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介绍
养老机器人叩响百（姓门 百亿市场预期下的“理）想”与“现实”
清晨时分，家住北京市的周青老人照例被“保姆”唤醒。不过，这位“保姆”颇为特别——它既不用餐，也无须休憩，却能准时叫老人起床，并温柔提醒她按时入睡、按时用药。
这是一款售价逾两万元的陪伴型机器人：小巧的台式直立机身，屏幕呈现卡通表情，除了定时提示功能，日常在家移动时，遇见人还会主动问好；倘若老人不慎摔倒或遇险，它能在第一时间联络家属。周青今年71岁，独居生活，患有高血压等基础疾病。为防意外发生、确保按时服药，她的女儿数月前购入了这台“机器人保姆”。如今，女儿可通过配套手机App远程查看家中动态、与母亲视频通话，周青也能按时收到各类提醒，偶尔还能与机器人聊上几句。
2026年5月2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对外发布了《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发展研究报告(2026版)》（下称《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百亿元大关。
据《法治日报》记者了解，目前养老服务机器人主要分为护理、康复和陪伴三大类，正在越来越多地步入寻常百姓家。那么，在真实使用场景中，这类机器人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记者展开了深入探访。
《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与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的结构性凸显，是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迅速扩容的核心驱动力。现实中，家庭的智能化养老需求确实与日俱增。
家住广东省深圳市的马先生便希望借科技之力破解养老难题。马先生的父母均已年过八旬，两人坚持独立生活。马先生一直想为二老购置一台可自主移动、具备一定交互和辅助能力的机器人。在他看来，若家中有一台既能提供基础监护，又能陪伴左右的机器人值守，他会安心不少。
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人，究竟能承担哪些工作？
2025年7月，家住上海的刘女士为73岁的姥姥添置了一台陪伴型机器人。它每天准时叫老人起床、用餐、服药，也能顺畅接通刘女士的视频来电。“这解决了我白天外出上班时，姥姥常常忘记吃饭、吃药的难题。我不奢望机器人能陪姥姥聊天解闷，能提醒她按时作息就足够了。”刘女士坦言。
机器人的能力远不止于此。此前有媒体报道，一些养老护理机构已见AI艾灸机器人、AI巡逻机器人等“上岗履职”，使得护理员得以腾出更多时间陪伴老人。
2026年5月，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上，一款AI陪伴型机器人令来自吉林省的林女士印象深刻。这款机器人不仅能听懂各地方言，还特别设计了音乐疗法与认知训练。林女士告诉记者，当她用东北口音与机器人对话时，对方立刻以带有东北腔的语音回应，亲切感扑面而来。
林女士说：“我一直以为养老机器人就是陪老人聊天的，这次博览会彻底刷新了我的认知。有的机器人，老人只需把手指按上去，几十秒就能测出心率、血压等健康数据，测量完毕还能在线完成视频问诊、线上购药。”
在北京从事相关行业的吕女士透露，近期咨询机器人产品的客户群体发生明显变化。“以前，普通消费者很少关注这类产品，如今咨询的主力多是家中有老人需要照料的中年人，也有部分经济宽裕的老年人主动前来了解。”
有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养老机器人的应用场景正从机构向家庭与社区延伸。机构凭借专业的设施、人员配置与服务能力，短期内仍是养老机器人落地的主要场所。家庭则是市场的“蓝海”，未来将逐步成为养老机器人最重要的应用场景。
然而，一些来自需求端的受访者告诉记者，目前在某些细分场景中，机器人仍难以满足养老机构和老年人的实际需求。
重庆市某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段先生表示，自己曾考察过市面上多款养老机器人，其中大多数功能集中在陪伴聊天、健康检测、娱乐互动等方面。“表面上功能很全，但真正能缓解照护压力的实用型产品却不多。”段先生举例说，以协助老人翻身为例，机器人只能充当辅助工具，无法独立完成这项操作。
华中地区一家养老院的负责人向记者介绍，巡房机器人、生理体征监测仪器、陪伴机器人等产品因落地门槛较高，目前在养老机构的普及率与使用频次并不理想。“比如，有的机构希望机器人能够24小时精准感知老人的生命体征，一旦发现异常，即刻触发预警。然而，目前单体机器人尚无法满足这一需求，需要联合智能床垫、体征检测仪、智能开门器等模块外接设备共同协作。”这位负责人直言。
有媒体报道，2026年被一些业内人士视为养老服务机器人的“元年”，但对消费者来说，购入一台养老服务机器人仍非易事，其中交织着多种现实考量。
价格是一道绕不过去的门槛。北京市民苏女士曾认真考虑过为独居的父亲购买一台机器人。苏女士的父亲今年76岁，母亲去世后他独自住在老房子里，即便苏女士每周都前去探望，也总有照顾不到的时候。苏女士曾在网上浏览过十余种带监测功能的护理机器人，但终因价格昂贵而作罢。“便宜的怕没用，贵的买不起。”苏女士无奈地感叹。
前述某养老机构工作人员段先生认为，未来的养老机器人需兼具“生活助手”“健康管家”“情感伴侣”三重角色，但据他了解，想完全兼容这些养老需求，就必须进行定制化设计。“这种精细定制服务，大多数选择居家养老的普通消费者难以承担。”
记者在购物软件上搜索“养老服务机器人”发现，台式直立机身的机器人售价大多以万元为单位，部分科技含量较高的高端康复、护理机器人甚至超过10万元。
除了高昂的价格，人们还有另一重担忧。当机器人真正走进家庭、融入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数据和隐私安全又该如何保障？根据重庆某医院2026年7月发布的消息，该院在重庆市护理学会主办的一场伦理案例比赛中的获奖参赛案例，便以一位存在轻度认知障碍的独居老人使用陪护机器人为切入点，剖析了居家智能照护过程中的矛盾：子女一方面希望借助机器人随时掌握老人的健康状况，另一方面又不希望老人的生活被24小时“记录监视”。
在北京使用相关机器人产品的74岁的杨女士也有类似感受。机器人来到她家后，夜里她翻身发出动静，或“起夜”去卫生间，机器人都会上前查看提醒；她久坐休息时，机器人也会反复推送运动提醒，这不可避免地让她产生了被“监视”的感觉。
在受访的相关从业者看来，行业已走过“从0到1”的探索期，目前正处于营收放量、等待盈利拐点的阶段。但不论是从机构的采购成本考量，还是从家庭使用习惯来看，养老机器人要想实现“持续使用”，仍须经历更长的市场验证周期。一位从事养老机器人研发的从业者曾在采访中坦言，全能人形机器人进入普通消费者家庭“至少还需要一段时间”。
功能特点
遭《AI“砸场”，大学英语如何突围？》
人工智能日益精通英语表达之际，大学英语教学该何去何从？深圳理工大学近期宣布，将在2026级学生中选取两个班级作为试点，推行跨文化交流课程改革，以“跨文化交流课程体系”取代原有的英语教学安排，不再单独设置传统意义上的大学英语必修课。
消息一经发布便引发广泛热议，“AI已能胜任翻译，英语学习是否还有必要？”“大学英语是否将逐渐淡出历史舞台？”等话题频频登上热搜榜。实际上，这并非个别院校的独有尝试。近些年，四川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安徽大学、中南民族大学等高校纷纷对公共外语课程体系作出调整，一场围绕大学英语“教什么”“怎么教”的变革已在众多高校悄然展开。
大学英语正逐渐摆脱“工具化”标签。过去，大学英语课程以听、说、读、写、译等基础语言技能为核心，同时承担着助力学生通过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重要任务。对许多学子而言，大学英语更像是一门“语言工具型”课程。然而，人工智能的崛起彻底改变了这一逻辑。中国翻译协会今年发布的《2026中国翻译行业发展报告》显示，人工智能已深度渗透翻译领域，翻译生产方式正从传统人工操作加速转向“人机协作”。大量标准化、重复性的语言转换任务正由AI接手，而翻译人才的核心优势则逐步转向专业领域知识、跨文化沟通能力、国际传播技能以及译后审校等更具创造性和综合性的维度。翻译行业正站在从“规模扩张”迈向“质量提升”的结构性转折点。
行业需求的演变也映射在大学课堂之中。广州某高校的大学英语教师陶老师透露，如今学生完成英文作业时几乎离不开AI辅助，若传统课堂仍固守单词记忆、语法讲解和翻译练习，很难点燃学生的学习热情。课堂重心已不再是传授翻译技巧，而是引导学生判断AI为何给出某种翻译、该翻译是否精准、是否契合真实交际语境。她举例说，一次学生用AI翻译商务邮件，语法上几乎无懈可击，但语气却显得僵硬，不符合英语商务沟通的惯常风格。“若缺乏一定的语言功底和文化积淀，很难察觉这类问题。”她表示。
深圳理工大学英文中心主任李寄在受访时也持有相似看法。他认为，人工智能时代既为高校外语教学带来挑战，也提供了重新审视人才培养模式的宝贵机遇。“未来课程改革的要义，并非削减英语学习，而是培养学生善用AI、驾驭AI，并能在真实国际交流情境中化解问题的能力。”李寄强调。学生的切身体会则更为直观。正在读大二的钟同学告诉记者，如今撰写英文摘要、查阅英文文献时，他都会借助AI提升效率，但真正置身课堂讨论、小组展示或与外教沟通的场合，AI却难以施以援手。“它能给我一个答案，却无法替我表达个人观点。”他说，“老师现在更注重课堂互动、团队协作和临场发挥，这些都离不开扎实的英语功底。”
另一位英语专业学生张同学坦言，AI的发展促使许多同学重新规划职业方向。“以前觉得精通翻译就有优势，如今大量基础翻译工作AI都能胜任，所以大家会主动选修国际传播、新媒体、国际商务等课程，期待日后不仅掌握英语，还能解决现实问题。”AI让语言学习更趋高效，也倒逼大学英语课堂深思：未来真正值得学生投入时间钻研的，究竟是什么？
如果说AI加速了大学英语改革的进程，那么更深层动因则源自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和人才培养目标的变化。近年来，中国企业国际化步伐明显加快。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78.3%，工业机器人出口额增长30%，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高技术产品出口保持强劲增势。
“今天的开放已进入‘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双向平等交流的新阶段。”李寄指出，以往学习英语更多侧重认识世界，如今则更需要在国际舞台讲述中国故事，实现平等对话。在他看来，这也是深圳理工大学此次未沿用“大学英语”称谓，转而采用“跨文化交流课程体系”的关键缘由。“语言仅是交流的媒介，真正左右交流成效的是文化理解力。未来国际交往不仅要求会说英语，更需领会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在平等交流中展示中国、理解世界，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双向互动。”李寄说。教育部印发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年版)》明确提出，大学英语课程不仅要培养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还应强化跨文化交际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综合文化素养。《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同样提出，要培育具备全球竞争力、广阔国际视野的高层次创新人才，持续提升教育对外开放水平。
越来越多高校正围绕这一目标重构课程体系。四川大学着力加强学术英语课程建设，服务国际科研协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将全球胜任力培养、中国故事国际表达融入公共外语课程；安徽大学推进跨文化通识课程建设；中南民族大学则依托民族文化特色，将文明交流互鉴理念嵌入课堂教学。改革路径各有侧重，但共同指向同一目标——培养能适应新时代国际交流需求的复合型人才。不少学生也察觉到这些变化。广州某大学新闻学专业学生黄同学告诉记者，如今的英语课除语言训练外，还融入了国际新闻解析、跨文化案例研讨等内容。“以前学习多是为了应试，现在老师会引导我们思考，同一句话为何在不同国家会有迥异的理解，面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该如何表达。这些内容AI很难直接传授。”她说。
培养目标既然转变，课堂改革也随之推进。对高校而言，这场改革绝非简单削减英语课时，更不是让AI取代教师，而是重新回答一个根本问题：大学英语课堂应当塑造学生的哪些能力？作为此次改革备受瞩目的高校之一，深圳理工大学给出的答案是“跨文化交流”。据李寄介绍，学校将遵循“试点先行、逐步推广”的原则推进改革，2026年秋季率先在两个实验班启动试点，同步举办跨文化交流节、全英文科普赛事、AI模拟国际会议等实践活动，再依据实际效果逐步向全校铺开。
“课程改革并非取消英语，而是让英语回归交流工具的本真。”李寄认为，AI能助学生提升学习效率，却无法替代学生养成国际沟通能力、文化理解力和批判性思维，而这些恰恰是未来国际化人才最核心的竞争力。据悉，新的课程体系分为分层必修与拓展选修两大模块。学生既要修读《跨文化交流读写》《跨文化交流听说》等基础课程，也可依据未来职业方向，在《科技学术交流》《跨文化适应与实践》《中国文化经典英文选读》《跨文化视域中的高级英汉翻译》等课程中自主挑选学习内容，覆盖国际科研合作、涉外交流、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等多类真实场景。
课程评价方式也随之革新。以往，一张期末试卷往往决定一门课的成绩；如今，AI辅助形成性评价、课堂表现、项目实践、国际交流模拟等要素均被纳入考核范畴。AI承担词汇、语法等标准化训练，教师则把更多精力投放于课堂讨论、文化剖析、案例研判和思维启迪。陶老师认为，这种转变正在重塑师生在课堂中的角色。“过去多是教师授课、学生记录，现在学生需带着问题走进课堂。”她告诉记者，近两年自己尝试让学生借助AI完成初步资料搜集，再围绕同一主题展开课堂辩论、文化比较和案例分析。“学生不仅要明白AI给出的答案是什么，更要思考为何这样回答、有无偏差、是否契合真实语境。”在她看来，AI并不会弱化英语学习的意义，反而让教师能将有限的课堂时间更多留给那些机器无法替代的能力培养。“未来企业需要的，不是只会翻译的人，而是能够沟通、协调、表达、解决问题的综合型人才。”她说。
使用说明
香{港副学士，低分}上名校？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孙厚铭
发于2026.7.6总第1242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6月23日起，各省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找陈峰咨询香港副学士的学生和家长骤然增多。
他们最常问的是：高考400多分，能不能去香港读副学士？两年后，能不能升入香港高校本科？这些学生中，有人被拦在本科门外；有人高考发挥失利，希望提升本科院校层次。副学士源自欧美，是本科之前的过渡学历，香港学制为两年。学生读完副学士，如果能升入香港高校本科并毕业，毕业证书与直接入读本科的学生完全一致。副学士也因此成了不少学生眼中的“学历跳板”。
陈峰曾在香港都会大学读副学士，今年刚从该校国际贸易专业本科毕业。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近几年，香港副学士越来越受到内地学生和家长关注，但副学士并不等于“低分直通名校”。学生能申请到什么样的本科，取决于副学士阶段的成绩、语言能力和综合表现。
据新东方前途出国统计，2025年内地学生申请香港副学士人数达8200人。从读副学士到本科毕业，整体花费通常需要100多万元。陈峰经常提醒前来咨询的学生和家长，香港副学士的教学方式、学习节奏和生活环境，都与内地高中有很大差异。副学士提供了一次重新竞争的机会，但也充满着不确定性。
柳慧今年在广东参加高考，成绩距离本科线差了几分。她无法接受读专科。
家人建议她复读或出国读本科。如果复读，要再花一年时间，她也没有把握一定考得更好。柳慧一直在普通高中读书，直接申请海外本科，既缺少语言成绩，也缺少课外经历。突然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她也担心难以适应。
申请香港副学士则不需要语言成绩。高考出分前，学生可以先提交高中平时成绩，获得有条件录取；出分后，如果高考成绩满足要求，就可以换取正式录取。等到高考出分后再申请，流程更简单，从提交申请到获得录取，可能不到一周。
留学机构向柳慧介绍，副学士“回报高”，高考成绩300多分也有机会申请。通过副学士，学生可以再申请“港八大”的本科。“港八大”通常指由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的八所高校，包括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
这对柳慧充满诱惑。按照留学机构的介绍，副学士毕业后，可以直接衔接大三，与正常读本科的同届学生一起毕业。香港副学士的学费通常也只有同校本科的一半左右。柳慧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果留在内地“专升本”，至少要五年才能本科毕业，毕业证上还会留下专科的“烙印”，很可能在就业市场上受到歧视。
对于内地学生而言，香港副学士仍不算一个大众的选择。王海蒂2018年赴港就读副学士，随后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相关内容。她记得，当时关于香港副学士的公开信息寥寥无几。2023年硕士毕业后，她创办了一家留学机构，专门从事香港副学士申请和升学规划。她发现，这两年，前来咨询的学生和家长的问题从最初的“什么是副学士”，逐渐转向“如何申请”“如何规划后续升学”。
不同香港高校副学士的申请难度不一。王海蒂介绍，门槛较低的学院，高考成绩三四百分即可；要求较高的学院，通常要求高考成绩达到本科线以上，英语成绩在90分以上。
“最近两年，通过新东方申请香港副学士的学生年均增长约20%。”新东方总部亚洲英语系业务主管冯越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披露的在读生数据推算，每年有数千内地学生赴港读副学士。
冯越认为，副学士变热，与香港留学整体升温有关。受国际形势、港校排名上升等影响，越来越多内地家庭开始把香港作为重要留学目的地。过去，申请副学士的学生主要来自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近几年，北方的学生也越来越多，不少来自山西、内蒙古等地。学生本科毕业后如果留港工作，并符合连续居住七年等条件，可以申请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
柯米刚从深圳一所普通高中毕业。高二那年，父母通过香港“高才通计划”获得在港居留资格，她也随之获得受养人身份。随后，她转入高中国际部，开始准备香港中学文凭考试(DSE)，也就是俗称的“香港高考”。由于准备时间较短，柯米在DSE英语科目上明显吃力。
今年，她又赶上政策调整。像她这样以受养人身份在港居留的学生，如果想复读一年再战DSE申请本科，需要到香港高中插班。因此，她选择用DSE成绩申请副学士。柯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她所在学校的国际部，不少同学也由于类似原因选择副学士这一“跳板”。
升学压力下的“生意经”
去年9月，张敏进入香港都会大学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读副学士。入学第一天起，她就做好了“再读两年高三”的准备。
这是因为读了副学士后，学生必须在两年内争取足够好的成绩，才能继续申请本科。对香港本地学生来说，副学士毕业后，既可以继续升学，也可以直接就业；但内地学生副学士毕业后，既不能在香港求职，也不能获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学历学位认证。冯越解释，如果不能升入本科，副学士很容易成为一种“断头学历”。
但高三的学习经验，很难直接适用于副学士。张敏的专业是创意文化及艺术实践。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门课程的考核形式都不相同，很难像高三那样通过刷题提分。在全英文授课环境下，语言也成了她和不少同学遇到的最大障碍。陈峰介绍，副学士阶段的很多考试没有标准答案，小组作业和课堂展示的分数占比也很高。
相较于直接本科留学，读副学士试错时间更短。第一学年结束后，学生就要开始准备本科申请。因此，不少留学机构推出了“陪跑”服务，内容覆盖副学士申请、在读辅导和升本规划。
郑芳去年从深圳某高中毕业，到香港某高校读副学士。高考前，校长请来一位留学机构负责人，介绍副学士“陪跑”服务，收费约10万元。郑芳父母选择了购买。她介绍，副学士期间，如果在论文或作业上遇到问题，她可以随时向机构老师求助。有时临近截止时间，她也会请对方直接修改作业。寒暑假期间，她还会到深圳上机构的雅思课。
香港都会大学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副院长陈羿帆也注意到了“陪跑”服务。她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学校并不鼓励学生依赖校外机构。校外机构不会比任课老师更了解课程考核要求。“例如，有些机构可能沿用上一年的作业要求来辅导下一届学生。”她提醒，香港高校不允许学生提交并非本人完成的作业，如果被认定存在学术诚信问题，相关作业可能被判零分。
王海蒂所在的机构也提供“陪跑”服务。她认为，按照业内相对规范的做法，机构只能告诉学生修改建议，不能直接替学生完成作业。在实际操作中，一些机构会与学生签署确保升学的协议，可能越界。
郑芳介绍，价格更高的“陪跑”服务还包括研究生申请。围绕副学士形成的服务周期长、环节多，对留学机构而言，是一门不错的生意。据了解，香港本地“陪跑”机构和内地一些大型机构收费较高，两年费用通常在30万元左右，多以线下辅导为主。一些小型机构价格相对较低，主要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
香港一位留学机构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一些香港保险、金融类机构也开始推出副学士的“陪跑”课程，将其作为接触潜在高净值客户的入口，并促成后续保险、理财等金融产品合作。这类机构往往更擅长包装和销售，但教学质量很难与专业教育机构相比，对学生的帮助有限，也更容易出现纠纷。
不对称的“信息差”
去年，家住广东的霍然申请到了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附属学院的副学士。入学后，他才知道，自己并不在香港大学的主校区上课。副学士课程被安排在单独的教学楼，距本部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信息差之下，相关留学机构也出现了一些乱象。王海蒂介绍，有的机构会混淆办学主体和学院身份。例如，一些副学士由香港高校下属学院、专业进修学院或持续教育学院开设，但在招生宣传中，机构只突出大学校名，让家长误以为学生进入了“港八大”。
还有机构称，副学士可以冲刺“港前三”(即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的本科。但王海蒂介绍，这类学生大都来自香港本地。香港本科招生中，本地生和非本地生分属不同赛道，申请通道和名额安排都不相同。非本地学生名额更加有限，内地学生升学难度也比本地生高得多。
据冯越的申请经验，近几年，内地学生通过副学士升入“港前三”本科难度越来越大。如果想冲刺“港前五”(即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副学士阶段的平均学分绩点(GPA)至少要达到3.5。即便如此，因为是名校，学生有可能不能直接衔接大三，而要从大一大二读起。“有学生同时拿到香港理工大学本科大一和香港浸会大学本科大三的录取，最后选择了香港浸会大学。”
冯越介绍，如果目标是“港八大”，GPA最好在3.0以上，如果GPA在2.7左右，也有机会升入香港私立本科。如果成绩更低，学生还可以转向澳大利亚、英国等地的本科，但通常需从大一或大二重新读起，学费也比香港更高。
王海蒂认为，选择副学士需要做好预期管理。它更适合英语基础较好、高考成绩接近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但又不甘心去普通本科的学生。如果高考成绩在300分以下，学习能力较弱，不建议轻易选择副学士。
在一些合作办学项目中，读副学士甚至不必去香港。家住湖北的吴鄂原以为自己只能读专科。2021年高考，他超常发挥，距本科线差十几分。经熟人介绍，他选择了湖北工业大学港澳班的“3+2”项目：学生以香港伍伦贡学院副学士身份注册学籍，前三年在湖北工业大学学习，之后再申请香港本科。这类项目的学费和生活成本明显更低，录取门槛也更低。吴鄂班上甚至有同学高考成绩只有200多分。
开学后，吴鄂发现，除了住宿条件稍好一些，自己和其他在校生毫无区别，老师也都来自湖北工业大学。副学士的课程和考试由香港伍伦贡学院提供，但实际管理要宽松得多。学生偶尔缺课，平时成绩也可能拿到满分。有一门开卷考试，吴鄂和另外六名同学甚至带着“枪手”写的答案进考场。毕业时，他的成绩位于班级中上游，并申请到了香港都会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本科读大三。
在香港都会大学，学习强度明显高于副学士阶段。与吴鄂“3+2”项目同届的另一名学生，即将从香港都会大学本科毕业。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来到香港的第一学期，四门课中有两门挂科，且难以适应本科生活。他们同届大约60人升入香港都会大学，按时毕业的不到20人。
吴鄂参与的项目，并不在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名单上，也就是俗称的“计划外办学”。学生没有国内高校学籍，本质上属于一种培训项目。他前两届的部分师兄师姐，还因为学历无法被教育部认证和学校打了官司。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特聘副研究员常甜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对内地合作高校而言，此类项目有助于增加国际化元素；对香港副学士颁授院校来说，也能提前锁定一定生源。但香港副学士如果教学质量的一致性、学术衔接的连贯性被削弱，其认可度也会受到影响。
随着越来越多内地学生赴港就读副学士，这一制度本身也在悄然变化。
张敏读副学士一年级时，内地学生和香港本地学生被分成不同班级，如果内地班的同学听不懂，老师偶尔会用普通话引导。等到二年级，内地学生和香港本地学生再重新合班。陈羿帆介绍，去年学院还引进了一名来自内地的辅导员。
在香港，绝大部分开设副学士的学院均为自资性质，也就是说自负盈亏。2025年2月，香港教育局宣布放宽自资院校招收内地学生的限额，将限额逐步提升至40%。陈羿帆介绍，学院也会逐步调整招生安排。而且，近年来学院也在加大与内地高校的合作。例如，学院与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大学合作共建了数码商业实务课程。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大学在信息及通信科技(ICT)领域有优势，部分ICT课程由该校教师来港授课，学生也会到深圳进行体验式学习。
香港设立副学士制度的一个重要背景，是扩大高等教育机会。常甜介绍，2000年前后，香港只有约18%的中学毕业生能升读受政府资助的高校。2000年引入副学士制度后，更多学生有了进修机会。近年来，香港学龄人口下降，部分没有政府资助的院校面临招生压力。内地学生的到来，填补了一部分学额空缺，也为院校提供了财务支撑。
常甜介绍，相较于香港本地学生，内地学生读副学士只是“学历跳板”。随着学业竞争日趋加剧，副学士教育也容易被应试导向牵引，通识素养和职业探索空间被压缩。院校在资源分配和教学安排上，也更倾向于回应学生的升学需求。
“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两地学生在制度层面的不匹配。”常甜分析，内地学历认证体系目前尚不认可副学士，是因为香港副学士属于过渡性学位，简单将其等同于内地的大专，可能低估其英文教学及衔接本科课程的价值。若贸然纳入认证范围，也可能被不当利用。
常甜介绍，一些完成副学士课程的学生，具备一定学业基础和跨文化沟通能力，回流内地，可能只被当作高中毕业生对待，造成了人才错配。她建议，可先在大湾区探索衔接机制。比如，将副学士与内地职业本科教育对接，建设“学分银行”，让学生在副学士阶段取得的学分等学习成果，能在继续升学或企业招聘中获得认可和转换。
今年9月，陈峰即将到香港浸会大学读研。虽然本科申请结果并不令他满意，但香港本科背景让他在申请研究生时更有优势，最终也圆了“港八大”的梦。在他看来，只要能力匹配，许多副学士毕业的内地学生不会止步于本科，而是会继续读研、工作，争取香港身份。他们高考时可能只是本科线附近的水平，经过几年努力，也有机会与当年考入“双一流”本科的学生站到同一个竞争场上。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受访学生均为化名)
《中国新闻周刊》2026年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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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机器人叩响百（姓门百亿市场预期下的“理）想”与“现实”清晨时分，家住北京市的周青老人照例被“保姆”唤醒。不过，这位“保姆”颇为特别——它既不用餐，也无须休憩，却能准时叫老人起床，并温柔提醒她按时入睡、按时用药。这是一款售价逾两万元的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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