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期出游热潮席卷全国，位于新疆乌鲁木齐的国际大巴扎步行街上，手工艺人阿卜杜拉·艾米日拉的摊位前人头攒动。游客们正兴致勃勃地从上百款装饰元素中精挑细选——艾德莱斯绸裙摆、缀着宝石的羽毛小花帽、充满民族韵味的银饰项链等，只为打造一只独一无二的专属小羊玩偶。

而在千里之外的贵州贵阳南明区新路口地下通道里，另一款充满市井气息的DIY土豆公仔同样引发追捧热潮。这款公仔以贵州人餐桌上难以割舍的洋芋为灵感源泉，游客仅需花费15元，便能开启一场创意之旅：苗族牛角银冠、蓝染头巾、辣椒造型的小挂饰等配件任君取用，且不额外收取任何费用。

将手工制作的门槛降至最低，把目的地最具辨识度的文化符号变得轻巧又亲民，同时把设计的主动权完全交还给游客——正是这种思路，让公仔既承载了浓厚的地域风情，又彰显出鲜明的个性色彩。“一羊一薯”两款定制玩偶的意外走红，标志着DIY公仔正迅速崛起为文旅消费市场的新宠儿。

轻松上手、成本低廉的手作体验，恰恰凝聚了满满的心意与独特的自我表达。在贵阳，年轻的创业者王莎与侯泽俊夫妇经营着这样一家小店：顾客支付15元购得一只土豆公仔后，便能尽情挑选配件，从苗银铃铛、蜡染布条、迷你草帽、竹编小簸箕等充满地方特色的元素，到厨师帽、吉他、眼镜等生活化小物件，一应俱全，材料与人工费用均已包含在内。客人可领取热熔胶枪自行创作，限时十分钟；若想省事，也能请店员帮忙粘贴拼接。成品既可以做成挂饰，也能变身冰箱贴或案头摆件。

记者在现场观察到，店铺开门仅仅二十分钟，便有十来位顾客陆续登门——有偶然路过被吸引的，有在网上看到后专程赶来的，还有连续几天光顾的回头客。整个午间时段，店内挤满了男女老少，大家手挎小篮，摩肩接踵地挑选土豆与配件，场面热闹却不失惬意，颇有几分逛菜市场或麻辣烫摊的烟火气息。负责组装工作的店员同样忙得不可开交，趁着暑假来打工的陈思思刚本科毕业，平均每天要在店里工作将近九个小时。

“这玩法太有意思了，生意真是火爆得不行。”梅子女士一边在店里拍照发给朋友，一边感叹。此前她和女儿在云南旅行时便体验过类似的豆荚娃娃制作，同样是自由选配的模式。回到贵阳后，女儿一口气在这儿做了四个土豆公仔。

魏灵的背包上已经挂着一只前几天完成的土豆公仔，此刻手里还在制作新作品，竹筐里六七个精心装扮的土豆娃娃围坐一堂，看得人目不暇接。“贵阳的风景美不胜收，土豆做的美食让人回味无穷，这土豆娃娃更是趣味十足。每个配件都想试一试，我朋友还远程遥控我帮她代做一个呢。”她兴致勃勃地说。

在乌鲁木齐，店主刘芳也乘着小羊公仔的热潮，顺势推出了DIY服务。她透露，有的顾客偏爱清新淡雅的风格，有的则钟情于华丽繁复的视觉效果，还有人专门定制婚礼或纪念日主题的专属小羊。来自河北的95后游客赵子旋不仅为自己制作了一只，还为即将订婚的闺蜜也做了一只。“门槛低、花费少、自由度高，体积小巧轻便，完全不占行李箱空间，无论自己留作纪念还是馈赠亲友都再合适不过了。”赵子旋表示，相较于购买一个千篇一律的冰箱贴作为“旅途见证”，她更倾向于亲手DIY——这种体验能带来成品无法给予的情感慰藉。

在配件中，地域特色与民族风情被巧妙地融入其中。店铺外，王莎正忙着拆解快递包裹，里面全是新到的各类小配件。她表示，每天都需要补充新货，其中“小银饰”类配件消耗速度最快，微缩版的茅台酒瓶、老干妈辣椒酱模型以及“洋芋国”小牌子也颇受欢迎。最初店里的布料以深蓝色为主——这是苗族和布依族广泛使用的传统色彩——但随着顾客需求的多样化，布料与配件的种类也在不断推陈出新。

今年研究生毕业的黄容，趁着假期在贵阳中转旅游。她特意挑选了两只土豆公仔来装扮：一只是头戴学位帽、手捧专业书籍的紫色土豆，另一只则是穿着苗族服饰的经典款式。第一只她亲自动手组装完成，第二只则请店员帮忙拼接。

布依族女孩杨杨已经担任店员半个月了。她告诉记者，不少顾客在网上看到的土豆公仔成品照片固然精美，但其实所用的织物和配件往往是壮族、苗族元素的混搭。店里还有几位苗族、土家族的暑期工，遇到想给土豆公仔精准搭配民族服饰的顾客，大家也会热心讲解、耐心提示。

在乌鲁木齐旅途的最后一天，郑雨精心装扮了两只小羊公仔作为伴手礼带回家。当她以“维吾尔族公主小羊”为标题将成品发到网上展示时，评论区里的新疆网友热情科普：原来佩戴羽毛装饰尖顶帽的是哈萨克族服饰，而由四片绣面拼接、顶部微微凸起的小帽才是维吾尔族的典型装扮。“我又专门查阅了一番，原来大家用来装扮小羊的艾德莱斯绸采用的是‘先染后织’的古老工艺，早在2008年就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郑雨说，“现在我也很想知道哈萨克族、塔吉克族和柯尔克孜族这三个民族的服饰究竟有何区别。如果小羊店铺能提供相关的知识讲解，我肯定乐意听一听。”

关于玩具DIY的未来走向，王莎与侯泽俊表示，今年四五月份，他们位于贵阳地下通道的店铺率先开创了DIY土豆公仔装饰的玩法。起初，他们自己设计搭配出一些成品来展示。“但我们发现，无论怎么设计，总有顾客觉得不够满意。这时我们就会主动询问对方想调整哪里，如果成品中没有心仪的，完全可以当场挑选配件现场组装。”侯泽俊回忆道。

随着越来越多顾客慕名而来体验DIY土豆公仔，店铺一度火爆到需要排队等候。如今，夫妻俩已开设了新店，店内专门安排了六个座位供顾客亲手体验，还招聘了十二名暑期工，每周都要采购数万元的配件材料。除了DIY土豆公仔，店内还售卖其他贵州旅游文创产品和特产，侯泽俊的母亲也在老店帮忙为棉花公仔缝制民族服饰。

周边商铺纷纷效仿，推出了同款玩法。南明区新路口地下通道（瑞金南路与遵义路交叉路口附近）如今已成为摊位最密集的区域，几乎成了一片土豆公仔的海洋。“之前卖炸洋芋的、卖袜子拖鞋小电扇的，甚至做美发的，都学去了这套玩法。”王莎笑着说。

“目前两家店加起来，每天能做出八百到一千个土豆公仔。之前顾客反映老店又小又热，所以新店特意装了空调。”侯泽俊说，“虽然做DIY土豆公仔的商家越来越多，但我们是首创店，还是有不少顾客认准我们家。”

在新疆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DIY小羊公仔的摊位也在不断增加。喀什、伊犁等地同样能找到这类店铺，线上制作和销售也已大量涌现。刘芳经常观看各种直播，目前正在筹备开设直播，让顾客能远程指挥她装扮小羊完成订单，或者将材料打包寄出，让顾客亲手拼装。侯泽俊也透露，要求线上定制的顾客络绎不绝，他同样在考虑开通直播业务。

对于有意入行的创业者，中国旅游协会旅游商品与装备分会秘书长陈斌给出了专业建议：DIY文创这类生意一旦规模扩大，商家就会面临选题、配件、成本、选址等一系列挑战。DIY看似简单，实则不然——若选题不够精准，很难打动消费者；配件数量不足或缺乏创意，成本与定价过高，店铺位置偏远不便到达，或虽然交通便利但空间过于狭小，都会让顾客难以停留、不愿久驻，这些因素最终都会影响消费转化。他特别提醒，DIY的本质在于消费者自由组合，商家提供配件时需格外注意，组合出的内容绝不能违反国家有关民族、宗教等方面的法规。

“全国范围内都具备玩具DIY的潜在市场，包括有一定客流量的博物馆、主题景区、民族地区、特色旅游购物街区、邮轮等场所。”陈斌建议，这类DIY的主题载体通常选择动物、植物，或者有故事背景的‘怪物’、吉祥物等，更能吸引眼球；配件要种类丰富、数量充足，但不能粗制滥造，不能只局限于简单的绳子、扣子、蕾丝，必须融入设计感。消费者的新鲜感毕竟有限，唯有从主题、配件到DIY方式不断创新，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他还建议从业者推出日常版和礼盒版两种包装，以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

此外，陈斌强调，店铺选址要充分考虑交通便利性，设在游客容易到达的区域，现场讲解、灯光布置、室内温度控制、饮品供应等配套设施也需同步到位。在定价方面，要统筹兼顾主题市场定位、配件市场定位、材料与工艺定位以及最终价格定位，形成一体化的策略。

（应受访者要求，梅子、杨杨、陈思思均为化名）

近期，全国多所高校接连发布研究生招生计划调整方案，学术型硕士招生规模明显收缩甚至全面停招，这一动向迅速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浙江大学已有十余个学院调整了招生布局，次年将仅面向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开放通道；上海交通大学数学学院亦明确表态，自2027年起将不再招收数学学科的学术学位硕士生。此前，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也对外宣布，2027年将全面停招该学科学术学位硕士（专项计划除外）。将时间轴进一步拉长，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知名学府近年均陆续削减或取消了部分学术学位硕士的统招名额，涉及经济管理、新闻传播、应用心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

学术硕士的“瘦身”与专业硕士的“扩容”，并非一项短期应急措施，而是延续了十余年的研究生教育结构性改革。改革方向上，学术型人才的培养重心正逐步上移至博士阶段，硕士阶段则愈发向应用型、实务型人才培育倾斜。这场调整的起点可追溯至2009年，当时国家启动研究生培养结构改革，大幅扩宽全日制专业硕士的招生范围，推动硕士教育由“学术主导”转向“应用导向”。

2020年，教育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共同印发《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优化培养类型结构，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同年发布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更是立下量化指标：到2025年，专业硕士招生规模应占硕士总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二左右。而最新出台的“十五五”教育发展规划则进一步夯实顶层设计，要求健全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的分类选拔、分类培养、分类评价机制，并试点“博士+硕士”双学位新型培养模式。

新东方今年发布的《量化考研：新东方考研年度报告》显示：2020年专业硕士招生占比已突破60%，至2026年进一步攀升至69.7%。与此同时，学术硕士统考名额逐年大幅紧缩，统考通道日渐收窄。以北京某“双一流”高校语言学相关专业为例，其学硕统考名额已从18人骤降至1人，更有部分院校直接取消学硕统考，考生不得不临时调换报考方向。

政策调整的背后，隐藏着长期未解的人才供需结构性矛盾。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指出，当前学术学位体系面临两大痛点：培养质量参差不齐，人才供给与市场需求严重错位。他分析称，我国学术学位制度起步较早、覆盖较广，而专业硕士制度直至1991年才正式建立。三十余年间，两类学位的发展严重失衡，学术硕士供给总量庞大，但市场所能承载的科研岗位却相当有限。从产业结构看，国内产业尚未全面迈向高端化，对应科研岗位的比例仅约5%。有限的岗位供给与持续大批量输出的学术硕士形成鲜明反差，既加剧了学生个体的就业压力，也造成教育资源浪费，拖累产业人才匹配效率。

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也日益显现——博士毕业生就业市场渐趋饱和。据统计，2026年全国博士毕业生规模将突破10万人，但高校及科研院所新增教职岗位极为有限。大量博士不得不转向企业求职，却发现产业界更青睐具备实操能力、项目落地经验的人才，而非仅精通标准化理论知识的学者。尤其在AI技术迅速普及的背景下，那些仅擅长书本理论、缺乏实践能力的博士，其市场价值进一步“缩水”。为缓解这一困境，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已陆续启动“博士+硕士”双学位试点项目，鼓励在读博士生同步攻读人工智能等应用型硕士学位，以补齐工程实践短板。储朝晖认为，这类做法本质上属于行业供需失衡之下的权宜之计，并非高效的人才培养路径，却也折射出当前存在一定程度的“过度教育”问题。不少博士深陷学术赛道，不得不额外修读应用型硕士以提升实操能力，从而更好地适配企业岗位需求。

学硕大规模缩招仅仅是教育改革的表层现象，更深层亟待破解的，是教育体系中“重知识、轻技能，重分数、轻实践”的积弊。从基础教育到硕博高等教育，单一的标准化培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学生的创造力与综合能力发展，人为割裂了思维训练与动手实践之间的内在联系。储朝晖援引陶行知《手脑相长歌》强调手脑协同的重要性：大脑与双手相辅相成，只读书不动手难以适应社会，只动手不思考亦难突破困境，唯有二者兼备，方能实现全面发展。他认为，分割式教育将理论与实践人为割裂，正是人才培养的核心短板所在。

针对专业硕士的培养考核，储朝晖提出“必须建立一套完全区别于学术硕士的评价标准”。目前硕士选拔仍以纸笔理论考试为主，这种评价方式只能检验书本记忆能力，难以衡量实践与创新素养。专业硕士应推行多元评价机制，弱化统一笔试权重，将实践项目、原创作品、落地成果作为核心录取依据，尤其适用于艺术、工程、技术等专业领域，给予考生充分展示综合能力的自主空间。

学硕“瘦身”与专硕扩容，既是国家顺应产业升级而作出的主动人才战略调整，也是对长久以来教育结构失衡的强制性纠偏。然而，学位招生规模的调整仅仅是外在形式，改革的真正内核在于人才培养逻辑的根本转变。当硕士教育定位从学术后备力量转向职业能力提升，考核标准从单一理论测试转向多元综合评价，升学路径从唯学历论转向因材施教，研究生教育改革才算真正落地生根。

3月30日上午，由中国自主研发、直径冠绝全球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顺利攻克长江水下复杂地质，宣告崇太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掘进全面打通。这一重大工程节点标志着，未来随着崇太长江隧道正式投入运营，我国第三大岛屿崇明岛将彻底告别无高铁时代，翻开交通发展的崭新一页。

作为世界级超大直径盾构装备，“领航号”在长江底部的成功穿越，不仅展现了我国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雄厚实力，也为跨江交通建设树立了新的里程碑。据现场工程人员介绍，此次贯通为后续隧道全线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届时崇明岛居民出行将迎来质的飞跃。

崇太长江隧道的落成，不仅是一项基础设施的突破，更是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关键纽带，将极大缩短崇明与长三角核心城市群的距离，为岛屿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电动自行车长期充当着众多城市居民日常通勤的重要角色。然而最近，在北京的道路上，一些“乔装改扮”的电动摩托车悄然混入非机动车流之中。这些车辆从外形上看，明显比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大上一圈，却悬挂着白色的非机动车牌照——实际上，它们是最高时速能够飙升至80公里的电动摩托车。在其背后，隐藏着一条从伪造牌照的生产、到网络销售终端的完整非法产业链。

近期，在北京警方开展的路面执法行动中，执勤民警成功拦截了一辆电动摩托车。该车虽然同样配有白色号牌，但车身尺寸显著大于合规电动自行车，车架也显得更为笨重。经过现场核查，确认该车实际属于电动摩托车。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交通秩序与设施管理支队中队长尹硕指出，电动摩托车的外形与电动自行车颇为相似，然而其整体车架构造和重量都明显超过后者，这是最直观的区别。此外，电动摩托车的行驶证通常为正规的机动车行驶证，凭此两点便可初步将电动摩托车与合规的电动自行车区分开来。

除了外形和车辆性质上的不同，技术参数才是从根本上划分二者的核心标准。根据新国标要求，合规电动自行车的电压不得超过48伏，电机功率限制在400瓦以内，整车重量则不超过55公斤。同时，正规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是由15位纯数字组成，而电动摩托车的车架号则是由17位字母和数字混合编排而成。

这些电动摩托车为何要冒用电动自行车的号牌呢？民警介绍，主要存在两种情形。尹硕中队长表示，一部分车辆已在交管部门完成登记，并拥有自己专属的电动摩托车号牌，但为了规避执法打击，故意换上电动自行车号牌，从而混入非机动车行驶区域；另一部分车辆则从未在车管所进行任何登记，同样为了躲避监管而悬挂电动自行车牌照。

在执法过程中，民警发现不少违法驾驶者既未考取摩托车驾驶证，也未曾按规定办理机动车登记或购置保险。他们常常以商家宣传该车为电动自行车为借口，一直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在路上行驶。尹硕进一步解释称，大多数当事人都会辩解说，购买时商家宣称这是电动自行车，此后便一直按电动自行车使用，其实这些不过是逃避法律制裁的说辞。行驶证和机动车登记证书皆明确注明车辆属性为电动摩托车。

此类车辆上路，构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电动摩托车的功率、速度和整车重量均远超电动自行车，与普通自行车及合规电动自行车混行，将直接威胁到其他交通参与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尹硕强调，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这类车辆对其他交通参与者造成的冲击力较大，极易导致对方受伤甚至死亡的严重后果。

针对这一突出风险，自今年6月起，北京交管部门已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了电动摩托车“涉牌”违法专项整治行动，重点围绕医院、学校、商圈、景区以及公交场站、配送站点周边区域进行排查。对于符合扣车条件的违法车辆，一律依法予以暂扣，并同步查处驾驶人的其他交通违法行为。据统计，6月以来，北京全市已依法暂扣违法车辆254辆，行政拘留24人。

使用假牌照违法上路，虽已被警方依法处置，但随之而来的新问题引人深思：那些足以以假乱真的假号牌，究竟从何而来？警方经过层层深挖，终于查出一条完整的制售假牌照黑色产业链。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民警透露，在部分社交平台和电商网站上，出现了以“电动自行车代上牌”为幌子兜售假号牌的违法商家。他们借助网络平台进行推广引流，再转为线下交易。一张假号牌仅需几十元，甚至可以选择定制号码，其背后的制售用一体化产业链令人震惊。假牌流入市场后，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车辆悬挂假牌后，会加大闯红灯、逆行等违法行为追溯的难度，发生交通事故时极易引发肇事逃逸，部分被盗抢电动车也借助假牌“洗白”后重新上路，给社会治安和交通管理埋下了严重隐患。

顺着网络线索逐步深入排查，警方迅速掌握了该团伙的组织架构。整个链条分工明晰，形成了集“制造、销售、运输”于一体的全闭环模式。刑侦总队民警介绍，团伙成员主要由制造人员和售卖人员两部分构成。买家在平台上发现有人出售假牌照后，便会联系售卖人员，售卖人员则向制造人员下单，制造完成后直接通过快递将假牌发送给买家。

窝点内的制假人员专门负责生产环节，单张假牌的成本竟不足5元，其材质、配色和字体均高度模仿真实牌照。而线上的代理们则专门负责招揽客户，他们打着“代办上牌、补办号牌”的旗号在社交平台上吸引注意力，再通过私信引导买家私下转账付款，刻意规避平台监管。就连发货环节，该团伙也进行了层层伪装。民警指出，他们填写的手机号多为虚假或胡乱编造的号码，发货人姓名也是凭空捏造，快递单上的备注通常写为“文件”或“商品”等模糊描述。

这种种伪装无疑大大增加了警方的侦查难度。然而，再隐蔽的违法交易也终究会留下资金流的痕迹。警方最终锁定了整条产业链上的核心人物。通过线上线下同步摸排，北京警方成功锁定了4个非法制假窝点，梳理出遍布全国7个省市的10余名网络代理，并关联出北京本地的买家。7月6日，警方展开统一收网行动，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查获成品及半成品号牌共计8000余副。

在捣毁制售窝点之后，北京警方顺藤摸瓜，对购买和使用伪造号牌的驾驶人也逐一进行了处罚。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凡使用伪造电动自行车号牌的，将依法收缴号牌并处以一千元罚款；若车辆经鉴定属于机动车，而驾驶人又缺乏相应驾驶资格，还将面临无证驾驶或准驾不符的处罚，可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并处以15日以下行政拘留。截至目前，本次专项行动中已有81名使用伪造号牌的驾驶人受到处罚，收缴假号牌103面，4名电动摩托车车主因无证驾驶被行政拘留，另有2人因使用伪造机动车号牌被行政拘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