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记者 罗云鹏

随着年岁渐长，人们往往察觉到记忆力的衰退、思维速度的迟缓，也更易受到诸如脑小血管病变、认知功能障碍等各类疾病的侵扰。长期以来，科学界始终在追寻一个核心谜题的答案：大脑的衰老，其最初的起点究竟藏匿于何处？

近日，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生物医药与技术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方程与马寅仲，携手多家科研机构，在权威期刊《神经元》上刊发了突破性研究成果。研究团队发现，大脑衰老的早期阶段与血脑屏障功能的逐步失守密切相关。他们揭示了驱动血脑屏障渗漏及认知功能减退的关键信号分子——主要促进因子超家族成员2a（Mfsd2a），并阐明了其背后的调控网络，这为探索大脑衰老机制及延缓认知衰退开辟了全新视角。

在大脑与血液循环系统之间，存在着一道极为精密的防护屏障——血脑屏障。它犹如一套严苛的安检体系，精准甄别着进入大脑的物质，同时将潜在的有害成分拒之门外。然而，随着衰老进程的推进，这道屏障的严密性会逐渐下滑。一旦血液中的蛋白质等大分子渗透至脑组织内，便可能触发神经炎症、损伤脑血管，并最终导致认知能力的下降。

过往的普遍认知倾向于认为，血脑屏障的损坏主要源于内皮细胞间紧密连接的断裂，即所谓的“墙缝变宽”现象，且此类损坏通常仅发生于生命的极晚阶段。然而，研究团队通过系统追踪不同年龄段小鼠血脑屏障的通透性变化，揭示了一个新发现：血脑屏障的渗漏并非仅现身于小鼠的超老龄期，而是早在中年阶段就已悄然启动，并随年龄递增而日益加剧。尤为关键的是，这种早期渗漏首先集中出现在海马体等与学习记忆功能紧密相关的脑区。

“这一现象提示我们，衰老大脑的屏障功能衰退或许比我们预想的要来得更为提前。”方程指出，若能精准捕捉这一早期的微妙变化，便有望为延缓大脑衰老及认知退化寻得一个更早的干预切入点。

为了深挖血脑屏障早期渗漏的根源，研究团队着重比对了两种潜在的路径：其一是细胞间隙通路，即传统认知中的紧密连接破坏；其二是跨细胞通路，即物质经由内皮细胞内部的囊泡转运机制穿越血管壁的过程。

“我们的研究发现，在衰老的初始阶段，尽管血脑屏障已显现渗漏迹象，但内皮细胞间的紧密连接架构大体上依然完好。真正率先发生变异的，是脑血管内皮细胞内部的‘货物运输系统’——小窝蛋白相关的转胞吞作用显著增强。”马寅仲阐释道，转胞吞是指物质被内皮细胞膜包裹形成囊泡，从血管一侧运送至另一侧并释放的流程，这相当于细胞内部的一种主动“输送”机制。换言之，衰老早期的血脑屏障并非简单的“墙体破裂”，而更像是内皮细胞内部原本受到严格管控的“运输通道”被异常解锁，使得血液中的大分子物质更易穿越血管壁侵入脑组织。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些异常运输通道的开启？研究团队发现，脑血管内皮细胞中的Mfsd2a是维系低水平转胞吞作用的关键分子。它不仅承担着将二十二碳六烯酸（DHA）等有益脂质输送入脑的重任，还能有效抑制非特异性的囊泡运输。在衰老过程中，Mfsd2a的表达水平逐渐走低，而与之相关的另一蛋白质——小窝蛋白-1（Cav-1）所介导的囊泡运输却异常活跃。

为验证这一机制，研究人员借助腺相关病毒技术，在老年小鼠的脑血管内皮细胞中恢复Mfsd2a的表达，或下调Cav-1的表达水平。结果显示，异常的转胞吞现象显著减少，血脑屏障的渗漏状况也得到明显改观。“这充分表明，Mfsd2a的减少并非仅仅是血管衰老的一个伴随现象，而是推动血脑屏障早期渗漏的关键推手。”马寅仲解释道。

那么，Mfsd2a为何会在衰老进程中发生下调？通过系统筛选多种可能影响血脑屏障功能的分泌因子，研究人员锁定了一种名为转化生长因子-β1（TGF-β1）的细胞因子，它能够强力抑制脑血管内皮细胞中Mfsd2a的表达。尽管TGF-β1在发育、组织修复、炎症反应及衰老过程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调控角色，但研究显示，随着年龄增长，脑内及血液循环中的TGF-β1水平均呈上升趋势。进一步的机制剖析表明，TGF-β1通过激活脑血管内皮细胞内一连串的信号级联反应，直接抑制了Mfsd2a的基因转录，进而促进了小窝样囊泡的形成以及非特异性物质的跨细胞转运。

后续实验为此提供了有力佐证：在年轻小鼠中提升脑内或循环系统中的TGF-β1水平，能够诱导出类似衰老状态下的血脑屏障变化——Mfsd2a表达下调、脑血管内皮转胞吞增强以及屏障渗漏加剧。反之，在老年小鼠中，特异性敲除脑血管内皮细胞上的Tgfbr2受体，或采用TGF-β受体抑制剂进行短期干预，则能够恢复Mfsd2a的表达、减少异常转胞吞、改善血脑屏障的完整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优化部分神经行为表现。

该研究提出，衰老相关的血脑屏障破损并非单纯的结构老化，而是一个由全身性衰老信号、脑血管内皮功能失调以及神经血管单元微环境重塑共同驱动的复杂过程。其中，过度升高的TGF-β1通过抑制Mfsd2a，使得原本受到严格制约的脑血管内皮转胞吞通路异常强化，进而加速了衰老早期的血脑屏障渗漏。

“这项发现为理解衰老相关的认知功能衰退、脑小血管病以及血管性认知障碍提供了崭新的机制解释。”马寅仲表示，该研究将系统性衰老信号、神经血管完整性与认知功能下降有机串联，对于以血脑屏障渗漏为核心病理特征的脑小血管病和血管性认知障碍等疾病，具有直接的临床指导价值。

新华社成都7月31日电 2025年11月11日16时许，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红旗大桥后方山体突发大规模滑坡，右岸引桥与部分路基遭到严重损毁，致使国道317线通行中断。得益于提前预警和交通管控的果断实施，此次灾害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日前，四川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正式通过《阿坝马尔康“11·11”红旗大桥垮塌灾害调查报告》。调查认定，红旗大桥右岸边坡地质构造错综复杂，岩体裂隙发育旺盛，强卸荷带纵深广布，加之库水位上升导致岩体长期浸泡而软化解体、承载力显著削弱，再叠加通道施工扰动与桥梁运行荷载等多重因素，最终引发水库诱发型基岩边坡坐落式深层滑坡，成为大桥垮塌的直接肇因。调查同时指出，相关勘察单位未按规范要求，对右岸引桥所在的水库坍岸区域实施工程地质勘察，亦未开展桥梁岸坡稳定性评价，勘察环节存在弄虚作假行为，导致桥轴线定位和整体设计缺乏充分依据，部分工程防范措施形同虚设，为灾害埋下重大隐患。此外，库区桥梁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和监测预警体系亦存在明显薄弱环节。

灾害发生后，四川省委、省政府迅速响应，在交通运输部、应急管理部及自然资源部等国家部委的指导下，全力推进应急处置与善后工作，并专门成立由副省长挂帅的阿坝马尔康“11·11”红旗大桥垮塌灾害调查组，全面启动灾害调查。调查组秉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工作方针，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及《自然灾害调查评估暂行办法》等相关法规，综合运用现场勘查、资料调阅、检验检测、模拟推演及专家论证等手段，系统复盘山体滑坡与右岸引桥垮塌的全过程，科学界定灾害性质，深入查明防灾减灾措施、勘察选址、工程设计、施工建设、工程监理等各环节状况，以及地方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和相关企事业单位的履职情况与存在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深刻汲取教训，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意见与防范对策。

调查结果进一步证实，红旗大桥右岸边坡地质条件极为复杂，岩体裂隙发育、卸荷带深度异常，库水上升浸泡后岩体物理力学性能剧烈退化，承载能力持续下降，加之通道施工扰动与桥梁荷载的协同作用，最终诱发水库型深层基岩滑坡。滑坡体带动右岸引桥基础发生显著位移并持续下沉，桥墩在巨大推力下相继倾斜、断裂乃至坍塌，这是右岸引桥整体垮塌的直接成因。同时，调查还揭露了涉事企业在勘察设计环节存在违法分包转包、项目建设管理责任严重缺位、隐患排查治理流于形式等多重乱象。

针对调查中发现的涉嫌违法犯罪问题，调查组已依法将相关人员的线索及证据材料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对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及相关国有企业公职人员在履职方面的问题线索，也已移交具有管辖权的纪检监察机关，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有关企业涉及的违法违规行为，则交由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依法进行查处。目前，各项追责问责与整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之中。

北京7月10日电（记者 赵方园）7月7日，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前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因癌症离世，终年55岁，令人唏嘘。这一悲痛消息引发社会广泛聚焦，同时使一种鲜少被公众了解的罕见恶性肿瘤——淋巴瘤，浮出水面，成为舆论关注的新议题。

根据社交平台上流传的一份疑似其本人亲笔撰写的病情记录，高善文于一年多前罹患外周T细胞淋巴瘤，2025年1月出现早期症状，同年12月经确诊为T细胞淋巴瘤Ⅳ期，后续病理检查进一步明确其亚型为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病理科主任医师高子芬在接受采访时介绍，淋巴瘤可发生在人体除指甲与毛发之外的任何部位，其临床表现变幻莫测，患者常因身体不适而前往不同专科进行检查——鼻塞可能求诊于耳鼻喉科，腹痛或至消化科，发热则往往首选感染科——很难在初期将病因与淋巴瘤联系在一起。高善文的经历亦是如此，他辗转近一年的时间，历经多次检查与咨询，最终通过活检病理被确诊为该亚型淋巴瘤，属于成熟外周T细胞淋巴瘤的一种，该类型恶性程度高、病情进展极为迅速。

淋巴瘤虽属相对“小众”的肿瘤类别，但却是所有恶性肿瘤中诊断难度最大的类型之一。事实上，淋巴瘤的命名有别于其他实体肿瘤——一旦确诊即为恶性，良性的病变则被称作增生或反应性增生。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血液科淋巴瘤亚专业副主任医师张梅香指出，淋巴瘤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的发病率位居榜首，“大众口中常说的淋巴瘤，绝大多数是指B细胞淋巴瘤，这占据了淋巴瘤的相当比例；而T细胞淋巴瘤则相对罕见，显得更为‘小众’。”

T细胞是免疫系统中执行攻击病毒及异常细胞任务的“精锐部队”，当这些T细胞发生恶性转化、异常增殖时，便演化为T细胞淋巴瘤。高子芬进一步解释说，高善文所患的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在东方人群中更为常见，其诊断难度极高，临床上误诊率居高不下。她提到，淋巴瘤细胞本质上是淋巴细胞正常演化过程中某一特定阶段的形态改变，但若其结构异常、分布区域错位，免疫表型出现紊乱，便可能意味着进入肿瘤阶段。更为棘手的是，在某些感染或免疫功能紊乱的情形下，淋巴细胞同样可能呈现相似形态变化，使得鉴别诊断雪上加霜。因此，淋巴瘤的最终确诊必须依赖于临床表现，并结合流式细胞学、克隆性分析等辅助手段进行综合研判。

高子芬感慨道，业内流传着这样一句玩笑——好好的一个病理大夫，碰上淋巴瘤就“毁了”。这是因为淋巴瘤诊断需要与时俱进的知识体系、深厚的专业积淀和全面的信息整合能力，真正能游刃有余做好这一工作的专家凤毛麟角。根据淋巴瘤之家发布的《2019中国淋巴瘤患者生存状况白皮书》，在近5000例受访患者中，约43%曾遭遇误诊，究其根源，正是淋巴瘤病理复杂、亚型多达近百种、临床表现不特异，且诊断必须依赖病灶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

高子芬强调，具体亚型的鉴别直接引导临床医生进行病情分层和治疗方案的抉择，更关系到患者未来疾病走向的预估。她介绍，淋巴瘤确诊必须借助病理检查，多数病例采用空心针穿刺获取小样本，经显微镜观察细胞形态与组织结构后形成初步判断，最终诊断还需辅以其他检测。若怀疑恶性，应通过免疫组化、克隆性分析、基因检测等手段，进一步辨别究竟是B淋巴细胞还是T淋巴细胞来源，明确具体亚型，并探寻是否存在可供靶向治疗的基因突变。鉴于诊断之艰难，高子芬建议，疑难病例应争取多家医疗中心联合会诊，待明确诊断后再启动治疗；若送检样本不足以支撑确诊，建议重新取非腹股沟肿大淋巴结（短径超过1.5厘米），切开固定于10%中性福尔马林液中送检，必要时同步送流式检测。

张梅香特别提醒公众，对于原因不明的淋巴结肿大务必保持高度警觉。“并非所有淋巴结肿大都意味着淋巴瘤，但若发现颈部、锁骨上或腋窝区域出现包块，应尽快寻求血液科医生帮助进行鉴别。”她给出一个简易的判别方法：“通常按压时若有明显痛感，大多为炎症性病变；但如果淋巴结不痛不痒、质地较硬，触感如鼻尖般的韧度，就要高度警惕恶性可能。若淋巴结呈进行性肿大，经消炎治疗后反而继续增大，更是警示信号。”

在医学上，淋巴瘤有一组经典的全身性症状，被称为“B症状”。高子芬提示，若出现原因不明的发热（体温约38摄氏度）、盗汗、体重无故下降或无明显痛感的肿块，应立即前往血液科或淋巴瘤专科就诊。张梅香补充道，直系亲属中有淋巴瘤病史者，患病风险略高于普通人群，但淋巴瘤并不属于遗传性疾病，并无明确的直接遗传规律，仅存在“遗传易感性”倾向。

针对不同人群，张梅香建议采取差异化的体检策略：40岁以上人群应每年进行一次全面体检；有家族史、免疫缺陷病史或长期接触射线的高危人群，则每半年检查一次。常规项目涵盖血常规、超声以及内科和外科的触诊。她同时强调日常自我检查的重要性，建议公众养成习惯，经常触摸颈部、腋下及腹股沟区域，留意是否出现异常包块。

据国家癌症中心2022年数据，我国每年新发淋巴瘤病例约8.5万例，死亡约4.1万例，且发病率呈逐年攀升之势。高子芬分析，这一上升趋势并非单纯反映患者数量骤增，也与检测技术改进和公众认知提升密切相关，更多早期患者因此获得确诊。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淋巴瘤疾病谱与欧美国家存在明显差异，由于EB病毒感染率更高，T细胞和NK细胞淋巴瘤的发病率相对较高。张梅香从多方面剖析原因：一是遗传易感性，不同人种的基因多态性各异；二是环境因素，亚洲地区EB病毒高发，该病毒与NK/T细胞淋巴瘤的发生密切相关；三是生活方式，长期接触农药、化学染料、有机溶剂等，或吸烟、酗酒、高脂饮食及长期精神紧张，都可能增加患病风险。

近二十年来，淋巴瘤诊疗水平取得长足进展，患者治愈率显著提升。相较于其他恶性肿瘤，淋巴瘤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均有明显改善。目前临床治疗手段多元化，除传统放化疗、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外，小分子靶向药物、双特异性抗体、CAR-T细胞免疫治疗等创新策略已得到广泛应用。然而，不同类型淋巴瘤在治疗难度与手段上差异显著。张梅香坦言：“外周T细胞淋巴瘤病情进展快、恶性程度高，对常规化疗的响应并不理想。”当前针对T细胞淋巴瘤的研究进展相对滞后于B细胞淋巴瘤，临床可选的方案也远未成熟。

这一差距在CAR-T疗法的应用上尤为突出。根据公开信息，高善文曾发布医疗进展，提及一项以CD7为靶点的CAR-T疗法Ⅱ期临床试验。CAR-T治疗的本质是利用改造后的T细胞精准攻击肿瘤，然而T细胞淋巴瘤的肿瘤细胞恰恰源自T细胞——治疗需以“T细胞”对抗“坏掉的T细胞”，极易陷入“敌我不分”的困境。正因如此，CAR-T在T细胞淋巴瘤领域的研发难度远超B细胞淋巴瘤等疾病，至今尚未完全成熟。

尽管如此，T细胞淋巴瘤患者并非束手无策。根据《淋巴结外周T细胞淋巴瘤诊断与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5年版）》，大多数T细胞淋巴瘤的一线治疗通常以CHOP方案为核心——该方案可理解为几种化疗药物加一种激素类药物的联合疗法。高子芬表示，“我们曾遇到过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患者，虽经历复发，却存活了十五六年；五年即可视为临床治愈。”她同时强调，淋巴瘤诊疗需要多学科协作，而患者的信念同样至关重要：“信心本身会影响机体抵抗力，心态乐观、积极配合治疗，往往预后更佳。”

张梅香表示，随着基础研究不断深化，新的治疗手段也在持续拓展。她透露，目前已有针对T细胞淋巴瘤的新药问世，针对T细胞表面分子的抗体疗法正在临床研究中，未来有望像B细胞淋巴瘤一样，实现精准靶向的抗体治疗策略。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五百载光阴流转，明代才子杨慎谪居滇地，于江畔留下一阕《临江仙》，传诵千古而不朽。而今，同一脉江流，所见证的却是云南的全新面貌——一个将生态使命与发展活力共融于时代浪潮中的新云南。

久久为功，筑牢生态屏障。

地处滇西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傲然立于长江入滇的起点。连绵的雪山与深邃的峡谷，造就了此地独特的立体气候与生态格局。上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为支援国家建设，迪庆曾以资源换取增长，天然林采伐一度贡献了当地财政收入的约八成，原始林海急剧缩减，生态伤痕累累。

1998年，中央决策对长江上游实施天然林禁伐与限伐。自此，迪庆毅然告别“木头经济”的旧轨，坚定迈向“生态立州、旅游兴州”的绿色大道，持续推进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等系列工程，并对森林、草原、湿地及冰川展开系统守护。截至2025年末，迪庆森林覆盖率攀升至63.98%，已然跃升为中国生态版图上的重要高地。

江水奔涌，直抵昆明东川区。此地曾历经逾两千年的铜矿采冶，生态环境极为脆弱，加之地处断裂带，金沙江一级支流小江沿岸竟有107条泥石流冲沟纵横分布，一度是中国水土流失最为严峻的区域，因而得名“世界泥石流天然博物馆”。

面对泥石流的长期困扰，东川展开了持续数十年的大规模治理。如今，年均泥石流爆发次数已从九十年代的28起骤降至不足1起，每年输入金沙江的泥沙总量减少约75%，昔日灾害频发之地，如今已是守护长江上游的坚实屏障。

自青藏高原奔腾而下的长江，在云岭大地蜿蜒1560公里，恩泽滇境7个州（市）。保护母亲河，融入长江经济带，既是云南肩上沉甸甸的责任，亦是不可多得的时代机遇。

十年来，云南始终秉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准则，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建设中国生态文明排头兵为目标，统筹推进流域治理、生态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不久前，昆明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十年来的成效。数据显示，云南已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11.35万平方公里，约占全省国土面积的三成。抚仙湖、洱海等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工程稳步实施，保护修复流域面积达231万亩，新增水源涵养能力13万亩。长江十年禁渔令执行有力，流域（云南段）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较禁渔前跃升两个等级。

在生态修复方面，云南同步推进历史遗留矿山、石漠化地区、湖泊湿地及退化林草的治理，十年累计完成废弃矿山生态修复33.69万亩，规模位居全国前列。“森林云南”建设成效显著，累计营造林6994.75万亩，全省森林覆盖率提升至57.9%。

据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统计，2025年全省地表水国控断面与长江流域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分别达94.1%与91.4%，较2015年分别提高31.8与62.8个百分点。九大高原湖泊治理成果斐然，滇池、星云湖、杞麓湖、异龙湖全部消除劣V类水质，抚仙湖水质总体保持Ⅰ类。

清澈的江水、葱郁的山峦，正逐步铺展在云岭大地之上。

生态回归，绿色动能悄然注入。

在丽江市玉龙县石鼓镇，长江在此划出一道壮丽的“U形”弧线，成就了闻名天下的“长江第一湾”。曾几何时，石鼓镇林木稀落、风沙频扰。十余年间，一代代“种柳人”默默坚守，终在江畔绘就40余公里的绿色长廊——12万余株护堤柳树牢牢锁住水土，守护着沿岸的良田沃野。

生态的改善，催生了发展的新契机。紧邻“长江第一湾”的竹园村，依托自然风光、红色记忆与民族文化，积极拓展生态旅游、非遗体验与乡村休闲产业，让村民在家门口端稳了“生态饭碗”。

目光转向昭通市，此地为赤水河源头，境内393条大小河流汇入长江，是云南境内长江的最后一道生态屏障。近年来，昭通全力推进流域生态修复治理，600多万亩竹林让乌蒙山区的脆弱生态焕发绿意。

秀美的山水与宜人的气候，每年吸引大批游客前来避暑康养、休闲观光。水富港五年前年吞吐量仅30万吨，而去年底已达1178万吨，一跃成为长江上游云南省唯一的千万吨级枢纽港口。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的十年，亦是云南绿色转型的黄金十年。

这期间，云南积极探索“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多元路径，创建了23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率先开展高原湖泊流域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构建起政府主导的“存量”与“流量”相结合的核算体系。普洱市入选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大理州与丽江市跻身国家碳达峰试点，曲靖经开区与祥云经开区则被纳入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名单。

工业体系愈发“绿意盎然”。全省清洁能源装机从2016年的7024万千瓦跃升至2025年底的1.55亿千瓦以上，装机规模与占比均居全国前列；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十年累计下降28.91%；累计培育国家级绿色工厂160家、绿色园区10个。

发展动能焕然一新。生物医药、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迅猛崛起，疫苗批签发量领跑全国，大型铁路养护装备、红外及微光夜视系统制造处于国内领先位置。云南还积极布局生物制造、人工智能、氢能与新型储能，建成中国首个大型锂钠混合储能站，新型储能装机突破540万千瓦。

如今，绿色已然成为云南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