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7月22日电（记者 赵方园）在近日由中国睡眠研究会主办的2026年睡眠健康与创新发展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辰强调，睡眠状态直接关系到人体各主要器官的复原进程以及众多慢性疾病的发生发展，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并确立睡眠在人类健康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王辰指出，睡眠健康贯穿个体整个生命周期，长期存在睡眠异常将显著增加多种慢病的患病风险。睡眠障碍与慢性疾病之间形成一种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睡眠不佳会助推慢病产生；另一方面，慢病本身的症状及其治疗过程又反过来扰乱正常睡眠，进而形成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当前，现代医学的视野已从单纯的睡眠疾病治疗逐步扩展至对睡眠健康的全面管理。未来睡眠医学的发展路径，应当跳出仅针对失眠或睡眠呼吸障碍的传统治疗框架，转而以睡眠为切入点，推动面向全人群、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共病筛查以及长期健康照护体系的构建。

根据2024年全国睡眠质量流调数据，我国15岁及以上居民的平均睡眠时长为7小时14分钟；入睡时间整体偏晚，约半数人群选择在23点之后才入睡；睡眠质量差的总检出率达到23.87%，其中“夜间如厕”被列为最常见的干扰因素。数据进一步揭示，超过四成的受访者习惯于睡前使用电子产品，屏幕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扰乱生物节律；另外，晚餐进食过饱、睡前进食宵夜、饮用浓茶，以及负面情绪和二手烟暴露等因素，均会明显拉低睡眠质量。

对于偶发性睡眠问题与病理性睡眠障碍之间的界限，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李庆云给出了专业解析。他提醒，如果顽固性失眠症状持续超过一个月，且每周发作频次在3次以上，或者伴随打鼾时呼吸暂停、白天异常嗜睡等情况，甚至诱发难治性高血压、心脑血管不适，以及女性出现疲劳乏力和注意力减退等症状时，就应当引起高度警惕，并及时寻求医疗帮助。

在会议期间，中国睡眠研究会、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医防融合分会以及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龄传播分会携手发布了《睡眠障碍与慢病“同防同治”行动倡议》（以下简称《倡议》）。该《倡议》从预防、治疗、康复和长期管理四个关键环节入手，提出了全社会协同参与睡眠健康管理的行动导向，旨在探索共病管理模式的创新突破。在预防端，《倡议》强调提升公众对“同防同治”理念的认知，加强科普教育力度，并为慢病患者提供睡眠障碍筛查的指导建议。医疗机构需充分重视睡眠在健康评估体系中的分量，以及其对心血管、内分泌、精神、神经系统的健康乃至死亡风险所具有的重要预测价值，进一步强化对慢病患者睡眠状况的评估与动态监测。在治疗端，则倡导多学科、多专业的协同管理，完善分级诊疗和院内转诊机制，为共病患者的综合治疗提供便捷通道。同时，鼓励睡眠医学技术与睡眠相关产业的创新发展，积极推进新技术、新靶点睡眠药物的研发与临床应用。在康复端，需要强化评估环节，将睡眠质量作为衡量疾病康复效果的重要参考指标。而在长期管理端，则要求坚持定期随访，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干预处置。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药物研发领域，以DORA类为代表的新一代失眠治疗药物正日益受到业界瞩目。截至目前，全球范围内已有5款DORA药物获得批准上市，国内制药企业如扬子江药业（法赞雷生）、先声药业（达利雷生）等也在积极布局这一新兴赛道。

在浩瀚的医疗科技浪潮中，一场静默而深刻的变革于南粤大地悄然推进。七月的羊城，烈日炙烤着大地，而广州一家医院的手术室内，却正在进行一场关乎人类未来的精密博弈——仅仅一个多月前，华南地区首次完成了两例侵入式微电极脑机接口植入手术。而今，39岁的陈先生（化名）正以令人惊叹的方式重获与世界的对话通道：他凝神屏息，脑海中默念“向右、向右”，电脑屏幕上的光标便如同被无形之手牵引，流畅地滑动、精准地定格。这个对常人而言再普通不过的动作，对他这位高位截瘫患者来说，却是人生中第一次凭借纯粹意念打开的外部世界之窗。

时光回溯到手术完成后的第20天。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的功能神经外科病房里，一场别开生面的“意念训练”正在有序展开。从最初的小球追踪、方框点选，到如今能够自由操控光标完成一系列脑控任务，两位高位截瘫患者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解锁生活技能。这项突破性进展，不仅意味着华南地区侵入式脑机接口临床研究迈入全新阶段，更代表着术后康复应用正在向纵深推进。

“高位截瘫患者的运动皮层并未完全失去功能，大脑依然源源不断地产生运动意图，只是信号在受损的脊髓处戛然而止，”该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郭燕舞娓娓道来其间的医学原理。他进一步阐释，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犹如为大脑搭建了一座“体外神经立交桥”——当微小的电极被精准植入大脑运动功能区后，便能如饥似渴地捕捉神经元放电的细微变化，再借助AI解码算法，将那些关于“滑动鼠标”“伸手抓物”的意念瞬间转化为可执行的设备指令。

此次植入的核心组件，是国产自主研发的超柔性微纳电极。其厚度仅为3微米，比人类发丝直径的几十分之一还要纤细。正是这种登峰造极的制造工艺，使电极能与脑组织一同随呼吸和脉搏轻柔浮动，最大限度地降低长期植入带来的免疫排异与瘢痕化风险。

然而，手术的成功只是这场医疗革命的序曲，真正撬动生活改变的杠杆，在于术后系统性的康复训练。“脑机接口的价值远不止于被动维持身体机能，它让患者得以主动出击，实现神经层面的重塑，”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院长郭洪波如是说。在他看来，患者反复以意念驱动外部设备的训练过程，实际上是在激活大脑沉睡的神经环路，最终达致功能上的重构与蜕变。

根据精心设计的康复路线图，两位患者将分阶段解锁更多技能：首期，以意念操控光标完成线上购药、社交娱乐等基本操作；中期，驾驭机械臂执行握杯、取物等精细动作；远期，适配智能轮椅与智慧家居，真正实现生活自理。该院功能神经外科电生理组长薛杉透露，基于目前的康复进度，患者通常经过4至8周的持续训练便能初见成效，而眼下两位受试者的表现，完全符合预期规划。

这场发生于广州的医学探索，正悄然改写着神经康复的未来图景。当意念穿越血肉之躯的桎梏，连接起数字世界的无限可能，我们或许正站在一个全新时代的门槛上——那是一个由思想驱动、以意志为缰的崭新纪元。

中新网上海7月22日电（记者 陈静）近十余年来，CAR-T疗法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领域屡建奇功，尤其是在白血病和淋巴瘤的治疗中表现抢眼，然而其在实体瘤方向却始终困于“靶向难觅、浸润受阻、疗效不稳”三重桎梏。时至今日，这一国际前沿的实体瘤细胞治疗技术已实现突破，有望为符合条件的晚期胃癌患者带来新的治疗选择。具体而言，Claudin18.2阳性表达的晚期胃癌患者，可依据标准化的诊疗流程，接受舒瑞基奥仑赛注射液（CT041）的规范治疗。

记者于22日走访了国内首批开展该CAR-T临床应用的医疗机构之一——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该院肿瘤科主任医师肖秀英带领的团队，已顺利完成对4例晚期胃癌患者的实体瘤CAR-T细胞采集工作。肖秀英教授形象地解释道：“CAR-T疗法犹如为人体免疫细胞装配了‘智能导航’，能够精准锁定并以高特异性杀伤肿瘤细胞。”她进一步阐述，该疗法的首要策略在于筛选胃癌细胞中高表达的Claudin18.2靶点——此靶点在肿瘤组织中呈现高密度富集，而在正常组织中呈局限性分布，这一特性既保障了攻击的精准度，又显著降低了正常细胞遭受误伤的风险；同时，团队通过精巧优化CAR结构设计，并联合创新型清淋方案，有效降解肿瘤致密基质，协助改造后的T细胞穿透实体瘤的物理屏障及免疫抑制微环境，切实达到“进得去、打得准”的效果。

根据国际权威期刊《柳叶刀》刊发的一项关键II期临床试验数据：在意向性治疗人群中，该疗法客观缓解率达到41%，疾病控制率更是高达81%，患者中位总生存期延长至9.17个月，对比传统治疗方案，生存获益提升显著。肖秀英表示，这对于那些既往多线治疗失败的晚期胃癌患者而言，无疑带来了实质性的生存希望。

此次在该院落地的CAR-T治疗，主要针对经免疫组化确认Claudin18.2阳性（≥40%肿瘤细胞2+/3+）、HER2阴性，且至少接受过二线治疗后病情仍进展的晚期胃癌或胃食管结合部腺癌患者。但肖秀英特别强调：“上述条件仅是基础筛查标准，最终能否接受治疗，还须经过多维度综合评估。”作为国内Claudin18.2靶点创新治疗领域的领军人物，肖秀英牵头制定了中国抗癌协会（CACA）相关国家级诊疗指南。她介绍，临床评估将覆盖四大核心维度：其一是疾病特征，涵盖病理类型、既往治疗历程、肿瘤负荷及病情进展速率；其二是生物标志物状态，除Claudin18.2与HER2外，还需排查其他潜在影响疗效的指标；其三为患者体能基础，包括整体状态、心肝肾功能、感染风险及营养水平；其四则涉及患者本人及其家属对治疗全流程、潜在风险与获益的认知水平。

“严格筛选并非设立‘高门槛’，而是为了最大化提高治疗获益的概率。”肖秀英解释，CAR-T治疗周期较长，管理要求极为精细，若患者疾病进展过于迅猛，或无法等待细胞制备完成；若存在严重感染或重要脏器功能不全，治疗风险亦会大幅攀升。“我们始终坚守规范准入的原则，在此前提下尽力扩大合理获益人群——既不随意降低标准，亦不让符合条件的患者错失治疗窗口。”她补充道。

CAR-T绝非一次简单的输液，而是涉及多学科协作、多环节紧密衔接的系统性治疗工程。肖秀英团队已建立一套覆盖“靶点筛查—MDT综合评估—免疫细胞采集—细胞回输—长期疗效跟踪—不良事件管控”的闭环标准化诊疗体系。该体系整合了肿瘤科、病理科、影像科、药学部、营养科、重症医学科等多学科力量。据这位专家介绍，在治疗前，团队成员会反复核验病理诊断与靶点表达情况，排除高危险患者；在细胞制备等待的3至4周时间内，医生会动态评估病情变化，必要时采取桥接治疗以遏制肿瘤发展；回输前再次排查潜在的活动性感染，并完成清淋预处理；回输后则持续严密监测生命体征、炎症指标及脏器功能，力求第一时间捕捉并妥善处理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血细胞减少、消化道反应等不良反应。

“我们的最终目标不仅在于让患者‘用得上药’，更在于确保他们‘用得安全’。”肖秀英表示，其团队已沉淀出成熟的不良反应防控经验，借助基线免疫炎症指数结合肿瘤负荷预判风险，做到早发现、早分级、早干预，绝大多数不良反应均处于可控可治范围。目前已完成采集的4例患者，后续也将严格遵循标准化流程，实施回输前评估、预处理及回输后观测。

展望下一步，该团队将推动该疗法的常态化临床应用，同步启动真实世界数据收集，持续优化诊疗方案。未来，团队将深耕三大科研方向：一是拓展靶点矩阵，将Claudin18.2 CAR-T的治疗经验逐步延伸至胰腺癌、胆道肿瘤等其他消化道恶性肿瘤，让更多实体瘤患者受益；二是探索联合治疗策略，深入研究CAR-T与化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抗血管生成靶向药物的协同增效机制，突破单药疗效天花板；同时积极推动治疗线数前移，基于真实世界证据，探索其在二线治疗及新辅助治疗中的潜力，力争重塑消化道肿瘤的整体治疗格局。

中新网成都7月31日电（记者 何美锟）盛夏酷暑，气温持续攀升，各类皮肤困扰也随之进入多发阶段。近来，一则有关“红霉素软膏堪称皮肤全能药”的说法在社交平台上掀起热议，众多用户纷纷晒出用它处理蚊虫咬伤、粉刺、唇部脱皮、婴幼儿尿布区域问题乃至淡化黑眼圈的“小诀窍”。针对这一现象，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皮肤科主任中医师黄时燕在受访时郑重提示，随意滥用该药膏不仅难以见效，还可能对皮肤造成伤害，甚至大幅增加耐药菌滋生的风险。

黄时燕表示，在门诊日常工作中，她常接触到曾自行使用红霉素软膏的病患，许多人都将其奉为解决各种皮肤困扰的“灵丹妙药”。然而，她直言不讳地指出，上述网友所提及的诸多问题中，绝大多数与该药物的抗菌机制并无直接关联，难以实现理想疗效。

谈及黑眼圈这一热门话题，黄时燕进一步阐释：“其成因往往涉及遗传背景、睡眠质量欠佳、眼周微循环不畅、色素沉着以及眼周肌肤衰老等多重因素。”她透露，红霉素软膏内含凡士林成分，具有一定的保湿功能，对于干燥粗糙的肤质或许能带来片刻润泽改善，但对黑眼圈的根源性问题却无能为力。

作为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的一员，红霉素软膏的核心作用在于对抗细菌感染。黄时燕强调，该药主要适用于诸如脓疱疮、轻度烫伤创面、浅表溃疡以及伴有细菌感染的寻常痤疮等特定疾患。

针对夏季常见的蚊虫叮咬与痤疮困扰，黄时燕给出了分门别类的用药指导。她解释，蚊虫叮咬初期表现为典型的过敏反应，皮肤往往呈现红肿瘙痒状态，此时并不适合启用红霉素软膏；唯有当患处因反复挠抓而出现破损并引发继发性感染时，及时使用方能发挥其效用。

在痤疮的治理上，同样不宜盲目“见痘即抹”。黄时燕特别强调：“只有当皮肤浮现显著感染症状，例如红肿加剧、丘疹、结节或囊肿形成时，红霉素软膏才能派上用场。而针对粉刺范畴内的白头或黑头，该药则收效甚微。”

另据观察，不少家庭常同时备有红霉素软膏与红霉素眼膏，且相互替代使用的情况屡见不鲜。对此，黄时燕发出严正警告：两者绝对不可混用，其关键差异在于药物浓度——眼膏浓度仅为0.5%，而软膏浓度则高达1%。她分析道：“若将浓度偏低的眼膏用于皮肤，则杀菌力度明显不足；反之，若将浓度较高的软膏涂抹于眼部，极易对娇嫩的眼周组织及眼球产生刺激反应。”

此外，黄时燕还补充说明，两者的生产规范亦有天壤之别：眼膏需符合“绝对无菌”的高标准，且药粒研磨更为细腻；而软膏的灭菌要求相对宽松，贸然混用无疑暗藏健康隐患。

身为抗生素类药物，红霉素软膏的运用必须恪守严格界限。黄时燕建议，此类抗生素药膏的使用周期通常应控制在五至七天以内。一旦症状有所缓解，就应立即停用。“若连续涂抹三五天后状况仍未好转，切忌硬扛或固守用药，应立即停药并前往医院寻求专业诊治。”她同时提醒，涂抹时务必采取“轻薄”手法，若层叠过厚，其凡士林底质的油性可能反而干扰皮肤屏障的正常功能。

“无节制地滥使抗生素软膏，最令人忧心的后果便是催生耐药菌株。”黄时燕直言，一旦耐药性形成，未来皮肤若再度遭遇同类细菌感染，该药物便将陷入失效困境。为此，她建议在专业医师指导下，可轮换使用不同抗菌药膏，以有效降低耐药发生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