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1日，国内存储芯片领军企业长鑫科技在股市迎来强势开局，早盘股价一度飙升至60.6元，公司市值随之冲高至4万亿元关口上方，一举跃居A股上市公司市值榜首。这一亮眼表现，标志着这家专注于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RAM）全产业链的巨头，自上市以来便受到资本市场的热烈追捧。

回溯至27日，长鑫科技正式亮相科创板，其发行定价为每股8.66元。短短数日间，股价已累计攀升约六倍，展现出惊人的增长势头。这一涨幅不仅反映了投资者对国产半导体产业的信心，也凸显了公司在该领域的核心地位。

资料显示，长鑫科技于2016年创立，总部设于安徽合肥。作为国内DRAM领域规模最大、技术领先且产业链布局最为完整的企业，它集研发、设计与制造于一体，堪称中国存储芯片自主研发的重要标杆。此次市值的飞跃，进一步巩固了其在资本与行业版图中的双重地位。

中新网乌鲁木齐7月24日电（袁鹏冲）近日，新疆吐鲁番盆地遭遇连续多日的≥40℃罕见高温炙烤，干热少雨态势愈发严峻。7月21日，地处高昌区城区约18公里外的东坎站记录到极端高温事件，气温飙升至49.8℃，一举打破了该站自1957年设站以来的历史极值。

这一惊人高温数值，同时超越了不久之前——2026年7月4日吐鲁番站刚刚创下的49.1℃纪录，由此荣登当前全国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榜单。进入7月以来，吐鲁番盆地共有10个区域气象站（无人值守）观测到≥50℃的极端高温，其中8个站点的最高气温纷纷刷新各自建站以来的峰值；而7月3日，高昌区恰特喀勒乡新鑫盐矿站更是监测到今夏盆地之最的51.4℃高温。

这场高温过程自7月10日启动，预计将持续至7月29日，堪称继6月25日至7月8日那轮酷热之后，又一次覆盖面广、持续时间长且极端性极为突出的热浪，对当地农业耕作、文旅活动以及民众日常起居带来了接连不断的冲击。

地形与环流交叠，催生年度罕见高温。据吐鲁番市高昌区气象局相关专家解析，本轮高温的峰值出现在7月21日，而每日最热时段集中于16时至19时之间。与历年同期气象资料对比，今年吐鲁番的高温过程展现出显著异常：国家级站点的最高气温两度跃居全国极值，≥40℃的酷热天数与≥45℃的极热天数均远超常年均值。

与此同时，昼夜温差明显收窄，即便夜间最低气温亦居高不下——7月4日吐鲁番站录得36.8℃的最低气温，形成全天候的持续闷热格局。高温波及范围广泛，火焰山、库木塔格沙漠等核心区域普遍出现48℃以上的极端温度，高温与少雨叠加气象干旱，酿成复合型气象灾害风险。

究其成因，本轮极端高温源于独特地形与异常大气环流的协同作用。吐鲁番盆地是一个封闭的山间盆地，四周群山环抱、地势高差悬殊，空气流通受阻，热量易于积聚而难以散逸。加之全域戈壁荒漠广布，地表砂石比热容极小，白昼吸热升温迅猛、蓄热能力强悍，为极端高温的生成供给了理想的下垫面条件。

从天气系统视角审视，近期东疆上空被大陆暖高压持续稳定控制，构筑起典型的“热穹顶”稳定环流。高层下沉气流经压缩而增温，区域晴空少云、辐射增温效能极强，既无显著冷空气干扰，也缺乏有效降水过程扰动，导致热量不断囤积，最终冲破气温极值关口。

面对持续不断的极端高温，吐鲁番的特色农业、文旅经济、水资源调配等领域正承受重压。当前正值葡萄浆果成熟的关键生育期，持续高温易诱发果实灼伤、叶片枯槁、土壤失墒，进而危及品质与产量。暑期旅游旺季恰逢极端天气，戈壁露天景区安全防控压力陡增，游客中暑与晒伤风险显著上升。与此同时，全域蒸发量激增，农业灌溉用水告急，水资源统筹保供形势愈发吃紧。

针对此轮持续性高温，高昌区气象局先后发布高温橙色及红色预警信号，并启动有气象记录以来的首个气象干旱红色预警信号，构建起分层分类的精准气象服务架构。面向葡萄种植户，推送农业气象灾害预警资讯，提示高温日灼与气灼风险，指导田间管理防护策略；协同文旅部门细化景区气象提示，划定高温高风险区域，引导游客错峰安全出行；针对户外施工、交通运维等行业单位，定向发送极端天气警示，督促落实错峰作业、轮岗休息制度，严防热射病等高温灾害。各类预警服务经由多元渠道直达基层一线，实现风险前置、服务落地。

据气象部门趋势研判，未来一周大陆暖高压系统仍将稳踞不退，吐鲁番高温态势难以迅速缓解，最高气温预计维持在43℃至48℃之间，艾丁湖等低洼区域仍有突破49℃的可能。局地短时对流天气对整体高温格局的影响微乎其微。

气象专家特别提醒，公众应尽量减少日间11时至20时的户外活动，科学补水、注重防暑降温。户外作业人员须严格恪守高温作业规范，备足防暑物资，合理安排轮休避险，一旦出现中暑不适症状应及时处置就医。面对常态化极端高热天气，属地各行业需持续压实防控举措，科学应对高温干旱叠加影响，力保生产生活秩序平稳有序运行。（完）

　　中新网天津7月10日电 (记者 孙玲玲 周亚强)在迎来第37个世界人口日之际，天津市卫生健康委于10日召开了一场以“暖心护航早孕，守护新生起点”为主题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会上透露，该市60家助产机构现已全面设立早孕门诊，以多学科协同、用药风险研判、心理关怀等综合性服务，为孕早期女性构筑起一道温情洋溢的健康防线。

　　围绕今年世界人口日“呵护早孕 关爱赋能”的国家主题，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洁在发布会上表示，天津已将“全市助产机构全面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纳入2026年度卫生健康为民服务16项重点任务。数据显示，2025年该市孕产妇系统管理率已达到95.92%，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亦持续稳居全国前列。目前，天津不仅实现了早孕门诊的无缝覆盖，还推动市急救中心与市中心妇产科医院携手共建“危重孕产妇、危重新生儿救治转运急救站点”，使院前急救与院内救治实现了无缝衔接。

　　“一名孕妇在孕早期误服抗生素后陷入极度恐慌，甚至一度考虑终止妊娠。经专家团队细致研判，确认该药物并无致畸风险，最终她顺利分娩一名健康婴儿。”发布会上，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院长、主任医师许建刚分享的这一案例令人动容。该院将多学科力量整合进早孕门诊，联合中医、药学等专家共同评估用药安全性，以科学证据抚平焦虑。对于在生育问题上感到迷茫的女性，医护人员则耐心提供心理疏导，同时给予科学的术后康复指导与生育力保障，力求实现“怀得上、留得住、孕得好、育得优”的目标。

　　针对不少孕妇在不知情受孕后因服药或接受放射线检查而普遍担忧的情况，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妇产科副主任、主任医师韩姹给出了专业解读。她解释，受孕后4周内的胚胎若遇轻微损伤可自行修复，若为重度损伤则直接导致流产，基本不会造成畸形；孕5至10周为致畸高风险期，而孕10周后进入胎儿阶段，风险随之降低。评估药物影响需综合考虑服药时间、剂量及药物类别等因素。辐射剂量低于50毫戈瑞不会引发胎儿不良结局，常规B超和核磁共振无电离辐射，相对安全；胸片和CT的辐射量极低，远低于安全阈值。就诊时，医生会细致核对末次月经时间、周期规律、用药情况及放射检查详情，全面评估潜在风险。

　　在政策惠民方面，天津为孕产妇提供了独具地方特色的全程保健服务。据天津市妇女儿童保健中心妇保指导科主任、主任医师董微介绍，孕妇从确诊怀孕直至产后42天，可享有一整套分级保健服务。凡天津户籍或配偶为天津户籍的孕妇，均可享受无创产前基因筛查费用减免，该检查自费通常需千余元，有生育险者可全额免费，无生育险者亦仅需自付260元。此外，孕早、中、晚期及产后各提供一次免费心理筛查，产后还可享受免费入户访视及盆底功能筛查。

　　董微还就孕早期自我保健提出具体建议：营养方面需把握“补对关键、总量不增”的原则，每日补充叶酸，确保肉蛋奶摄入量；孕吐严重者可采取“像小鸟一样”的少量多餐方式。心理层面，她建议配偶间建立明确的沟通机制，直接表达情感需求。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保胎中的孕妇可在床上进行“招财猫”等上肢活动及足背屈动作，这既能辅助控制血糖血脂，又能有效预防血栓形成。(完)

在北京市房山区，一场关于“隐形雇主”与劳动权益的司法前沿交锋引发关注。部分企业利用合同名称的巧妙转换、管理链条的层层嵌套，试图将劳动关系的责任“甩锅”给模糊地带。面对这样的隐蔽用工现象，劳动者是否还能有效维权？近日，房山区人民法院举行了一场专题新闻通报会，聚焦隐蔽用工类劳动争议的审理现状，并发布了典型案例。据《工人日报》报道，近年来该院受理的相关案件多集中在即时配送、网约出行、快递物流等新兴业态。

新闻发言人指出，一些用人单位通过缔结五花八门的协议、构建多级用工框架，将本应属于劳动法的雇佣关系精心装扮成承揽、外包或合作等民事法律关系，使得劳动者在维权之初便陷入迷茫——究竟谁是真正的雇主？该向谁主张权利？对此，法院坚持实质性审查原则，重点探究用人单位是否对劳动者实施了支配性的劳动管理。从审判结果来看，确认劳动关系或判定企业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情形占据主流。

在发布会上，燕山人民法庭庭长针对这批典型案例，剖析了隐蔽用工的常见“套路”，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

第一类情形被形象地称为“自己管人、外包发钱”。2023年3月，暴某经某快递站点工作人员安排，以快递公司员工名义注册了外卖平台APP，从此担任骑手。公司为他配发了电动车和统一工装，日常调度与考勤均由公司负责，但双方既未签署劳动合同，也未缴纳社会保险。一次配送途中的车祸，让工伤认定陷入争议。暴某于2024年2月离职后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劳动关系。

法院调查发现，快递公司与一家管理公司签有《业务外包合同》，外包费用由佣金、管理服务费、税费及返费等构成，其中管理服务费竟为零元。暴某通过平台接单，报酬由管理公司代发，但资金源头却指向快递公司。在平台显示中，暴某的身份明确为快递公司员工。法院认为，暴某所从事的配送工作属于快递公司的业务范畴，站点站长通过微信群对其进行了实质性的工作监督和考勤管理，双方关系表现出强烈的人格从属性。至于管理公司发放报酬，证据表明其仅代发工资。合同对价低、履行过程异常，明显有规避劳动关系、转嫁经营风险的嫌疑，该风险不应由劳动者承担。据此，法院认定暴某与管理公司之间不存在实质管理关系，快递公司以《业务外包合同》为由否认劳动关系的抗辩不被采纳，最终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提示，法律不会容忍借“自己管人、外包发钱”之名行规避法定责任之实。用人单位若企图以此逃避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或承担工伤赔偿等义务，不仅徒劳无功，反而可能招致更重的法律后果和赔偿负担。

第二类情形则是“以承揽合同行用工之实”。自2021年7月起，于某在某配送站担任骑手，为A公司提供商超商品配送服务。2023年底，A公司撤出该站点，由B公司接手，于某随之被解绑并与B公司绑定，由此与A公司产生劳动争议。于某坚称自己是A公司员工，而A公司则主张双方为承揽关系，出示了《项目转包协议》，声称于某系以个体工商户身份承包配送业务，工资经由第三方平台支付。

法院审理后认定，双方均具备法定劳动关系主体资格，于某的配送工作构成A公司业务的一部分。虽然工资按单量计算，但A公司对骑手进行排班、控制接单量，甚至单独派单，显然实施了管理行为。据此，法院判定双方符合事实劳动关系成立条件，确认劳动关系存在。

法官提醒，用人单位通过要求劳动者签署承揽或合作协议来“去劳动关系化”，在司法实践中难逃穿透式审查。只要用工实质符合劳动关系特征，即使披着承揽协议的外衣，也会被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

第三类情形为“名为外包实为派遣”。李某与甲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被安排至乙公司担任销售员。甲、乙两公司间有《劳务外包合作协议》，约定甲公司派驻人员从事营销项目。因乙公司将李某退回，甲公司随即以严重违反制度为由解除合同。李某申请仲裁后起诉甲公司。

法院指出，尽管李某与甲公司签有合同，但其在乙公司工作场所接受乙公司的管理、指挥，且工资、福利由乙公司确认和结算，这暴露出两公司间是典型的假外包、真派遣关系。乙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按约定程序处罚并退回李某，因此其以违纪为由退回的行为缺乏依据。甲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盲目依赖退回决定解除劳动关系，于法不合，最终被判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法官建议，企业必须厘清外包与派遣的界限，不可借外包协议掩盖真实用工关系。用工单位退回劳动者后，派遣单位应独立审查解除条件，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决定，而不能机械跟随用工单位的“退回”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