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拉萨7月5日电（贡确）7月5日，据西藏大学消息，该校新设立的高原无人机研发应用中心正式揭牌，标志着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高原环境无人机研发与应用的专业机构宣告成立。

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西藏大学党委书记孙献忠指出，西藏被誉为“世界屋脊”“亚洲水塔”和“地球第三极”，区域内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由于地域广袤、空气稀薄、地形复杂且气候多变，该地区既成为无人机技术实战检验的理想场地，也对装备性能提出了极为苛刻的标准。传统地面勘察、长途货物运输及灾害巡检方式往往成本高昂且效率不佳，而在公路巡检、边坡监测、地质预警、偏远地区物资配送、生态遥感及边境巡逻等多个领域，西藏对低空技术有着迫切而刚性的需求。然而，本土科研平台的匮乏和专业技术人才储备不足，一直是限制西藏低空产业发展的重要瓶颈。此次高原无人机研发应用中心的成立，正是学校积极对接自治区发展战略、补足高原技术短板、培育新学科增长点所采取的关键举措。

孙献忠进一步表示，学校现拥有“高原科学与技术”特色学科群、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以及自治区高原重大基础设施智慧建造与韧性安全技术创新中心等一系高水平科研平台，这些资源将为高原无人机研发应用中心提供有力支撑。在2024年成功获批人工智能和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的基础上，该校已顺利完成“高原智能低空交通无人机应用”微专业备案，并已启动“低空技术与工程”本科专业的申报程序，力争在2025年获得批准并开始招生。

中新网杭州7月31日电（记者 鲍梦妮）经济大省浙江正释放出一个愈发清晰的战略信号——以创新为引擎，全面推动“创新浙江”建设迈向整体突破的新阶段。近期召开的浙江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体会议，对创新浙江建设进行了系统性规划，明确提出要“推动创新浙江建设从点上出彩迈向面上开花、由局部优势拓展为整体胜势”。

敢于喊出“创新成势”的口号，浙江的底气从上半年的经济数据中可见一斑。统计显示，该省地区生产总值达4793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7%。这份亮眼的成绩单，从三个维度折射出创新驱动的澎湃活力，也勾勒出浙江提质扩面、转型升级的生动图景。

维度一：创新动能强劲发力。近日，首届GOAI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在杭州拉开帷幕，赛事设置了高达500万元人民币的现金总奖池，旨在挖掘并连接兼具技术创新与工程实践能力的人工智能项目。之江实验室主任、杭州市开源人工智能基金会名誉理事长王坚在启动仪式上指出，杭州的定位远非“中国的硅谷”所能概括，它正在蜕变为“全球创新中心”；开源开放不仅是一种技术范式，更代表着人工智能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未来演进方向。

这样的判断与表态，源于产业发展的上扬轨迹。今年1至5月，浙江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企业的营业收入达到3384亿元，同比增长23.6%，增速较去年全年加快3.6个百分点。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机器人领域的一组数据：上半年，浙江服务机器人和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分别增长1.2倍和37.6%；智能仿生机器人的出口额达4.3亿元，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额的60.2%。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本科生院院长吴飞认为，浙江在开源大语言模型“大脑”的基础上，着力发展具身智能的“小脑”或控制器件，已构建起独特的产业优势。他建议，下一步浙江应在通义千问、DeepSeek等国际领先的开源大语言模型基础上，一方面依托高校和企业打造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另一方面将人工智能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各领域，在城市治理、智慧医疗、智能机器人、数字经济等方面打造“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推动人工智能从单一技术突破迈向全要素、全场景的系统赋能。

人工智能只是浙江激发创新动能的一个代表性赛道。1至5月，该省“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高端新材料、集成电路等6个集群的增速均超过20%。

维度二：创新落地成效显著。创新的核心价值最终要落脚于实体经济。近年来，浙江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既助力“新苗长成参天大树”，又推动“老树萌发新枝”。

以温州为例，鞋服行业是当地的传统优势产业。如今，红蜻蜓、报喜鸟等传统鞋服企业纷纷搭建AI实验室、智能工厂，借助人工智能和柔性生产技术，十几秒即可生成鞋服设计图，个性化定制生产已成为常态。红蜻蜓AI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介绍，过去从设计、打样到生产，一双新鞋推向市场后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一旦销量不佳，前期投入可能血本无归；而如今，借助“AI设计师”、3D打印和个性化柔性生产，工厂与消费者的距离大大缩短。

上半年，浙江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16.2%、15.5%和13.1%，增速显著领跑整体工业。浙江工业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吴宝评价道：“整体而言，浙江在保持服务业平稳增长的同时，持续深耕实体经济、聚焦硬核科技创新，产业结构不断向实、向新、向优升级。”

吴宝特别强调，除大型企业外，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正成为浙江最具活力的创新单元。“一方面，中小企业聚焦前沿新兴赛道，精准卡位、深耕细作，在细分领域构筑差异化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依托数字经济产业基底与全域创新生态，中小企业迭代速度快、创新活力足、转型灵活度高，正加速释放新动能。”

维度三：创新意愿持续高涨。不断加码的创新投入，是浙江市场主体主动求新、创新欲望全面抬升的直观体现。1至5月，该省规模以上工业和服务业企业的研发费用合计同比增长10.7%，增速同比提高3.7个百分点。

浙江省科技信息研究院科技统计研究所副所长许斌指出，浙江在加大创新投入力度的同时，投资结构也在持续优化。这体现在上半年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到24.6%，较上年同期高出3.1个百分点。“其中，高新产业工业投资增速达11.3%，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1.1个百分点，今年以来一直维持两位数增长，是带动高新投资增长的主要动力。”许斌说。

“十五五”刚刚开局，要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成势，既要激发创新活力，更需保持持久动力。浙江省委党校浙江省“八八战略”创新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白小虎认为，接下来，浙江推动创新从破局起势迈向全面成势，需持续壮大四股力量：一是培育接续递进的科创企业梯队，做强新锐科创主体、专精特新企业及产业链链主；二是夯实原始创新策源能力，依托三大科创高地攻坚人工智能底层技术；三是持续涵养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完善科创资本、中试载体与应用场景的供给；四是深化科创产业深度融合，主动融入长三角科创共同体，协同打通创新要素流通壁垒，推动创新发展由单点亮点转向全域整体胜势。

创新浙江被定位为中国式现代化省域先行的鲜明标识。这场逐步走向纵深的省域创新发展实践，未来将书写怎样的新篇、带来何种新启示，令人拭目以待。（完）

北京7月14日电（记者 孙自法）近日，第二十八届中国科协年会框架下，"免疫学驱动下一代疫苗创新"专题研讨会在京启幕。来自免疫学、结构生物学、生物工程及疫苗产业等跨领域专家汇聚一堂，围绕免疫调控机理、新型抗原设计、递送载体构建及佐剂革新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度对话与思维碰撞。

此次论坛由中华预防医学会与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携手承办，会议议程精心设置为上午与下午两大板块，内容贯穿基础科研、技术突破、产业化推进及监管机制等全链条维度，力求实现对疫苗研发生态的系统性覆盖。

在上午的环节中，多位院士级专家将焦点置于基础免疫前沿动态与疫苗创新构思之上，深入探讨了多个关键命题：详细阐述疫苗递送系统的工程策略，强调精准的抗原呈递是激发持久免疫应答的核心突破口；依托EB病毒的免疫逃逸机制，提出了一种基于反向疫苗学的抗原甄选新范式；从神经免疫交互与代谢免疫的崭新视角，揭示了免疫记忆形成的内在机理与佐剂改良的潜在靶点；同时，系统梳理了广谱流感疫苗的科研进展，并剖析了通过抗原形态调控B细胞应答的创新性设计逻辑。

论坛特设的"精准疫苗学——从免疫识别迈向产业自主的系统性跨越"专题研讨环节，成为产学研各界交流的亮点。与会专家就精准疫苗学的核心内涵、疫苗国产化进程中的关键技术瓶颈等议题各抒己见，最终凝聚成推动自主可控疫苗研发的广泛共识。

进入下午的研讨时段，学者们的讨论重心转向新型疫苗技术平台构建与重大传染病的防控策略。主要议题涵盖：对传统疫苗技术局限性的系统反思，据此指明了下一代疫苗发展的前进方向；直面艾滋病疫苗研发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再次强调了发展广谱抗病毒疫苗所具有的深远战略价值；结合新冠疫苗的实战应用经验，前瞻性地评估了mRNA疫苗平台持续迭代的巨大潜能。此外，专家们还就人工智能如何赋能抗原设计以及疫苗筛选流程进行了集中研讨。

针对再现性传染病的预防控制、广谱疫苗的产业化推进以及行业监管体系的完善，业界专家也贡献了真知灼见：借助全球百日咳疫情复燃的流行病学数据，提出了针对性的疫苗研发应对策略；梳理了肺炎链球菌多价广谱疫苗从研发到量产的全流程难点；并从法规制度层面，探讨了如何构建疫苗临床试验不良事件的标准化评价架构。在政策协同方面，与会者共同研讨了配套支持措施，围绕广谱疫苗的迭代升级和监管体系的优化，形成了一系列富有建设性的可行建议。

据主办方介绍，本次"免疫学驱动下一代疫苗研发"专题论坛，充分发挥了中华预防医学会在公共卫生应用领域与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在基础免疫前沿研究方面的互补优势，成功搭建起从理论探索到产业实践、从科学研究到疾病防控的跨界协作桥梁。论坛的核心目标，在于为广谱抗病毒疫苗、治疗性疫苗及创新佐剂的临床转化开辟新思路，进而为国家生物安全屏障的构筑和公共卫生治理效能的提升，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

近期，一连串科研诚信事件频频引爆舆论场，令学术界内外为之震动。学术造假既是困扰已久的“沉疴顽疾”，却又总能以种种令人瞠目结舌的形式刷新公众认知。症结究竟何在？

“顶层设计并非短板。”谈及科技监督，数位深耕科技管理领域的专家及科研诚信研究者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坦言，执行的“最后一公里”往往才是真正的卡点。针对数据伪造、图表篡改等主观恶意的不端行径，受访者们一致认为，必须在学术界构筑起“不能作假、不敢作假、不想作假”的严密防线。

回溯制度建设，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已勾勒出清晰的治理蓝图。该文件不仅明确了科研诚信管理的运行机制与责任架构，更将各类从事科研活动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界定为“第一责任主体”，要求科研院所与高等院校通过修订单位章程或制定学术委员会章程，清晰界定学术委员会的诚信建设职责与权限范围，并在经费拨付、专职人员配备及办事机构设置上给予充分保障。

这份文件同时设定了严密的核查机制，要求学术委员会自行组织或委托基层学术组织、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本单位科研人员发表的重要论文等成果实施全覆盖式验证，且核查行动须以3至5年为一个周期常抓不懈。文件亦明确规定，项目（课题）负责人、研究生导师等须对重要论文的署名规范、研究数据真实性以及实验可复现性承担诚信审核与学术把关之责。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科研诚信研究中心副主任袁军鹏，以及某高校科技创新管理与科技政策专家李力均表示，我国的科技监督理念已与国际前沿接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评价中心科研诚信研究组负责人郑雯雯则强调，从制度支撑来看，国家层面已为科研诚信建设构筑了相对完整的政策体系。

2022年，科技部会同22个部门联合颁布《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系统界定了八大类科研失信行为，并对调查处理的责任分工、惩处细则等关键环节予以明确。转至2026年2月，科技部再度发布《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调查处理规定》，将科技活动实施单位、科研人员、评审专家及第三方机构等主体的违规行为及相应处理举措纳入规范框架。

然而，长期关注科技创新管理与政策走向的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仲伟俊及前述受访者普遍认为，现实中对规则的漠视与“无畏”心态仍大量存在。科技活动的完整链条涵盖项目立项、研究实施、成果产出、论文投递与发表、项目结题等众多节点，如何让诚信规则真正落地生根，仍是亟待破解的难题。

具体而言：项目负责人该以何种手段对实验数据进行诚信核验？学术委员会又如何为本单位科研成果背书？期刊编辑与审稿人能否守住学术发表的第一道关口？“民间打假”力量又应在监督体系中占据何种位置？

部分受访者指出，项目负责人与学术委员会囿于人力与精力，往往难以对论文中的每一个数据细节进行地毯式排查。至于期刊编辑与审稿人的角色，袁军鹏解释称，其审查重点通常集中在“逻辑自洽性、方法规范性、结果合理性及创新程度”，而非对原始数据展开“司法式鉴定”，绝大多数情况下“审稿人默认作者数据为真实”。他强调，同行评议多为“无偿的业余劳动”，尤其近些年来全球论文投稿量呈爆发式增长，审稿人几乎无暇也无精力去逐条核实原始数据。

在袁军鹏看来，“民间打假”可作为学术监督体系的有益补充与早期预警系统，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倒逼学术生态走向净化。但他同时提醒，这一路径潜藏的风险不容小觑，例如需审慎考量其严谨性与专业性，谨防滑向情绪化的“网络审判”泥潭。

郑雯雯则建议，面对学术监督的诸多难点，一方面要持续完善并严格落实制度要求，另一方面需善用技术手段赋能监督，例如研发推广论文诚信筛查工具，为监管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袁军鹏亦提出，学术出版行业应着力强化编辑部的技术核查能力，借助人工智能审查数据一致性、图片重复及文本剽窃等问题，力图让科研人员“不能作假”成为现实。

在联合惩戒层面，李力、仲伟俊及袁军鹏均认为，促使科研人员“不敢作假”与“不想作假”同样迫在眉睫。他们分析指出，对学术不端后果的“预期”模糊，正是部分人甘愿冒险的深层动因。袁军鹏解读道，《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虽已划定处罚尺度的“底线”，但李力与仲伟俊则主张，对产生重大不良影响的失信行为，应在底线之上从严惩处。仲伟俊特别强调，凡涉及人民生命健康领域的科研失信，惩戒力度必须升级。

今年年初，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发布的《加强医学科研诚信专项治理的工作方案》明确提出，要大幅提高科研失信行为的惩处烈度，力争通过三年集中整治，使论文造假等突出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并初步构建起“不敢失信”的长效机制。方案规定，凡存在从“论文工厂”购买论文、伪造数据、虚构评审人邮箱等行为者，十年内禁止承担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技活动；对方案发布后仍顶风作案者，将从严从重处置，终身禁止承担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技活动。

记者留意到，《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亦提出，应积极推进对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行为的刑事规制理论研究，推动立法与司法机构适时出台相应刑事制裁条款。据袁军鹏透露，国外已有科研人员因学术不端而锒铛入狱的案例。郑雯雯呼吁，有必要在全国层面进一步强化制度宣贯，使社会各界对各类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罚尺度形成统一且清晰的预期。

李力还着重强调，要深入推进“联合惩戒”措施。在他看来，实现“零容忍”须从根上铲除科研失信者所依附的利益链条，切断其与学术地位挂钩的“隐性福利”。记者注意到，2018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41个部门联合签署的《关于对科研领域相关失信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已列明43项惩戒举措，覆盖限制院士提名与被提名、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登记、股权激励乃至银行信贷和融资等多个维度。

《加强医学科研诚信专项治理的工作方案》进一步要求落实上述备忘录，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具体包括撤销通过失信行为获取的职务与职称、减少或暂停研究生招生乃至取消导师资格、取消利用失信行为获得的高层次专家称号，以及移除其在学会、协会、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和学术、学位委员会中的委员或成员资格，切实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震慑格局。

谈及科技监督的固有局限，多位受访者表示，某些短板难以回避。仲伟俊坦言，对于像数据造假这类恶意行为，若造假手法极为隐蔽高明，短期内或难以及时暴露。袁军鹏与李力还补充道，任何监督环节都不应、也无法对所有科研人员预设“有罪推定”，否则既是对广大恪守诚信原则者的不公，也是对有限监督资源的无谓消耗。

因此，受访者们强调，破解学术不端困局还需在科研共同体内部培育深层的诚信自觉，使科技工作者从内心深处“不想作假”。而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气候，与评价体系的“指挥棒”导向休戚相关。仲伟俊与李力认为，由于论文等成果与头衔、待遇、资源、权力高度捆绑，学术不端可能带来的巨大回报往往成为诱使科技工作者迷失方向的“致命诱饵”。

记者注意到，《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与机构评估改革，建立以科技创新质量、实际贡献与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价制度，将科研诚信状况作为各类评价的重要指标，倡导严谨治学，摒弃急功近利。文件强调坚持分类评价，推行代表作制度，不得将论文数量、专利、荣誉头衔、项目承担情况或获奖经历设为限制性条件。同时，须尊重科学研究的内在规律，建立针对重大研究的长周期考核机制，并开展临床医学研究人员评价改革试点，构建设置科学、评价合理、管理规范且服务全面的考核评价体系。

仲伟俊直言不讳地指出，要避免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还需“养得住‘闲人’”。他解释称，“重赏”之下难免催生“勇夫”，因而呼吁对科研人员的管理应当适度“宽松”，激励措施宜止于“体面”层面，让科研真正成为热爱科学者的“生活方式”，而非投机者的“逐利工具”。（应受访者要求，李力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