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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副学士，低分}上名校？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孙厚铭
发于2026.7.6总第1242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6月23日起，各省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找陈峰咨询香港副学士的学生和家长骤然增多。
他们最常问的是：高考400多分，能不能去香港读副学士？两年后，能不能升入香港高校本科？这些学生中，有人被拦在本科门外；有人高考发挥失利，希望提升本科院校层次。副学士源自欧美，是本科之前的过渡学历，香港学制为两年。学生读完副学士，如果能升入香港高校本科并毕业，毕业证书与直接入读本科的学生完全一致。副学士也因此成了不少学生眼中的“学历跳板”。
陈峰曾在香港都会大学读副学士，今年刚从该校国际贸易专业本科毕业。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近几年，香港副学士越来越受到内地学生和家长关注，但副学士并不等于“低分直通名校”。学生能申请到什么样的本科，取决于副学士阶段的成绩、语言能力和综合表现。
据新东方前途出国统计，2025年内地学生申请香港副学士人数达8200人。从读副学士到本科毕业，整体花费通常需要100多万元。陈峰经常提醒前来咨询的学生和家长，香港副学士的教学方式、学习节奏和生活环境，都与内地高中有很大差异。副学士提供了一次重新竞争的机会，但也充满着不确定性。
柳慧今年在广东参加高考，成绩距离本科线差了几分。她无法接受读专科。
家人建议她复读或出国读本科。如果复读，要再花一年时间，她也没有把握一定考得更好。柳慧一直在普通高中读书，直接申请海外本科，既缺少语言成绩，也缺少课外经历。突然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她也担心难以适应。
申请香港副学士则不需要语言成绩。高考出分前，学生可以先提交高中平时成绩，获得有条件录取；出分后，如果高考成绩满足要求，就可以换取正式录取。等到高考出分后再申请，流程更简单，从提交申请到获得录取，可能不到一周。
留学机构向柳慧介绍，副学士“回报高”，高考成绩300多分也有机会申请。通过副学士，学生可以再申请“港八大”的本科。“港八大”通常指由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的八所高校，包括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
这对柳慧充满诱惑。按照留学机构的介绍，副学士毕业后，可以直接衔接大三，与正常读本科的同届学生一起毕业。香港副学士的学费通常也只有同校本科的一半左右。柳慧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果留在内地“专升本”，至少要五年才能本科毕业，毕业证上还会留下专科的“烙印”，很可能在就业市场上受到歧视。
对于内地学生而言，香港副学士仍不算一个大众的选择。王海蒂2018年赴港就读副学士，随后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相关内容。她记得，当时关于香港副学士的公开信息寥寥无几。2023年硕士毕业后，她创办了一家留学机构，专门从事香港副学士申请和升学规划。她发现，这两年，前来咨询的学生和家长的问题从最初的“什么是副学士”，逐渐转向“如何申请”“如何规划后续升学”。
不同香港高校副学士的申请难度不一。王海蒂介绍，门槛较低的学院，高考成绩三四百分即可；要求较高的学院，通常要求高考成绩达到本科线以上，英语成绩在90分以上。
“最近两年，通过新东方申请香港副学士的学生年均增长约20%。”新东方总部亚洲英语系业务主管冯越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披露的在读生数据推算，每年有数千内地学生赴港读副学士。
冯越认为，副学士变热，与香港留学整体升温有关。受国际形势、港校排名上升等影响，越来越多内地家庭开始把香港作为重要留学目的地。过去，申请副学士的学生主要来自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近几年，北方的学生也越来越多，不少来自山西、内蒙古等地。学生本科毕业后如果留港工作，并符合连续居住七年等条件，可以申请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
柯米刚从深圳一所普通高中毕业。高二那年，父母通过香港“高才通计划”获得在港居留资格，她也随之获得受养人身份。随后，她转入高中国际部，开始准备香港中学文凭考试(DSE)，也就是俗称的“香港高考”。由于准备时间较短，柯米在DSE英语科目上明显吃力。
今年，她又赶上政策调整。像她这样以受养人身份在港居留的学生，如果想复读一年再战DSE申请本科，需要到香港高中插班。因此，她选择用DSE成绩申请副学士。柯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她所在学校的国际部，不少同学也由于类似原因选择副学士这一“跳板”。
升学压力下的“生意经”
去年9月，张敏进入香港都会大学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读副学士。入学第一天起，她就做好了“再读两年高三”的准备。
这是因为读了副学士后，学生必须在两年内争取足够好的成绩，才能继续申请本科。对香港本地学生来说，副学士毕业后，既可以继续升学，也可以直接就业；但内地学生副学士毕业后，既不能在香港求职，也不能获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学历学位认证。冯越解释，如果不能升入本科，副学士很容易成为一种“断头学历”。
但高三的学习经验，很难直接适用于副学士。张敏的专业是创意文化及艺术实践。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门课程的考核形式都不相同，很难像高三那样通过刷题提分。在全英文授课环境下，语言也成了她和不少同学遇到的最大障碍。陈峰介绍，副学士阶段的很多考试没有标准答案，小组作业和课堂展示的分数占比也很高。
相较于直接本科留学，读副学士试错时间更短。第一学年结束后，学生就要开始准备本科申请。因此，不少留学机构推出了“陪跑”服务，内容覆盖副学士申请、在读辅导和升本规划。
郑芳去年从深圳某高中毕业，到香港某高校读副学士。高考前，校长请来一位留学机构负责人，介绍副学士“陪跑”服务，收费约10万元。郑芳父母选择了购买。她介绍，副学士期间，如果在论文或作业上遇到问题，她可以随时向机构老师求助。有时临近截止时间，她也会请对方直接修改作业。寒暑假期间，她还会到深圳上机构的雅思课。
香港都会大学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副院长陈羿帆也注意到了“陪跑”服务。她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学校并不鼓励学生依赖校外机构。校外机构不会比任课老师更了解课程考核要求。“例如，有些机构可能沿用上一年的作业要求来辅导下一届学生。”她提醒，香港高校不允许学生提交并非本人完成的作业，如果被认定存在学术诚信问题，相关作业可能被判零分。
王海蒂所在的机构也提供“陪跑”服务。她认为，按照业内相对规范的做法，机构只能告诉学生修改建议，不能直接替学生完成作业。在实际操作中，一些机构会与学生签署确保升学的协议，可能越界。
郑芳介绍，价格更高的“陪跑”服务还包括研究生申请。围绕副学士形成的服务周期长、环节多，对留学机构而言，是一门不错的生意。据了解，香港本地“陪跑”机构和内地一些大型机构收费较高，两年费用通常在30万元左右，多以线下辅导为主。一些小型机构价格相对较低，主要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
香港一位留学机构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一些香港保险、金融类机构也开始推出副学士的“陪跑”课程，将其作为接触潜在高净值客户的入口，并促成后续保险、理财等金融产品合作。这类机构往往更擅长包装和销售，但教学质量很难与专业教育机构相比，对学生的帮助有限，也更容易出现纠纷。
不对称的“信息差”
去年，家住广东的霍然申请到了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附属学院的副学士。入学后，他才知道，自己并不在香港大学的主校区上课。副学士课程被安排在单独的教学楼，距本部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信息差之下，相关留学机构也出现了一些乱象。王海蒂介绍，有的机构会混淆办学主体和学院身份。例如，一些副学士由香港高校下属学院、专业进修学院或持续教育学院开设，但在招生宣传中，机构只突出大学校名，让家长误以为学生进入了“港八大”。
还有机构称，副学士可以冲刺“港前三”(即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的本科。但王海蒂介绍，这类学生大都来自香港本地。香港本科招生中，本地生和非本地生分属不同赛道，申请通道和名额安排都不相同。非本地学生名额更加有限，内地学生升学难度也比本地生高得多。
据冯越的申请经验，近几年，内地学生通过副学士升入“港前三”本科难度越来越大。如果想冲刺“港前五”(即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副学士阶段的平均学分绩点(GPA)至少要达到3.5。即便如此，因为是名校，学生有可能不能直接衔接大三，而要从大一大二读起。“有学生同时拿到香港理工大学本科大一和香港浸会大学本科大三的录取，最后选择了香港浸会大学。”
冯越介绍，如果目标是“港八大”，GPA最好在3.0以上，如果GPA在2.7左右，也有机会升入香港私立本科。如果成绩更低，学生还可以转向澳大利亚、英国等地的本科，但通常需从大一或大二重新读起，学费也比香港更高。
王海蒂认为，选择副学士需要做好预期管理。它更适合英语基础较好、高考成绩接近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但又不甘心去普通本科的学生。如果高考成绩在300分以下，学习能力较弱，不建议轻易选择副学士。
在一些合作办学项目中，读副学士甚至不必去香港。家住湖北的吴鄂原以为自己只能读专科。2021年高考，他超常发挥，距本科线差十几分。经熟人介绍，他选择了湖北工业大学港澳班的“3+2”项目：学生以香港伍伦贡学院副学士身份注册学籍，前三年在湖北工业大学学习，之后再申请香港本科。这类项目的学费和生活成本明显更低，录取门槛也更低。吴鄂班上甚至有同学高考成绩只有200多分。
开学后，吴鄂发现，除了住宿条件稍好一些，自己和其他在校生毫无区别，老师也都来自湖北工业大学。副学士的课程和考试由香港伍伦贡学院提供，但实际管理要宽松得多。学生偶尔缺课，平时成绩也可能拿到满分。有一门开卷考试，吴鄂和另外六名同学甚至带着“枪手”写的答案进考场。毕业时，他的成绩位于班级中上游，并申请到了香港都会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本科读大三。
在香港都会大学，学习强度明显高于副学士阶段。与吴鄂“3+2”项目同届的另一名学生，即将从香港都会大学本科毕业。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来到香港的第一学期，四门课中有两门挂科，且难以适应本科生活。他们同届大约60人升入香港都会大学，按时毕业的不到20人。
吴鄂参与的项目，并不在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名单上，也就是俗称的“计划外办学”。学生没有国内高校学籍，本质上属于一种培训项目。他前两届的部分师兄师姐，还因为学历无法被教育部认证和学校打了官司。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特聘副研究员常甜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对内地合作高校而言，此类项目有助于增加国际化元素；对香港副学士颁授院校来说，也能提前锁定一定生源。但香港副学士如果教学质量的一致性、学术衔接的连贯性被削弱，其认可度也会受到影响。
随着越来越多内地学生赴港就读副学士，这一制度本身也在悄然变化。
张敏读副学士一年级时，内地学生和香港本地学生被分成不同班级，如果内地班的同学听不懂，老师偶尔会用普通话引导。等到二年级，内地学生和香港本地学生再重新合班。陈羿帆介绍，去年学院还引进了一名来自内地的辅导员。
在香港，绝大部分开设副学士的学院均为自资性质，也就是说自负盈亏。2025年2月，香港教育局宣布放宽自资院校招收内地学生的限额，将限额逐步提升至40%。陈羿帆介绍，学院也会逐步调整招生安排。而且，近年来学院也在加大与内地高校的合作。例如，学院与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大学合作共建了数码商业实务课程。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大学在信息及通信科技(ICT)领域有优势，部分ICT课程由该校教师来港授课，学生也会到深圳进行体验式学习。
香港设立副学士制度的一个重要背景，是扩大高等教育机会。常甜介绍，2000年前后，香港只有约18%的中学毕业生能升读受政府资助的高校。2000年引入副学士制度后，更多学生有了进修机会。近年来，香港学龄人口下降，部分没有政府资助的院校面临招生压力。内地学生的到来，填补了一部分学额空缺，也为院校提供了财务支撑。
常甜介绍，相较于香港本地学生，内地学生读副学士只是“学历跳板”。随着学业竞争日趋加剧，副学士教育也容易被应试导向牵引，通识素养和职业探索空间被压缩。院校在资源分配和教学安排上，也更倾向于回应学生的升学需求。
“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两地学生在制度层面的不匹配。”常甜分析，内地学历认证体系目前尚不认可副学士，是因为香港副学士属于过渡性学位，简单将其等同于内地的大专，可能低估其英文教学及衔接本科课程的价值。若贸然纳入认证范围，也可能被不当利用。
常甜介绍，一些完成副学士课程的学生，具备一定学业基础和跨文化沟通能力，回流内地，可能只被当作高中毕业生对待，造成了人才错配。她建议，可先在大湾区探索衔接机制。比如，将副学士与内地职业本科教育对接，建设“学分银行”，让学生在副学士阶段取得的学分等学习成果，能在继续升学或企业招聘中获得认可和转换。
今年9月，陈峰即将到香港浸会大学读研。虽然本科申请结果并不令他满意，但香港本科背景让他在申请研究生时更有优势，最终也圆了“港八大”的梦。在他看来，只要能力匹配，许多副学士毕业的内地学生不会止步于本科，而是会继续读研、工作，争取香港身份。他们高考时可能只是本科线附近的水平，经过几年努力，也有机会与当年考入“双一流”本科的学生站到同一个竞争场上。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受访学生均为化名)
《中国新闻周刊》2026年第24期
功能特点
海报：“《新新三样”》，见证中国的新机遇
人工智能、机器人以及创新药物构成的“新三驾马车”正以迅猛之势登上经济舞台，中国对外贸易的格局也在悄然蜕变——从单纯的产品输出迈向以创新为核心的全球化布局。这不仅是产业体系的进阶与重塑，更彰显了中国面向全球市场释放的合作信号与开放姿态。当今世界，正见证着这片东方热土蕴含的全新契机与无限可能。
数据来源援引自海关总署及人民日报，文字统筹由刘洁妍、王禹蘅担纲，配图则借助AI技术辅助完成。
使用说明
多国设槛（，未成年人社交媒体准入年龄）该定几岁
7月24日，欧盟委员会向TikTok通报了初步调查结论，指出该平台在未成年人账户安全方面未能达到《数字服务法》设定的标准。具体而言，欧盟方面强调，未成年用户可将账户设为公开状态，而16岁至17岁用户发布的内容，甚至可能通过“为你推荐”信息流被推送给任意用户。欧盟明确表示，未成年人的保护措施不应依赖用户自行选择，安全设置必须成为系统的默认配置。
欧盟对平台安全设计的审视，与欧洲多国近期在社交媒体年龄限制方面的立法步伐形成了共振。就在三天前，法国议会两院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由此成为欧盟内部首个推出此类全面禁令的国家。法国政府计划自9月1日起对新注册账户实施该规定，已有的低龄账户则在四个月的过渡期后予以关闭。不过，7月23日，法国国民议会左翼议员将法案提交至宪法委员会进行审查，新规能否如期落地，仍需等待宪法委员会的最终裁定，同时，相关条款如何与欧盟统一数字规则相协调，也存在不确定性。
未成年人到底应年满几岁方可使用社交媒体？全球各地的年龄门槛与立法进度各不相同：澳大利亚已将16岁门槛付诸实施；法国的15岁禁令虽已获议会通过，但尚在宪法审查之中；英国政府拟自2027年春季起，限制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部分社交平台；加拿大则计划将最低年龄设为16岁，相关法案仍在议会审议阶段。欧盟委员会儿童网络安全特别专家组则提出建议，在平台能够证明其服务具备安全设计之前，应限制13岁以下儿童的使用，同时允许各成员国为13岁以上群体设定更高的年龄要求。
这些差异化的年龄数字背后，折射出各国对网络风险责任的重新划分：过去，用户往往只需在注册时填写出生日期，或者点击确认“已满13岁”；如今，越来越多的政府开始要求平台主动识别并核验用户年龄。然而，法律写下一个年龄数字之后，平台是否真能将低龄用户挡在门外？率先推行全国性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澳大利亚，或许提供了一个值得观察的现实案例。
澳大利亚的社交媒体最低年龄制度于2025年12月10日正式生效，针对16岁以下用户实施。Facebook、Instagram、TikTok、YouTube、X等平台必须采取“合理措施”，阻止16岁以下用户开设账户；违规责任由平台承担，孩子和家长不会受到处罚。即时通讯工具、网络游戏以及以教育、健康支持为主要目的的服务则不在此限制范围内。据各平台向澳大利亚网络安全监管机构提交的数据，制度实施初期，约470万个需要限制年龄的账户被删除或限制登录。今年3月，澳大利亚网络安全监管机构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根据家长报告，孩子在受限制平台拥有账户的比例，已从新规实施前的49.7%降至31.3%。法律至少在提高低龄用户进入大型平台的成本方面，显现了一定成效。
不过，账户数量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年龄限制已得到彻底落实。同一项调查显示，在新规实施前已拥有Facebook、Instagram、Snapchat或TikTok账户的孩子中，约三分之二仍保留着原有账户；而在孩子仍使用社交媒体账户的受访家长中，66.8%表示平台并未要求孩子进行年龄核验。另一项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年龄限制在执行层面的困境。6月24日，《英国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观察性研究显示，研究团队对澳大利亚436名青少年进行了追踪，其中408人完成了禁令实施三个月后的随访。结果发现，在未满16岁的受访者中，超过85%仍在继续使用受限制的社交媒体平台。
这说明，年龄限制面临的挑战不仅在于技术系统能否精准判断用户年龄，还包括平台是否真正触发了核验流程，以及监管机构能否有效审计平台的操作机制。但在探讨执行细节之前，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值得追问：平台长期沿用的13岁门槛，究竟源自何处？
长期以来，多数主流社交媒体平台在服务条款中将13岁设为最低注册年龄。这一数字主要源于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及其配套规则：面向13岁以下儿童的网站或在线服务，以及明知用户未满13岁却仍收集其个人信息的一般性服务，原则上须事先取得可验证的家长同意。因此，13岁首先是围绕儿童个人信息收集设定的一条法律界限，并不意味着医学研究已证实，儿童年满13岁即可安全使用社交媒体。
法国国家食品、环境与劳动卫生安全署在分析超过1000项研究后指出，青少年正处于情绪调节与身份建构的关键阶段。参与这项评估的专家表示：“青少年的情绪和行为调节能力弱于成年人，因而更容易受到社交媒体的负面影响。”该机构建议，未成年人原则上只应接触经过专门设计、并能够保护其健康的社交媒体服务。
然而，现有研究仍不足以确定一个适用于所有未成年人的统一年龄门槛。今年1月，英国《卫报》报道，剑桥大学研究员艾米·奥本正参与一项覆盖约4000名英国中学生的社交媒体限制试验。她表示，据研究团队所知，这是全球首项试图系统回答这一问题的研究，结果预计到2027年陆续公布。在她看来，政策应随着证据的积累不断调整。现有研究显示，相关风险确实存在，但风险程度、影响机制及不同年龄段群体所受的影响，仍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年龄限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因此“一刀切”的政策受到了质疑。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也在去年12月的一份声明中提醒，年龄限制若孤立实施，可能将儿童推向监管更为薄弱的平台。该机构强调：“设置年龄限制不能替代企业改善平台设计和内容审核。”
在风险与权利之间，欧盟专家组提出了一条折中路径。7月13日，欧盟委员会儿童网络安全特别专家组向欧盟委员会提交报告。专家组的两位联合主席约尔格·M·费格特和玛丽亚·梅尔基奥尔建议：“在平台证明其服务具有安全设计之前，应限制13岁以下儿童使用。”
设定年龄门槛之后，平台还必须判断屏幕另一端用户的实际年龄。现有方案包括身份证件核验、基于面部或行为特征的年龄估计，以及由第三方提供的年龄证明。英国路透社今年3月报道，美国“常识媒体”高级顾问阿里尔·福克斯·约翰逊认为：“年龄核验技术市场在过去几年已经成熟了很多。”但技术上的成熟，并不意味着平台会真正加以运用。7月7日，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独立测试机构KJR注册了50个测试账户，注册时均将年龄填写为16岁。该机构负责人安德鲁·哈蒙德表示：“我们一次也没有被要求验证年龄。”这表明，实际漏洞可能不仅在于验龄技术的准确性，也在于平台是否真正启动了核验机制。
核验越严格，越可能扩大身份信息和生物特征数据的收集范围；核验越宽松，又容易沦为“填个生日就过关”的形式。如何在核验年龄的同时，避免要求所有用户进行完整身份识别，成为新的政策难题。欧盟委员会正推动匿名年龄证明工具，使用户只需证明自己达到规定年龄，而不必向平台透露姓名、出生日期等身份信息。欧盟方面表示，该方案的技术准备已经完成，但仍有待各成员国进一步部署。
由此看来，13岁、15岁或16岁都不是自动解决问题的“魔法数字”。真正决定政策效果的，是平台能否可靠地核验用户年龄、保护验龄过程中的个人信息，并同步调整推荐系统与默认安全设置。这正是欧盟依据《数字服务法》调查TikTok时释放出的关键信号：防范未成年人沉迷及其他网络风险，不能仅靠一道身份验证的“年龄门槛”，还须重构平台底层的算法逻辑与产品设计。与其只问孩子多大才能进入社交媒体，更应追问平台能否为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提供与其身心发展相适应的网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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