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暑时节如约而至，炽热骄阳之下，泳池与水上乐园便成为大众纳凉消暑的人气之选。然而，许多人心中隐隐担忧：水池中的水质是否洁净？会不会招致疾病缠身？今夏戏水，务必提防以下几类“泳池常见病”。

其一是眼部感染。急性结膜炎，也就是俗称的“红眼病”，具有极强的接触传染性和迅猛的扩散速度，病毒可经手部、毛巾、水体等多种载体迅速蔓延。同时，沙眼衣原体亦能在泳池水源中传播，引发感染。

其次是皮肤类疾患。细菌感染所致的脓疱疮，一旦皮肤破损，接触后即可传染；而如脚气、灰指甲等浅层真菌感染，则常通过公用拖鞋、毛巾等物品悄然传播。

再者，耳部炎症也不可小觑。在卫生不达标的池水中畅游，若不幸呛水，细菌或霉菌便会随水流进入咽鼓管，形成由内而外的逆行感染，进而诱发耳部不适。

此外，消化道传染病同样需要警惕。游泳过程中，呛水难以完全避免，菌痢、感染性腹泻等病原体便可能借助池水进入人体，增加罹患疾病的风险。

那么，如何迅速判断泳池水质是否达标？每年盛夏，各地卫生监督执法机构都会对公共泳池展开卫生专项检查，重点检测池水中的游离性余氯、pH值及浑浊度等关键指标，这些均是衡量水质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尺。除此之外，市民还可借助“五看”法，快速评估泳池的卫生状况。

一看卫生许可证。依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经营者须将卫生许可证置于营业场所的醒目之处，供公众查验。

二看量化分级等级。公共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标识中，A级代表卫生条件优秀、管理规范到位；B级表示状况尚可；若为C级，则暗示存在卫生隐患，需提高警惕。

三看水质检测公示。经营者应每隔四小时自行检测池水，并每年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实验室分析；无论是自测数据还是年度检测报告，都须在显眼位置向公众公开。

四看更衣室环境。更衣区域若整洁有序、无杂物堆积，通常反映管理细致；反之，则说明卫生维护存在疏漏。

五看池水本身。步入泳区后，先观察水色是否澄澈透亮，能否一眼望穿池底，同时注意水面是否有漂浮异物。

北京市卫生健康监督所工作人员刘红莹分享了一个简便小妙招：用手轻拍水面，激起的小气泡若能在10至15秒内迅速消散，便表明池水的氧化杀菌能力处于良好状态。

夏日畅游之际，除了关注泳池卫生，个人防护同样不可或缺。入水前，应先沐浴全身，清除汗液与油脂——这些分泌物若与水中氯元素结合，易对皮肤产生刺激。游毕后，建议立刻冲洗身体，并用棉签轻轻拭干耳道。同时，佩戴泳镜是保护双眼的有效措施，务必牢记。

在北京市房山区，一场关于“隐形雇主”与劳动权益的司法前沿交锋引发关注。部分企业利用合同名称的巧妙转换、管理链条的层层嵌套，试图将劳动关系的责任“甩锅”给模糊地带。面对这样的隐蔽用工现象，劳动者是否还能有效维权？近日，房山区人民法院举行了一场专题新闻通报会，聚焦隐蔽用工类劳动争议的审理现状，并发布了典型案例。据《工人日报》报道，近年来该院受理的相关案件多集中在即时配送、网约出行、快递物流等新兴业态。

新闻发言人指出，一些用人单位通过缔结五花八门的协议、构建多级用工框架，将本应属于劳动法的雇佣关系精心装扮成承揽、外包或合作等民事法律关系，使得劳动者在维权之初便陷入迷茫——究竟谁是真正的雇主？该向谁主张权利？对此，法院坚持实质性审查原则，重点探究用人单位是否对劳动者实施了支配性的劳动管理。从审判结果来看，确认劳动关系或判定企业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情形占据主流。

在发布会上，燕山人民法庭庭长针对这批典型案例，剖析了隐蔽用工的常见“套路”，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

第一类情形被形象地称为“自己管人、外包发钱”。2023年3月，暴某经某快递站点工作人员安排，以快递公司员工名义注册了外卖平台APP，从此担任骑手。公司为他配发了电动车和统一工装，日常调度与考勤均由公司负责，但双方既未签署劳动合同，也未缴纳社会保险。一次配送途中的车祸，让工伤认定陷入争议。暴某于2024年2月离职后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劳动关系。

法院调查发现，快递公司与一家管理公司签有《业务外包合同》，外包费用由佣金、管理服务费、税费及返费等构成，其中管理服务费竟为零元。暴某通过平台接单，报酬由管理公司代发，但资金源头却指向快递公司。在平台显示中，暴某的身份明确为快递公司员工。法院认为，暴某所从事的配送工作属于快递公司的业务范畴，站点站长通过微信群对其进行了实质性的工作监督和考勤管理，双方关系表现出强烈的人格从属性。至于管理公司发放报酬，证据表明其仅代发工资。合同对价低、履行过程异常，明显有规避劳动关系、转嫁经营风险的嫌疑，该风险不应由劳动者承担。据此，法院认定暴某与管理公司之间不存在实质管理关系，快递公司以《业务外包合同》为由否认劳动关系的抗辩不被采纳，最终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提示，法律不会容忍借“自己管人、外包发钱”之名行规避法定责任之实。用人单位若企图以此逃避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或承担工伤赔偿等义务，不仅徒劳无功，反而可能招致更重的法律后果和赔偿负担。

第二类情形则是“以承揽合同行用工之实”。自2021年7月起，于某在某配送站担任骑手，为A公司提供商超商品配送服务。2023年底，A公司撤出该站点，由B公司接手，于某随之被解绑并与B公司绑定，由此与A公司产生劳动争议。于某坚称自己是A公司员工，而A公司则主张双方为承揽关系，出示了《项目转包协议》，声称于某系以个体工商户身份承包配送业务，工资经由第三方平台支付。

法院审理后认定，双方均具备法定劳动关系主体资格，于某的配送工作构成A公司业务的一部分。虽然工资按单量计算，但A公司对骑手进行排班、控制接单量，甚至单独派单，显然实施了管理行为。据此，法院判定双方符合事实劳动关系成立条件，确认劳动关系存在。

法官提醒，用人单位通过要求劳动者签署承揽或合作协议来“去劳动关系化”，在司法实践中难逃穿透式审查。只要用工实质符合劳动关系特征，即使披着承揽协议的外衣，也会被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

第三类情形为“名为外包实为派遣”。李某与甲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被安排至乙公司担任销售员。甲、乙两公司间有《劳务外包合作协议》，约定甲公司派驻人员从事营销项目。因乙公司将李某退回，甲公司随即以严重违反制度为由解除合同。李某申请仲裁后起诉甲公司。

法院指出，尽管李某与甲公司签有合同，但其在乙公司工作场所接受乙公司的管理、指挥，且工资、福利由乙公司确认和结算，这暴露出两公司间是典型的假外包、真派遣关系。乙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按约定程序处罚并退回李某，因此其以违纪为由退回的行为缺乏依据。甲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盲目依赖退回决定解除劳动关系，于法不合，最终被判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法官建议，企业必须厘清外包与派遣的界限，不可借外包协议掩盖真实用工关系。用工单位退回劳动者后，派遣单位应独立审查解除条件，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决定，而不能机械跟随用工单位的“退回”指令。

广州7月30日电（记者蔡敏婕）一个全新的汽车出口服务枢纽——粤港澳大湾区汽车出口整备中心，于今日在广州正式揭牌并投入运营。这一项目由广州港集团携手广州公交集团联合打造，旨在填补区域内汽车外贸标准化整备服务的空白，为中国品牌汽车及二手车的规模化“走出去”提供强大助推力。 据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金骑介绍，该中心致力于全面提升汽车出口全链条的服务效能，系统性地破解当前行业面临的车辆来源零散、整备标准参差等瓶颈问题，从而加速二手车及改装车出口业务的集群化发展。他表示，这不仅仅是一次硬件设施的迭代升级，更是南沙汽车口岸在延伸高附加值服务、强化后市场支撑方面迈出的关键一步，将为广州打造滚装物流枢纽增添新的活力。 广州公交集团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朱世强指出，该中心的成立标志着两大市属国企的战略合作结出硕果，未来双方将围绕汽车进出口整备服务深度协同，共同开拓企业发展的新增长空间。他进一步强调，依托南沙口岸的区位枢纽优势，双方将携手推动中国汽车服务标准体系的整体输出，提升国际竞争力。 该整备中心坐落于南沙近洋码头，占地规模约3300平方米，功能覆盖检测维修、钣金喷漆美容、三电系统保养、零部件循环再造等多个环节，同时提供二手车出口的综合性服务。目前，其月处理能力已接近3000台次，成功打造出一个融合“技术服务”与“港口物流”的高效一站式运作闭环。 南沙汽车口岸作为内地领先的滚装码头集群，其外贸配套服务已相当成熟；而广州公交集团旗下的广交车服，则在车辆筛选、标准化整备、三电检修及配件再造等环节积累了深厚的技术底蕴。两者的有机结合，催生了“港口物流”与“公交技术”的协同效应。此外，得益于“关港联动”的政策优势，出口车辆能够实现“抵港即整备、整备即发运”的流畅作业流程，大大降低了外贸企业的物流成本与时间损耗。 据悉，广州港集团将以该整备中心为重要支点，聚焦新能源汽车与二手车出口两大战略方向，着力构建从车辆集中采购、专业整备到跨境销售的全链路业务生态。凭借国有企业的资源整合优势，志在将南沙口岸塑造为标准化、专业化的国企汽车整备枢纽，进而激发整个汽车产业集群的协同发展潜力。（完）

7月22日，世界脑健康日当天，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精神（心理）科副主任魏钦令向记者发出健康警示：倘若每日沉浸于短视频超过两小时，人脑或将遭受器质性伤害，其中最为直接的后果便是注意力水平的断崖式滑坡——中老年群体若长期重度依赖，则会加速认知功能老化，记忆力持续受损，甚至助推轻度痴呆向更严重阶段演变。魏钦令指出，时长适中、内容精炼的视频或可带来短暂放松、补充信息，但无法自控的沉浸式消费，将从神经结构、认知表现、记忆系统、情绪管理乃至睡眠节律等多元维度，持续侵蚀大脑健康，其中青少年与老年人群体所承受的风险尤为突出。

伴随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深，以及短视频对数字化生活的深度渗透，脑健康危机早已突破年龄界线，贯穿全生命周期：从失眠引发的脑损伤、认知能力滑坡，到青少年大脑发育受损、孤独症干预难题，再到脑卒中后的康复障碍，各类脑健康问题正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健康议题。

短视频缘何令人沉迷到难以自拔？魏钦令从神经科学角度给出解释：其根本在于精准嵌合了大脑的奖励机制。多巴胺系统的失衡是成瘾形成的核心枢纽。短视频以15至60秒的高频反转和永无止境的推送模式，塑造出一种典型的“可变奖励机制”，持续促使大脑大量释放多巴胺——其分泌速率可达阅读、运动等常规愉悦活动的三至五倍之多。长此以往，大脑多巴胺受体逐渐脱敏，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物便再也无法唤起愉悦感，进而形成“越刷越空虚，越空虚越要刷”的恶性循环。

过度刷视频所带来的最直观冲击，便是注意力的急剧退化。魏钦令形容道：“读书、听课、构思方案不到五分钟便走神，对低刺激、慢节奏的内容毫无耐受性，学习与工作的效率也随之不断下滑。”与此同时，情绪调控能力亦会受到波及，焦虑与抑郁的风险攀升。若还习惯在入睡前刷视频，更是对大脑造成双重打击——长期睡眠缺乏将加速脑组织萎缩，加重脑雾现象，并引发情绪失控。

然而，魏钦令亦提醒公众不必全盘否定短视频的价值。倘若每日使用时间能控制在30分钟以内，并对内容加以筛选，适度观看反而可为大脑带来正面刺激。例如，科普知识類短视频能够迅速补充常识储备；舒缓治愈型内容则有助于短暂降低压力水平；手工艺术类视频可轻度激发创造性思维；而亲友间的日常分享，亦能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人际联结，缓解孤独情绪。

对处于大脑发育关键窗口期的10至16岁青少年，魏钦令尤为忧心。研究显示，青春期若长期沉溺短视频，两年后其言语记忆与空间注意力将明显受损。由于前额叶皮层仍在发育过程中，高频刺激将直接干扰自控能力与逻辑思维的正常成型，极易导致延迟满足能力缺失，使青少年难以静心投入长期学习任务。与此同时，睡眠与情绪的双重受损，亦将进一步波及学业表现与人格塑造。

为守护大脑健康，魏钦令提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操作性指引。在时长管理方面，成年人每日娱乐性短视频总时长不宜超过60分钟，单次持续观看则不应超过15分钟；12至18岁的青少年每日上限为30分钟，且睡前1小时内应严禁刷屏；而12岁以下的儿童，则建议单次观看不超过10分钟，以免对尚在发育的大脑造成不可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