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湾区跨《境养老服务风生水起》
从“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港澳药械通”的实施,到“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粤港养老通”的落地,再到社保体系的衔接、养老服务标准的融合、医疗资源的对接以及跨境金融服务的完善——近年来,粤港两地政府与社会各界携手推进,大湾区跨境养老服务格局持续优化,香港长者选择“北上养老”渐成潮流,多方共赢的局面已然形成。
“北上养老”开辟了多赢之路。在深圳宝安中心区的一所养老院里,年过九旬的香港长者和夫人正安坐于电视机前,神情悠闲。宽敞明亮的居室内,餐桌、茶几、沙发等陈设一应俱全,窗外的景致一览无余。搬入此地已逾一年,两位老人对眼前的生活心满意足。
“过去在香港,我住在油塘的公屋,面积不过15平方米,事事需要自理,老伴体弱,住在安老院,那时我肩上的负担很重。”朱先生向记者感叹,得益于香港特区政府的计划安排,如今住进深圳的养老机构,三餐有人细心照料,日常开支也大幅减轻。“我们现在心无挂碍,再无压力,打算就安心在这里颐养天年。”
香港是全球最长寿的地区之一,人口老龄化速度同样位居全球前列,而本地的养老资源却日渐紧缺。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底,已有逾1.8万名长者登记轮候各类资助住宿照顾服务,平均等待期约为一年。
自2014年起,香港特区政府推出“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最初名为“广东院舍住宿照顾服务试验计划”),为轮候政府资助养老床位的香港长者增添了新的选项。符合条件的香港长者经评估后,可入住获认可的广东养老机构,相关食宿、护理及基本医疗费用均由特区政府承担。至2026年6月,获认可的广东养老机构已达29家,覆盖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截至2026年2月底,特区政府已累计资助1048名香港长者入住广东养老机构。
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透露,社署根据院舍类型、服务内容及地理位置等因素,与参与“广东院舍计划”的各养老机构逐一协商并签订合同。虽然各院舍的收费水平不尽相同,但整体而言,政府向广东机构支付的床位费用仍低于本港资助床位的开支。
香港瑞伟安老集团在本港运营着4家养老院舍,同时与广东的3家机构合作开展“广东院舍计划”床位。该公司总经理朱军可向记者表示,香港本地优质院舍轮候时间长、费用高昂,而内地院舍空间宽敞、环境优美、设备先进,在同等护理条件下,内地收费仅为香港的一半左右,价格优势十分突出。
“‘广东院舍计划’为香港长者带来了更舒适的养老环境,也为特区政府节省了财政开支,同时提高了广东养老机构的入住率,真可谓一举三得。”朱军可如是说。
民政部数据表明,2024年内地养老机构的平均入住率不足50%,部分区域床位空置率甚至超过六成。
“受内地长者居家养老传统观念及消费能力的限制,大湾区许多养老机构经营艰难。”中国太平·木棉人家总经理刘行指出,香港长者“北上养老”的浪潮为广东优秀养老机构注入了新活力。
中国太平·木棉人家位于广州番禺,是太平保险集团旗下的康养社区,2026年1月正式纳入“广东院舍计划”认可名单。刘行表示,该计划对养老机构设有严格评审环节,入选后极大地提升了机构在香港的知名度。
“今年以来,前来参观考察的香港长者明显增多了。”刘行提到,早前主动出击寻找香港客户并不容易,而今香港已出现不少专业组织,专门组织长者到大湾区实地探访养老社区,行业渠道愈发成熟。究其根本,香港长者对大湾区养老的认可度与需求正大幅攀升。
香港特区立法会2025年发布的《数据透视》显示,截至2024年,已有接近10万名香港长者(65岁及以上)定居广东,较过去10年增长超40%。
“在人口老龄化加深和湾区融合提速的背景下,港人‘北上养老’顺理成章。”前海人寿幸福之家深圳康养社区院长刘景升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得益于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日渐成熟,跨境交通日益便利,香港长者赴粤养老的意愿显著增强。他介绍,该机构目前已有80多位香港籍长者入住,平均年龄约80岁。
“眼下仍有部分香港长者对跨境养老存在疑虑、了解不足,但只要亲临现场参观,许多顾虑便会打消,信任也随之建立。”刘行认为,跨境养老的势头已然起势,相信随着香港长者对内地认识的深化,未来两三年内将迎来需求集中释放。
港人“北上养老”,其实不只是居住地的变更,更折射出两地制度文化的交融与衔接。
79岁的香港长者高先生去年7月与老伴自费搬入中国太平·木棉人家一间85平方米的一室一厅。记者采访之际,他正兴致勃勃地准备次日的歌唱比赛。桌上铺满打印的简谱,鞋柜上摆着老两口的手工制作,房间里弥漫着怡然自得的氛围。
“这里处处都好——饮食可口、服务贴心,最要紧的是就医格外便捷。”高先生介绍,定居广州半年后,夫妻俩在工作人员协助下加入了本地医保,附近还有可使用长者医疗券的三甲医院。他举例说,前段时间老伴不慎摔倒,在广州住院一周,医保报销后自费仅2000多元。
香港长者选择内地养老,医疗服务始终是最大的牵挂。自2020年1月1日起,《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在内地(大陆)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正式施行,在内地居住的香港长者可依规参保当地医保。2024年起,香港特区政府逐步扩大“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的适用范围,让合资格长者能够在大湾区的试点医疗机构,使用医疗券支付指定科室的门诊、医疗及护理费用。
跨境养老体系的完善,既离不开两地政府的紧密协作,也得益于大湾区丰富的市场主体与灵活的市场机制,使得各项政策得以顺利跨境落地。
2025年12月底,香港特区政府推出“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医疗补贴试行安排”,参加该计划的香港长者在内地医保范围内需自付的医疗费用,可向政府申请补贴。
“在实际操作中,特区政府难以判断哪些项目属于内地医保范畴,而我们在内地的专业团队恰好能提供相应协助。”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旗下太平人寿(香港)是特区政府的指定承办机构,该公司产品部总监赵瑞环受访时说,公司充分发挥跨境经营的独特优势,承担医疗费用的分类管理、双币结算及理赔服务等工作,协助政府向合资格长者精准发放门诊与住院医疗补贴。
她介绍,截至2026年5月底,该医疗补贴试行安排的申请已达1906件,门诊每件平均补贴413元,住院每件平均补贴6830元,切实减轻了长者的自付负担。
“近年来,粤港两地的政策支持日臻完善,港人‘北上养老’愈发便捷,但两地医疗体系的衔接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刘景升表示,目前许多长者仍习惯返港复诊取药,期盼电子健康档案共享、跨境转诊协作等机制能进一步完善,让香港长者真正无后顾之忧地在内地安享晚年。
(本报香港7月17日电)
中国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将创新药纳入遴选调整}范围
在北京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药政司司长龚向光于7月9日透露,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首次将创新药物纳入遴选范畴,此举旨在为未来更多创新药物顺利进入基本药物目录铺就一条可行路径。这场发布会由中新社记者周昕报道,当日国家卫健委专门就新版目录的详情向公众进行了说明。
龚向光在介绍中称,此次更新的目录总计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占据476种,涵盖791个剂型与1355个规格;中成药则达318种,涉及544个剂型与888个规格。这些数字背后,反映了目录结构的细致调整与扩充。
针对此次调整中如何体现对创新药发展的支持,龚向光阐释道,近年来中国药品研发领域突飞猛进,大量创新药物相继问世并投入临床应用,覆盖肿瘤、神经系统疾患、免疫系统疾病等多个重要治疗领域,极大地丰富了患者的用药选择。本次目录更新,以基本药物的功能定位为基石,将临床价值显著、适用人群广泛、适合各级医疗机构配备使用作为核心遴选标准,并经由专家严格的技术咨询与评审论证,最终吸纳了4种国产Ⅰ类新药,其中包括3种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以及1种中成药。
展望未来,龚向光强调,国家卫健委将紧随医药产业创新步伐,推动创新药物规范应用,确保医药研发成果能更快更广泛地造福民众。同时,依据《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将在目录的周期性动态调整与优化进程中,有效压缩创新药从获批上市到纳入基本药物目录所需的时间周期,以此助推创新药产业的持续繁荣。
为网暴“划红线” 《首部专门性法律将填补哪些治理》空白?
近年来,“人肉搜索”、恶意造谣、群体围攻及流量绑架等网络暴力乱象频频发生,既对公民与法人的正当权益造成严重损害,也妨碍了国家安全与社会公共福祉。为有效预防、遏制及惩戒此类行为,国家网信办于本月29日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这标志着我国在反网暴治理方面即将迎来首部专项法律。究竟哪些行为可被定性为网络暴力?针对反网暴议题,网络平台应履行哪些防御与管控职责?相较于过去分散的治理规则,这一征求意见稿又有哪些创新突破和空白填补?
所谓网络暴力,其具体边界何在?正常的批评监督与恶意攻击之间又该如何划界?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清晰的法律界定,不少恶性攻击事件难以追责,遭网暴侵害的当事人也常常陷入维权困境。此次征求意见稿首次厘清网暴范畴,并细致划定法律红线,成为治理实践中的重要转折。
根据征求意见稿,网络暴力行为被明确定义为四类主要违法情形:其一,集中散布包含侮辱谩骂、造谣诽谤、煽动仇恨、挑起对抗、威胁逼迫或歧视偏见等内容的言论;其二,违规聚量披露他人隐私信息;其三,持续性实施网络恐吓、骚扰等不当举动;其四,其他损害合法权益的网络暴力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指出,该草案对网络暴力所侵害的权益类型作了更为清晰的界定,重点保护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肖像权和个人信息等核心权益。同时,草案尝试引入量化标准,以“集中”或“持续”特征来限定网暴行为范围,将偶发性表述剔除在外。此外,制度安排上兼顾双向保障,力求在惩处网暴与保护正常表达、舆论监督之间寻求合理平衡。
有专家分析,本次明确网暴范畴的最大特色在于“具体化、可操作、可辨识”,所列举的四类行为全面覆盖人身攻击、隐私侵犯、持续骚扰和恶意中伤等主要网暴表现,极具针对性。更为关键的是,征求意见稿坚守法治原则,避免“一刀切”式治理,强调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言论自由亦非毫无限度。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进一步解读,草案明确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实施乃至协助网暴行为。公众在正常评论时,即便观点偏激,也应避免肆意辱骂、恶意贬损或虚构事实,否则可能面临民事赔偿、行政处罚乃至刑事追责。草案不仅严惩直接发起者,还追查协助者的连带责任,并确立失信惩戒机制。参与网暴者或将面临注册新账号或相关互联网服务的限制。
网络平台作为信息传播的主要通道,同时亦是防控网暴的关键闸门。此次征求意见稿针对平台监管短板,系统强化了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的主体责任,构建起涵盖监测、预警、干预、处置与报备的完整防控链条。具体而言,平台需制定网暴信息分类标准,建立典型案例样本库,精确识别各类网暴言论,并动态管理涉暴重点账号,对违规账号及时采取限流、禁言或封禁等举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精武认为,核心目的在于推动平台从形式性履职转向实质性履职,杜绝其以技术能力不足、信息量庞大或治理手段有限等理由规避法律责任。他强调,本次草案对平台义务的升级幅度较大,如第十六条第二款就明确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仅要建立黑名单制度,还需履行禁止网暴者重新注册账号等具体技术处置措施。
专家指出,平台处于网暴治理的第一道关口,也是关键的前端防线。此次征求意见稿摒弃了以往笼统的原则性要求,转而确立可落实、可核查、可追责的强制义务。平台角色从被动删帖转向主动预警与提前干预;处置方式由统一化措施升级为对弱势群体的优先保护,从而全面压缩网暴生存与扩散的空间。
网络暴力的伤害具有高度隐蔽性,且受害者维权成本普遍较高,而施暴者违法代价偏低,长期构成治理难点。对此,征求意见稿构建了从严追责与多元救济相结合的完整闭环。在追责层面,草案明确聚焦打击恶意发起者、组织者及推波助澜者,破除“法不责众”的偏见;依据网暴情节轻重,匹配相应的行政、民事或刑事处罚,形成阶梯化精准惩戒。尤其是针对未成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网暴行为,依法予以从重处罚。李怀胜指出,草案首先精准打击“关键少数”,明确对组织、策划、煽动及教唆者从重惩处,打破过往集体暴力中的侥幸心理。其次,草案推行网络暴力告诫书制度,对情节轻微而未达到行政拘留标准的案件,公安机关可出具告诫书,对行为人进行警示与教育,填补了轻微网暴行为的追责空白,构筑起“轻微有告诫、严重有惩戒”的梯度化问责体系。
专家认为,此次征求意见稿的一大突出亮点在于补齐受害者维权的短板。在救济层面,草案明确法院对网暴自诉案件优先立案,对于取证确有困难的受害者,可协调公安机关协助调查取证。同时,检察机关可依法支持特殊受害群体提起诉讼,为弱势群体提供司法层面的兜底保障。
国家网信办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意味着我国反网暴治理即将迈入专项立法时代。相比于既往零散的治理规范,这一草案实现了哪些实质性突破、填补了哪些治理空白?支振锋认为,通过国家层级的反网暴专项立法,提供了高规格的制度供给,有效整合了分散于各类法规中的相关规定,为网暴治理确立了统一且权威的法律依据。同时,该草案将过往治理经验加以提升与固化,推动网络生态治理迈向更加系统化、法治化与长效化的新阶段。
大湾区跨《境养老服务风生水起》从“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港澳药械通”的实施,到“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粤港养老通”的落地,再到社保体系的衔接、养老服务标准的融合、医疗资源的对接以及跨境金融服务的完善——近年来,粤港两地政府与社会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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