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杭州7月31日电 (钱晨菲)在7月28日至31日期间，浙江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杭州举行，会议正式表决通过了《浙江省河湖长制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此举旨在为进一步深化综合治水、打造人民满意的幸福河湖奠定坚实的法治保障。新版规定定于2026年8月15日正式生效，届时原有《浙江省河长制规定》将同步废止。

回溯至2017年，浙江率先在全国范围内颁布实施了《浙江省河长制规定》，这一开创性立法精准划分了各级河长的权责范畴，系统构建了河长制的运行架构，使得河长履职从此具备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与操作准则。自该法规落地以来，浙江水生态面貌焕然一新，其成功经验也为全国同类立法实践提供了宝贵借鉴。

近年来，伴随国家在河湖治理与保护领域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陆续出台及修订，加之治水工作面临的新形势与新需求，浙江积极推动原有河长制规定实现全面升级与迭代。

此番推出的《规定》紧密结合浙江本地水域特色，将江河、溪流、人工水道、湖泊、水库、山塘，以及列入河湖名录的池塘、塘坝等各类水体，均统一纳入治理与监管范围。

《规定》构建了四级总河长与五级河湖长的立体责任体系。具体而言，浙江将分别设立省、市、县、乡四级总河长，总河长作为本行政区域内全面实施河湖长制的首要责任人，须由同级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与此同时，还将在省、市、县、乡、村五个层级全面设立河湖长，实现管理触角的全覆盖。

权责边界清晰、问题闭环处理构成了新规的一大突出特色。依照《规定》，各级河湖长需严格遵循国家和省级层面确定的巡查周期与巡查事项，对责任范围内的河湖展开常态化巡查。巡查重点涵盖水面保洁状况、水体污染情况、藻类及水葫芦等水生生物的生长态势、堤坝及绿道与亲水平台等设施的维护保养，以及其他可能危及河湖生态环境和水利安全的各类情形。此外，《规定》还积极倡导乡级和村级河湖长借助无人机航拍、视频监控等现代化科技手段，进一步提升巡查工作的效率与精准度。

为持续拓宽公众参与和监督的渠道，《规定》明确要求各级河湖长名单必须向社会公开。在河湖沿岸的醒目位置，应设立河湖长公示牌，详细载明河湖长姓名与职务、监督联系电话、河湖名称、河湖长度或面积、河湖长具体职责、治理目标及保护要求等核心信息。上述内容也可通过二维码等多种电子方式同步展示，方便公众随时查询与监督。

中新网天津7月31日电 (记者 周亚强 孙玲玲)在世邦魏理仕华北区研究部及中国区ESG研究负责人孙祖天看来，消费者对绿色健康商业空间的期待已悄然发生转向——不再停留于“看见什么”的浅层感知，而是愈发注重“体验什么”的深层感受。这一转变，正在深刻改写购物中心的运营逻辑与价值内核。

7月30日，2026海河国际消费论坛在天津启幕。孙祖天在论坛间隙接受中新网记者专访时指出，迈入“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阶段理应更加注重ESG整体理念的落地，这一概念涵盖了环境、社会及治理等多个维度。与追求认证与评级的企业客户截然不同，普通消费者更加关注切身的感知与体验。随着年轻一代对绿色议题和ESG内涵的认知持续加深，购物中心在绿色实践上也随之不断进阶。

“单纯增加绿植，或堆砌表面化的健康设施，并不意味着真正实现了绿色化。”孙祖天认为，当下的关键着力点应聚焦于空气质量的优化、宠物友好环境的营造，以及与周边社区的有机互动与融合。

谈及天津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路径，孙祖天表示，该市不少早期开发的项目正面临硬件设施老化与业态结构脱节的挑战，而绿色化与体验化的升级改造，恰恰能够带来多重正向效应。首先，此类改造有助于结合天津独特的城市风貌与社区特色，塑造具有差异化的人文氛围；其次，老旧项目在能耗效率上往往偏低，通过ESG导向的更新，不仅能够降低运营成本，还能吸引更低成本的融资渠道，激发更多投资者的兴趣，为项目焕新提供关键催化；第三，这一过程亦能成为承载天津文化底蕴的绝佳载体，将泥人张等传统手工艺、曲艺表演及地方饮食文化巧妙融入商业空间之中。

如何将ESG从抽象的降碳概念转化为触手可及的感官体验？孙祖天以“人、货、场”作为分析框架进行解读。在“场”的维度上，应借助数字化工具，对空气质量、客流动态等关键指标进行量化呈现；在“货”的层面上，商户所秉持的绿色经营理念、对可持续商品的主动选择，能够与购物中心形成良性互动的ESG生态体系；而在“人”的方面，业主及商户员工所展现出的绿色意识与社群关怀态度，可直接感染消费者，精心策划的相关主题活动亦能为项目整体形象增色不少。

针对天津存量商业体量颇为庞大的现实，孙祖天建议，地标性项目应充分彰显天津“有山、有海、有河”的独特自然禀赋，以及现代楼宇与港口并存的城市气质，并将曲艺、饮食等文化基因融入其中；而社区型商业则应深耕周边居民的人口结构与消费偏好，持续完善业态组合与软硬件配套设施。

在孙祖天看来，历经多年新项目开发的密集期后，天津大规模拆迁与重建的难度正不断攀升。如何在保留历史建筑与工业遗产等城市印记的基础上，将其升级改造为契合现代消费习惯的空间，既是未来亟待破解的核心课题，也是塑造天津独特城市消费名片的关键路径。(完)

2025至2026年度香港赛马季于本月15日晚间，在港岛跑马地赛马场隆重落下帷幕。据香港赛马会方面透露，本赛季不仅缔造了多项赛事新纪录，更吸引约40.13万人次的内地及海外旅客进场观赛，相较2024/2025年度的19.58万人次，增幅高达一倍有余，创下历史新高。

堪称港马骄傲的两匹明星良驹——“嘉应高升”与“浪漫勇士”，在本赛期内合力摘下十项一级赛桂冠。在最新公布的浪琴世界最佳马匹排行榜上，“嘉应高升”凭借国际评分131分并列高居首位，而“浪漫勇士”亦以126分的佳绩稳踞并列第三席位。

适逢农历丙午马年，马会精心策划了一系列主题盛事，其中包括独家冠名赞助的“马到功成耀香江”新春烟花汇演、大年初三于沙田马场上演的贺岁赛马日，以及坐落于沙田彭福公园、主打马术体验的“小马大本营”互动展区。此外，马会亦组织多场国际级论坛与研讨会，汇聚全球各地产业翘楚、监管机构代表、科研精英及医疗专家，共同探讨赛马运动未来发展的方向与蓝图。

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对此表示，两大赛马场地于本季迎来数量可观的内地与海外观众，这一现象令人倍感振奋。他强调，赛马旅游已然成为香港旅游业的重要支柱，亦是推动运动旅游发展的核心引擎之一。马会期待继续携手香港本地、海外及内地合作伙伴，以更开放的姿态迎接四方宾朋。

应家柏进一步透露，马会计划于今年十月在广州从化马场举办国际级纯种马赛事。未来，从化马场将与沙田马场及跑马地马场形成三方协同运营模式，此举意在推动内地优质马产业的落地与发展，带动文化、体育、旅游等多元化消费场景，延伸马产业链的价值纵深，同时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注入更多活力，进一步稳固香港作为亚洲盛事中心的重要地位。

另据悉，马会已于16日向香港特区政府递交涉及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书，凭借其多年来在马匹运动、旅游推广、人才培育、公益慈善及社会创新等领域的深厚经验与专业优势，提出多项具前瞻性的策略构想，旨在促进制度革新与机制“软联通”，助力大湾区迈向国际一流马产业枢纽的宏伟目标。（完）

在北京市房山区，一场关于“隐形雇主”与劳动权益的司法前沿交锋引发关注。部分企业利用合同名称的巧妙转换、管理链条的层层嵌套，试图将劳动关系的责任“甩锅”给模糊地带。面对这样的隐蔽用工现象，劳动者是否还能有效维权？近日，房山区人民法院举行了一场专题新闻通报会，聚焦隐蔽用工类劳动争议的审理现状，并发布了典型案例。据《工人日报》报道，近年来该院受理的相关案件多集中在即时配送、网约出行、快递物流等新兴业态。

新闻发言人指出，一些用人单位通过缔结五花八门的协议、构建多级用工框架，将本应属于劳动法的雇佣关系精心装扮成承揽、外包或合作等民事法律关系，使得劳动者在维权之初便陷入迷茫——究竟谁是真正的雇主？该向谁主张权利？对此，法院坚持实质性审查原则，重点探究用人单位是否对劳动者实施了支配性的劳动管理。从审判结果来看，确认劳动关系或判定企业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情形占据主流。

在发布会上，燕山人民法庭庭长针对这批典型案例，剖析了隐蔽用工的常见“套路”，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

第一类情形被形象地称为“自己管人、外包发钱”。2023年3月，暴某经某快递站点工作人员安排，以快递公司员工名义注册了外卖平台APP，从此担任骑手。公司为他配发了电动车和统一工装，日常调度与考勤均由公司负责，但双方既未签署劳动合同，也未缴纳社会保险。一次配送途中的车祸，让工伤认定陷入争议。暴某于2024年2月离职后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劳动关系。

法院调查发现，快递公司与一家管理公司签有《业务外包合同》，外包费用由佣金、管理服务费、税费及返费等构成，其中管理服务费竟为零元。暴某通过平台接单，报酬由管理公司代发，但资金源头却指向快递公司。在平台显示中，暴某的身份明确为快递公司员工。法院认为，暴某所从事的配送工作属于快递公司的业务范畴，站点站长通过微信群对其进行了实质性的工作监督和考勤管理，双方关系表现出强烈的人格从属性。至于管理公司发放报酬，证据表明其仅代发工资。合同对价低、履行过程异常，明显有规避劳动关系、转嫁经营风险的嫌疑，该风险不应由劳动者承担。据此，法院认定暴某与管理公司之间不存在实质管理关系，快递公司以《业务外包合同》为由否认劳动关系的抗辩不被采纳，最终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提示，法律不会容忍借“自己管人、外包发钱”之名行规避法定责任之实。用人单位若企图以此逃避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或承担工伤赔偿等义务，不仅徒劳无功，反而可能招致更重的法律后果和赔偿负担。

第二类情形则是“以承揽合同行用工之实”。自2021年7月起，于某在某配送站担任骑手，为A公司提供商超商品配送服务。2023年底，A公司撤出该站点，由B公司接手，于某随之被解绑并与B公司绑定，由此与A公司产生劳动争议。于某坚称自己是A公司员工，而A公司则主张双方为承揽关系，出示了《项目转包协议》，声称于某系以个体工商户身份承包配送业务，工资经由第三方平台支付。

法院审理后认定，双方均具备法定劳动关系主体资格，于某的配送工作构成A公司业务的一部分。虽然工资按单量计算，但A公司对骑手进行排班、控制接单量，甚至单独派单，显然实施了管理行为。据此，法院判定双方符合事实劳动关系成立条件，确认劳动关系存在。

法官提醒，用人单位通过要求劳动者签署承揽或合作协议来“去劳动关系化”，在司法实践中难逃穿透式审查。只要用工实质符合劳动关系特征，即使披着承揽协议的外衣，也会被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

第三类情形为“名为外包实为派遣”。李某与甲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被安排至乙公司担任销售员。甲、乙两公司间有《劳务外包合作协议》，约定甲公司派驻人员从事营销项目。因乙公司将李某退回，甲公司随即以严重违反制度为由解除合同。李某申请仲裁后起诉甲公司。

法院指出，尽管李某与甲公司签有合同，但其在乙公司工作场所接受乙公司的管理、指挥，且工资、福利由乙公司确认和结算，这暴露出两公司间是典型的假外包、真派遣关系。乙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按约定程序处罚并退回李某，因此其以违纪为由退回的行为缺乏依据。甲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盲目依赖退回决定解除劳动关系，于法不合，最终被判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法官建议，企业必须厘清外包与派遣的界限，不可借外包协议掩盖真实用工关系。用工单位退回劳动者后，派遣单位应独立审查解除条件，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决定，而不能机械跟随用工单位的“退回”指令。