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7月23日晚，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虹、邓煜摘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该奖项，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菲尔兹奖中收获两枚奖章。

　　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位，以奖励当年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是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

　　两位获奖者曾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以下简称“北大数院”)。一届双奖，带给中国数学哪些思考？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北大数院原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继平。

　　历史突破，鼓舞人心

　　记者：王虹和邓煜双双荣获菲尔兹奖，放在中国数学发展史中来看，这次突破意味着什么？对中国科研界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张继平：这是中国数学的历史性突破，具有里程碑意义。

　　从历史上看，从大陆走出去或在本土成长起来的数学家，曾取得过很大的成绩，有的甚至做出了顶级的重要成果。比如上世纪50年代，吴文俊先生在拓扑学取得了重大突破，应该说就是菲尔兹奖量级的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获奖，令人遗憾。

　　改革开放以来，大家都憋着一股劲，想尽最大努力做出重要成果，为世界数学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的确有一些成果走到了世界最前沿，像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冯康先生的有限元方法、廖山涛先生在微分动力系统领域的工作等等。但能不能得奖，因素很多。我们一直有一种感受，就是必须做出更大的成绩，让别人无话可说。

　　这一次，王虹与合作者证明了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谷猜想，邓煜与合作者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突破，这些都是数学研究上的重大进展，得到了全世界数学界的公认。能得菲尔兹奖，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两人同时获奖，全世界也没有几个国家能做到，这给整个华人数学界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它证明，只要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做最前沿、最重要的研究，我们完全可以取得比别人更大的成绩。

　　记者：王虹和邓煜同为2007年北大新生：王虹经高考进入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大二转入数学科学学院；邓煜高中时期获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保送北大。他们的成长路径不同，最终都拿到菲尔兹奖，这对我国基础人才的培养有什么启发？该如何让更多的王虹和邓煜涌现出来？

　　张继平：数学研究需要天赋，但更重要的还是后天的努力。艰苦的磨炼和努力，是取得重要成就的唯一途径。想靠天赋走捷径，是没法取得真正成绩的。

　　王虹从地空学院转到数院，在北大的四年极其用功，特别有定力。这种坚持和刻苦的品质，值得广大同学学习。

　　邓煜是奥赛金牌得主，无疑非常聪明。他也是非常刻苦的——他付出的努力超过了常人，这一点被很多人忽视了。他在北大两年扎实学习基础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获奖后他自己也肯定了这一点。

　　要让更多的王虹和邓煜涌现出来，选拔人才的渠道应该更宽一些。过去除了奥林匹克竞赛这条路，中学生直接升入大学的途径很少。现在国家放宽了政策，允许从中学选拔人才直接进入大学，这是很好的举措。不拘一格选才、因材施教育人，本来就是中国教育思想中非常重要的经验。但目前选才的渠道还不够宽，参与的面还不够广，像从中学选拔数学人才，不应仅限于一两所大学，国内排前十几名的大学数学院，都应该允许试点。渠道多了，就更容易发现和培养出更多杰出人才。

　　群星闪耀，因材施教

　　记者：1998年到2008年，您担任北大数院院长。数院1999级到2001级本科生被称为“黄金一代”，后来的2007至2010级也有“白金一代”或“新黄金一代”的说法。这些称呼从何而来？

　　张继平：“黄金一代”的叫法，不是我们自己提的。1998年前后，我们有一个判断，觉得学生从入学到做出惊人成绩大概需要10到15年，而1999、2000、2001这几级的学生成长得比预想还快。到2010年前后，张伟、恽之玮、朱歆文等人已经在国际数学舞台脱颖而出，拿了不少奖项。普林斯顿大学的张寿武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张伟、袁新意、恽之玮、朱歆文……他们可以对数学作出划时代的贡献。”这几届里有六七个人特别强，走到了世界数学最前沿，他们被称为中国数学的“黄金一代”，我一直认为他们的研究工作是菲尔兹奖量级的。

　　后来邓煜、王虹、苏炜杰、唐云清、余越和孙鑫等一批2007级的学生取得了新的杰出成就，又有人称他们为“白金一代”或“新黄金一代”。其实，标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能给大家鼓励和启示，让更多人沉下心来，脚踏实地做研究。

　　记者：从“黄金一代”到“白金一代”，人才成批涌现，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有哪些宝贵经验值得借鉴？

　　张继平：1998年，北大数院提出，用10到15年建成世界一流数学学科。为此，我和主管教学的副院长郑志明院士一起制定并实施了北大数学“黄金一代”培养方案，推出了一系列举措，总结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是发扬北大数学学院几十年来的育人传统。比如北大数学1954级，学生来源广、程度参差不齐，但在时任系主任段学复和江泽涵、程民德、丁石孙等先生的努力下，那一级培养出了7位两院院士和许多重要人才，我们称之为“1954级的辉煌”。我做院长时，就是要好好学习和继承发扬这种扎扎实实培养学生的传统。

　　第二，创新培养模式，推动课程和教材改革。我们首先延续了北大数院建立之初提出的“3+5”培养模式，即前3学期不分专业，夯实通用数学基础，后5个学期自由选择细分方向，给予学生充分选择权。同时，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和学生要求，不断总结，改进完善。从2003年起，“3+5”模式进一步改进为“4+4”模式，并放开名额控制，允许三年级学生在修完学院某一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与学分的前提下，一年时间内在院内调换专业、自由选择毕业出口。我们还大规模加强课程体系改革和教材建设，删减过时过难的内容，打造了北大数学“黄皮书”系列教材，现在这套教材已经成为全国高校数学的经典教学参考书。

　　第三，因材施教，激发主动成长。我们特别强调“独立生活、独立学习、独立思考”。以低年级讨论班为抓手，从自愿报名的学生中选拔，组成两个班，每个班不超过30人，我和郑志明各带一个。讨论班既让学生了解数学理论来源和国际前沿，也重点锻炼学生的组织能力和协作精神。同学们后来自发组织小组讨论班，自己管理本科生阅览室，王虹等人就常去那里自习。关键的一点是，我们不贴标签，参加讨论班的学生没有任何特殊待遇，所有普通学生要学的课程他们必须学好，扎扎实实地全面成长。

　　第四，增强师资力量，营造宽松自由、国际化的学习和研究环境。我们持续引进大批海内外一流学者，如田刚、鄂维南、许进超等，他们每年回北大开设1—3个月短期课程、讲座等，拓宽学生视野；邀请30多位包括菲尔兹奖、沃尔夫奖得主在内的数学大师来访、作前沿报告，促进学生与国际顶级数学家的交流。这些举措成系统地坚持了多年，人才成批涌现也就水到渠成了。

　　沉心静气，再攀新峰

　　记者：王虹和邓煜获奖后，中国数学在当前国际数学格局中处于什么位置？

　　张继平：过去，中国数学是长期追赶，如今在部分领域已经实现并跑甚至领跑，今后几年仍会保持这种态势。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们还需要迈入一个更高的新阶段。

　　放眼世界数学的发展，一个数学强国要在数学的国际前沿产出一批重大研究成果和理论突破，还要拥有一批国际公认的数学大师，建立起数学领域的前沿学派，开拓全新数学理论、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引领世界数学的发展，吸引一批人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前进。这次拿到大奖，意味着我们在现有理论体系内做出了顶级工作，但我们的原创理论还在培育阶段，在建立前沿学派上仍需继续努力。

　　这些年，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持续加大对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支持力度，特别是教育、科技、人才一起抓，给我们创造了非常好的环境和条件，这也正是我们不断追赶并实现突破的底气所在。

　　记者：中国距离在本土完成菲尔兹奖级的成果还有多远？为此我们需要付出哪些努力？

　　张继平：我个人很有信心。从王虹、邓煜2007年进入北大算起，到现在差不多20年。我认为，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恐怕不一定再用20年，我们就能从本土培养出菲尔兹奖获得者，登上世界数学的最高舞台。

　　立足本土培养顶级数学家，我们已经迈出了很好的步伐。包括北大在内的国内很多顶尖高校，都有一批45岁左右甚至更年轻的数学家，已经走到了国际研究的最前沿，有的还是领跑者。我相信，在他们的培养下，学生在国内完成研究生阶段学习，然后取得顶级成果，是完全可期的。

　　人才不断成长，需要科研环境的持续改善。首先体现在育人理念的更新上，国内一流高校都应制定具有本校特色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案。同时，数学是最国际化的学科，全世界研究相同的问题、得出相同的结论，特别需要相互学习和合作，否则很难取得顶级突破。因此，我们要更坚定地推进国际合作与交流，坚持“请进来、走出去”，搭建高水平科研平台，支撑顶尖数学家的全链条自主培养，为青年人才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

　　尤其需要正视的是，学界目前仍存在“唯帽子”“唯论文”的问题，“以刊评文评人”的心态根深蒂固。我们应该引导大家沉下心来做真正能改变学科、引领学科的一流工作，扶持那些心无旁骛深耕重大难题和创新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也常常和青年学者说，职称、待遇、头衔应当是做出真正一流成果之后自然到来的结果，不必本末倒置，去追逐各类帽子。

　　记者：这次获奖在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社会上也有各种声音。您如何看待外界的这些议论？对于数学界的同行和青年学生，您有什么样的期待和寄语？

　　张继平：获奖消息传来后，数学界非常振奋，同时难免有各种各样的议论。但是对一个数学家、一位老师、一名青年学生而言，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地学习、教学、搞科研，才是我们能做而且能做好的事情。对于社会上的舆论，大家可以去了解，但不必太在意。关键是要脚踏实地，做出更好的成绩，这才是对学校和国家最好的回报。

　　这些年，我总和年轻人说，要沉下心来，别人怎么样评价是别人的事，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是自己的事，完全可以做得更好。要做得更好，就必须吃更多的苦，流更多的汗。没有那么多精力顾及杂事，要做的就是教好学生、上好课、做好科研，这样我们才能扎扎实实一步一步往前走。

　　我们已经并将继续总结我们在杰出人才自主培养全链条每个环节的经验和弱项，进一步改进理念，注重细节，把因材施教、不拘一格培养人才做得更好。我们在强化自主培养全链条的同时，要坚决摈弃封闭自守。杰出人才的培养需要一个宽松自由、开放、国际化的环境，一切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举措都应当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

　　王虹、邓煜获得菲尔兹奖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希望大家继续努力，用我们自己的行动，创造中国数学更辉煌的明天。

在北京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药政司司长龚向光于7月9日透露，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首次将创新药物纳入遴选范畴，此举旨在为未来更多创新药物顺利进入基本药物目录铺就一条可行路径。这场发布会由中新社记者周昕报道，当日国家卫健委专门就新版目录的详情向公众进行了说明。

龚向光在介绍中称，此次更新的目录总计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占据476种，涵盖791个剂型与1355个规格；中成药则达318种，涉及544个剂型与888个规格。这些数字背后，反映了目录结构的细致调整与扩充。

针对此次调整中如何体现对创新药发展的支持，龚向光阐释道，近年来中国药品研发领域突飞猛进，大量创新药物相继问世并投入临床应用，覆盖肿瘤、神经系统疾患、免疫系统疾病等多个重要治疗领域，极大地丰富了患者的用药选择。本次目录更新，以基本药物的功能定位为基石，将临床价值显著、适用人群广泛、适合各级医疗机构配备使用作为核心遴选标准，并经由专家严格的技术咨询与评审论证，最终吸纳了4种国产Ⅰ类新药，其中包括3种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以及1种中成药。

展望未来，龚向光强调，国家卫健委将紧随医药产业创新步伐，推动创新药物规范应用，确保医药研发成果能更快更广泛地造福民众。同时，依据《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将在目录的周期性动态调整与优化进程中，有效压缩创新药从获批上市到纳入基本药物目录所需的时间周期，以此助推创新药产业的持续繁荣。

肉类食材若处理不当，竟可能成为健康隐患的源头——有人因此罹患贫血，甚至遭遇脑部病变，严重时还会诱发癫痫！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带绦虫悄然潜伏在餐桌上的真实威胁。近年来，尽管国内寄生虫病的整体发病率呈下降趋势，许多人便误以为这类疾病早已远离现代生活，殊不知，食源性寄生虫依然潜藏于日常饮食的细节之中，在某些局部地区，其传播风险并未消退，反而暗流涌动。其中，带绦虫尤为棘手，它在感染初期几乎不露声色，症状隐匿至极，因而被医学界冠以“餐桌上的沉默杀手”之名，对人体的侵害不容小觑。

那么，带绦虫究竟缘何而来？答案就藏在餐盘里——人类感染的主要途径，是摄入了含有活囊尾蚴的未熟猪肉或牛肉。一旦进入人体，这种寄生虫便可在肠道内安营扎寨，寄居时间短则数年，长则逾十年，期间不断攫取宿主营养，损伤肠壁黏膜。久而久之，腹胀、消化不良、体重大幅下降乃至缺铁性贫血等慢性病症便会接踵而至，悄然蚕食健康根基。

为何必须将预防置于首位？这绝非小题大做。带绦虫不仅会直接破坏肠道组织，更令人忧惧的是，若猪带绦虫的虫卵意外进入人体，便可能引发脑囊尾蚴病，其后果往往难以逆转，遗留严重的神经性后遗症。因此，防患于未然才是上策。

首先，感染初期几无症状。绝大多数携带者在早期浑然不觉，最多偶尔感到轻微腹胀或消化不畅，这种不适极易被当作寻常的肠胃小恙而草率略过。其次，潜在的继发风险暗藏杀机。尤其对于猪带绦虫，若个人卫生稍有疏漏，误食虫卵，便会诱发囊尾蚴病。这些虫卵可渗入血液循环，游走全身脏器，一旦寄生于脑部、眼球或肌肉组织，就可能触发癫痫发作、视力衰退、颅内损伤等严重后果，其危害远超单纯的肠道绦虫感染。

审视日常饮食习惯，不难发现诸多感染漏洞多源于一时疏忽：其一，过分追求“鲜嫩口感”，食材尚未彻底熟透便急于入口——烤肉外焦里生、涮肉数秒即食、煎肉仍带血丝，这些皆是带绦虫感染的高危雷区。其二，自制风干肉、腌肉或熏肉。腌制、烟熏或风干等手段仅能调味或防腐，远不足以杀灭囊尾蚴，寄生虫依然存活其中。其三，生熟混用，厨具交叉污染。切过生肉的刀具、砧板或盛放过生肉的器皿，未经彻底清洗便直接接触水果、凉菜或熟食，虫卵与幼虫便由此悄无声息地污染即食食品。其四，处理生肉后疏于洗手。手掌沾染上肉眼难辨的虫卵，再经由揉眼、取食或啃指等动作，便完成了经手至口的二次传播链条。

要挣脱这些潜在威胁，不妨从四方面着手：第一，猪肉与牛肉务必烹至全熟，这是最根本亦最有效的防线。吃火锅或烤肉时，谨记“宁熟勿嫩”的原则，切莫拿健康赌一时口感。第二，厨房内严格区分生熟用具，杜绝交叉污染。生肉与熟食应各配专属砧板和刀具；装过生肉的碗碟绝不盛放熟食；烹饪完毕后，台面与器具须及时清洗消毒。第三，坚持饭前便后及处理食材后认真洗手。带绦虫虫卵微小至极，肉眼根本无法辨识，勤洗手便成为阻断虫卵入口的终极屏障。第四，务必从正规渠道采购肉类，坚决抵制私宰肉或来源不明的散装产品。经检疫合格的市场或商超肉品，能显著降低携带寄生虫的概率。

若长期出现以下状况，建议及时进行寄生虫专项筛查：一是原因不明的持续消瘦、食欲减退或营养不良；二是反复腹胀、腹部隐痛或肠胃不适；三是在粪便中发现白色条状或节片状异物；四是常年偏好涮肉、烤肉或半生肉食。一旦早筛查、早驱虫，预后通常极为良好，无需过度焦虑。

归根结底，带绦虫绝非“偏远地区专属”的罕见病，它可能就藏匿于每一次“肉再嫩一点、少煮片刻、懒得换砧板”的侥幸心理之中。预防寄生虫感染，从来不仰赖运气，而仰赖习惯——拒绝半生肉类、生熟严格分离、勤加洗手，守住这三条底线，便能将绝大多数食源性寄生虫拒之门外！

盛夏时节，不少人筹划着前往山野林间寻一份清凉，或是携爱宠回故里探望亲友。在人们忙着防蚊虫、防肠胃不适之际，一种潜伏更深、威胁更甚的疫病——黑热病（即内脏利什曼病），恰在此时步入其传播的活跃期，值得加倍警惕。本文旨在为您详尽梳理这一疾病的来龙去脉，助您与家人安然度过一个安康、无忧的暑期。

黑热病本质上是一种由利什曼原虫引发的慢性寄生虫感染，其核心病理在于原虫侵袭肝脾内的巨噬细胞，致使脾脏与肝脏发生肿大乃至功能受损。若未得到及时且规范的医疗干预，其致死风险相当之高。

就当前国内流行态势而言，黑热病并未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而是呈现区域集中特点，主要见于华北、西北及西南部分地带，诸如北京、河北、山西、陕西、河南、甘肃、新疆与四川等省市。正因如此，暑期若计划前往上述区域旅行、露营或从事野外活动，务必加强防护措施，谨防被作为传播媒介的白蛉叮咬。

谈及黑热病的扩散路径，离不开一个至关重要的“帮凶”——白蛉。这种身形微小的飞虫仅长2至5毫米，体表呈灰黄色调，密布细毛，双翅展开时形似字母V。其飞行能力有限，多以跳跃式移动，悄无声息，极易被人忽略。白蛉昼伏夜出，活动高峰集中在黄昏至黎明之间，偏好潮湿、阴暗且富含有机物的环境，如洞穴裂隙、墙体缝隙及牲畜圈舍周围。

当白蛉吸食了携带利什曼原虫的病犬血液后，原虫便在其体内繁殖发育；随后，这只带原虫的白蛉若再叮咬健康人群，便会在吸血过程中将病原注入人体，进而诱发黑热病。

得益于多年来的持续防治，我国黑热病疫情已由昔日的广泛蔓延转为低度流行状态，然而并未彻底根除，各地依然有零星病例上报。

目前，国内黑热病主要分为三种流行型别：人源型、犬源型及野生动物源型，各自在传染源、传播机制及高发区域上存在差异。近年来，病例多为散发性出现，少数地区偶发聚集性疫情，山区、丘陵地带、农村以及部分犬源性流行区域仍是防控的重中之重。

黑热病呈现出鲜明的季节节律，其传播媒介白蛉通常于每年5月至9月间活跃，其中6、7两月最为猖獗，故夏季成为感染风险最高的时段。不过，由于感染后潜伏期往往长达数周乃至数月，患者常在秋末冬初甚至次年才显现病症。农民、儿童以及长期在野外作业并进入流行区域的人群，感染概率相对更高。

感染后，潜伏期一般为3至6个月，典型表现包括持续性的不规则发热、肝脾肿大及贫血等，因症状缺乏特异性，极易被误诊。若出现上述体征，且曾有疫区旅居经历，务必高度警觉黑热病的可能！

要远离白蛉、阻断传播，可采取以下措施：
蚊帐防御：在疫区住宿时，宜选用长效杀虫蚊帐，就寝前仔细检查帐内是否藏有白蛉。
衣着防护：黄昏及夜间外出，尽量穿戴浅色长袖衣裤与长袜，最大限度减少皮肤裸露。
化学驱避：于暴露皮肤表面涂抹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虫制剂。
宠物筛查：暑期携犬只前往疫区探亲或游玩后，建议返家半年内为爱宠进行一次黑热病抗体检测。

诊断方面，医生将依据流行病学接触史（即是否到访过疫区）及临床症状做出初步评估，最终确诊则需依赖实验室手段，例如骨髓穿刺检查、rk39快速检测试纸条或PCR技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