年起，“3+5”模式进一步改进为“4+4”模式，并放开名额控制，允许三年级学生在修完学院某一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与学分的前提下，一年时间内在院内调换专业、自由选择毕业出口。我们还大规模加强课程体系改革和教材建设，删减过时过难的内容，打造了北大数学“黄皮书”系列教材，现在这套教材已经成为全国高校数学的经典教学参考书。

　　第三，因材施教，激发主动成长。我们特别强调“独立生活、独立学习、独立思考”。以低年级讨论班为抓手，从自愿报名的学生中选拔，组成两个班，每个班不超过30人，我和郑志明各带一个。讨论班既让学生了解数学理论来源和国际前沿，也重点锻炼学生的组织能力和协作精神。同学们后来自发组织小组讨论班，自己管理本科生阅览室，王虹等人就常去那里自习。关键的一点是，我们不贴标签，参加讨论班的学生没有任何特殊待遇，所有普通学生要学的课程他们必须学好，扎扎实实地全面成长。

　　第四，增强师资力量，营造宽松自由、国际化的学习和研究环境。我们持续引进大批海内外一流学者，如田刚、鄂维南、许进超等，他们每年回北大开设1—3个月短期课程、讲座等，拓宽学生视野；邀请30多位包括菲尔兹奖、沃尔夫奖得主在内的数学大师来访、作前沿报告，促进学生与国际顶级数学家的交流。这些举措成系统地坚持了多年，人才成批涌现也就水到渠成了。

　　沉心静气，再攀新峰

　　记者：王虹和邓煜获奖后，中国数学在当前国际数学格局中处于什么位置？

　　张继平：过去，中国数学是长期追赶，如今在部分领域已经实现并跑甚至领跑，今后几年仍会保持这种态势。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们还需要迈入一个更高的新阶段。

　　放眼世界数学的发展，一个数学强国要在数学的国际前沿产出一批重大研究成果和理论突破，还要拥有一批国际公认的数学大师，建立起数学领域的前沿学派，开拓全新数学理论、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引领世界数学的发展，吸引一批人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前进。这次拿到大奖，意味着我们在现有理论体系内做出了顶级工作，但我们的原创理论还在培育阶段，在建立前沿学派上仍需继续努力。

　　这些年，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持续加大对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支持力度，特别是教育、科技、人才一起抓，给我们创造了非常好的环境和条件，这也正是我们不断追赶并实现突破的底气所在。

　　记者：中国距离在本土完成菲尔兹奖级的成果还有多远？为此我们需要付出哪些努力？

　　张继平：我个人很有信心。从王虹、邓煜2007年进入北大算起，到现在差不多20年。我认为，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恐怕不一定再用20年，我们就能从本土培养出菲尔兹奖获得者，登上世界数学的最高舞台。

　　立足本土培养顶级数学家，我们已经迈出了很好的步伐。包括北大在内的国内很多顶尖高校，都有一批45岁左右甚至更年轻的数学家，已经走到了国际研究的最前沿，有的还是领跑者。我相信，在他们的培养下，学生在国内完成研究生阶段学习，然后取得顶级成果，是完全可期的。

　　人才不断成长，需要科研环境的持续改善。首先体现在育人理念的更新上，国内一流高校都应制定具有本校特色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案。同时，数学是最国际化的学科，全世界研究相同的问题、得出相同的结论，特别需要相互学习和合作，否则很难取得顶级突破。因此，我们要更坚定地推进国际合作与交流，坚持“请进来、走出去”，搭建高水平科研平台，支撑顶尖数学家的全链条自主培养，为青年人才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

　　尤其需要正视的是，学界目前仍存在“唯帽子”“唯论文”的问题，“以刊评文评人”的心态根深蒂固。我们应该引导大家沉下心来做真正能改变学科、引领学科的一流工作，扶持那些心无旁骛深耕重大难题和创新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也常常和青年学者说，职称、待遇、头衔应当是做出真正一流成果之后自然到来的结果，不必本末倒置，去追逐各类帽子。

　　记者：这次获奖在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社会上也有各种声音。您如何看待外界的这些议论？对于数学界的同行和青年学生，您有什么样的期待和寄语？

　　张继平：获奖消息传来后，数学界非常振奋，同时难免有各种各样的议论。但是对一个数学家、一位老师、一名青年学生而言，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地学习、教学、搞科研，才是我们能做而且能做好的事情。对于社会上的舆论，大家可以去了解，但不必太在意。关键是要脚踏实地，做出更好的成绩，这才是对学校和国家最好的回报。

　　这些年，我总和年轻人说，要沉下心来，别人怎么样评价是别人的事，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是自己的事，完全可以做得更好。要做得更好，就必须吃更多的苦，流更多的汗。没有那么多精力顾及杂事，要做的就是教好学生、上好课、做好科研，这样我们才能扎扎实实一步一步往前走。

　　我们已经并将继续总结我们在杰出人才自主培养全链条每个环节的经验和弱项，进一步改进理念，注重细节，把因材施教、不拘一格培养人才做得更好。我们在强化自主培养全链条的同时，要坚决摈弃封闭自守。杰出人才的培养需要一个宽松自由、开放、国际化的环境，一切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举措都应当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

　　王虹、邓煜获得菲尔兹奖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希望大家继续努力，用我们自己的行动，创造中国数学更辉煌的明天。

年仅十岁，却已确诊脂肪性肝炎——南京市第二医院肝病科近期陆续收治多名肥胖青少年，年龄集中在10至20岁间。其中一位年仅10岁的男孩，身高171厘米，体重却高达96.5公斤。该患儿因体检发现转氨酶异常而前来就诊，检查结果令人忧心：谷丙转氨酶达129U/L，谷草转氨酶69U/L，γ-谷氨酰转肽酶（GGT）竟攀升至762U/L，腹部彩超亦提示存在脂肪肝。这些数据意味着，他的肝脏已经出现了不容忽视的炎症与损伤——这远非大众认知中单纯的“脂肪肝”，而是实质性进展到脂肪性肝炎的阶段。

患儿母亲向医生透露，孩子8岁时体重已达60公斤，此后以年均15公斤的速度递增。去年体检时即发现转氨酶偏高，服用了保肝药物后指标回落，便未再跟踪复查。男孩平素饮食偏爱油炸和高脂食物，零食摄入几乎毫无节制。而孩子母亲本身亦属微胖体型，这或许暗示着一定的遗传易感性，也反映出家庭共享的饮食与生活习惯在肥胖形成中的作用。

该科副主任医师岳枝指出，不少家长仍抱持“孩子胖是福气”“长大后自然会抽条变瘦”的旧观念。然而，研究数据揭示，约七成至八成儿童期肥胖可能延续至成年阶段。脂肪肝在儿童发育过程中所形成的炎症刺激是持续性的，可能在10至20年内逐步演变为肝炎、肝纤维化，甚至有提早发展为肝硬化乃至肝癌的潜在风险。该院此前便接诊过不少年轻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病例，更不乏年仅20岁、经肝穿刺确诊的脂肪性肝硬化患者。

岳枝医师进一步强调，肥胖的影响远不止肝脏本身，其带来的健康隐患波及多个系统。首当其冲的是内分泌失调风险，包括胰岛素抵抗、2型糖尿病、高尿酸血症与痛风等。与此同时，心血管负担亦随之加重，高血压、高血脂等问题的出现率显著上升，且肥胖对儿童血管所造成的损害是一个持续累积的过程。此外，肥胖还可能诱发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导致夜间缺氧，进而干扰大脑的正常发育；超负荷的体重也会给膝关节与髋关节带来损伤。而自卑、焦虑及社交适应困难等心理层面的问题，在胖孩子身上更为突出。

专家提醒，家长可通过三大维度判断孩子是否“胖到必须就医”：其一，体重维度——建议定期测量孩子身高体重，并对照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标准曲线加以评估；其二，身体信号——包括颈部或腋下出现黑色粗糙、难以洗净的色素沉着（可能为黑棘皮征）、频繁感到疲倦乏力、睡眠中打鼾、张口呼吸甚至呼吸暂停、关节疼痛或活动受限等；其三，医学检查指标——例如转氨酶升高、B超提示脂肪肝、血糖血脂尿酸等代谢指标异常。

专家表示，若孩子符合上述任一信号，应尽早前往医院接受专业评估。岳枝医师建议，对于已出现转氨酶升高的孩子，首步应尝试科学的生活方式干预，通过结构化的饮食调整与规律运动，多数患儿在3至6个月的规范管理后，转氨酶水平可明显下降甚至恢复正常，家长无需过度焦虑。

至于如何判断孩子是否超重或肥胖，专家强调，儿童不宜直接套用成人BMI标准，而应参照同龄、同性别的BMI百分位数值曲线：若BMI处于第85至95百分位之间，即属超重范畴，家庭须启动严格干预；一旦跨越第95百分位，即为肥胖，建议立即就医。以本文提及的10岁男孩为例，其BMI约为33.1，显然已达到重度肥胖水平，必须接受全面的医学评估与干预。此外，以下几种情形亦须高度警惕：短时间内体重快速攀升，半年内增长超过4至5公斤；尝试控制饮食并增加运动1至3个月，体重仍无改善；以及身高增长停滞而体重持续飙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