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一场聚焦大湾区社会服务协同创新的重要启动仪式在广州南沙举行——粤港澳大湾区社会服务融合实验室正式揭牌。该平台将聚合粤港澳三地专家资源，搭建跨区域协作的社会服务创新体系，以“场地+政策+资金”的多维联动方式，实现资源互通与效能叠加，为湾区民生服务注入全新活力。

随着大湾区一体化进程不断提速，港澳地区在社会服务领域积累的先进模式和公益治理经验，正为广州带来极具价值的借鉴意义。三地社会组织间的互动合作与社会服务体系的深度融合，蕴藏着广阔的发展潜力。然而，由于粤港澳三地社会服务标准尚未统一、跨境项目缺乏标准化试点载体、民生领域的科研转化通道相对薄弱，这些现实瓶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大湾区社会服务品质的整体跃升及跨境协同的纵深推进。

广州市民政局市管一级调研员李又文在活动现场表示，从近期试点情况看，实验室已着手承接港澳成熟公益项目，并针对本土需求开展落地适配测试，内容涵盖困境儿童心理关爱、长者乐龄康养等多个民生领域，旨在将港澳先进服务经验转化为符合广州本土民情的实践方案。

与此同时，作为湾区服务标准协同研究的重要阵地，该实验室正积极联动高校科研力量及港澳行业联盟，围绕未成年人保护、养老服务、社区基层治理等重点议题，系统比对粤港澳三地在服务制度层面的差异，致力于研发可在广州全域推广、并为湾区其他城市提供参考的服务指引，以打破跨城服务的制度壁垒，同时培育一支契合大湾区发展需求的复合型民生服务人才队伍。

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马洁红指出，南沙凭借政策叠加、区位优势和产业集聚的独特条件，已然成为大湾区社会服务融合的“桥头堡”。她透露，下一步南沙将进一步放大先行先试的政策红利，聚焦“一老一小”等核心民生领域，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跨境社会服务创新模式，以南沙本土实践作为整个大湾区社会服务融合的示范样板，让港澳居民在南沙享受到均等化、高质量的民生服务保障。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社会组织合作发展中心副理事长徐珊则表示，未来将以实验室为协作枢纽，持续串联大湾区各地市民政主管部门、科研院所和社会组织，构建项目共研、数据互通、人才联训的湾区社会组织与社会服务协作网络，推动广州成为大湾区社会服务协同创新发展的先行示范城市。

活动当天，香港社福界心连心大行动副主席、心连心学院院长谭赣兰结合香港多年跨境服务实践经验，系统回顾了香港社福机构对接内地民生需求的发展脉络，并深入剖析港澳社工在内地落地服务所面临的现实挑战及破解思路，为两地机构建立长效合作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操作指引。

粤港澳大湾区香港社会服务专业联盟副主席黎永开则以《粤港澳大湾区社会服务融合发展的实践与展望》为题发表主旨演讲，全面梳理了湾区社会服务合作从浅层交流迈向深度实务联动的演进历程，总结了现有合作模式的优势所在，并明确指出粤港澳三地将围绕平台建设、人才培育、区域合作与成果转化四大方向协同发力，持续推进社会组织协同发展、高质量项目落地实施以及规则衔接与经验沉淀。

北京7月31日电（记者郭超凯）中国公安部今日宣布，两支即将赴海外执行维和任务的警察队伍，已于昨日在北京举行出征仪式。这些警员将分别启程前往联合国中非任务区与塞浦路斯任务区，投身国际维和行动。

据悉，这批维和警队共由七名成员组成，他们既有来自公安部常备维和警队的骨干，也有地方公安机关的精英。经过层层严苛选拔，他们以出色表现通过联合国维和单警甄别考核，并在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接受了系统化的专业强化训练。抵达任务区后，这些警员将承担多项职责，包括保障平民安全、助力当地警务体系完善、参与人道主义援助，以及确保联合国人员和设施的安全。

7月30日，一场聚焦“Token经济”发展的发布仪式在浙江嘉兴举行，其主题为“发展Token经济，助推产业提质”。活动现场，嘉兴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颜海荣向外界发出诚挚邀请，表示将秉持开放协作与互利共赢的宗旨，热忱欢迎各类企业、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加入这一平台，共享资源、释放算力潜能，携手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更广泛产业领域落地生根。

当前，人工智能产业正加速迈入以词元（Token）为核心的新阶段。词元作为大模型智能服务的标准化价值单位，承担着连接算力、模型与应用的关键角色。而构建统一的Token公共服务平台，则被认为是打破算力孤岛、推动AI技术规模化部署的重要路径。

作为运营中心面向市场的对外服务窗口，长三角（嘉兴）Token运营中心的门户网站也在当天同步启动。据悉，该平台整合了五大统一功能模块，包括统一的API入口、Token计量机制、费用结算体系、政策抵扣流程以及安全审计标准，力求为企业用户提供一站式、规范化服务。

嘉兴市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魏栋在介绍中提到，企业只要完成一次接入，便能按需调用包括DeepSeek、Qwen在内的百余款主流大模型。平台遵循“企业提需求、平台选模型”的运行逻辑，能够依据任务特点自动匹配性价比最优的模型方案，在优化用户体验的同时有效控制Token消耗。此外，平台还针对不同客户群体推出了普惠包、按需套餐及专属定制等三类服务模式，力图让AI资源的获取像水电供应一样便捷透明、随时可取。

作为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城市，嘉兴的算力规模位居浙江省首位。目前全市已拥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6327家、人工智能科创企业230余家，各类应用场景中所蕴含的AI需求体量庞大、潜力可观。

在这片土地上，扎实的算力基础设施与丰富的产业生态相互赋能，共同构筑起Token运营中心稳步前行的“双引擎”。在算力层面，嘉兴已聚集润泽、阿里、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等四个万卡级算力中心，为Token全生命周期的调度管理及标准化结算提供坚实底座；在应用层面，桐昆、立讯等行业领军企业以及大量中小制造主体，则为Token服务的实际落地提供了真实、多元且可持续的场景支撑。

接下来，运营中心将重点围绕纺织新材料、智能终端、高端装备等本地优势产业，推动Token从抽象的技术概念转化为企业生产运营中可感知、可量化的实用工具。

长三角（嘉兴）Token运营中心的定位是“立足嘉兴、服务长三角、链接全国资源”，其职能涵盖三大方向：其一，打造普惠化的服务入口，通过统一Token平台实现长三角企业“一次接入、全网通享”，明显降低AI应用门槛；其二，构建资源调度枢纽，有效衔接优质算力供给与区域产业需求，确保算力不闲置、需求不落空；其三，探索绿色可信服务模式，依托嘉兴在算电协同方面的先行实践，建设绿色Token溯源评价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可信赖、可计量、可追溯的AI服务支撑。

启动仪式上，首批20家生态伙伴正式签约入驻。未来，各类算力、模型、应用及服务商均可依照统一标准接入该平台，携手共建一个开放、协同、共赢的Token经济生态圈。

对嘉兴而言，建设长三角Token运营中心并非追逐一时热点，而是着眼于提升服务企业、壮大产业、联动区域的长期能力。此次运营中心的正式启动，也是地方主动融入国家算力网络、探索AI服务规模化落地的一次生动实践。（完）

近年来，“人肉搜索”、恶意造谣、群体围攻及流量绑架等网络暴力乱象频频发生，既对公民与法人的正当权益造成严重损害，也妨碍了国家安全与社会公共福祉。为有效预防、遏制及惩戒此类行为，国家网信办于本月29日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这标志着我国在反网暴治理方面即将迎来首部专项法律。究竟哪些行为可被定性为网络暴力？针对反网暴议题，网络平台应履行哪些防御与管控职责？相较于过去分散的治理规则，这一征求意见稿又有哪些创新突破和空白填补？

所谓网络暴力，其具体边界何在？正常的批评监督与恶意攻击之间又该如何划界？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清晰的法律界定，不少恶性攻击事件难以追责，遭网暴侵害的当事人也常常陷入维权困境。此次征求意见稿首次厘清网暴范畴，并细致划定法律红线，成为治理实践中的重要转折。

根据征求意见稿，网络暴力行为被明确定义为四类主要违法情形：其一，集中散布包含侮辱谩骂、造谣诽谤、煽动仇恨、挑起对抗、威胁逼迫或歧视偏见等内容的言论；其二，违规聚量披露他人隐私信息；其三，持续性实施网络恐吓、骚扰等不当举动；其四，其他损害合法权益的网络暴力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指出，该草案对网络暴力所侵害的权益类型作了更为清晰的界定，重点保护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肖像权和个人信息等核心权益。同时，草案尝试引入量化标准，以“集中”或“持续”特征来限定网暴行为范围，将偶发性表述剔除在外。此外，制度安排上兼顾双向保障，力求在惩处网暴与保护正常表达、舆论监督之间寻求合理平衡。

有专家分析，本次明确网暴范畴的最大特色在于“具体化、可操作、可辨识”，所列举的四类行为全面覆盖人身攻击、隐私侵犯、持续骚扰和恶意中伤等主要网暴表现，极具针对性。更为关键的是，征求意见稿坚守法治原则，避免“一刀切”式治理，强调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言论自由亦非毫无限度。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进一步解读，草案明确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实施乃至协助网暴行为。公众在正常评论时，即便观点偏激，也应避免肆意辱骂、恶意贬损或虚构事实，否则可能面临民事赔偿、行政处罚乃至刑事追责。草案不仅严惩直接发起者，还追查协助者的连带责任，并确立失信惩戒机制。参与网暴者或将面临注册新账号或相关互联网服务的限制。

网络平台作为信息传播的主要通道，同时亦是防控网暴的关键闸门。此次征求意见稿针对平台监管短板，系统强化了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的主体责任，构建起涵盖监测、预警、干预、处置与报备的完整防控链条。具体而言，平台需制定网暴信息分类标准，建立典型案例样本库，精确识别各类网暴言论，并动态管理涉暴重点账号，对违规账号及时采取限流、禁言或封禁等举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精武认为，核心目的在于推动平台从形式性履职转向实质性履职，杜绝其以技术能力不足、信息量庞大或治理手段有限等理由规避法律责任。他强调，本次草案对平台义务的升级幅度较大，如第十六条第二款就明确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仅要建立黑名单制度，还需履行禁止网暴者重新注册账号等具体技术处置措施。

专家指出，平台处于网暴治理的第一道关口，也是关键的前端防线。此次征求意见稿摒弃了以往笼统的原则性要求，转而确立可落实、可核查、可追责的强制义务。平台角色从被动删帖转向主动预警与提前干预；处置方式由统一化措施升级为对弱势群体的优先保护，从而全面压缩网暴生存与扩散的空间。

网络暴力的伤害具有高度隐蔽性，且受害者维权成本普遍较高，而施暴者违法代价偏低，长期构成治理难点。对此，征求意见稿构建了从严追责与多元救济相结合的完整闭环。在追责层面，草案明确聚焦打击恶意发起者、组织者及推波助澜者，破除“法不责众”的偏见；依据网暴情节轻重，匹配相应的行政、民事或刑事处罚，形成阶梯化精准惩戒。尤其是针对未成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网暴行为，依法予以从重处罚。李怀胜指出，草案首先精准打击“关键少数”，明确对组织、策划、煽动及教唆者从重惩处，打破过往集体暴力中的侥幸心理。其次，草案推行网络暴力告诫书制度，对情节轻微而未达到行政拘留标准的案件，公安机关可出具告诫书，对行为人进行警示与教育，填补了轻微网暴行为的追责空白，构筑起“轻微有告诫、严重有惩戒”的梯度化问责体系。

专家认为，此次征求意见稿的一大突出亮点在于补齐受害者维权的短板。在救济层面，草案明确法院对网暴自诉案件优先立案，对于取证确有困难的受害者，可协调公安机关协助调查取证。同时，检察机关可依法支持特殊受害群体提起诉讼，为弱势群体提供司法层面的兜底保障。

国家网信办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意味着我国反网暴治理即将迈入专项立法时代。相比于既往零散的治理规范，这一草案实现了哪些实质性突破、填补了哪些治理空白？支振锋认为，通过国家层级的反网暴专项立法，提供了高规格的制度供给，有效整合了分散于各类法规中的相关规定，为网暴治理确立了统一且权威的法律依据。同时，该草案将过往治理经验加以提升与固化，推动网络生态治理迈向更加系统化、法治化与长效化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