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时节，印有“凉感”“冰丝”等标签的服装又成了消费热点，诸如“空调裤”“雪糕被”之类的产品屡见不鲜。然而，不少消费者的实际体验却与宣传大相径庭。有网友直言，花了几百元购入的“凉感四件套”，手感与普通床单几乎无异；还有人反映，所谓的“冰丝短裤”在数次洗涤后，其清凉效果便荡然无存。

事实上，我国对于凉感纺织品早已制定并推行了专门的检测标准。那么，什么样的面料才能真正称得上“凉感面料”？消费者又该如何辨别其真伪，从而避免落入营销噱头的陷阱呢？

眼下正值酷暑，辽宁的甘先生为了让孩子安睡，特意在网上选购了一条“儿童冰丝凉感短裤”。然而，孩子穿上后非但没有感受到凉爽，反而在出汗时觉得格外黏腻不适。甘先生对此颇为不满，他回忆道：“‘冰丝’通常应是光滑细腻的材质，一触便觉清凉。可到手的这条短裤，质地粗糙，跟普通老式布料没什么两样。给孩子用的东西，怎么能如此糊弄人？不仅体感不舒服，更让人担心这种劣质布料会不会给皮肤带来隐患。”

无独有偶，来自贵州的田女士也遭遇了类似的困扰。她网购的“凉感四件套”到货后，用手一摸便发现并无清凉之意，接触皮肤时甚至带来些许刺激感。记者在各大电商平台上浏览后发现，这类“凉感”商品的名称五花八门，诸如“冰丝”“空调”“凉感”等词汇频繁出现，此外还有“空调被”“雪糕被”之类的噱头。这些产品的降温功效，究竟有没有可依据的规范呢？

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的高级工程师宋立丹指出，一款货真价实的凉感织物，首要条件便是在接触肌肤的瞬间能带来明显的清凉触感。这背后体现的是面料对皮肤表面热量的快速导离能力，让人体能够立刻感知到凉爽。为实现此种效果，生产商通常会选用导热系数较高的纺织材料，如锦纶、涤纶以及粘胶纤维等。这些材质本身拥有较好的热传导性能，在运动外套、凉感内衣等品类中应用广泛。此外，还可借助添加降温微粒子或优化纤维截面结构等手段，来进一步增强凉感体验。

目前，市面上实现“凉感”的常见技术路径主要有三条：其一，在化学纤维纺丝环节中掺入云母粉、玉石粉等具有高热传导性的微粒，以此提升纤维的导热率；其二，通过改变纤维截面形状，利用异形截面的结构特性加速汗液的导出和蒸发；其三，在面料完成织造后，于表面涂覆一层凉感整理剂，例如冰感硅油等。这些工艺均旨在帮助人体在高温环境下更高效地降温并保持干爽。

在国家标准层面，有一项核心量化指标可作为判断依据，即“接触凉感系数”。那么，这一数值要到达何种标准，才能被认定为真正的凉感面料？又是什么原因导致某些凉感产品在多次洗涤后便会“失效”呢？

根据我国现行标准GB/T 35263-2017《纺织品 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检测和评价》规定，只有当面料的“接触凉感系数”（Q-max）不小于0.15时，方可认定其具备接触瞬间的凉感性能。专家提醒，若商品仅在包装上标注“冰丝”“冰感”等字样，却无法提供任何检测数据，消费者在选购时便需格外谨慎，以免被夸大宣传所误导。

针对部分消费者反映的“凉感效果不耐洗”问题，宋立丹解释称，这种现象主要与产品的加工工艺密切相关。采用表面涂层方式处理的面料，其凉感效果往往会随着使用频率和洗涤次数的增加而逐步减退。随着日常摩擦和水洗，面料表层的凉感助剂会逐渐流失，因而消费者产生“洗几次就不凉了”的感觉十分正常。相比之下，倘若凉感因子是在纺丝阶段便融入纤维本体，其持久性就要优于后整理涂层的方式，能够维持更为长久的凉感体验。

在选购凉感商品时，接触凉感系数并非唯一的考量维度。专家建议，消费者应综合穿着场景、适用人群和加工工艺等因素，挑选合规且适配的产品。若在户外运动场景下，人体出汗量大，则应优先关注服装的吸湿速干性能和透气性；若主要在办公或居家等空调环境中穿着，可选择莱赛尔或凝胶等纤维材质，这些面料触感顺滑、亲肤柔软，清凉而不刺激；对于婴幼儿及儿童群体，安全性应置于首位，所选产品不仅要符合凉感标准，还应满足婴幼儿纺织品的安全规范，最好优先选用天然纤维制品，以保障娇嫩肌肤的健康。

从“能对话”迈向“能动手”——人工智能正深刻重塑各行各业的生态面貌。AI眼镜化身随身“管家”，实时翻译、语音互动无缝衔接；人形机器人伴随旋律伸展肢体，一招一式尽显“功夫”；智能舌诊仪轻扫舌象，即刻生成体质评估报告与中医养生建议……日前，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于四川成都隆重举行，众多前沿科技成果闪耀登场，“科技感”十足，引得中外来宾驻足围观、交口称赞。

那么，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的演进究竟呈现何种气象？各国又将如何深化务实协作，借力AI助推区域共同繁荣？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展开了深入探访。

数智驱动，各放异彩。“考拉、土拨鼠、长鼻猴、大象——这些智能玩偶太讨喜了！”在大会数智赋能专题展区，来自印尼的嘉宾Indah被一组造型生动的智能玩具深深吸引。她一边饶有兴致地把玩，一边向工作人员询问功能细节与售价，意犹未尽。“这些AI产品我特别喜欢，真希望它们也能走进印尼市场。”她由衷感叹。

据现场工作人员刘莎介绍，这批智能卡通手办由成都市机器人产业协会专为本次大会量身打造，内嵌人工智能大模型，具备智能互动等能力。玩偶的耳朵、手臂处特别设置了感应开关，轻轻一捏即可触发对话，成为孩子们的贴心玩伴。“除印尼嘉宾外，泰国代表团成员也表现出浓厚兴趣，并提出了不少优化想法。我们完全可以根据客户的不同偏好进行个性化定制。”刘莎补充道。

不远处，来自深圳的一家科技企业正在展示一款擅长家务的智能机器人。只见它一只“手臂”稳稳托着垃圾桶，另一只“手臂”则精准地将散落在地的矿泉水瓶、纸团等杂物拾起并投放其中，动作利落流畅、一气呵成。“该机器人搭载了视觉识别系统，能够自主判断并清理垃圾，适用于家庭保洁及工业生产线等多种场景。”该企业的技术支持工程师王贺介绍道。

此外，AI眼镜同样成为展会上的吸睛焦点。“我们带来的这款智能眼镜集翻译、提词、导览、拍照识别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目前已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投入使用，游客可以随时租借。在许多展区内，它能够自动开启讲解模式，用户也可通过语音指令轻松唤醒。预计明年我们将推出新一代产品，届时体验将更加便捷。”四川某科技公司的文旅业务负责人王晨帆表示。

展区内，AI眼镜、人形机器人、AI视觉检测设备等一系列“黑科技”产品轮番登场，生动诠释了各经济体在数智赋能领域的创新活力。

据悉，作为APEC框架下的关键部长级会议之一，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长期扮演着促进亚太区域数字及信息通信领域合作互通的重要桥梁。本届会议以“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为主题。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合作司司长刘伯超透露，本次专题展集结了包括泰国数字部及来自中国、美国等经济体的21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展示内容覆盖人形机器人、智慧医疗、数字化转型、AI大模型、智慧能源、跨境支付等多个领域，融合实物样机、动态演示、实时互动等多元形式，直观呈现了数智技术的落地转化成果。同时，展会也为中外企业搭建了面对面洽谈对接的平台，推动会议成果切实转化为产业协作实效。

场景牵引，应用驱动。面对患者不熟悉医院流程、不知该挂哪个科室的困惑，AI智能体给出了新答案。“这只身着白大褂、憨态可掬的‘熊猫’，正是我们的AI数字陪诊智能体‘皮西西’。”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信息与数据管理部部长石锐介绍道。该智能体由华西医院与中国移动四川公司联合打造，能够在线采集病史、智能筛查高危症状、精准预分诊，并自动生成量身定制的就医路线，主动推送导航和候诊提醒，还能智能解读检验报告、提供康复及复查指导。

目前，“皮西西”智能体已实现门诊全域覆盖、全天候响应，累计服务患者达85万人次，月均接待量约10万人次。

场景驱动、应用牵引始终是我国推进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思路与宝贵经验。当前，我国正加速推动AI赋能各行各业，尤其是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制造”专项行动，逐个行业梳理并开放高价值应用场景，培育专业应用服务商，打造系列工业智能体，推动AI在研发设计、中试验证、生产制造等全链条中的深度融合。

从“能对话”到“能干活”，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经济社会肌理。2025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中AI技术应用普及率已突破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过400款，占全球总量半数以上；已制定并发布近200项关键AI领域国家及行业标准，国内活跃开源项目数量突破425万个。

“中国正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浪潮，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司长魏巍表示。据测算，2025年中国AI核心产业规模已超过1.2万亿元，相关企业数量逾6200家，AI眼镜、AI手机、AI电脑等终端产品层出不穷，人形机器人已陆续“上岗就业”，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位居世界首位。

这不仅是中国“AI+”战略的亮眼答卷，更为中国与APEC各经济体的深度协作筑牢了坚实根基。魏巍强调，人工智能的发展离不开开放互信的创新生态。中国愿与各成员经济体共建多元化创新平台，强化技术交流与成果转化；联合打造高价值应用场景与典型案例；积极分享AI治理的中国经验，推进标准互认互通，协同开展风险监测预警及应急处置，共同提升AI的安全性、可靠性与可控性。

共享红利，共创未来。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创新正在加速演进，机遇与挑战并存。2026年APEC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正式通过《2026年APEC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声明（成都声明）》，一致同意携手推动数字及AI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为未来一段时期内APEC深化该领域合作勾勒出清晰的行动框架。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指出，这份分量十足的部长声明，不仅汇聚了APEC各经济体的合作共识，更向国际社会释放出亚太伙伴坚定支持开放创新协作、共同拥抱数字与AI变革、携手构筑区域发展新优势的积极信号，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了稳定预期与强劲动能。

此外，本次会议还着重强调加快通信与算力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强化国际合作，打造广泛可及的数字基础设施体系。会议达成的多项共识，尤其是推动传统产业数智化转型、助力中小微企业借助轻量化数字工具提升竞争力等具体规划，为亚太各经济体提供了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的发展路径。

“重要的不是各自跑得多快，而是我们能否并肩同行，确保每一个经济体都不缺席数字化未来。”泰国数字经济与社会部部长猜察诺·奇触表示，必须加强协作，共建值得信赖的数字基础设施。

大会同时呼吁加强政策协调，筑牢安全防线，分享防范技术滥用与恶意操作的实践经验，共同塑造安全、可靠、可信、有韧性的发展空间。进一步强化亚太地区数字与AI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互联互通，促进普遍而有意义的数字连接，充分释放数字及AI技术在工业、农业、医疗、教育、交通、文化等领域的赋能潜力。

印尼通信与数字化部数字政府技术司司长米拉·塔伊巴指出，数字与AI技术的变革潜能唯有通过协作方能充分释放。“我们愿与APEC各经济体紧密携手，推动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创新，分享实践经验，从而加速各行业数字化转型。”

单弦不成音，独木难成林。李乐成表示，中国始终是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全球治理及数智赋能的积极倡导者、坚定推动者和先行实践者。中方将继续发挥APEC机制的关键作用，与各经济体强化协作，全面落实本次会议共识，深化交流合作，缩小智能鸿沟，共享数智红利，携手开创更加美好的智能未来。

随着本年度高考分数的揭晓，考生们正陆续进入志愿填报与院校录取的关键阶段，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专业方向，成为了众多家庭关注的焦点话题。近日，教育部正式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其中引人瞩目的是新增了农业机器人、盐碱地科学与工程以及智慧渔业三项前沿涉农学科。这些崭新专业的亮相，不仅折射出我国农业教育、科技与人才领域的最新脉动，也预示着现代农业发展的未来走向。

高校学科布局的调整，远不止于名称层面的微调，而是着眼于国家战略需求、紧跟产业升级步伐、瞄准科技发展前沿的深层变革。眼下，乡村大地上不断涌现出许多新型职业与新兴岗位，先进技术和创新模式也正加速融入田间地头。新农科教育的内涵早已摆脱了“种地养畜”的旧有印象，转而强调系统性思维与跨学科知识的融合，尤其是要打通农学、工学、理学等传统学科间的壁垒。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强力驱动下，农业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也要求农业学科的设置与专业布局必须与时俱进，适时做出针对性调整。

教育体系对于产业变迁的感知与应对能力，近年来呈现出明显的提速态势。回溯到2022年8月，教育部办公厅曾印发《新农科人才培养引导性专业指南》，围绕五大重点领域，明确提出了12个引导性专业方向。该文件出炉后，各涉农高校纷纷加大布局力度，积极增设相应专业教学点。而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指出，要深化涉农高校的教育教学改革，以实际需求为导向，加速推进新农科体系建设。越来越多的高校管理者逐渐意识到，唯有让学生掌握前沿知识、锻造复合能力，方能在日趋激烈的未来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值得关注的是，农业相关专业正在重新赢得学子们的青睐。曾几何时，不仅城市孩子对农业领域兴致寥寥，就连许多农村学子也渴望跳出“农门”，另寻出路。然而时过境迁，随着乡村全面振兴的深入推进，农业农村展现出强劲的成长潜力，涉农专业的含金量因此水涨船高。对于当下的许多考生来说，选择农学已然是基于现实条件与个人志向相结合后的理性决策。以中国农业大学为例，其近年的第一志愿报考率持续攀升，继去年扩招500人之后，今年仍计划保持扩招势头。此外，多所涉农高校的招生数据显示，在涉农专业的录取新生中，来自城镇户籍以及女性考生的占比均已超过半数，生源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

能否学到真才实学，将来能否顺利就业，始终是学生及其家长最为关切的核心问题。近年来，部分涉农职业的薪酬水平持续上涨，从业者待遇得到明显改善，这助推农学专业逐步甩掉了“低收入”的旧标签。与此同时，农业领域的诸多新兴板块面临着巨大的人才缺口，选择相关岗位无疑大有可为。以农业机器人为例，目前国内已有数百家企业投身于该领域的研发、制造与推广，然而“精于农业者不谙机器人技术，掌握机器人技术者又缺乏农业知识”这一矛盾，仍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行业发展。市场迫切需要兼具多元学科背景的复合型人才来破解这一难题。

新增专业之中，既孕育着崭新的市场需求，也昭示着难得的机遇窗口。我国盐碱地资源丰富，面积广、类型多、分布散，其中具备开发利用潜力的总面积超过5亿亩。但盐碱地的综合治理与高效利用绝非易事，必须依据不同的盐碱类型及生态环境，综合运用工程措施、生物技术、农艺手段等多管齐下。过往，与之相关的研究大多分散于土壤学、农学、水利工程等不同学科；如今，盐碱地科学与工程这一专门专业的设立，有助于整合零散的科研资源，定向培育专业化的技术队伍。新专业的意义，不仅在于向学生传授系统知识，更为他们开辟了一片广阔的成长天地。

某些细分领域的专业，因其“人无我有”的独特定位，无形中构筑了极强的不可替代优势。2023年，南京农业大学率先设立草坪科学与工程专业，为各类体育赛事的场地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2024年，云南农业大学开创咖啡科学与工程专业，借助高达45%的实践课程比重，着力打造覆盖从种植源头到终端营销的咖啡全产业链人才；2025年，西南林业大学的食用菌科学与工程专业迎来首批新生，依托云南丰富的食用菌资源禀赋，积极服务于国家“大食物观”的发展战略。这些特色鲜明的专业，或许在传统认知中的知名度并不算高，然而它们却极有可能蕴藏着通往未来的一片“新蓝海”。

农业与农村绝非转瞬即逝的短期风口，而是一条值得长期深耕的宽阔赛道。我们乐见更多怀揣理想的有志青年踊跃奔赴这条赛道，在广袤的田野上尽情施展才华，点燃梦想，谱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2025年12月，上海一家三甲医院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叶明，做出了一次与毕生医学信念背道而驰的选择。他乔装潜入一个充斥药贩子与“托儿”的病友交流群，潜伏了整整半个月，最终花费逾万元，向一位素不相识的药商购入二十天剂量的“抗肿瘤原料药”。所谓原料药，指药品中最核心的有效成分，既无辅料调配，也未经任何加工流程，更遑论正规批文。叶明比谁都清楚——这粉末纯度堪忧、制造工艺不明，甚至可能只是一团毫无药效的淀粉。然而，他已然没有退路。

他的母亲于2023年初被确诊为胃癌晚期，且伴随罕见的ALK基因突变。化疗未能奏效，靶向药物接连耐药，免疫治疗引发超进展，多脏器功能相继衰竭……国内所能提供的常规治疗手段全部失效，连临床试验也将她拒之门外。“一代、二代、三代靶向药均告失败，唯一的希望只剩下第四代。”身为医者，叶明能够调取的信息远超普通家属。他翻遍国内外文献，查到一款名为NVL-655的四代ALK靶向药正在美国开展临床试验。数据令人振奋：即便针对已对三代靶向药耐药的群体，有效率仍达五成。然而，该药既未在美国正式上市，更遑论进入中国市场。

于是，他开始钻研美国的同情用药机制。在美国，当某些危重患者已穷尽常规治疗手段，却又不符合参加新药试验的资格时，可向药企提出“同情用药”申请，有机会提前使用那些仍处于试验阶段、尚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他用英文撰写函件，附上母亲完整的病历与基因检测报告，发给制药公司。一周后，回复如期而至——先是程式化的关怀与慰问，紧接着是冰冷的拒绝：“本公司在中国未开展同情用药业务，无法提供药品。”

“明明有药，有效率五成，或许还能争取两三年的时光，可偏偏就是拿不到。”望着病榻上因幽门梗阻痛得蜷缩翻滚的母亲，这位见惯生死的ICU医生再也顾不得职业操守，向药贩子购入了NVL-655原料药。“无路可走的时候，狗急了尚且跳墙。”用药三天后，母亲呕吐减少，疼痛缓解，精神明显好转，甚至能进食了。叶明以为奇迹将至。然而两周过去，症状如潮水般卷土重来，病情急转直下，不久后，母亲在家中离世。

“那药确实为母亲争取了至少二十天的生命，也极大减轻了她的痛苦。可是，那是原料药，并非正规药品——精度不足，工艺粗糙，况且用药时母亲已处于多脏器衰竭、幽门梗阻的状态，药物根本无法被有效吸收。”叶明惋惜地说，“太晚了。”

在中国，像叶明母亲这样求药无门的危重症患者，何止千万。常规治疗失败之后，他们被临床试验的大门拒之门外，又卡在同情用药制度的夹缝之中，只能在绝望中摸索出一条条灰色的、危险的野路子。

被拒之门外的“不完美患者”

赵宏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病人。他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主任医师，专注肝癌、胰腺癌、胆管癌——这些癌种恶性度极高，预后极差。常规治疗失败后，二线治疗的有效率不足一成，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仅有三四个月。而那些尚在临床试验阶段、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便成了这些患者最后的救命稻草。

作为国内顶尖肿瘤医院的医生，赵宏手中握有多个新药临床试验项目，每日慕名而来的患者络绎不绝，但真正能如愿入组的却寥寥无几。“一上午门诊五六十名患者，大约只有五六人可以考虑纳入临床研究，最终能成功入组的，可能也就两三个。”赵宏解释，临床试验的入组门槛极其严苛。为了控制变量、获得“干净”的数据，以证明药物在特定人群中的有效性，药企和科研机构需要的是“完美患者”——年龄合适、无严重合并症、身体状况良好、既往治疗史有限。

然而，真实的肿瘤世界里，更多的是“不完美的患者”。山东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科主治医生张欣，对这种无力感习以为常。“在我们这样的地市级医院，临床试验项目凤毛麟角，绝大多数被省级或区域性龙头三甲医院垄断。患者想入组，只能自己去大医院挂号、排队。”她发现，许多肺癌患者历经一二线治疗失败后，身体已是千疮百孔，PS评分（体力状况评分）极差，根本达不到临床试验的门槛。

身处辽宁抚顺的乳腺癌晚期患者王丽，正被困在类似的僵局里。自2025年1月发现乳房肿块以来，她接受了化疗和靶向药曲妥珠单抗的治疗。“效果尚可，但心脏承受不住，心跳飙到每分钟150次，还伴有绞痛。”副作用过于严重，她被迫停药。她早就听说过临床试验。“有位癌症晚期转移的同学进过组，用了新药效果特别好。”她也想去碰碰运气。在网上辗转联系了沈阳某三甲医院的一位教授，对方看了影像资料后说可以入组。她满心欢喜，岂料等待期间的一场感冒，让她被彻底排除在外。

此后，她再也没能触到临床试验的门槛。“普通医生不管入组事宜，主任的号要一两个月才能挂上。”半年间，她接触了不下二十位医药代表，对方起初满口应承，最终要么说名额已满，要么推荐一些毫无科学依据的“野鸡项目”。她还遇到过推销一万七千元一盒来历不明“进口药”的骗子。“说实话，我现在很焦急。我是晚期，时间不多了。才四十八岁，孩子还小，我想活下去。”

这样的绝望，叶明也曾深切体会。二三线靶向药全部失效后，他带着母亲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附近租了房子，开始逐一筛选临床试验，试图尝试新药。筛选了一两个月，没有一个项目匹配。“她病得太重了，又有免疫副反应的病史，许多新药含有免疫成分，他们不敢收。”最终，他只能陪母亲回了家。

面对这样“无药可用”又入不了组的患者，赵宏能做的实在有限。“有的病人当场就哭了，家属陪着掉泪，问我：‘医生，难道我们只能等死吗？’我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说再看看后面有没有其他研究项目。”

相较于求药无门的绝望，对某些血液肿瘤患者而言，眼看曾经可行的道路突然被堵死，或许是另一种残忍的折磨。顾洪飞是患者组织“淋巴瘤之家”的创始人。2010年他确诊霍奇金淋巴瘤，经治疗康复后，从一个人数仅四百多人的QQ群起步，将患者组织发展至注册用户超过十六万。这些年，让他印象最深的患者有两类：紧急危重症患者和复发难治患者；而这些患者打听最多的治疗方式，便是“同情CAR-T”。

CAR-T是一种免疫细胞疗法，对部分复发难治的淋巴瘤和白血病亚型有“奇效”。目前国内已有六款CAR-T产品获批上市，部分产品和适应症的患者十年生存率可超过五成。但CAR-T定价普遍在百万至一百三十万元之间，且未纳入医保，普通家庭根本无力承担。据顾洪飞介绍，此前国内许多顶尖血液病中心通过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IT），患者仅需十几万元便可获得“同情CAR-T”治疗，而这种治疗挽救了大量危重、复发、难治患者的生命。

顾洪飞表示，2026年5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818号令”）正式实施。出于对细胞基因治疗安全性和规范性的考量，以往相对宽松的同情用药通道迎来严格管控。多数医院因合规考量，不再轻易开展此类项目。患者想尝试非商业CAR-T疗法，只能参加正规备案的临床试验。“同情CAR-T”的通道中断，令一批“夹在中间”的患者陷入绝境。

在儿童白血病病友社群“暖白儿童”中，就有一批复发难治、亟待CAR-T治疗的患者。今年2月，华阳九岁的儿子确诊T淋巴母细胞白血病。历经五个疗程化疗，孩子的微小残留病灶（MRD）指标始终卡在0.4%，无法清零。这是一个评估白血病疗效的关键指标：MRD越低，骨髓移植后的复发风险越低；降至0.01%以下才算完全缓解，达到移植标准。“肿瘤细胞没有被彻底清除。如果MRD没转阴就强行移植，医生说基本就是百分之百复发。”华阳做过十年神经外科医生，他比一般家长更清楚，“化疗这条路，基本已经走到头了。”

他查阅了大量资料，也咨询了同行，“像这种情况最合适的就是CAR-T。”但不幸的是，儿子所患白血病对应的CD7靶点CAR-T产品尚未上市，仍在临床试验阶段。华阳听说，以前类似患儿可以通过“同情CAR-T”清除残留、桥接移植，如今这条路已然封闭。而正规的CD7 CAR-T临床试验，“要求MRD必须大于5%或骨髓不缓解才能入组。我们这种残留0.4但还没到复发标准的情况，恰好卡在中间。孩子的身体能撑多久？我不知道。”

刘方十二岁的女儿同样被CD7靶点CAR-T试验的条件困住。今年春节，女儿确诊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三个月化疗后便复发。“医生说已经耐药了，预后很差。如果能通过CAR-T实现完全缓解，再桥接移植，长期存活的机会将大大提升。”但此前化疗引发了脑血栓、脑出血，所有正规临床试验都将女儿拒之门外。刘方坦言，他们了解同情CAR-T治疗的风险，但比起强行移植后“百分之百复发”，他宁愿选择前者。“这不是一道选择题。一个是可能活，一个是肯定活不了。临床试验是免费的，我们用不上。我只想要一个合法的机会，哪怕自费，哪怕签免责协议，能不能有一条审批通道？给孩子一线生机？”

药企不敢做“好事”

当患者求药无门时，一个自然的疑问浮现：那些手里握着新药的药企，为什么不愿意把药物交给这些走投无路的人？“不是药企冷血，而是制度没有兜底。在没有明确法律框架的情况下，谁也不敢贸然把未上市的药物拿出去使用。”国内某头部药企工作人员李彬坦言。2017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拓展性同情使用临床试验用药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适用对象、申请审批程序均做了详细规定。2019年修订的《药品管理法》第二十三条，也确立了同情用药的上位法框架。然而，整整九年过去，那份征求意见稿始终没有变成正式文件。

在李彬看来，对药企而言，同情用药面临两大难题。首先是责任风险。正规临床试验入组的患者，有完备的保险保障——治疗费、不良反应治疗费，甚至死亡赔偿，均由申办方和保险公司承担。但同情用药的患者往往处于疾病晚期、合并症众多，一旦发生严重不良事件甚至死亡，责任归属如何厘清？赵宏曾与药企交流过，对方的顾虑非常现实。“不能排除这样一种情况——申请时患者信誓旦旦‘所有后果我都愿意承担’，真出了不良后果，反过来起诉公司。一旦引发媒体关注，对新药临床研究推进和上市审评都会产生不利影响。”赵宏认为，药企想做善事，却不太敢做善事。

其次是成本与收费的悖论。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试验用药不得收费。李彬觉得这条规定是一把双刃剑。“完全没有经济回报，还要承担风险，企业参与的驱动力从何而来？”他查阅过美国FDA的法规，允许企业收取同情用药的相关成本费用，至少能收回成本。但在国内，如果允许收费，企业又担心暴露真实成本，影响未来的商业化竞争。除了风险与成本，制度落地还有更具体的堵点。赵宏举例道：“比如，病人的分级管理：病情危重到什么程度可以申请？由谁来决定？哪一级医疗机构有资格？伦理委员会设在三甲医院还是县级医院？药品使用后的不良反应如何上报？疗效如何评估？”赵宏认为，这些细则都需要明确。落地之后，从药企到医生再到患者，才能获得法律保障。

据赵宏介绍，药品研发有“三个10”的说法——10%的成功率、10亿美金的投入、10年的周期。在这漫长的流程中，患者等不起。同情用药制度缺位的直接后果，是催生了庞大而危险的灰色产业链。赵宏在调研中发现，从早期的印度仿制药，到后来的地下原料药，甚至还有黑中介拿淀粉灌装胶囊冒充药品。患者为了活命，只能拿自己的身体去试错。

以今年一款名为Daraxonrasib（研发代号RMC-6236）的胰腺癌新药为例，它已成为无数患者的“救星”。素有“癌王”之称的胰腺癌迎来治疗突破——其III期临床数据显示，该药可将患者生存期几乎翻倍，死亡风险降低60%。不过，此药尚未正式上市，美国患者可通过同情用药渠道申请。在国内社交媒体上，已有部分药商声称可以“搞到此药”。《锋面》记者以患者家属身份咨询其中一位，对方表示可以代为申请美国同情用药，药费十几万元人民币/月，另收三千元服务费。更“实惠”的方案是，他推荐记者使用“北京某生物原料实验室”生产的国产原料药，“纯度99.6%，患者吃一个月指标都下降”，月均药费三万四千元，并向记者展示了一张患者用药后“效果良好”的证明报告。

“使用‘原料药’事实上已经涉嫌违法了，原则上我们医生当然不鼓励，但当一个人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你劝不住。”赵宏说。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赵宏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快完善拓展性同情用药制度的提案。目前，这份提案已进入全国政协的重点提案序列。

在赵宏的设想中，中国的同情用药制度应有自己的特色，最好是在已有该新药临床试验的中心来落地执行。“医生用过这个药，知道有没有输液反应、需不需要预处理，患者放心，药企也放心。”“拓展性同情用药不仅造福患者，也能助力企业研发。”赵宏强调，“对于那些被临床试验排除在外的晚期患者，他们的最佳治疗方案是什么？医生想知道，药企也想知道。如果同情用药制度能覆盖这部分人群，收集真实世界数据，对药物未来的临床应用会有更全面的认知，同时实现‘救急一人’与‘造福万人’的双赢。”

然而，制度的落地需要各方协同。作为企业方，李彬同样期待一份具有中国特色的细则出台。他建议允许企业按成本的一定比例收费，政府同时给予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明确各方责任、明确费用分担、明确风险处置。有了这些，药企才敢参与。”在制度之外，顾洪飞认为，还有一个群体的呼声不应被忽视——那些在灰色地带挣扎自救的患者和家属。他特别强调，同情用药的审批流程必须充分考虑患者的急迫性。走到最后一线的病人，生命窗口往往极短。“如果让他们等待层层审批、等待盖章、等待一个月才开一次的伦理委员会审议，等到的时候，命也没了。流程应该为生命让路。”在危重症面前，时间不是成本，时间就是生命本身。

他希望有一天，申请同情用药的流程能够真正清晰、可及，让患者觉得“这个药是我需要的”，而且我知道该怎么申请，也有信心走完流程；多中心能够铺开，让患者就近申请，不必拖着病弱之躯千里迢迢奔赴北上广。“同情用药制度，本质上不是在赋予患者某种特权，而是给那些走到悬崖边上的人，一个合法抓住绳索的机会。”赵宏说。（应受访者要求，叶明、华阳、王丽、李彬为化名）来源：央视网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