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介绍
高校{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的国际经验
生成式人工智能正以空前之势重塑全球高等教育的版图。从学生撰写论文，到教师设计课程，再到高校教务管理，这一颠覆性技术已深入渗透到教育链条的每一个细微环节。它在显著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不容回避的隐忧——学术诚信的边界被模糊，数据安全的防线遭到挑战，伦理责任的归属变得扑朔迷离。面对这样一把利弊交织的“双刃剑”，如何在释放技术赋能潜力的同时构筑有效的风险防控屏障，从而探索出一条契合人工智能时代需求的高校治理新路，已然成为全球高等教育界共同面对且亟需破解的时代课题。
价值航向：从“严防死守”到“价值驱动”
生成式人工智能向高等教育腹地的持续挺进，绝非仅仅是引入了一件效率工具，它更深层地触发了对教育内在价值与未来人才塑造目标的根本性省思。纵观全球各大高校的治理实践，大致可梳理出三种鲜明立场：严令禁用、有界开放，以及将技术深度内嵌于教育肌理。这三种取向，既是技术扩散在不同发展阶段所留下的现实印记，也深刻折射出高校在恪守教育传统与拥抱技术变革之间所面临的价值抉择与张力。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崭露头角的初始阶段，一批高校和教育管理机构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审慎防御的姿态，对其使用施加严格限制。这种策略的核心，在于防范新兴技术对既有教育秩序造成强烈冲击。教育界普遍弥漫着一种忧虑：学生若过度依赖智能工具，其独立思辨和创新创造等核心素养恐将日渐式微。与此同时，根深蒂固的学术诚信规范，也使得高校在面对这种可能部分替代人类认知劳动的技术时，本能地倾向于保守应对。美国纽约市教育局早期的做法便是典型注脚，其在2023年初以可能损害学习成效为由，明令禁止在校园网络和设备上使用ChatGPT。尽管该禁令因技术应用的势不可挡而在数月后取消，但这种审慎的防范姿态，却生动反映了传统教育模式在技术风暴初期的应激反应。
伴随技术能力的持续跃升及其在教育场景中的广泛落地，越来越多的高校正逐步意识到，简单粗暴的一禁了之既难以落实，也违背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治理立场开始向“有条件开放”转向。治理的重心也从“是否允许”转变为“如何规范”，普遍路径是发布详尽的使用指南，为师生提供清晰的行动框架。以英国牛津大学为例，该校于2024年发布的使用指引，明确区分了可允许与严禁使用的具体场景：它支持学生运用智能工具来提升学习技能和辅助课程理解，同时掷地有声地强调，人工智能绝不能替代人的批判性思考，更不能取代建立在证据之上的学术论证和学科知识建构。这种以规范引导为核心的治理模式，在坚守学术底线与为技术创新预留探索空间之间，努力寻求一种动态平衡。
在此基础上，一些更具前瞻性的高校已超越单纯的风险应对逻辑，转向以教育赋能为导向的积极立场，将生成式人工智能视为撬动教育范式深层变革的战略杠杆。它们通过周密的制度设计与充裕的资源投入，主动推进该技术与教学、科研及行政管理的全方位融合。2024年，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开创先河，成为全球首个与OpenAI建立深度合作伙伴关系的高校，在课堂教学、科研辅助和行政流程中系统引入智能工具，大胆探索人机协同的新型教育模式。这一重大转向，揭示了高校治理逻辑的内在演化——从“使技术适应既有教育框架”到“让教育因技术而实现跨越式发展”。当生成式人工智能被纳入制度化轨道并与教育目标同频共振时，其价值便不再局限于效率的提升，更在于对教育范式本身的重塑与再造。
规则建构：多层规范体系划清应用行为疆界
在“有界开放”与“教育赋能”这两种主流治理取向之下，负责任地使用技术是所有实践的共同前提，这必须依赖具体、可操作的行为准则来落实。总体观之，全球高校正围绕学术诚信、数据安全与责任归属等关键领域，逐步编织起一套系统化的规则网络，将宏观的治理理念细化为师生可以遵循、可以问责的具体规范，从而为技术的应用划定清晰而明确的边界。
学术诚信，无疑是高校在治理浪潮中面临的最为核心议题。由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产出的成果，其原创性归属饱受争议。为此，国际高校普遍从三个维度着手调整学术规范：其一，扩充对学术不端的定义，将“未经明确授权的AI使用”明确纳入作弊或剽窃的范畴；其二，在具体教学情境中细化使用边界，清晰区分允许与禁止的环节，例如允许将AI用于资料收集整理等辅助性工作，而在核心观点形成和最终内容创作等关键环节则严格禁止；其三，建立强制性的披露机制，要求学生在提交成果时，必须如实说明所用AI工具的名称、应用的环节以及生成内容的占比，将过程透明作为合规的基本前提。值得注意的是，在检测手段的应用上，国际高校普遍表现出审慎态度。当前市面上主流的AI检测工具误报率依然偏高，对非母语写作者尤为不公，且潜藏着数据泄露风险。因此，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在内的众多顶尖学府，并不主张将技术检测结果作为唯一的裁决依据，而是倡导结合人工专业判断进行综合评估。
数据安全，是高校治理中带有刚性约束的领域。用户输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可能被用作模型训练的数据来源，这对学生个人隐私和高校敏感科研数据构成了现实威胁。为此，国际高校大多建立了明确的数据安全规范，明令禁止将个人隐私、敏感信息以及高校自有数据上传至未经安全认证的AI平台，同时积极鼓励师生优先选用学校官方采购或认证的安全工具。在具体的风险防控实践中，数据分级管理被证明是一条行之有效的经验。哈佛大学便是一个案例，该校将数据划分为从完全公开到高度敏感的五个层级，并严令禁止将属于机密级别的数据输入公共智能模型。与此同时，为了在安全与效率之间取得平衡，杜克大学等高校积极推动校园专属大模型的研发与部署，引导师生使用经由学校授权、更具安全保障的企业版或私有化工具。这种“堵疏结合”的治理策略表明，数据安全治理绝非单纯的消极设限，而是通过制度化的安排，为技术在可控的边界内释放活力。
此外，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人机共创模式，使得内容生产的责任归属问题变得空前复杂，这要求高校必须在制度层面给出清晰界定。在此问题上，全球高校正逐步凝聚起几项共识：第一，必须明确AI生成内容可能存在的偏见与谬误，使用者有义务进行严格核查，并对最终产出负全部责任；第二，严禁将人工智能系统列为论文或成果的作者，以维护人类在学术活动中的绝对主体地位。这一规则背后的深层逻辑不言而喻：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作为强大的辅助工具提升效率，但绝不能僭越人类的判断力，更不能转移本应由人类承担的学术与伦理责任。
能力锻造：赋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有效应用
仅依赖规则约束与事后追责，显然难以从容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持续迭代所引发的复杂挑战。全球高校正日益深刻地认识到，治理的重心应当从设定行为规范，进一步拓展至深层次的能力建设。通过系统性的素养培育与资源支持，让师生真正具备深刻理解并娴熟驾驭人工智能的能力，才能真正实现技术对教育的赋能愿景。早在201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北京共识——人工智能与教育》便前瞻性地提出，应“采取体制化的行动，提高社会各个层面所需的基本人工智能素养”。
生成式人工智能素养，绝非等同于单纯的技术操作技能。国际研究普遍将这种素养划分为层层递进的多个维度：从最基础的技术认知与功能理解，到熟练的工具运用与任务整合，再到对AI生成内容的批判性审视与创造性再加工，直至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现实情境中做出独立的伦理判断与负责任的行为决策。这种素养观的核心，在于让技术“为我所用”而非被其牵引或奴役。在这一全新框架下，人工智能时代高校人才培养的重点，已不再局限于知识传授与技能训练，而是更加侧重于基于AI环境的批判性思维、高阶学术探究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养成，以更好地适应知识生产方式与职业图景的剧烈变革。
在学生赋能层面，《北京共识》建议运用人工智能“促进学习和学习评价”。围绕这一目标，国内外高校正从课程体系重构与学习方式转型两个方向同时发力。在课程建设上，一条路径是将生成式人工智能有机嵌入专业教学之中。例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将AI编程辅助工具引入计算机专业课程，在夯实学科理论根基的同时，帮助学生积累人机协同开发的前沿经验，从而更好地适应被AI深刻重塑的产业环境。另一条路径是开设面向全体学生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南京大学便是先行者，该校推出了体系化的本科生AI通识课程，将技术原理、伦理规范与行业前沿应用融为一体，助力学生构建紧跟时代的知识体系。此外，一批高校还在探索将AI融入学习评价环节，通过过程性评估与个性化反馈，有效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效能。
在教师赋能方面，《北京共识》着重强调要运用人工智能“赋能教学和教师”。为此，国内外高校正积极构建系统化的支持体系：其一，提供定制化的培训项目与丰富资源，帮助教师掌握智能工具在教学场景中的应用方法，如墨尔本大学推出的“AI for Teaching and Education”系列资源，为教师提供了紧跟时代步伐的教学支持；其二，开发轻量级、易于上手的自助工具与平台，降低技术应用门槛，斯坦福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创建的人工智能共创平台，都为教师提供了简便的探究与实验空间；其三，设立专项研究基金与激励计划，鼓励教师开展基于AI的教学改革与科研创新，例如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教学研究计划”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的“AI赋能科研创新应用”资助项目。这些举措从素养提升、工具保障到制度激励等多个维度协同并进，切实有效地提升了教师在智能化教学环境中的创新实践能力与内在驱动力。
全球高校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治理探索，正逐渐超越单一层面的技术风险防控，迈向一场关乎价值重塑、规则建构与能力培育的系统性变革。面向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未来，我们应当继续坚守以人为本的根本原则，以更加开放、审慎和智慧的姿态，推动人工智能与高等教育的深度融合，在汹涌澎湃的技术浪潮中牢牢把握教育变革的主导权，从而培养出真正能够适应并引领未来时代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功能特点
7《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2%
近日，国家统计局于7月31日对外披露了2026年7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PMI）的最新动态。据该局官网消息，制造业、非制造业及综合产出指数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滑，反映出当前经济活动有所降温。
在制造业领域，7月PMI录得49.2%，较上月回落1.1个百分点，景气程度出现回调。分企业规模观察，大型企业PMI为49.5%、中型企业为49.7%、小型企业为47.4%，三者分别下降1.2、0.8和0.8个百分点，且均未能突破荣枯线。从构成制造业PMI的五项分类指数来看，生产、新订单、原材料库存、从业人员及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悉数处于收缩区间。其中，生产指数为49.9%，环比下滑1.5个百分点，显示生产活动步伐放缓；新订单指数降至48.5%，大幅下探2.7个百分点，凸显市场需求疲软；原材料库存指数微降至48.3%，降幅仅为0.1个百分点，表明库存去化仍在持续；从业人员指数则逆势上扬0.5个百分点至49.0%，显示用工意愿略有回暖；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为49.5%，较上月延长0.4个百分点，反映交货周期拉长。
转向非制造业领域，7月商务活动指数为49.0%，环比下降1.2个百分点，整体景气水平出现回落。分行业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7.0%，跌幅达2.0个百分点；服务业则为49.3%，下降1.1个百分点。值得关注的是，邮政、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保持在55.0%以上的高位景气区间，而资本市场服务、房地产等领域则跌破临界点。新订单指数为44.4%，环比大降3.6个百分点，其中建筑业新订单指数骤降6.2个百分点至40.1%，服务业新订单指数亦下滑3.2个百分点至45.2%，表明非制造业需求端压力明显。投入品价格指数与上月持平，维持在49.7%，依旧低于荣枯线，其中建筑业投入品价格指数下降1.7个百分点至48.7%，服务业则微升0.3个百分点至49.9%。销售价格指数报47.9%，环比下滑0.5个百分点，降幅有所扩大，建筑业与服务业分别下降2.1和0.3个百分点。从业人员指数为45.4%，环比下降0.4个百分点，用工景气度持续走弱，建筑业与服务业分别下滑1.4和0.2个百分点。不过，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上升0.1个百分点至55.4%，显示出企业对未来市场抱有一定信心，建筑业预期指数提升0.7个百分点至51.8%，服务业则持平于56.0%。
综合来看，7月综合PMI产出指数为49.3%，较上月回落1.3个百分点，这一变化表明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总体节奏较前一月有所趋缓。整体数据折射出当前经济复苏进程中仍面临多重挑战，需密切关注后续政策动向与市场需求恢复情况。
使用说明
香{港副学士，低分}上名校？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孙厚铭
发于2026.7.6总第1242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6月23日起，各省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找陈峰咨询香港副学士的学生和家长骤然增多。
他们最常问的是：高考400多分，能不能去香港读副学士？两年后，能不能升入香港高校本科？这些学生中，有人被拦在本科门外；有人高考发挥失利，希望提升本科院校层次。副学士源自欧美，是本科之前的过渡学历，香港学制为两年。学生读完副学士，如果能升入香港高校本科并毕业，毕业证书与直接入读本科的学生完全一致。副学士也因此成了不少学生眼中的“学历跳板”。
陈峰曾在香港都会大学读副学士，今年刚从该校国际贸易专业本科毕业。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近几年，香港副学士越来越受到内地学生和家长关注，但副学士并不等于“低分直通名校”。学生能申请到什么样的本科，取决于副学士阶段的成绩、语言能力和综合表现。
据新东方前途出国统计，2025年内地学生申请香港副学士人数达8200人。从读副学士到本科毕业，整体花费通常需要100多万元。陈峰经常提醒前来咨询的学生和家长，香港副学士的教学方式、学习节奏和生活环境，都与内地高中有很大差异。副学士提供了一次重新竞争的机会，但也充满着不确定性。
柳慧今年在广东参加高考，成绩距离本科线差了几分。她无法接受读专科。
家人建议她复读或出国读本科。如果复读，要再花一年时间，她也没有把握一定考得更好。柳慧一直在普通高中读书，直接申请海外本科，既缺少语言成绩，也缺少课外经历。突然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她也担心难以适应。
申请香港副学士则不需要语言成绩。高考出分前，学生可以先提交高中平时成绩，获得有条件录取；出分后，如果高考成绩满足要求，就可以换取正式录取。等到高考出分后再申请，流程更简单，从提交申请到获得录取，可能不到一周。
留学机构向柳慧介绍，副学士“回报高”，高考成绩300多分也有机会申请。通过副学士，学生可以再申请“港八大”的本科。“港八大”通常指由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的八所高校，包括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
这对柳慧充满诱惑。按照留学机构的介绍，副学士毕业后，可以直接衔接大三，与正常读本科的同届学生一起毕业。香港副学士的学费通常也只有同校本科的一半左右。柳慧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果留在内地“专升本”，至少要五年才能本科毕业，毕业证上还会留下专科的“烙印”，很可能在就业市场上受到歧视。
对于内地学生而言，香港副学士仍不算一个大众的选择。王海蒂2018年赴港就读副学士，随后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相关内容。她记得，当时关于香港副学士的公开信息寥寥无几。2023年硕士毕业后，她创办了一家留学机构，专门从事香港副学士申请和升学规划。她发现，这两年，前来咨询的学生和家长的问题从最初的“什么是副学士”，逐渐转向“如何申请”“如何规划后续升学”。
不同香港高校副学士的申请难度不一。王海蒂介绍，门槛较低的学院，高考成绩三四百分即可；要求较高的学院，通常要求高考成绩达到本科线以上，英语成绩在90分以上。
“最近两年，通过新东方申请香港副学士的学生年均增长约20%。”新东方总部亚洲英语系业务主管冯越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披露的在读生数据推算，每年有数千内地学生赴港读副学士。
冯越认为，副学士变热，与香港留学整体升温有关。受国际形势、港校排名上升等影响，越来越多内地家庭开始把香港作为重要留学目的地。过去，申请副学士的学生主要来自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近几年，北方的学生也越来越多，不少来自山西、内蒙古等地。学生本科毕业后如果留港工作，并符合连续居住七年等条件，可以申请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
柯米刚从深圳一所普通高中毕业。高二那年，父母通过香港“高才通计划”获得在港居留资格，她也随之获得受养人身份。随后，她转入高中国际部，开始准备香港中学文凭考试(DSE)，也就是俗称的“香港高考”。由于准备时间较短，柯米在DSE英语科目上明显吃力。
今年，她又赶上政策调整。像她这样以受养人身份在港居留的学生，如果想复读一年再战DSE申请本科，需要到香港高中插班。因此，她选择用DSE成绩申请副学士。柯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她所在学校的国际部，不少同学也由于类似原因选择副学士这一“跳板”。
升学压力下的“生意经”
去年9月，张敏进入香港都会大学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读副学士。入学第一天起，她就做好了“再读两年高三”的准备。
这是因为读了副学士后，学生必须在两年内争取足够好的成绩，才能继续申请本科。对香港本地学生来说，副学士毕业后，既可以继续升学，也可以直接就业；但内地学生副学士毕业后，既不能在香港求职，也不能获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学历学位认证。冯越解释，如果不能升入本科，副学士很容易成为一种“断头学历”。
但高三的学习经验，很难直接适用于副学士。张敏的专业是创意文化及艺术实践。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门课程的考核形式都不相同，很难像高三那样通过刷题提分。在全英文授课环境下，语言也成了她和不少同学遇到的最大障碍。陈峰介绍，副学士阶段的很多考试没有标准答案，小组作业和课堂展示的分数占比也很高。
相较于直接本科留学，读副学士试错时间更短。第一学年结束后，学生就要开始准备本科申请。因此，不少留学机构推出了“陪跑”服务，内容覆盖副学士申请、在读辅导和升本规划。
郑芳去年从深圳某高中毕业，到香港某高校读副学士。高考前，校长请来一位留学机构负责人，介绍副学士“陪跑”服务，收费约10万元。郑芳父母选择了购买。她介绍，副学士期间，如果在论文或作业上遇到问题，她可以随时向机构老师求助。有时临近截止时间，她也会请对方直接修改作业。寒暑假期间，她还会到深圳上机构的雅思课。
香港都会大学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副院长陈羿帆也注意到了“陪跑”服务。她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学校并不鼓励学生依赖校外机构。校外机构不会比任课老师更了解课程考核要求。“例如，有些机构可能沿用上一年的作业要求来辅导下一届学生。”她提醒，香港高校不允许学生提交并非本人完成的作业，如果被认定存在学术诚信问题，相关作业可能被判零分。
王海蒂所在的机构也提供“陪跑”服务。她认为，按照业内相对规范的做法，机构只能告诉学生修改建议，不能直接替学生完成作业。在实际操作中，一些机构会与学生签署确保升学的协议，可能越界。
郑芳介绍，价格更高的“陪跑”服务还包括研究生申请。围绕副学士形成的服务周期长、环节多，对留学机构而言，是一门不错的生意。据了解，香港本地“陪跑”机构和内地一些大型机构收费较高，两年费用通常在30万元左右，多以线下辅导为主。一些小型机构价格相对较低，主要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
香港一位留学机构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一些香港保险、金融类机构也开始推出副学士的“陪跑”课程，将其作为接触潜在高净值客户的入口，并促成后续保险、理财等金融产品合作。这类机构往往更擅长包装和销售，但教学质量很难与专业教育机构相比，对学生的帮助有限，也更容易出现纠纷。
不对称的“信息差”
去年，家住广东的霍然申请到了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附属学院的副学士。入学后，他才知道，自己并不在香港大学的主校区上课。副学士课程被安排在单独的教学楼，距本部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信息差之下，相关留学机构也出现了一些乱象。王海蒂介绍，有的机构会混淆办学主体和学院身份。例如，一些副学士由香港高校下属学院、专业进修学院或持续教育学院开设，但在招生宣传中，机构只突出大学校名，让家长误以为学生进入了“港八大”。
还有机构称，副学士可以冲刺“港前三”(即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的本科。但王海蒂介绍，这类学生大都来自香港本地。香港本科招生中，本地生和非本地生分属不同赛道，申请通道和名额安排都不相同。非本地学生名额更加有限，内地学生升学难度也比本地生高得多。
据冯越的申请经验，近几年，内地学生通过副学士升入“港前三”本科难度越来越大。如果想冲刺“港前五”(即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副学士阶段的平均学分绩点(GPA)至少要达到3.5。即便如此，因为是名校，学生有可能不能直接衔接大三，而要从大一大二读起。“有学生同时拿到香港理工大学本科大一和香港浸会大学本科大三的录取，最后选择了香港浸会大学。”
冯越介绍，如果目标是“港八大”，GPA最好在3.0以上，如果GPA在2.7左右，也有机会升入香港私立本科。如果成绩更低，学生还可以转向澳大利亚、英国等地的本科，但通常需从大一或大二重新读起，学费也比香港更高。
王海蒂认为，选择副学士需要做好预期管理。它更适合英语基础较好、高考成绩接近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但又不甘心去普通本科的学生。如果高考成绩在300分以下，学习能力较弱，不建议轻易选择副学士。
在一些合作办学项目中，读副学士甚至不必去香港。家住湖北的吴鄂原以为自己只能读专科。2021年高考，他超常发挥，距本科线差十几分。经熟人介绍，他选择了湖北工业大学港澳班的“3+2”项目：学生以香港伍伦贡学院副学士身份注册学籍，前三年在湖北工业大学学习，之后再申请香港本科。这类项目的学费和生活成本明显更低，录取门槛也更低。吴鄂班上甚至有同学高考成绩只有200多分。
开学后，吴鄂发现，除了住宿条件稍好一些，自己和其他在校生毫无区别，老师也都来自湖北工业大学。副学士的课程和考试由香港伍伦贡学院提供，但实际管理要宽松得多。学生偶尔缺课，平时成绩也可能拿到满分。有一门开卷考试，吴鄂和另外六名同学甚至带着“枪手”写的答案进考场。毕业时，他的成绩位于班级中上游，并申请到了香港都会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本科读大三。
在香港都会大学，学习强度明显高于副学士阶段。与吴鄂“3+2”项目同届的另一名学生，即将从香港都会大学本科毕业。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来到香港的第一学期，四门课中有两门挂科，且难以适应本科生活。他们同届大约60人升入香港都会大学，按时毕业的不到20人。
吴鄂参与的项目，并不在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名单上，也就是俗称的“计划外办学”。学生没有国内高校学籍，本质上属于一种培训项目。他前两届的部分师兄师姐，还因为学历无法被教育部认证和学校打了官司。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特聘副研究员常甜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对内地合作高校而言，此类项目有助于增加国际化元素；对香港副学士颁授院校来说，也能提前锁定一定生源。但香港副学士如果教学质量的一致性、学术衔接的连贯性被削弱，其认可度也会受到影响。
随着越来越多内地学生赴港就读副学士，这一制度本身也在悄然变化。
张敏读副学士一年级时，内地学生和香港本地学生被分成不同班级，如果内地班的同学听不懂，老师偶尔会用普通话引导。等到二年级，内地学生和香港本地学生再重新合班。陈羿帆介绍，去年学院还引进了一名来自内地的辅导员。
在香港，绝大部分开设副学士的学院均为自资性质，也就是说自负盈亏。2025年2月，香港教育局宣布放宽自资院校招收内地学生的限额，将限额逐步提升至40%。陈羿帆介绍，学院也会逐步调整招生安排。而且，近年来学院也在加大与内地高校的合作。例如，学院与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大学合作共建了数码商业实务课程。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大学在信息及通信科技(ICT)领域有优势，部分ICT课程由该校教师来港授课，学生也会到深圳进行体验式学习。
香港设立副学士制度的一个重要背景，是扩大高等教育机会。常甜介绍，2000年前后，香港只有约18%的中学毕业生能升读受政府资助的高校。2000年引入副学士制度后，更多学生有了进修机会。近年来，香港学龄人口下降，部分没有政府资助的院校面临招生压力。内地学生的到来，填补了一部分学额空缺，也为院校提供了财务支撑。
常甜介绍，相较于香港本地学生，内地学生读副学士只是“学历跳板”。随着学业竞争日趋加剧，副学士教育也容易被应试导向牵引，通识素养和职业探索空间被压缩。院校在资源分配和教学安排上，也更倾向于回应学生的升学需求。
“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两地学生在制度层面的不匹配。”常甜分析，内地学历认证体系目前尚不认可副学士，是因为香港副学士属于过渡性学位，简单将其等同于内地的大专，可能低估其英文教学及衔接本科课程的价值。若贸然纳入认证范围，也可能被不当利用。
常甜介绍，一些完成副学士课程的学生，具备一定学业基础和跨文化沟通能力，回流内地，可能只被当作高中毕业生对待，造成了人才错配。她建议，可先在大湾区探索衔接机制。比如，将副学士与内地职业本科教育对接，建设“学分银行”，让学生在副学士阶段取得的学分等学习成果，能在继续升学或企业招聘中获得认可和转换。
今年9月，陈峰即将到香港浸会大学读研。虽然本科申请结果并不令他满意，但香港本科背景让他在申请研究生时更有优势，最终也圆了“港八大”的梦。在他看来，只要能力匹配，许多副学士毕业的内地学生不会止步于本科，而是会继续读研、工作，争取香港身份。他们高考时可能只是本科线附近的水平，经过几年努力，也有机会与当年考入“双一流”本科的学生站到同一个竞争场上。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受访学生均为化名)
《中国新闻周刊》2026年第24期
更新日志
高校{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的国际经验生成式人工智能正以空前之势重塑全球高等教育的版图。从学生撰写论文，到教师设计课程，再到高校教务管理，这一颠覆性技术已深入渗透到教育链条的每一个细微环节。它在显著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不容回避的隐忧
句子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