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市房山区，一场关于“隐形雇主”与劳动权益的司法前沿交锋引发关注。部分企业利用合同名称的巧妙转换、管理链条的层层嵌套，试图将劳动关系的责任“甩锅”给模糊地带。面对这样的隐蔽用工现象，劳动者是否还能有效维权？近日，房山区人民法院举行了一场专题新闻通报会，聚焦隐蔽用工类劳动争议的审理现状，并发布了典型案例。据《工人日报》报道，近年来该院受理的相关案件多集中在即时配送、网约出行、快递物流等新兴业态。

新闻发言人指出，一些用人单位通过缔结五花八门的协议、构建多级用工框架，将本应属于劳动法的雇佣关系精心装扮成承揽、外包或合作等民事法律关系，使得劳动者在维权之初便陷入迷茫——究竟谁是真正的雇主？该向谁主张权利？对此，法院坚持实质性审查原则，重点探究用人单位是否对劳动者实施了支配性的劳动管理。从审判结果来看，确认劳动关系或判定企业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情形占据主流。

在发布会上，燕山人民法庭庭长针对这批典型案例，剖析了隐蔽用工的常见“套路”，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

第一类情形被形象地称为“自己管人、外包发钱”。2023年3月，暴某经某快递站点工作人员安排，以快递公司员工名义注册了外卖平台APP，从此担任骑手。公司为他配发了电动车和统一工装，日常调度与考勤均由公司负责，但双方既未签署劳动合同，也未缴纳社会保险。一次配送途中的车祸，让工伤认定陷入争议。暴某于2024年2月离职后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劳动关系。

法院调查发现，快递公司与一家管理公司签有《业务外包合同》，外包费用由佣金、管理服务费、税费及返费等构成，其中管理服务费竟为零元。暴某通过平台接单，报酬由管理公司代发，但资金源头却指向快递公司。在平台显示中，暴某的身份明确为快递公司员工。法院认为，暴某所从事的配送工作属于快递公司的业务范畴，站点站长通过微信群对其进行了实质性的工作监督和考勤管理，双方关系表现出强烈的人格从属性。至于管理公司发放报酬，证据表明其仅代发工资。合同对价低、履行过程异常，明显有规避劳动关系、转嫁经营风险的嫌疑，该风险不应由劳动者承担。据此，法院认定暴某与管理公司之间不存在实质管理关系，快递公司以《业务外包合同》为由否认劳动关系的抗辩不被采纳，最终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提示，法律不会容忍借“自己管人、外包发钱”之名行规避法定责任之实。用人单位若企图以此逃避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或承担工伤赔偿等义务，不仅徒劳无功，反而可能招致更重的法律后果和赔偿负担。

第二类情形则是“以承揽合同行用工之实”。自2021年7月起，于某在某配送站担任骑手，为A公司提供商超商品配送服务。2023年底，A公司撤出该站点，由B公司接手，于某随之被解绑并与B公司绑定，由此与A公司产生劳动争议。于某坚称自己是A公司员工，而A公司则主张双方为承揽关系，出示了《项目转包协议》，声称于某系以个体工商户身份承包配送业务，工资经由第三方平台支付。

法院审理后认定，双方均具备法定劳动关系主体资格，于某的配送工作构成A公司业务的一部分。虽然工资按单量计算，但A公司对骑手进行排班、控制接单量，甚至单独派单，显然实施了管理行为。据此，法院判定双方符合事实劳动关系成立条件，确认劳动关系存在。

法官提醒，用人单位通过要求劳动者签署承揽或合作协议来“去劳动关系化”，在司法实践中难逃穿透式审查。只要用工实质符合劳动关系特征，即使披着承揽协议的外衣，也会被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

第三类情形为“名为外包实为派遣”。李某与甲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被安排至乙公司担任销售员。甲、乙两公司间有《劳务外包合作协议》，约定甲公司派驻人员从事营销项目。因乙公司将李某退回，甲公司随即以严重违反制度为由解除合同。李某申请仲裁后起诉甲公司。

法院指出，尽管李某与甲公司签有合同，但其在乙公司工作场所接受乙公司的管理、指挥，且工资、福利由乙公司确认和结算，这暴露出两公司间是典型的假外包、真派遣关系。乙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按约定程序处罚并退回李某，因此其以违纪为由退回的行为缺乏依据。甲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盲目依赖退回决定解除劳动关系，于法不合，最终被判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法官建议，企业必须厘清外包与派遣的界限，不可借外包协议掩盖真实用工关系。用工单位退回劳动者后，派遣单位应独立审查解除条件，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决定，而不能机械跟随用工单位的“退回”指令。

中新网南宁7月31日电（廖薇 林浩）7月3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外披露，南宁国际商事法庭近期通过“双语翻译+家庭教育指导师”协同调解机制，以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成功调处一宗涉及中韩两国当事人的涉外离婚案，体现出柔性化解家事纠纷的新路径。

据办案法官透露，男方韦某为中国籍，女方金某为韩国籍，两人于2019年缔结婚姻并育有一女。随着感情逐渐破裂，金某提起诉讼请求离婚。一审法院作出准予离婚的裁决，并将婚生女交由韦某直接抚养，相关抚养费用由韦某自理。金某对此不服，提起上诉，希望法院改判女儿由自己抚育，同时由韦某承担相应抚养费。

由于双方在成长背景、家教理念方面差异明显，加上金某中文表达受限，前期争执多集中于各自诉求，而忽略了破裂婚姻对幼龄子女可能带来的心理创伤，这使得案件调解一度困难重重。

为破解涉外家庭纠纷中沟通与情感的双重障碍，南宁国际商事法庭集结了多种专业力量，特别邀请精通韩语的吉林外国语大学教师闵锐担任韩语传译，参与线上与线下的调解工作。与此同时，主审法官适时对双方进行“关爱未成年人提示”，从法律与情感双维度唤醒父母责任意识，纠正其旧有认知偏差。

此外，法庭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女联合会的支持下，邀请家庭教育指导师胡光华介入引导，帮助当事人学会以平和心态应对分歧，理性表达诉求，减少带有功利色彩的评判，把儿童心理需求置于调解核心，强调持续性的陪伴与正向鼓励。

调解当日，韦某在引导下主动向金某表示感激，金某也表达了对其付出的认可。两人接受相关教育建议，达成以孩子最佳利益为导向的调解基调。经过主办法官多轮释法说理、指导师温情启发以及双方反复沟通，双方暂时搁置争议，自愿就婚姻关系处理、子女抚养及财产分配等问题形成一致意见。

随后，南宁国际商事法庭依法出具调解书并送达各方，同时督促双方切实负担抚养、教育及保护等职责。

本案为涉外家庭纠纷化解提供了有益示范：中外当事人可借助专业家庭教育指导，寻得兼顾亲子权益的妥善方案，推动司法、家庭与社会专业力量形成有效协同闭环。

展望未来，南宁国际商事法庭将持续完善跨境家事柔性解纷机制，不断提升涉外婚姻与子女抚养类案件处理的专业性和人文温度。（完）

盛夏时节，京津冀地区的夜游经济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沉浸式体验正迅速成为备受青睐的文旅消费新模式。

夜幕低垂，唐山老城区的河头老街华灯初上，璀璨灯光将整条街道点缀得绚烂夺目。游客们穿梭其间，不少人身着飘逸的唐代服饰，兴致勃勃地与装扮成诗仙李白的演员吟诗唱和，赢取颇具古韵的“银票”。自景区入口直至街巷深处，一场场别开生面的情景剧轮番上演，仿佛将人带回千年前的繁华盛世。

这条以沉浸式体验为核心的河头老街，因依傍两条人工运河的源头而得名。2025年，景区累计客流量已突破800万人次，“李白”等NPC角色更在网络上引发广泛关注，成为名副其实的流量担当。

现场，那位一袭白衣、腰间挂着酒壶的“李白”正与游客对诗切磋，围观人群纷纷举起手机记录精彩瞬间，也有人在一旁加油助威。凡其足迹所至，总有不少游客迅速聚拢，争相合影留念。据景区工作人员透露，这里的数百名NPC均经过精心设定，每个角色都有完整的人物背景故事，旨在为游客营造更为真实的沉浸氛围。

河北廊坊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同样凭借其独特的沉浸式叙事吸引了大批游客专程前来。该项目品牌经理方圆表示，夜间游览作为强化沉浸感的重要环节，已成为这部文化大戏留住游客的关键要素。自6月16日全面开放以来，总计1500分钟时长的55部剧目，已成功带动超过四成游客选择在此留宿过夜。

今年入夏以来，京津冀地区的沉浸式夜游项目热度持续攀升。北京北海公园创新性地将昆曲艺术与现代灯光技术融为一体，这一跨界尝试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热烈讨论。而天津利用百年历史建筑打造的夜间游览体验，亦深受年轻消费群体追捧。

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副教授方桂林指出，空间如今不再仅仅是一个中性背景，而是承载着历史记忆与情感共鸣的叙事媒介。他认为，沉浸式项目之所以能够迅速“出圈”，根本原因在于它精准契合了公众对情绪价值的诉求。

河北经贸大学教授程瑞芳分析称，夏季夜晚凉爽宜人，沉浸式夜游项目的集中涌现一方面顺应了人们消暑纳凉的实际需要，另一方面也开创了避暑休闲的全新形式。从传统的“白天观光”到如今的“夜晚入戏”，文旅消费正逐步向全天候、多时段的方向演进。(完)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五百载光阴流转，明代才子杨慎谪居滇地，于江畔留下一阕《临江仙》，传诵千古而不朽。而今，同一脉江流，所见证的却是云南的全新面貌——一个将生态使命与发展活力共融于时代浪潮中的新云南。

久久为功，筑牢生态屏障。

地处滇西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傲然立于长江入滇的起点。连绵的雪山与深邃的峡谷，造就了此地独特的立体气候与生态格局。上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为支援国家建设，迪庆曾以资源换取增长，天然林采伐一度贡献了当地财政收入的约八成，原始林海急剧缩减，生态伤痕累累。

1998年，中央决策对长江上游实施天然林禁伐与限伐。自此，迪庆毅然告别“木头经济”的旧轨，坚定迈向“生态立州、旅游兴州”的绿色大道，持续推进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等系列工程，并对森林、草原、湿地及冰川展开系统守护。截至2025年末，迪庆森林覆盖率攀升至63.98%，已然跃升为中国生态版图上的重要高地。

江水奔涌，直抵昆明东川区。此地曾历经逾两千年的铜矿采冶，生态环境极为脆弱，加之地处断裂带，金沙江一级支流小江沿岸竟有107条泥石流冲沟纵横分布，一度是中国水土流失最为严峻的区域，因而得名“世界泥石流天然博物馆”。

面对泥石流的长期困扰，东川展开了持续数十年的大规模治理。如今，年均泥石流爆发次数已从九十年代的28起骤降至不足1起，每年输入金沙江的泥沙总量减少约75%，昔日灾害频发之地，如今已是守护长江上游的坚实屏障。

自青藏高原奔腾而下的长江，在云岭大地蜿蜒1560公里，恩泽滇境7个州（市）。保护母亲河，融入长江经济带，既是云南肩上沉甸甸的责任，亦是不可多得的时代机遇。

十年来，云南始终秉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准则，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建设中国生态文明排头兵为目标，统筹推进流域治理、生态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不久前，昆明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十年来的成效。数据显示，云南已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11.35万平方公里，约占全省国土面积的三成。抚仙湖、洱海等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工程稳步实施，保护修复流域面积达231万亩，新增水源涵养能力13万亩。长江十年禁渔令执行有力，流域（云南段）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较禁渔前跃升两个等级。

在生态修复方面，云南同步推进历史遗留矿山、石漠化地区、湖泊湿地及退化林草的治理，十年累计完成废弃矿山生态修复33.69万亩，规模位居全国前列。“森林云南”建设成效显著，累计营造林6994.75万亩，全省森林覆盖率提升至57.9%。

据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统计，2025年全省地表水国控断面与长江流域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分别达94.1%与91.4%，较2015年分别提高31.8与62.8个百分点。九大高原湖泊治理成果斐然，滇池、星云湖、杞麓湖、异龙湖全部消除劣V类水质，抚仙湖水质总体保持Ⅰ类。

清澈的江水、葱郁的山峦，正逐步铺展在云岭大地之上。

生态回归，绿色动能悄然注入。

在丽江市玉龙县石鼓镇，长江在此划出一道壮丽的“U形”弧线，成就了闻名天下的“长江第一湾”。曾几何时，石鼓镇林木稀落、风沙频扰。十余年间，一代代“种柳人”默默坚守，终在江畔绘就40余公里的绿色长廊——12万余株护堤柳树牢牢锁住水土，守护着沿岸的良田沃野。

生态的改善，催生了发展的新契机。紧邻“长江第一湾”的竹园村，依托自然风光、红色记忆与民族文化，积极拓展生态旅游、非遗体验与乡村休闲产业，让村民在家门口端稳了“生态饭碗”。

目光转向昭通市，此地为赤水河源头，境内393条大小河流汇入长江，是云南境内长江的最后一道生态屏障。近年来，昭通全力推进流域生态修复治理，600多万亩竹林让乌蒙山区的脆弱生态焕发绿意。

秀美的山水与宜人的气候，每年吸引大批游客前来避暑康养、休闲观光。水富港五年前年吞吐量仅30万吨，而去年底已达1178万吨，一跃成为长江上游云南省唯一的千万吨级枢纽港口。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的十年，亦是云南绿色转型的黄金十年。

这期间，云南积极探索“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多元路径，创建了23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率先开展高原湖泊流域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构建起政府主导的“存量”与“流量”相结合的核算体系。普洱市入选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大理州与丽江市跻身国家碳达峰试点，曲靖经开区与祥云经开区则被纳入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名单。

工业体系愈发“绿意盎然”。全省清洁能源装机从2016年的7024万千瓦跃升至2025年底的1.55亿千瓦以上，装机规模与占比均居全国前列；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十年累计下降28.91%；累计培育国家级绿色工厂160家、绿色园区10个。

发展动能焕然一新。生物医药、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迅猛崛起，疫苗批签发量领跑全国，大型铁路养护装备、红外及微光夜视系统制造处于国内领先位置。云南还积极布局生物制造、人工智能、氢能与新型储能，建成中国首个大型锂钠混合储能站，新型储能装机突破540万千瓦。

如今，绿色已然成为云南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