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绍兴市上虞区小越街道胜桥村的卫生室内，一位生于1998年的年轻医者许震涛正用当地方言耐心叮嘱年长的于奶奶：“您的肺部结节，我已经请上虞人民医院的专家线上看过了，转诊通道也已安排妥当，明天直接去就行，无需重新排队检查。”他一边说话，一边熟练地在医共体数字化系统中录入转诊信息。这位深居古村的年轻医生，正是浙江县域医共体人才管理创新模式的一个生动侧影。

自2025年伊始，浙江正式启动了一项聚焦医疗卫生人才“县乡村一体化”管理的改革新探索，围绕编制、招聘、使用、保障、医保五个维度推出系统化举措，11个试点县市区同步推进，旨在打破长久以来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在行政管理、资源分配及服务供给层面各自为政的固有格局。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医学人才正在书写扎根基层、向上成长的崭新篇章，而千万乡村居民也在自家门口真切感受到了优质医疗资源带来的温暖与保障。

许震涛本是桐乡人，远赴河南攻读医学，2020年加入上虞小越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完成规范化培训后，得益于一体化改革中“县编乡用、村岗统筹”的创新机制，他于去年正式入驻胜桥村卫生室。初来乍到，这位年轻人也曾遭遇冷落——村民更信赖行医多年的老村医，感冒骨痛也习惯往乡镇卫生院跑。方言生疏、临床经验尚浅，成为他必须跨越的两道难关。为此，他利用闲暇时间主动与村民攀谈，努力将专业术语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日常话语。

“不少老人同时服用多种降压降糖药物，常常分不清功效，重复用药的风险不小。”除了日常门诊，许震涛坚持上门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测量血糖、更换敷料。如今，村民们都亲切地唤他“许医生”。面对肺部结节、心脑血管高危病例，他便通过医共体平台请区级专家远程会诊，并一键启动双向转诊流程，为患者免去了反复奔波、重复检查的辛劳。

在改革实施前，基层医疗机构“留人难”是普遍难题。而一体化改革从根本机制入手，全省统一推行“编制一体化”，将县域内所有医疗编制统一收归医共体总院进行统筹调配，基层医生因此获得了县级医院职工身份，待遇、晋升与进修机会均纳入统一管理体系。

新老村医的平稳交替、青年才俊扎根乡野，正是招聘与使用一体化政策落地见效的真实写照。浙江省统一打造的“浙医聘”招聘平台，打破了县域引才的地域限制，2025年11个试点县的190个岗位吸引了3400余人报名，为乡村持续输送着年轻的医疗力量。

在绍兴市上虞人民医院，1995年出生的神经内科医师丁娜正忙着接诊。去年，她通过医共体的竞聘机制，从丰惠镇中心卫生院成功上转至区级医院工作。“医院为我们安排了副主任医师担任一对一导师，指导我们规范处理冠心病、房颤抗凝、老年高血压个体化用药等专科问题。”丁娜坦言，“以前在基层主要面对全科患者，诊疗相对宽泛，如今我们逐步掌握了慢病合并用药的实操难点，希望学成后能将标准化诊疗流程带回乡镇，整体提升基层的专科处置水平。”

一体化改革正搭建起一条双向流动的完整通道：每三年一轮的全员岗位竞聘，为40周岁以下基层医务人员开辟了上转总院试岗的“直通车”；区级专家下沉基层，则可获得职称晋升的硬性加分，同时配套完善的保障机制。

在上虞医共体，这样的双向流动已成常态。当地还推出了“4+1”全专复合培养模式，新招录的医学人才先完成专科深耕，再下沉基层全科轮岗，定向补强心内科、内分泌等基层急需学科，从源头上培养适配县乡村三级的复合型医师。

“双向轮岗、全专融合”的实践，正是浙江“五个一体化”改革落地的一个缩影。如今，全省11个试点县市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地将省级政策转化为各具特色的改革方案。杭州淳安整合全县23家基层医疗机构的编制，归入两大医共体，推行“淳医筑基”人才培养计划，224名医务人员实现双向流动，基层诊疗人次同比上升3.9%；宁波余姚加大财政激励力度，人才流失率降至0.42%；衢州开化创新“6+4+X”绩效薪酬体系，为偏远村卫生室每年发放特岗补贴，基层人才外流同比减少41.7%。

基层，如今已不再是医务工作者职业生涯的“终点站”，而是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历练之地。浙江此次改革跳出了单一补贴、短期下沉的传统路径，以系统性制度重塑县域医疗人才生态，带来了三重深刻转变。

在人才层面，浙江实现了从“固定定岗”到“全域活水”的转变。如今，多地竞聘上岗、双向轮岗已成常态，青年医师愿意扎根基层，基层骨干也有机会进修提升，基层医生队伍的年龄结构不断优化，新生代正成为基层健康服务的中坚力量。

在服务层面，从“基础兜底”升级为“同质诊疗”。县级专科技术、三甲医院培训资源持续下沉，村卫生室能够规范管理慢性病，乡镇卫生院具备脑卒中初筛与康复护理能力，居民无需长途跋涉前往市区大医院，在家门口即可享受标准化的医疗服务。

在治理层面，从“重治疗”转向“防、治、康、管一体化”。基层医生不仅是诊疗医师，更是居民专属的健康管家，全面打通了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链条。

一年多来，这场覆盖县域医疗全链条的人才制度改革，正在浙江城乡之间落地生根。从村落里默默坚守的青年医生，到乡镇卫生院坐诊的区级专科医师，再到各地各具特色的创新探索，无数医务工作者的职业发展之路被拓宽，民众的就医获得感也在不断提升。

浙江以“投资于人”的远见卓识，借助制度力量弥合城乡医疗资源鸿沟，走出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县域医共体人才治理新路径。随着改革的持续深化，优质均衡的基层医疗服务将不断向乡村末梢延伸，让每个人都能在家门口稳稳地握住一份健康保障。

税务合规提醒频现，平台商户如何从容应对？国家税务总局近期披露的数据表明，《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落地实施已满一年有余，在此期间，近9700家境内外平台企业切实履行了涉税信息的定期报送义务。随着平台上报数据的数量与质量持续攀升，平台内商户的税法遵从意识显著增强，整个平台经济的运行秩序也愈发规范有序。

此前，税务部门曾集中向社会曝光了一批网红网店的偷逃税典型案例。这些案件的查处，让越来越多的平台商家与网络主播深刻意识到，唯有依法经营、合规运营，方能行稳致远。据相关渠道了解，目前已有不少平台内经营者陆续收到税务部门发送的合规提示，内容主要指向其自行申报的涉税收入与平台方向税务系统报送的收入数据之间存在明显出入。究竟何种情形会触发这类提示？报送数据缘何会不一致？收到提示后又该如何应对？

对于许多初次收到此类信息的经营者而言，心中难免疑虑重重：“手机上收到的这条税务短信，会不会是诈骗信息？”“我每月赚得并不多，怎么也会被盯上？”这些反应在平台商户中颇为普遍。记者从税务主管部门获悉，为协助平台内经营者及时发现并化解潜在的涉税风险，税务机构依托平台企业定期呈报的涉税信息，与纳税人自行递交的申报数据进行常态化交叉比对。一旦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出入，便会通过短信等渠道提醒相关经营者核实自身申报金额、及时修正差错。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税务提醒的正文通常仅涵盖纳税人名称、提醒缘由以及自行核实事项等基本要素，绝不含任何外部链接，更不会索要银行卡信息、要求转账或提供密码。接到此类提醒的经营者，可随时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或直接与主管税务机关联系，以辨明真伪。

按照现行规章，平台企业须按季度向税务机关报送平台内经营者的收入信息及其他相关涉税数据。其中所涉“收入”，是指经营者经由该平台所取得的收入净额，这一口径既涵盖已开具发票的部分，也囊括未开票的交易金额，但不扣除经营者向平台支付的服务费、佣金等各类成本。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苑新丽对此解释称：“收到提醒并不意味着必然需要补税，更不能直接等同于违法。纳税人应当积极配合主管税务机关，主动进行自查核实。”

苑新丽进一步剖析指出，部分平台内经营者在申报个人所得税或增值税时，所填报的自行申报收入往往与平台报送的数据存在偏差。导致差异的成因较为多元，具体可归纳为以下几种典型情形：其一，部分经营者仅申报了已开票收入或通过对公账户入账的收入，却忽视了经由个人银行卡、微信、支付宝等渠道收取的未开票但实际已经实现的平台交易款项；更有甚者，在申报时将支付给平台的佣金、服务费等直接从中剔除，从而拉低了申报总额。其二，一些经营者同时活跃于多个平台，但在申报时仅仅归集了其中某一个或部分平台的收入，或在各平台之间采用了不一致的统计周期，由此造成数据口径上的错位。其三，若经营者未能完整留档各平台的交易流水及收款凭证，也可能因此导致申报与实际收入之间的差额。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经营者通过各类渠道取得的全部交易流水均属于应税收入范畴，而支付给平台的费用则属于经营成本。此类成本若已取得合规的税前扣除凭证，方可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规扣除，但绝不应在申报收入时先行从收入总额中直接减除。

苑新丽对此进一步说明：“平台报送收入与经营者自行申报收入之间的差额，并不必然意味着纳税人在主观上存在偷逃税款的意图。”她观察到，不少经营者习惯于依据开票金额进行申报，而对未开票收入缺乏应有的重视，或者在多平台经营时未能全面汇总各项收入，这类情况在实践中相当普遍。税务机关借助大数据比对手段推送提醒，恰恰是为了协助纳税人发现这些申报“盲区”。对于暴露出的申报不完整、不准确等问题，经营者应当引起足够重视，并及时予以修正。

税务工作人员介绍，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合规提醒之后，应当采取以下步骤进行系统自查：首先，登录其开展经营活动的所有平台后台，完整导出各平台收入明细，涵盖交易流水、服务费支出、佣金收入、奖励金等全部收益形式，且必须同时覆盖已开票与未开票的部分。其次，逐一核对经营者本人或其企业名下的所有收款渠道，包括个人银行储蓄卡、信用卡、对公账户、微信支付、支付宝以及其他第三方支付工具，确认实际到账金额与平台导出的收入记录是否吻合。

在完成数据比对之后，可根据自查结果分两种情形区别处理：倘若发现已申报收入确实低于平台实际收入，则应依法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税款及滞纳金；若经自查认为申报并无差错，可向主管税务机关说明情况，同时提交平台交易记录、银行流水等佐证材料，以便税务机关复核确认。

苑新丽特别提醒，积极配合、主动纠错是规避法律风险的最佳路径。依据税收征管法及行政处罚相关法规，纳税人在税务机关发现前主动补缴税款及滞纳金的，依法可以从轻或免予行政处罚；反之，若拒不配合更正申报，主管税务机关将按规定将案件移交稽查部门处理，一旦查实，纳税人将面临补缴税款、加收滞纳金、罚款乃至信用惩戒等多重法律后果。此外，经营者自行申报收入时不应只局限于线上业务，倘若存在线下收入，同样应当一并纳入申报范围，做到线上线下全面覆盖。

同时需要明确指出的是，当前绝大多数平台内经营者属于中小微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在现有系列税收优惠政策的支持下，其实际应缴税额相对有限，部分经营者甚至无需缴税。因此，收到税务提醒并不必然意味着必须补税，其核心要义在于敦促纳税人如实申报、完整申报。

“合规申报不仅是经营者的法定义务，更是整个行业走向良性发展的根基所在。”苑新丽在采访中表示，平台涉税信息报送制度的建立，其根本目的在于提升税收透明度、促进线上线下税负公平。依法完整如实申报，不仅有助于经营者积累良好的纳税信用记录，更能够从源头上避免因申报疏漏长期累积而最终演变为重大涉税风险。

在北京市房山区，一场关于“隐形雇主”与劳动权益的司法前沿交锋引发关注。部分企业利用合同名称的巧妙转换、管理链条的层层嵌套，试图将劳动关系的责任“甩锅”给模糊地带。面对这样的隐蔽用工现象，劳动者是否还能有效维权？近日，房山区人民法院举行了一场专题新闻通报会，聚焦隐蔽用工类劳动争议的审理现状，并发布了典型案例。据《工人日报》报道，近年来该院受理的相关案件多集中在即时配送、网约出行、快递物流等新兴业态。

新闻发言人指出，一些用人单位通过缔结五花八门的协议、构建多级用工框架，将本应属于劳动法的雇佣关系精心装扮成承揽、外包或合作等民事法律关系，使得劳动者在维权之初便陷入迷茫——究竟谁是真正的雇主？该向谁主张权利？对此，法院坚持实质性审查原则，重点探究用人单位是否对劳动者实施了支配性的劳动管理。从审判结果来看，确认劳动关系或判定企业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情形占据主流。

在发布会上，燕山人民法庭庭长针对这批典型案例，剖析了隐蔽用工的常见“套路”，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

第一类情形被形象地称为“自己管人、外包发钱”。2023年3月，暴某经某快递站点工作人员安排，以快递公司员工名义注册了外卖平台APP，从此担任骑手。公司为他配发了电动车和统一工装，日常调度与考勤均由公司负责，但双方既未签署劳动合同，也未缴纳社会保险。一次配送途中的车祸，让工伤认定陷入争议。暴某于2024年2月离职后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劳动关系。

法院调查发现，快递公司与一家管理公司签有《业务外包合同》，外包费用由佣金、管理服务费、税费及返费等构成，其中管理服务费竟为零元。暴某通过平台接单，报酬由管理公司代发，但资金源头却指向快递公司。在平台显示中，暴某的身份明确为快递公司员工。法院认为，暴某所从事的配送工作属于快递公司的业务范畴，站点站长通过微信群对其进行了实质性的工作监督和考勤管理，双方关系表现出强烈的人格从属性。至于管理公司发放报酬，证据表明其仅代发工资。合同对价低、履行过程异常，明显有规避劳动关系、转嫁经营风险的嫌疑，该风险不应由劳动者承担。据此，法院认定暴某与管理公司之间不存在实质管理关系，快递公司以《业务外包合同》为由否认劳动关系的抗辩不被采纳，最终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提示，法律不会容忍借“自己管人、外包发钱”之名行规避法定责任之实。用人单位若企图以此逃避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或承担工伤赔偿等义务，不仅徒劳无功，反而可能招致更重的法律后果和赔偿负担。

第二类情形则是“以承揽合同行用工之实”。自2021年7月起，于某在某配送站担任骑手，为A公司提供商超商品配送服务。2023年底，A公司撤出该站点，由B公司接手，于某随之被解绑并与B公司绑定，由此与A公司产生劳动争议。于某坚称自己是A公司员工，而A公司则主张双方为承揽关系，出示了《项目转包协议》，声称于某系以个体工商户身份承包配送业务，工资经由第三方平台支付。

法院审理后认定，双方均具备法定劳动关系主体资格，于某的配送工作构成A公司业务的一部分。虽然工资按单量计算，但A公司对骑手进行排班、控制接单量，甚至单独派单，显然实施了管理行为。据此，法院判定双方符合事实劳动关系成立条件，确认劳动关系存在。

法官提醒，用人单位通过要求劳动者签署承揽或合作协议来“去劳动关系化”，在司法实践中难逃穿透式审查。只要用工实质符合劳动关系特征，即使披着承揽协议的外衣，也会被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

第三类情形为“名为外包实为派遣”。李某与甲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被安排至乙公司担任销售员。甲、乙两公司间有《劳务外包合作协议》，约定甲公司派驻人员从事营销项目。因乙公司将李某退回，甲公司随即以严重违反制度为由解除合同。李某申请仲裁后起诉甲公司。

法院指出，尽管李某与甲公司签有合同，但其在乙公司工作场所接受乙公司的管理、指挥，且工资、福利由乙公司确认和结算，这暴露出两公司间是典型的假外包、真派遣关系。乙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按约定程序处罚并退回李某，因此其以违纪为由退回的行为缺乏依据。甲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盲目依赖退回决定解除劳动关系，于法不合，最终被判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法官建议，企业必须厘清外包与派遣的界限，不可借外包协议掩盖真实用工关系。用工单位退回劳动者后，派遣单位应独立审查解除条件，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决定，而不能机械跟随用工单位的“退回”指令。

近日，《全民健身计划（2026—2030年）》正式对外公布，围绕“十五五”时期全民健身事业的高质量推进，提出了一系列系统性部署，标志着我国全民健身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根据《计划》设定的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构建起更加完善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服务水平与产品质量稳步提升。群众身边的基础健身设施将更加丰富、便捷，体育赛事和全民健身活动将更加多元，公共服务的安全性和规范性也将显著增强。届时，各类体育组织将实现有序发展，全民健身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运动逐渐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具体指标方面，《计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将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将提升至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将迈向40%左右的水平，国民体质将得到持续改善。

为实现上述目标，《计划》明确了十项重点任务，涵盖完善制度体系、加强场地设施建设、丰富群众赛事活动、优化组织服务网络、提升科学指导能力、推动人工智能与全民健身深度融合、满足不同人群的差异化需求、弘扬健身文化、发挥多元综合价值以及强化安全管理等多个维度。

在场地设施建设方面，《计划》特别强调“小而美”的建设思路。未来几年，各地将充分挖掘城市闲置空间，打造更多贴近群众的便捷健身点，同时严格控制新的大型场馆项目。统计显示，2025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3.11平方米，而2030年的目标则较之增长近三成，体现出对群众健身需求的高度关注。

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指出，场地设施建设不仅要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更要破解“好不好”的难题。他强调，应当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之中，切实提高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在具体实施上，《计划》鼓励各地结合常住人口的变化趋势，合理布局场地资源，优先向人口集中、供需矛盾突出的区域倾斜。同时，要充分利用城市的“金角银边”，盘活工业厂房、高架桥下、建筑屋顶等存量空间，因地制宜打造覆盖全龄段的健身场所。此外，球类、冰雪等运动项目人口增长迅速，相关场地供给也将同步增加；乒乓球台等小型设施将更多进入城市社区和公园绿地。

值得注意的是，《计划》在服务精细化方面也做出了针对性安排。面对人口老龄化趋势，将创新老年运动健康模式，开发适合老年人的健身项目与产品，并推广“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等社区多功能场所。针对儿童青少年，则加强科学健身普及和健康干预。同时，新就业群体的健身需求也被纳入考量，未来将在工作场所和休息站点配置便捷健身设施，提供更贴心的服务。

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教授殷恒婵表示，这一系列举措体现了“精准适配、以人为本、全生命周期”的精细化发展理念，旨在让公共体育服务更加均等、温暖、贴近民生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