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醛超标、墙体渗水、霉斑滋生——这些词频频出现在租房投诉中。暑期租房高峰来临，不少租客满怀期待搬入新居，却意外陷入“甲醛房”或“蘑菇房”的困扰。面对这些看不见的健康隐患和看得见的居住烦恼，租客们该如何提前防范？一旦权益受损，又应如何拿起法律武器？

“当时我进屋待了不过两三个小时，出门时就已经头晕目眩，嗓子又干又苦。”说起今年5月在某城市的租房经历，租客叶旻至今心有余悸。她此前在社交平台上刷到一套精装修一居室，线下看房当日便痛快地支付了1000元定金。谁知，返程途中身体就开始拉响警报。

意识到情况不对后，叶旻立刻联系房东，表示不愿承租并请求退还定金。房东回应称款项已转交中介，而当她再与中介联系时，发现自己已被拉黑，这笔定金至今石沉大海。

每年暑假都是租房市场的黄金期。记者走访发现，不少房源看起来焕然一新、价格诱人，但租客入住后却接连遭遇甲醛超标、墙体渗漏、霉菌滋生等问题。这些所谓的“甲醛房”和“蘑菇房”，究竟该如何识别？发现后又能如何有效维权？

入住才知“货不对板”。叶旻回忆道，当时中介带看时反复强调“已做除醛处理”，而她交了定金才得知，小区交付才两个多月，楼上楼下还处于装修高峰期。她坦言，当时只关心通勤距离和生活便利，中介又一直强调房子抢手，让她来不及多想。

另一位租客龙依梵向《工人日报》记者透露，她曾看中一套中古风格的树景房，看房当天室内几乎无异味，便以押一付三的方式支付了9600元，还添置了一批二手家具，打算长住。谁知入住两天后，她就出现喉咙疼痛、头痛等症状，一周后地板竟大面积翘起。她自己用自测试剂初步筛查发现异常后，又花600多元委托专业机构检测，最终确认甲醛超标1.5倍。几经交涉，房东虽然同意退还押金、剩余租金和检测费，但搬家、保洁、家具处理等额外3000多元损失，只能由她自己默默承担。

与“甲醛房”的即时反应不同，“霉菌房”的隐患往往更为隐蔽。在某省会城市租房的张雨婷，入住半年后才察觉厨房和客厅墙体因渗水而持续发霉。当初她与房东约定提前退租可全额退还押金，但真正退租时，对方却临时扣除了500元“空置补偿”和200元“霉斑维修费”。

记者调查发现，“看房时很难察觉真问题”几乎是所有踩坑租客的共同感受。一些外表光鲜的房源，可能使用了大量廉价板材，或是在漏水、返潮问题尚未解决时便粉刷翻新。短短十几分钟的看房时间，普通租客根本难以发现空气污染或墙体渗漏等隐性缺陷。

要避开“无异味即安全”的认知误区，从事房屋检测工作的张明指出，甲醛的主要来源是人造板材和劣质木质家具。柜体安装需切割打孔，一旦封边受损，内部甲醛便会持续外泄。甲醛释放是一个长期过程，温度越高、湿度越大，释放量越大。开窗通风时浓度骤降，关窗后又会悄悄回升。

张明提醒，试纸、测试盒和手持检测仪只能作为初步筛查手段，绝不替代专业检测。租客委托检测时，务必确认机构的资质和检测标准，并按规范关闭门窗、控制采样条件，确保结果准确可信。

记者观察到，专业检测能判断房屋是否存在问题，但租客能否解约或退款，关键在于出租方是否履行了适租义务。有租客困惑：既然实地看过房，是否等同于认可了房屋现状？

对此，北京桦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佳琳分析道，民法典第708条明确规定，出租人应按约定交付租赁物，并在租赁期内保持其符合约定用途。她强调：“出租人的法定适租义务，核心在于房屋必须满足基本居住安全与健康底线，水电设施正常运转，主体结构无安全隐患。这一义务属于法律强制性要求，不能通过简单看房或私下约定予以免除。”

王佳琳进一步解释，即便出租人在签约前已告知房屋刚装修完毕，租客承租期间发现甲醛超标并同意除醛补救，这种事前告知和事后补救都不能免除出租人的法定安全保障义务。甲醛持续危害呼吸系统，属于法定的“危及健康”情形，不受事前知情约束。即使合同约定押金不退，也无法对抗出租人交付不合格房屋的根本违约行为，租客仍可无责解约。

在司法实践中，已有不少判决支持租客的维权诉求。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近期审结的案件中，奚女士产后带着婴儿租房，支付4.1万元定金后委托检测，发现房屋多个点位甲醛超标。房东却以“检测时并非空房状态”为由拒绝退还定金。法院审理认定，出租人确保房屋符合安全卫生条件是法定义务，不因房屋交付状态而改变，最终判决房东全额返还4.1万元定金。

然而，采访中记者发现，不少租客在遭遇问题房后选择自认倒霉，往往不知道如何合法取证。租客王婉的维权经历值得参考。她入住三四天后即感身体不适，要求退租却被房东以“已经除过甲醛”为由拒绝。随后，王婉一方面搬空私人物品并拍摄视频留证，另一方面约专业机构上门检测，并拨打12345投诉。经社区介入协调后，房东最终全额退还了租金和押金。

针对租客普遍关心的避坑与取证要点，北京泽盈律师事务所律师林屾建议：“看房尽量安排在白天，仔细检查墙角、天花板、窗边、柜体背面等细节，主动询问装修时间和漏水情况。签约时务必细读合同条款，将空气质量不达标或存在隐蔽渗漏、霉变等情形时承租方可无责解约、退还押金和未使用租金等内容写入合同。收房时逐项验收，对已有瑕疵拍照记录，以免日后责任难以界定。”

除了事后维权，如何从源头减少问题房源？王佳琳认为，治理租赁市场乱象需要多方协作。她建议监管部门完善租赁住房强制性标准，尤其对机构化运营的“长租公寓”和“二房东”加强备案管理，首次出租前必须提供合格的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同时，租赁平台不能只扮演“牵线人”角色收取中介费，更应尽到审慎审查义务。对明显有异味或刚刚装修完的房源，平台应要求房东出示检测报告，否则不得上架。

“当问题房源更难进入市场，隐瞒瑕疵的出租方需要承担更高成本，租客才能真正住得安心。”林屾补充道。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中新网济南7月31日电（孙倩）7月31日，第十一届“创客中国”山东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暨商业航天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推进会在济南召开。记者从会上获悉，本届大赛参赛报名窗口将持续开放至8月5日，有意参赛的团队及企业可通过创客中国大赛官方网站完成注册与报名手续。

“创客中国”品牌赛事已在山东深耕十年，始终与当地创新生态并肩前行。十年来，该赛事累计吸纳创新项目超过8000个，对500余个优质项目给予奖励资助及各类资源对接支持，带动融资总额突破75亿元人民币，并由此孵化出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形成了从赛事遴选、平台培育、场景应用到产业落地的完整创新生态链，已成为展示山东新质生产力及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标杆。

在山东省委省直机关工委的指导推动下，本届赛事创新性地构建了“区域综合赛+商业航天专题赛”的双赛道格局。其中，区域综合赛道面向全省各类中小企业，旨在广泛培育市场主体，鼓励企业深耕专业细分领域，迈向专精特新发展路径；商业航天专题赛道则瞄准前沿战略性新兴产业，精准汇集航天领域的创新成果，积极推动相关技术与项目在山东落地，为全省产业升级注入新活力。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庆在会议中指出，作为经济与制造业大省，山东正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挖潜强基”行动。目前，全省创新型中小企业数量已达3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66万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356家，优质中小企业群体已成为推动产业创新和稳定就业的中坚力量。张庆寄望广大创客以此次大赛为契机，积极对接产业资本和创新资源，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耕细分赛道实现突破，在齐鲁大地成就创业梦想。同时，他也呼吁各级工信部门、高校院所、投资机构及产业园区协同联动，共同打通创新成果由实验室迈向生产线的转化路径，持续营造鼓励创新、支持创业的良好发展氛围。

据了解，本届大赛设置了企业组和创业组两大类别，赛程涵盖初赛、复赛与决赛三个阶段，并将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及优胜奖。决赛中的优质项目将有机会晋级全国总决赛。此外，赛事还配套提供赛前项目辅导等全流程赋能服务，助力参赛团队优化项目方案，提升整体竞争力。（完）

中新网杭州7月31日电（记者 鲍梦妮）经济大省浙江正释放出一个愈发清晰的战略信号——以创新为引擎，全面推动“创新浙江”建设迈向整体突破的新阶段。近期召开的浙江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体会议，对创新浙江建设进行了系统性规划，明确提出要“推动创新浙江建设从点上出彩迈向面上开花、由局部优势拓展为整体胜势”。

敢于喊出“创新成势”的口号，浙江的底气从上半年的经济数据中可见一斑。统计显示，该省地区生产总值达4793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7%。这份亮眼的成绩单，从三个维度折射出创新驱动的澎湃活力，也勾勒出浙江提质扩面、转型升级的生动图景。

维度一：创新动能强劲发力。近日，首届GOAI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在杭州拉开帷幕，赛事设置了高达500万元人民币的现金总奖池，旨在挖掘并连接兼具技术创新与工程实践能力的人工智能项目。之江实验室主任、杭州市开源人工智能基金会名誉理事长王坚在启动仪式上指出，杭州的定位远非“中国的硅谷”所能概括，它正在蜕变为“全球创新中心”；开源开放不仅是一种技术范式，更代表着人工智能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未来演进方向。

这样的判断与表态，源于产业发展的上扬轨迹。今年1至5月，浙江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企业的营业收入达到3384亿元，同比增长23.6%，增速较去年全年加快3.6个百分点。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机器人领域的一组数据：上半年，浙江服务机器人和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分别增长1.2倍和37.6%；智能仿生机器人的出口额达4.3亿元，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额的60.2%。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本科生院院长吴飞认为，浙江在开源大语言模型“大脑”的基础上，着力发展具身智能的“小脑”或控制器件，已构建起独特的产业优势。他建议，下一步浙江应在通义千问、DeepSeek等国际领先的开源大语言模型基础上，一方面依托高校和企业打造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另一方面将人工智能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各领域，在城市治理、智慧医疗、智能机器人、数字经济等方面打造“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推动人工智能从单一技术突破迈向全要素、全场景的系统赋能。

人工智能只是浙江激发创新动能的一个代表性赛道。1至5月，该省“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高端新材料、集成电路等6个集群的增速均超过20%。

维度二：创新落地成效显著。创新的核心价值最终要落脚于实体经济。近年来，浙江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既助力“新苗长成参天大树”，又推动“老树萌发新枝”。

以温州为例，鞋服行业是当地的传统优势产业。如今，红蜻蜓、报喜鸟等传统鞋服企业纷纷搭建AI实验室、智能工厂，借助人工智能和柔性生产技术，十几秒即可生成鞋服设计图，个性化定制生产已成为常态。红蜻蜓AI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介绍，过去从设计、打样到生产，一双新鞋推向市场后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一旦销量不佳，前期投入可能血本无归；而如今，借助“AI设计师”、3D打印和个性化柔性生产，工厂与消费者的距离大大缩短。

上半年，浙江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16.2%、15.5%和13.1%，增速显著领跑整体工业。浙江工业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吴宝评价道：“整体而言，浙江在保持服务业平稳增长的同时，持续深耕实体经济、聚焦硬核科技创新，产业结构不断向实、向新、向优升级。”

吴宝特别强调，除大型企业外，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正成为浙江最具活力的创新单元。“一方面，中小企业聚焦前沿新兴赛道，精准卡位、深耕细作，在细分领域构筑差异化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依托数字经济产业基底与全域创新生态，中小企业迭代速度快、创新活力足、转型灵活度高，正加速释放新动能。”

维度三：创新意愿持续高涨。不断加码的创新投入，是浙江市场主体主动求新、创新欲望全面抬升的直观体现。1至5月，该省规模以上工业和服务业企业的研发费用合计同比增长10.7%，增速同比提高3.7个百分点。

浙江省科技信息研究院科技统计研究所副所长许斌指出，浙江在加大创新投入力度的同时，投资结构也在持续优化。这体现在上半年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到24.6%，较上年同期高出3.1个百分点。“其中，高新产业工业投资增速达11.3%，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1.1个百分点，今年以来一直维持两位数增长，是带动高新投资增长的主要动力。”许斌说。

“十五五”刚刚开局，要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成势，既要激发创新活力，更需保持持久动力。浙江省委党校浙江省“八八战略”创新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白小虎认为，接下来，浙江推动创新从破局起势迈向全面成势，需持续壮大四股力量：一是培育接续递进的科创企业梯队，做强新锐科创主体、专精特新企业及产业链链主；二是夯实原始创新策源能力，依托三大科创高地攻坚人工智能底层技术；三是持续涵养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完善科创资本、中试载体与应用场景的供给；四是深化科创产业深度融合，主动融入长三角科创共同体，协同打通创新要素流通壁垒，推动创新发展由单点亮点转向全域整体胜势。

创新浙江被定位为中国式现代化省域先行的鲜明标识。这场逐步走向纵深的省域创新发展实践，未来将书写怎样的新篇、带来何种新启示，令人拭目以待。（完）

近年来，“人肉搜索”、恶意造谣、群体围攻及流量绑架等网络暴力乱象频频发生，既对公民与法人的正当权益造成严重损害，也妨碍了国家安全与社会公共福祉。为有效预防、遏制及惩戒此类行为，国家网信办于本月29日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这标志着我国在反网暴治理方面即将迎来首部专项法律。究竟哪些行为可被定性为网络暴力？针对反网暴议题，网络平台应履行哪些防御与管控职责？相较于过去分散的治理规则，这一征求意见稿又有哪些创新突破和空白填补？

所谓网络暴力，其具体边界何在？正常的批评监督与恶意攻击之间又该如何划界？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清晰的法律界定，不少恶性攻击事件难以追责，遭网暴侵害的当事人也常常陷入维权困境。此次征求意见稿首次厘清网暴范畴，并细致划定法律红线，成为治理实践中的重要转折。

根据征求意见稿，网络暴力行为被明确定义为四类主要违法情形：其一，集中散布包含侮辱谩骂、造谣诽谤、煽动仇恨、挑起对抗、威胁逼迫或歧视偏见等内容的言论；其二，违规聚量披露他人隐私信息；其三，持续性实施网络恐吓、骚扰等不当举动；其四，其他损害合法权益的网络暴力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指出，该草案对网络暴力所侵害的权益类型作了更为清晰的界定，重点保护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肖像权和个人信息等核心权益。同时，草案尝试引入量化标准，以“集中”或“持续”特征来限定网暴行为范围，将偶发性表述剔除在外。此外，制度安排上兼顾双向保障，力求在惩处网暴与保护正常表达、舆论监督之间寻求合理平衡。

有专家分析，本次明确网暴范畴的最大特色在于“具体化、可操作、可辨识”，所列举的四类行为全面覆盖人身攻击、隐私侵犯、持续骚扰和恶意中伤等主要网暴表现，极具针对性。更为关键的是，征求意见稿坚守法治原则，避免“一刀切”式治理，强调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言论自由亦非毫无限度。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进一步解读，草案明确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实施乃至协助网暴行为。公众在正常评论时，即便观点偏激，也应避免肆意辱骂、恶意贬损或虚构事实，否则可能面临民事赔偿、行政处罚乃至刑事追责。草案不仅严惩直接发起者，还追查协助者的连带责任，并确立失信惩戒机制。参与网暴者或将面临注册新账号或相关互联网服务的限制。

网络平台作为信息传播的主要通道，同时亦是防控网暴的关键闸门。此次征求意见稿针对平台监管短板，系统强化了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的主体责任，构建起涵盖监测、预警、干预、处置与报备的完整防控链条。具体而言，平台需制定网暴信息分类标准，建立典型案例样本库，精确识别各类网暴言论，并动态管理涉暴重点账号，对违规账号及时采取限流、禁言或封禁等举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精武认为，核心目的在于推动平台从形式性履职转向实质性履职，杜绝其以技术能力不足、信息量庞大或治理手段有限等理由规避法律责任。他强调，本次草案对平台义务的升级幅度较大，如第十六条第二款就明确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仅要建立黑名单制度，还需履行禁止网暴者重新注册账号等具体技术处置措施。

专家指出，平台处于网暴治理的第一道关口，也是关键的前端防线。此次征求意见稿摒弃了以往笼统的原则性要求，转而确立可落实、可核查、可追责的强制义务。平台角色从被动删帖转向主动预警与提前干预；处置方式由统一化措施升级为对弱势群体的优先保护，从而全面压缩网暴生存与扩散的空间。

网络暴力的伤害具有高度隐蔽性，且受害者维权成本普遍较高，而施暴者违法代价偏低，长期构成治理难点。对此，征求意见稿构建了从严追责与多元救济相结合的完整闭环。在追责层面，草案明确聚焦打击恶意发起者、组织者及推波助澜者，破除“法不责众”的偏见；依据网暴情节轻重，匹配相应的行政、民事或刑事处罚，形成阶梯化精准惩戒。尤其是针对未成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网暴行为，依法予以从重处罚。李怀胜指出，草案首先精准打击“关键少数”，明确对组织、策划、煽动及教唆者从重惩处，打破过往集体暴力中的侥幸心理。其次，草案推行网络暴力告诫书制度，对情节轻微而未达到行政拘留标准的案件，公安机关可出具告诫书，对行为人进行警示与教育，填补了轻微网暴行为的追责空白，构筑起“轻微有告诫、严重有惩戒”的梯度化问责体系。

专家认为，此次征求意见稿的一大突出亮点在于补齐受害者维权的短板。在救济层面，草案明确法院对网暴自诉案件优先立案，对于取证确有困难的受害者，可协调公安机关协助调查取证。同时，检察机关可依法支持特殊受害群体提起诉讼，为弱势群体提供司法层面的兜底保障。

国家网信办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意味着我国反网暴治理即将迈入专项立法时代。相比于既往零散的治理规范，这一草案实现了哪些实质性突破、填补了哪些治理空白？支振锋认为，通过国家层级的反网暴专项立法，提供了高规格的制度供给，有效整合了分散于各类法规中的相关规定，为网暴治理确立了统一且权威的法律依据。同时，该草案将过往治理经验加以提升与固化，推动网络生态治理迈向更加系统化、法治化与长效化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