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外汇管理局于7月31日通过其官方微信公众号宣布，为深化国内外汇贷款业务发展，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近期正式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内外汇贷款外汇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下称《通知》）。该文件定于202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

《通知》的核心举措涵盖三大层面：首先，在账户管理体系上实施革新，国内外汇贷款将被纳入专用账户框架，尤其针对具备货物或服务贸易出口背景且符合条件的贷款，允许其直接转入经常项目外汇结算账户，从而简化资金流转路径。其次，在结汇与购汇环节进行优化，依据交易实际背景，秉持真实需求与便捷操作的原则，对贷款结汇的可行性加以规范，并废止相关行政审批程序，借款人只需提交真实合规的证明材料，即可前往银行直接办理购汇以清偿国内外汇贷款，大幅提升效率。最后，强化监管维度，明确业务操作细则及数据申报责任，外汇管理局将加大统计监测与核查力度，确保风险可控，为政策落地提供坚实保障。

哈尔滨7月16日专电（记者朱虹）《新英格兰医学杂志》16日在线刊发了一项来自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的重要临床成果，由于波教授与田进伟教授领衔的团队，基于大规模临床数据，为罹患冠状动脉多支病变并接受支架植入的冠心病患者，提出了一套全新的抗血小板治疗策略，被业内视为源自中国的创新用药方案。

在全球范围内，心血管疾病始终高居致死病因榜首。最新发布的《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5概要》揭示了一个令人警醒的数据——大约每五例死亡案例中，就有两例与心血管问题直接相关。针对这一严峻形势，于波教授团队多年来一直聚焦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中高危斑块的演变机制及其临床结局的转化研究。于波教授指出，在需要接受支架治疗的冠心病群体中，约半数患者存在冠状动脉多支病变，这类患者体内往往伴有更为广泛且不稳定的斑块负荷。即便成功施行了血运重建并辅以规范的药物干预，其心血管不良事件复发风险依旧高企。因此，如何有效改善这一高危人群的远期预后，已成为当前心血管临床实践中的一项重大课题。

术后抗血小板治疗被公认为支架植入后预防血栓性缺血事件的关键一环。为探索更优策略，研究团队精心设计并实施了DAPT-MVD研究，从最初的方案构思、多轮专家论证，到多中心团队的组建以及最终成果的揭晓，前后历时整整八年。该研究覆盖全国22个省份的97家临床试验机构，共招募了8250名冠状动脉多支病变患者。最终的数据分析表明，相较于单用阿司匹林，持续使用氯吡格雷联合阿司匹林长达12个月的治疗方案，能够将包括心血管源性死亡、非致死性心肌梗死及非致死性卒中等在内的主要不良心脑血管事件发生概率显著降低18%，并且不会伴随大出血风险的上升。

据悉，DAPT-MVD研究系全球首个专门针对冠状动脉多支病变患者病情稳定后抗血小板策略展开的大型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其研究结论无疑为这一类高风险患者群体的抗栓治疗优化，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循证医学新指引。

为了追求理想的瘦身效果，不少人选择借助药物手段来加速进程。被冠以“躺着也能瘦”美誉的减肥针剂，凭借注射便利、效果显著的卖点，迅速抢占市场，取代了传统节食和运动方案，成为诸多减重人群趋之若鹜的首选方式。然而，一些绕开正规医院专业评估、擅自通过网络渠道购买并自行注射的消费者，却遭遇了恶心、呕吐等副作用，令日常生活饱受困扰，更有极端案例出现急性胰腺炎或胆囊病变等严重后果。那么，这类减肥针是否适合所有人？其中又潜藏着怎样的风险隐患？

事实上，市面上多款减重注射针剂已陆续获批上市，且均被严格划归为处方药范畴。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本为人体肠道自行分泌的肠促胰素，其核心功能涵盖降低血糖、抑制食欲等。目前，国内经批准用于临床减重的此类针剂产品已逾六款。

尽管不同药物在靶点选择、适用对象及减重力度上各有差异，但常见不良反应却高度相似，包括恶心、腹泻、呕吐、便秘、消化不良、疲劳感、低血糖以及腹部不适等。需要明确的是，这些并非个别人的特殊体质反应，而是由药物作用机制所决定的普遍现象。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所有GLP-1受体激动剂类减肥针均为处方药，具备严格的适用指征与禁忌条件，使用前必须经由医生全面评估个体身体状况。任何违规购买或盲目注射的行为，都潜藏着不容忽视的健康风险。

对体重正常者而言，强行借由药物让身体进入“低耗模式”，代价往往远超预期收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陈玲指出，若干特定人群严禁使用此类药物：曾罹患甲状腺髓样癌或具有相关家族史者；存在多发性内分泌腺瘤2型病史或家族史者；有胰腺炎病史或反复发作胰腺炎者；以及患有严重胃肠道疾病者，均不推荐使用。此外，妊娠期和哺乳期女性因缺乏用药安全性数据，亦应避免尝试。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同样无法保证用药安全。

针对市面上热门的几款减肥针，国内外医学界已展开大量研究，证实“打一次永久瘦”纯属幻想。国内临床数据显示，停药后半年内，约80%至90%之使用者体重会逐步回升至用药前水平，同时伴随体重下降而改善的血糖、血压等代谢指标也将随之逆转。

许多未经医生评估便自行用药的人群，在体重快速下降后亦未咨询专业意见便仓促停药，待体重反弹又再度注射，如此往复，陷入“用药—反弹—再用药”的恶性循环。这类体重剧烈波动将对机体造成显著冲击，虽脂肪量减少，但体脂率反而上升，最终导致代谢损伤，部分人更出现情绪起伏和心理焦虑等问题。

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尹晓强调，药物仅在减重强化阶段起到辅助作用，用药后的关键，在于能否坚持结构化的生活方式调整，这才是决定体重反弹速度与幅度的根本因素。

具体而言，应把药物带来的饱腹感转化为持久饮食习惯，减少精制糖、油炸食物及精加工主食摄入，同时增加优质蛋白、粗粮和绿色蔬菜比例，稳定每日热量缺口，并主动提升基础代谢率。运动方面，建议每周累计至少150分钟有氧活动，可依个人作息灵活分配次数；同时配合无氧训练，以防肌肉量明显流失。

当体重达到目标后，须由医生指导逐步减量乃至停药，让身体慢慢适应新的平衡点。无论在用药期间还是停药之后，均需坚持健康的心理与行为调节，涵盖饮食、运动、睡眠及情绪压力管理等方方面面，方能真正稳固减重成果。

中新网南宁7月31日电（廖薇 林浩）7月3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外披露，南宁国际商事法庭近期通过“双语翻译+家庭教育指导师”协同调解机制，以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成功调处一宗涉及中韩两国当事人的涉外离婚案，体现出柔性化解家事纠纷的新路径。

据办案法官透露，男方韦某为中国籍，女方金某为韩国籍，两人于2019年缔结婚姻并育有一女。随着感情逐渐破裂，金某提起诉讼请求离婚。一审法院作出准予离婚的裁决，并将婚生女交由韦某直接抚养，相关抚养费用由韦某自理。金某对此不服，提起上诉，希望法院改判女儿由自己抚育，同时由韦某承担相应抚养费。

由于双方在成长背景、家教理念方面差异明显，加上金某中文表达受限，前期争执多集中于各自诉求，而忽略了破裂婚姻对幼龄子女可能带来的心理创伤，这使得案件调解一度困难重重。

为破解涉外家庭纠纷中沟通与情感的双重障碍，南宁国际商事法庭集结了多种专业力量，特别邀请精通韩语的吉林外国语大学教师闵锐担任韩语传译，参与线上与线下的调解工作。与此同时，主审法官适时对双方进行“关爱未成年人提示”，从法律与情感双维度唤醒父母责任意识，纠正其旧有认知偏差。

此外，法庭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女联合会的支持下，邀请家庭教育指导师胡光华介入引导，帮助当事人学会以平和心态应对分歧，理性表达诉求，减少带有功利色彩的评判，把儿童心理需求置于调解核心，强调持续性的陪伴与正向鼓励。

调解当日，韦某在引导下主动向金某表示感激，金某也表达了对其付出的认可。两人接受相关教育建议，达成以孩子最佳利益为导向的调解基调。经过主办法官多轮释法说理、指导师温情启发以及双方反复沟通，双方暂时搁置争议，自愿就婚姻关系处理、子女抚养及财产分配等问题形成一致意见。

随后，南宁国际商事法庭依法出具调解书并送达各方，同时督促双方切实负担抚养、教育及保护等职责。

本案为涉外家庭纠纷化解提供了有益示范：中外当事人可借助专业家庭教育指导，寻得兼顾亲子权益的妥善方案，推动司法、家庭与社会专业力量形成有效协同闭环。

展望未来，南宁国际商事法庭将持续完善跨境家事柔性解纷机制，不断提升涉外婚姻与子女抚养类案件处理的专业性和人文温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